第三节 本书的目的和方法

反对古有复辅音说的观点虽然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但是并没有将支持复辅音声母的各种主要材料击倒，反对派往往不能对各种复杂的谐声现象作出合理的正面的解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同谐声者本来就不一定同纽。这样的意见本来并没有错，但是由于缺少论证，所以不能令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学者口服心服。现在，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学者反而逐渐增多，就是因为他们坚信他们所利用的材料是站得住脚的，是无可置疑的。本书将要从正面辨析那些用于证明古有复辅音的材料和证据是不可靠的。我们认为不利用构拟复辅音的方法，也能解释那些比较困难的谐声。这样深入细致地辨析考证材料的工作，我们的前辈还是很少做过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证明上古汉语的语音中没有复辅音存在。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我们将辨析用于论证复辅音的主要材料，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将一切材料都毫发无遗地辨析干净。学者们可以推广本书的理论和方法去辨析我们没有论及的那些材料。

本书完全是从客观的、实际的材料出发，而不是从任何现成的理论假设出发，因此本书的意义还在于避免了现在的上古音研究中过分重视“假设”的问题[101]。我想引述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在一封信中所说的话：“对事与物的推论，最好和最安全的方法似乎应该先聪明地寻求事物的性质，再逐渐提出假说来解释。要知道假说只能用来辅助解释事物的性质，假说本身并非事物的性质，除非它可供做实验。因为如果假说的可能性也要作为事物的真实性来实验，那么我就不知道如何使科学得以确定了。”[102]本书是用充分的材料来检验音韵学上的某些假设和理论，而不是企图为某些既成的理论提供证据，更不是为了迁就某些理论假设而歪曲事实或主观地剪裁事实[103]，本书的论述完全是以坚实的考证为基础[104]。我们力求博采文献，戒绝空谈，不作任何没有根据的假设，也避免好大喜功地建立所谓的体系[105]。吕叔湘先生曾经在《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106]一文中告诫我们：“我有一个印象，喜欢搞理论的人多，肯在观察、实验上用功夫的人少，特别是在青年同志里边是如此。别人也有这样的印象。我看语言研究，至少是语法研究，也有类似的情况。为什么会有这种偏向?我想，这是因为搞理论可以得到一种美学上的满足，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过瘾’。你看，化学元素周期表、原子核模型，美不美?美得很啊。语法体系不是也可以搞得很美吗?观察呀、实验啊，既零碎，又枯燥，腻味死了。然而，没有办法：不搞观察和实验就产生不出理论。”吕叔湘先生的这番话是说一切理论都要立足于坚实的实践，要从客观的材料出发，要系统地、准确地掌握材料。这并不是轻视理论，而是轻视脱离实践基础的空理论[107]。我们尤其要提防专门用新奇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文化的倾向。一代国学宗师罗振玉在《碑别字续拾序》[108]说过：“尝怪当世少年，乃务倡隐怪之说，肆向壁之谈，一若学问之事，前贤已发挥无遗，非另辟畦径，不能标新领异者。吾殊不知其何心也。”著名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李济先生《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109]一文论述到：“冒牌的科学，甚至于有计划的欺骗，都在科学界发生过。不过这一类的事件尚可以鉴别；最应该防备的，是借用科学理论，发挥个人的偏见。这些不成熟的半吊子[110]的科学历史观，已经在中国的史学界出现过不止一次了。譬如：有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外国籍的汉学家，曾经把若干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近代地域的分布情形，用作解释两千年前的中国历史，并作了若干推论，说中国文化受了很大的土耳其的影响。这完全是对于民族学的一种误解。我们现在知道，有不少的史学家想利用各种的时髦的社会学理论解释中国上古史。但是他们不但对于社会学这门学问本身没有下过功夫，连中国上古史的原始资料也认识不了许多。不过一般的读者因为他们说法新颖，往往就迷住了。这一类的发展，对史学这门学问本身是不幸的。”[111]我们在上古音研究中一定要提防和反对这种怪现象，现在这种荒唐的事情在音韵学界不仅有，而且很嚣张。具体表现为滥用半生不熟的理论和方法来随心所欲地乱谈假设，并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作许多无根的推论。这种乌七八糟的行为居然被无识之徒吹捧为主流，必将成为千古笑柄。

