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 彼特拉克与薄伽丘时代（1304—1375）
文艺复兴之父
1302年，贵族的黑党（Neri）以武力夺取了意大利中部城市佛罗伦萨的政权，随后便把但丁和其他中产阶级的白党（Bianchi）驱逐出境，同时这个胜利的寡头政治执政团还控告一位白党的律师彼特拉克伪造文书。彼特拉克指责此控告的目的在于结束其政治生涯，于是拒绝出庭受审。由于拒绝出庭，他又被加罪——处以巨额罚金或砍断右手，听其自择。在此情形下，他仍然拒绝出庭，于是被逐出佛罗伦萨，财产也被全部没收。这时，他携妻逃往意大利中部城市阿雷佐（Arezzo）。两年后，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cco）（后来他为了声调动听而把Petracco改为Petrarca，英文为Petrarch）在此出生了。
阿雷佐这座小城，在占优势的保皇党（Ghibelline）——此党在政治上，对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诸皇帝的效忠远甚于对罗马教皇的效忠——的统治之下。14世纪，阿雷佐经历了意大利城市所遭遇到的各种灾难。教皇党（Guelfic）的佛罗伦萨——支持教皇对抗皇帝以争取在意大利的政治权威——已于1289年，在阿雷佐的坎帕尔迪诺（Campaldino）把但丁打败了；1340年，13至70岁的阿雷佐保皇党员均被逐出境；到了1384年，阿雷佐便永远在佛罗伦萨的统治之下了。古代罗马政治家和诗人米西奈斯（Maecenas）生于该城；15世纪和16世纪，使文艺复兴闻名的乔吉奥·瓦萨里（Giorgio Vasari）和使之得到恶名的彼得罗·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也诞生于此城。意大利的每个城市几乎都习惯于产生天才，随后又将其驱逐出境。
1312年，彼特拉克匆促北行，去迎驾神圣罗马皇帝亨利七世。
他自信自己将解救意大利，或至少能解救意大利的保皇党。其自信一如当年的但丁，于是他举家迁往意大利西北部的比萨（Pisa）城，等待佛罗伦萨的教皇党的覆灭。
比萨城在当时仍是意大利最辉煌的城市之一。1284年，其舰队败给热那亚人，导致领地减少和商业范围的缩小；而境内教皇党和保皇党之争，使该城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摆脱佛罗伦萨帝国式的控制。但比萨城英勇的公民引以为荣的是：由大理石做成的庄严宏伟的天主教堂、高耸的钟塔、著名的圣坎普公墓（Campo Santo），或称圣场（Sacred Field），其中心的方院由来自圣地（the Holy Land，今巴勒斯坦）的泥土填成，而其墙上的壁画则在不久之后由乔托（Giotto di Bondone）的学生洛伦泽蒂（Lorenzetti）兄弟几人所绘，其雕刻成的墓碑则令死者不朽。在比萨大学建立后不久，有位聪明的法学家巴尔托鲁（Bartolus）采取罗马的律法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但他在法学上所用之措辞过于晦涩、冗赘，以致为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所诟病。
神圣的罗马皇帝亨利七世在未及决定是否做罗马皇帝之前就丧命（1313年）。意大利的教皇党员欢欣鼓舞；而彼特拉克，考虑到自己及家人的安全，偕其妻及一女两子，迁入罗讷河（the Rhone）沿岸的阿维尼翁（Avignon）。该地新建的教廷和急速增加的人口，给了他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们沿着海岸航行到热那亚，这些城镇像皇冠一般坐落于峭壁的边缘，笔直而下即蓝绿色的海面；这位青年诗人说这种景色“更像仙境而不似人间”。
他们发现阿维尼翁城被显要人物的浮华风气充斥，于是迁到其东北15英里的卡庞特拉（Carpentras），在那里，弗朗西斯科（即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之名）度过中年无忧而快乐的岁月。当他被送往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Montpellier）和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Bologna）学习法律时，这种欢乐幸福的日子就结束了。
他本该喜欢博洛尼亚的，这是一座大学城，充满着学生欢聚之乐，学风很盛且追求独立的思想。14世纪，这里首先讲授人体解剖学的课程。这里的女教授，如诺维拉·安德烈亚（Novella d'Andrea），是如此的动人，以至于有一种极具幻想色彩的传统说法：她讲课时戴着面纱，避免学生因她的美色而分心。博洛尼亚是首先摆脱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束缚，并宣布自治的城市之一；上溯到1153年，它就已自选统治者或市长，并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但在1325年（彼特拉克正在此城），它却被意大利北部的摩德纳（Modena）击败，不得已只能向教廷寻求庇护，并在1327年接受一位教皇的代理主教为其统治者。
