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本书选定这个课题来详细研讨的意义在于以下几点：
（1）对于音韵学的意义。上古音的研究一直是音韵学界关注的重点和难点。其中关于上古音韵部的研究由于有《诗经》和先秦的群经、诸子的韵文材料，所以自从清代的顾炎武以来，通过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江有诰、章炳麟、黄侃、王力、李方桂、董同龢等学者的研究，上古音韵部的划分和韵部系统的确立已经基本上完成[134]。但从现代学者章炳麟、黄侃才开始各自提出了明确的声母系统[135]。其后高本汉、王力、李方桂、董同龢、周法高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各自提出了自己的上古音声母系统。2003年，郑张尚芳的《上古音系》[136]总结了自己多年来对上古音的研究，提出了新的上古音体系。前辈学者研究上古音声母系统的主要根据是谐声字。但是由于汉语谐声字的情况非常复杂，学者们对谐声现象往往作出不同的理解和处理，其中一种重要的处理方法就是用构拟复辅音来解释发音部位相差较大的谐声现象。学者们构拟复辅音有多种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是西方语言学家提出的所谓汉藏语系的假设，认为汉语和藏语有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137]，而现代藏语又有大量的复辅音存在[138]。于是有许多音韵学者理直气壮地为上古汉语构拟了许多复辅音声母。但是确立汉藏语同源词的理论和方法近来受到了学术界的怀疑和批评，甚至汉藏语到底是否同源还是一个有待于论证的假设。本书不是要通过汉藏同源词的比较来构拟上古音声母，而是尽量从汉语自身的材料出发来验证学者们构拟的复辅音声母是否与汉语自身的材料相符合。我们在本书的研究中发现：汉语的上古音中并没有复辅音声母存在，上古音声母系统如果导入复辅音的构拟，将会如王力先生所说的一样变得非常混乱，而且会与上古汉语自身的材料相冲突，如本书所经常运用的通假字系联法所显示的汉字声母之间的关系往往与复辅音构拟不相容。我们将指出学者们对用于构拟复辅音的材料大多是作了简单化的处理，没有深刻意识到汉语谐声字的复杂情况，学者们用于构拟复辅音的材料实际上并不能支持他们所构拟的复辅音声母。因此，我们的研究将有助于完善汉语上古音声母系统的建立和一些比较困难的音值的构拟。
（2）对于训诂学的意义。我国的训诂学在清代有了登峰造极的发展，这与清代古音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取得重要成就的训诂学家有不少是古音学家，如顾炎武、江永、钱大昕、戴震、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等人。清代小学家以及晚清以来的刘申叔、黄侃等著名学者大都认为正宗的训诂学的方法是声训，训诂学的方法强调因声求义[139]，不拘字形。正确地运用通假的方法来研究训诂是清代小学繁荣的重要原因[140]。而讲通假必须根据古音，古音包含韵母和声母两个方面（且不论声调）。清代的古韵之学很先进，而古声纽之学不能与之比肩[141]。这非常不利于训诂学家对通假字的确认。清代著名学者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是讲通假讲得很好的专书，然而朱骏声此书有不少的错误往往就出在轻视了声纽间的关系，把本来不是通假关系的字看成了通假字[142]。另外，近百年来，古文字材料大量发现，古文字学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古文字材料中遍地是通假字，不明古音通假将无所措手足。本书对上古音中声母的谐声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训诂学家们对文字之间通假关系的确立。例如有不少的古文字学家认为明母和来母能够直接相通，列举了一些谐声字材料作为根据，本书在逐一辨析这些谐声字材料后，认为这些材料有许多不能成为明母和来母相通的证据。然而在一定的语音条件下，明母与来母似乎又可以相通。关键是要找出特殊的语音条件，以及比较确凿的音变证据。
（3）对文字学的意义。自从《说文》以来，对文字的结构的分析，尤其是对形声字的形声结构的分析是文字学家们关注的一大焦点。然而只有很少的学者注意到了形声字中有自反的原理。也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在文字的偏旁结构中可能存在着训读的现象。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将成为本书的两个专节。这两节的讨论将有助于解释一些似乎奇怪的谐声现象，从而也说明不用构拟复辅音声母同样能够合理地解释汉字中的一些比较复杂的谐声现象。
（4）对古文献学的意义。我国的古文献学与经学有密切关系，《经典释文》是汉代至六朝的经学家们对上古经典的注音的总汇，其中包含许多的异读音。这些异读音被有的音韵学者用来构拟复辅音。实际上，《经典释文》中的异读音包含很复杂的现象。其中很重要的一种体例是六朝的经学家们常常用异读音来表示不同的训诂和不同的文本，甚至用注音来表示错字。《经典释文》中还有不少的训读现象，这是利用《经典释文》的学者经常忽视的。本书有专节讨论经典中的异读音的问题，这对于学者们正确利用古代学者对经典的注释会有参考价值。