本书要为上古音韵学的科学研究做一点较为扎实的基础工作。我们也深信这样的坚实客观的考据性探索将会有利于理论上的深入研究，具有理论上的价值，并且本书不作任何高谈阔论的纯粹理论假设。事实上，学者们对音韵学研究方法上的问题早已有所觉察。如鲁国尧先生《致宁继福论<中原音韵>书》[112]说：“我看，迄今对于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包括《中原》的研究在内）都着重于语音系统的考察，而单个字音的演变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近年来，近代词义的研究方兴未艾，而近代字音的研究却很沉寂，《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113]正在编纂中，如果对字义、词义的变化写得很详细，而对字音、词音的演变不作探讨，未免是美中不足。我看单个字音的研究应该重视。我写了三篇宋词用韵考，曾利用《广韵》《集韵》《中原音韵》等与宋词韵字参稽比较，考察了二十几个字音。”鲁国尧先生的意见确实是痛下针砭，颇为中肯。我们认为对具体的材料不作深入细致的考察[114]，就想急于建造理论，提出大胆的假设，构造体系，这不是科学的态度[115]。只靠一些有限的现象就得出结论，并且在这样的结论上又进一步推出其他的结论，这往往是不可靠的。朱德熙先生称之为“以小本钱做大买卖”[116]。事实上，深入细致的考据工作是颇得学术界的重视的。孙玉文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117]、汪维辉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118]、董志翘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119]、陈剑的博士学位论文《殷墟卜辞的分期分类对甲骨文字考释的重要性》[120]都是以考据为主的学位论文，而且都获得学术奖。本书也是以考据为主，但我们在文章中也要涉猎一些规律性和理论性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还相当重要，例如上古汉语中是否真的已经有了反切?古人所说的“合音”到底是不是反切?“倒纽”的现象与上古音声母的关系如何?在上古汉语的语音中，果真如很多学者说的那样有复辅音存在吗?现代的音韵学者用于论证上古音有复辅音的证据是否可靠?其论证的方法是否经得住检验?“自反”原理对于揭示汉字的谐声结构有多大的重要性?本书常常利用古代汉语的“系统性”来驳正学者们的论述及其所根据的材料。毫无疑问，语言的“系统性”问题是密切关系到语言学理论的重大问题，本书的讨论将揭示语言的“系统性”原理所具有的重要的实用价值，具体表现在研究上古音声母时非凡的功用。前辈学者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199页早已精辟地指出：“求语根之专书，端推刘熙《释名》。有《释名》然后知名必有义，义必出于音。然《释名》只单就每字论，而无系统条贯，可为求语根之书，不能为求语根之学也。”这是强调语言的系统性在考求语根上的作用。我在本书中特别关注通过通假字系联法来讨论上古音的声母问题[121]，避免被一些孤立的谐音现象所迷惑。我们的上述工作都将立足于考据，在充分的材料的基础上展开。

另外，本书在坚持以考据为主的同时，也注意利用语音学和方言学的方法来做审音的工作，尽可能地对古汉语的一些音变现象作出音理上的分析，但是我们的审音正如王力先生所要求的一样，是在考古基础上的审音，而不是不顾汉语史自身的材料和问题，一味地迁就所谓的汉藏语对音或汉藏语同源的假设。李方桂在《汉语研究的方向》[122]中说：“‘蚓’（螾）这个字按照我们推测上古音的方法，至少在我上古的拟音为rin，这种音值好像跟现在的念法不大相像，但却是完全根据汉语的材料来定的音，并没有受到别的影响，也就是说并不是在别的语言里有这个字而影响它拟成这个样子。后来，我们发现在西藏文里也有蚯蚓这个字，叫做srin。大凡藏文在名词前头有s-，我们并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处，但是乍看起来，至少觉得这两种读音是有点相近的情形。对不对，我们并不知道，也许是一种偶合或误会的现象。那么成系统的研究，就要看诸位将来远大的前途了。……我们在这里的拟测并不靠西藏语的比较，而是单纯就汉语的本身来拟测，然后再跟藏语作比较。”早在1939年李方桂先生[123]就说过：“因为比较研究是求历史上的关系，所以全系的比较不如一支系的比较容易。因为相近的一小支的语言，它们的历史上的时间变迁都较少，比较起来简单，并且同较大的支系去比较也得拿它作基础。所以把西藏语同汉语比，就不如把西藏语同它相近的缅甸语比；把暹罗语同汉语比，就不如把暹罗语同它同系的别的台语比等。我们把台语的系统弄清楚之后再与汉语比，那么我们就立在较稳固的基础上。”[124]本书讨论汉语上古音的声母问题是以古汉语自身材料为基础。汉藏语对音或汉藏语同源不是本书所讨论的课题[125]。对于经过认真的研究仍然不能解释的音变现象，我们的态度是付之阙如。我们不打算对某些目前还难于解释的复杂音变强作解释，而是尊重语言事实本身。吕叔湘先生在其论文《数量词后的来、多、半》[126]中有一段话很能发人深省：“我不知道这个解释讲得通讲不通。我写这篇短文的主要目的是向读者求教，关于‘来’字的规律是否符合事实。如果这些规律本身站得住，解释的是否圆满应该不影响规律的存在。如果规律站不住，也就是说，对于事实的观察不正确或不全面，那末所作解释，尽管听起来很有道理，也是要落空的。”吕叔湘先生的态度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也是本书采取的态度。

本书力求做到在材料、方法、考证、理论各个方面都既严谨，也有创新。

在材料上，我们尽量广泛地收集文献上的材料，而且注意利用古文字学上的材料和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所出。我们自己也努力寻求古文字材料，并非都利用其他学者所完成的成果。本书还注意参考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丝毫不迷信日本学者的观点，我时刻不忘用自己的研究来印证和检验日本学者的意见[127]。在具体的材料上，例如赵元任先生《反切语八种》[128]指出民间惯于利用反切的方法来创造隐语，此文是很重要的文献。我们也注意到清代学者郝懿行的《晒书堂文集》已经有了类似的观察和论述[129]。

在方法上，本书广泛利用了通假字系联法。在其他学者的论著中运用通假字系联法来研究上古音声母还不是很普遍。本书在研究上古音声母的时候，时刻不忘将汉字的形、音、义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也是本书在方法上的一个特色，因为有许多音韵学家讨论上古音常常是离开字义，就音韵本身来进行讨论，而不是将形、音、义三者紧密相连。事实上，研究上古音的声母问题，是绝对不能忽视文字学和训诂学的重大作用的。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130]：“二曰古无训诂，声音即训诂。黄先生尝云：古无训诂书，声音即训诂也。”许多音韵学问题的解决要借助于文字学和训诂学的研究，许多音韵学家的错误也往往是因为忽视了文字学和训诂学方面的材料。我们在本书中将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另外，本书非常谨慎地使用对音的方法。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时候，我也会在文章中注明。例如我们采用了日本学者、梵学大家宇井伯寿关于支娄迦谶翻译佛经中的音译材料，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可以信赖的研究成果。本书采用的其他对音材料都经过严密的选择和斟酌，且一一详注所依据的文献，并非草率从事。谨慎地利用对音材料对考论古汉语的语音往往有重大的价值。

在考证上，我们继承清代汉学家的宝贵学风，务求严谨，孤证不立论。如同清代音韵学家陈澧《切韵考》[131]卷一序所称：“惟以考据为准，不以口耳为凭，必使信而有征，故宁拙而勿巧。”《清史稿·傅山传》所录傅山论书法之言：“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不会轻易地赞成或反对某种观点，也就是前辈学者说的“既不轻信，亦不轻诋”。务求昭学术之公，持是非之平。我们的态度如同《文心雕龙·序志》所言：“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亦如江有诰《音学十书·古韵凡例》称：“精益求精，密益求密，不敢妄为立异，亦不苟为雷同。”邹汉勋《读书偶识》[132]自叙：“然见必出诸己理，不阿于人。虽见书未广，容有闇同者；交士未多，容有遥合者。亦唯自信，无抄袭焉尔。”本书不回避各种复杂现象和困难问题，实事求是地面对材料所反映的问题，决不以空论代替实证。我努力避免《四库提要》卷五十八“明儒学案”条所说的：“及其末流之弊，议论多而是非起，是非起而朋党立。”虽然我曾经认真地学习过清代小学，然而在具体的考证上却也难免疏漏。本书中出现的任何错误都是诚实的，是我在真诚地探索中所犯的错误，而不是《说文解字叙》所批评的：“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

在理论上，本书的考证和研究是与一系列的理论观点紧密相连的。例如，把自反理论用于上古音声母研究，将解释一系列复杂的谐声问题，尽管并不是我最早注意到汉字中有“自反”现象，但却是我较早地把“自反”理论和上古音声母研究相联系[133]。又如，本书充分注意到汉字的谐声结构中有训读的现象存在，这样的研究在前辈学者中除了杨树达、黄侃、沈兼士之外，其他学者似乎还很少做类似的研究。我们认为用训读可以解释一些比较困难的谐声问题。另外，我们对反切起源的论述也关系到汉语史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我们还需要作一点说明：本书第二章各节虽有各自讨论的中心，但是各节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我们对有的问题的分析事实上涉及多方面的内容，要牵涉到不同章节中所使用的方法。因此，我们把例子归属于哪一章哪一节也只有相对的标准。例如，我们讨论了相当一些例子既属于自反的问题，也属于训读的问题，我们往往是把这些例子归属于“论训读”一节来讨论，而没有放在“论自反”一节。这样的处理只是方便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