（5）对汉藏语研究的意义。本书是以汉语自身的材料为讨论对象，并不借助汉藏语比较。但是我们的研究却有助于对汉藏语到底是否同源的讨论[143]，因为我们的研究表明，汉语上古音中很可能没有复辅音声母，而从古到今的藏语中倒有大量的复辅音声母存在，因此对汉语和藏语之间的关系词到底是同源词还是借词就要慎重研究[144]。我们在本章中有专节详细讨论汉藏语的关系问题，我们后面对复辅音问题的详尽的论述将进一步支持我们的观点。我们这里仅仅指出一点：我们中华民族和汉语是不断发展的。由于汉文化长期的优势地位，汉语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汉化了其他的一些非汉语民族，从而使他们融入汉民族中[145]，这不可避免地把他们本民族的语言的一些特征也带进了汉语。如《隋书·经籍志一》曰：“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经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后魏就是北魏，本来是说鲜卑语[146]，汉化之后，竟连本民族的语言都不懂了，需要进行专门的“教习”。随着方言的融合，这些民族语言的语音现象就会扩展到汉语的通语中[147]。我们认为应该用民族交流与融合以及语言接触来解释汉藏语的关系词[148]，而不应当轻易地认为二者之间有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149]。有证据表明至少在殷商的甲骨文时期，汉民族与现代藏族的先民就是不同的民族，而且是非常敌对的民族，彼此说不同的语言。而且有考古学上的证据表明西藏高原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文化存在[150]，也就是说，即使汉民族与藏民族有种族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那么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分化为不同的人群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利用汉语和藏语有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这一假设来构拟汉语上古音系在方法论上是站不住的[151]。汉语的上古音时代距今最远不过三千年，而汉民族与藏民族的分化肯定是在距今万年甚至数万年以前[152]。我在后面的专节中列举的理由应该是比较充分的。王力先生《先秦古韵拟测问题》[153]一文称：“至于先秦古韵的拟测，虽然也可以利用汉藏语比较，但是我们的目的不在于重建共同汉藏语；而且，直到现在为止，这一方面也还没有做出满意的成绩。一般做法是依靠三种材料：第一种是《诗经》及其他先秦韵文；第二种是汉字的谐声系统；第三种是《切韵》音系（从这个音系往上推）。”郭锡良教授《音韵问题答梅祖麟》[154]也说：“要求《诗经》时代的上古汉语同古藏语相似，是很不合理的。……我们认为，上古汉语不可能、也不应该与古藏语太相似；……构拟要看对象，如果是重建汉藏共同语，当然要用汉藏语比较材料，只能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如果是构拟史料丰富的先秦的《诗经》音系，当然应该以文献资料为主，适当参考其他资料，采取以历史文献考证为基础的内部构拟法。李方桂先生深明此理，所以尽管他掌握了非常多的汉藏语材料，他在《上古音研究》中却极少引用。”[155]何九盈教授《汉语和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156]一文明确表示不同意包拟古等国外学者过分强调比较构拟的做法，何先生说：“我的看法刚好和他[157]相反。上古音的构拟并不代表汉语的原始形式，它与亲属语言的距离还相当遥远，故不可能也不应该‘与亲属语言的形式密合’。在上古音构拟中乱用‘比较构拟’，其必然的结果是把上古音的面貌弄成一个非驴非马的样子。”后来罗杰瑞先生在《早期汉语三等介音的来源》[158]的讲演中大概是受到了王力、郭锡良等学者的启发，也意识到：“用汉藏语比较得来的音是共同汉藏语的音，不是汉语上古音。”而且藏民族在与汉民族分化以后地处西戎，与西域其他各族有众多的文化交流，甚至是一些印欧民族，并非处于民族文化幽闭和孤立的状态，其语言文化不可能没有变异，甚至会有非常大的变迁，如同隋唐时代的日本语言和文化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样。另外，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在中亚的大规模的征服行动难道对西域及西羌民族会没有一点影响吗?这有待于今后学术界的研究。如果根据汉民族与藏民族有种族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就轻易地将汉语和藏语进行比对，那么汉民族与蒙古族、鲜卑族、满族等等其他很多民族都属于蒙古人种，具有种族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我们是否就能够将汉语和蒙古语、满语等语言进行比对呢?而且根据现代很多学者的观点，现代人类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最早是来源于非洲[159]。那么根据这个学说，就可以说汉语不仅与藏语同源，而且与印欧语也同源，也就是与梵语、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等等都同源，我们难道能够利用这个观点来参照上古的梵语、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等等去构拟汉语上古音吗[160]?日本民族、蒙古民族与我汉民族都是蒙古人种，但根本没有语言上的同源关系，学术界没有一人把汉语看成与蒙古语、日语同源，可见人种是否同源与语言是否同源根本是两回事。语言学者千万不能根据汉语民族与藏语民族可能有人种上的同源关系，就说汉语和藏语有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我们希望根据汉藏语同源的假设来构拟汉语上古音的学者们能够认真考虑我们的意见[161]，我们的主张绝不是一味立异[162]，更何况汉藏语还未必同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