彼特拉克崇尚博洛尼亚城的精神，但不喜欢法律条文。在法学的论著里，他所关心的是那些“无数有关罗马古人的引证”，而并不志在研究法律。他阅读所能找到的一切罗马古代名人如维吉尔、西塞罗和塞涅卡等人的作品。他们为他打开了哲学和文艺的新世界。他开始模仿他们的思想，渴望像他们一样写作。当他的父母过世（1326年）时，他放弃了法律，回到阿维尼翁，沉湎于古典诗和浪漫之爱中了。
他告诉我们：在1327年的耶稣受难纪念日（Good Friday），他看见了一位妇人。她那种难以抑制的魅力激发了他的灵感。他以动人的细节来描写她，但却严格保密她的身份，以至连他的朋友都以为此妇人只是虚构的人物，而把他所有的热情当作诗人的特权。但在他所收集的维吉尔诗集——今藏于米兰（Milan）的安布罗西安（Ambrosian）图书馆中——的扉页上，仍可见到他于1348年所写的几句话：
劳拉（Laura），品德超群，因我的诗歌而闻名，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在之后1327年4月6日第一次祈祷时间中，在阿维尼翁的圣克拉拉（Santa Clara）教堂里。在1348年，在同一城，同一月，同一天（第六天），同一次祈祷（第一次）的时间中，那支灯光从我们的时代里被取走了。
这个劳拉是谁？1348年4月3日，在阿维尼翁有张遗嘱被归档保存，立嘱人为劳拉·德·萨德（Laura de Sade），此人是乌格斯·德·萨德（Hugues de Sade）伯爵之妻，生了12个孩子；这位诗人的情人可能就是这位贵妇，而她的丈夫可能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性虐待狂的远祖。在佛罗伦萨城洛伦提那（Laurentian）图书馆现藏着一幅马蒂尼（Simone Martini）所画的小画像，相传是彼特拉克所钟爱的劳拉。画像上的人物有着纤细优美的脸庞、精致的嘴唇、挺直的鼻梁、阴郁的眼睛，暗示出忧郁而娇羞。
我们不知道，当彼特拉克首次见到劳拉时，她是否已婚，或早已是一位年轻的母亲。然而，她宁静地接受他的爱慕，而与他保持一段距离，对他的热情给予克制性的鼓舞。日后他对耽于肉欲生活的自责及对于单恋的纯洁情感的怀念，暗示了他曾对她一往情深。
在此期间，他住在法国东南部的普罗旺斯（Provence）——吟游抒情诗人之乡。彼特拉克像一个世纪前年轻的但丁一样，不知不觉间，也成为一名吟游抒情诗人，并将其热情灌注于上千的诗篇章节中。写诗是当时很流行的消遣。在书信中，彼特拉克抱怨道，不但律师、神学家，甚至他的男仆也写诗；他怕不久“连牛也会像吟诗般地鸣叫了”。从自己的国家，他承袭了十四行诗（Sonnet）的形式，并将之凝结成繁复的押韵诗体，而该诗体数世纪以来使意大利诗定了型，且妨碍其发展。在此后的21年中，他写了207首十四行诗和各种各样其他的诗，都是以这位活泼的、有教养的劳拉为题材。这些手稿被收集成诗歌集，引起了意大利的青年、壮年和僧侣们的注意。
诗人意识到，除了在教会求上进外，别无他途，于是接受了圣职和次级神品（minor orders），并谋求教俸——没有一个人对这些事实会感到惊讶。当劳拉得知她的头发、眉毛、眼睛、鼻子、嘴唇等部位在意大利东部的亚得里亚海至罗讷河之间广被传颂时，她也许会因害羞而脸红，甚至会因兴奋而感动。在从灾难中获救的世界文学里，以前从来没有人用这样多变化而丰富的内容，或用如此苦心的技巧，来详细说明爱的情绪。在彼特拉克的诗里，奇思妙想伴随着一阵阵的爱情火焰，神奇般地被整合成为有韵律、有生气的诗章：
而后
纵使铁石心肠者
见吾诗后
任其冷酷无情
心也在叹息中燃烧
化为灰烬！
意大利人以所曾听到过最为优美的音调为其谱曲——精微、优美、和谐，闪烁着生动的意象，有时甚至使得但丁的作品都显得粗率而不悦耳。的确，这种爽快悦耳的语言——母音胜过子音——已达到完美的高峰，甚至时至今日，仍无人可以超越。外国人可以翻译其思想，但谁能翻译其音韵？——
在光辉的国土，灿烂的思想之境域中，
是否自然已发现了模特儿的模样，
以之为典型，画出优美迷人的偶像，
在凡间可凭此见到天堂塑造之容颜？
常到山泉的森林女神追寻于小丛林，
她那金黄色的鬈发随着阵阵风儿飘扬，
追寻什么？哪颗心知道如此完善的形象？
虽然她主要的完善之处充满我的死亡。
从未凝视她那完美眼睛的人，
见不到那生动的蓝眼珠发光闪闪，
不知道会屈服和拒绝的是爱神，
他要寻找天堂的完美，也就枉然；
知道她的说笑甜美的人，
就会知道她的叹息多么甘甜。
彼特拉克的诗，他悦人的才智和他对妇女、自然界、行为、文学、艺术之美的感受力，使他在文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而他对阿维尼翁教会道德的谴责，并没有阻止伟大的圣职者——像贾科莫·科隆纳主教（Bishop Giacomo Colonna）和其兄弟乔万尼·科隆纳红衣主教（Cardinal Giovanni Colonna）——给予招待和赞助。像我们大部分人一样，在他厌倦和被遣之前，他享乐且原谅自己；在他写十四行诗给劳拉期间，他和一个情妇调情，并生有两个私生子。他有闲暇旅游，而且显然地，也有很丰裕的财源；我们发现他于1331年在巴黎，然后在佛兰德斯和日耳曼，并于1336年在罗马成为科隆纳家族（the Colonnas）的座上客。古罗马公所（the Forum）之毁使他感慨万千。他曾先后请求五位教皇离开阿维尼翁，回到罗马来。然而，最终他自己离开罗马，回到阿维尼翁。
在旅行期间，有7年之久他住在科隆纳红衣主教的宫殿里，在那儿他接触到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最好的学者、教士、律师和政治家，并向他们传达了他对古典文学的热情。但他愤恨阿维尼翁城圣职买卖的腐化、教会诉讼的耗时、红衣主教和高等娼妓间无耻的勾当及基督教对世界信仰的改变。1337年，他在沃克吕兹（Vaucluse）——闭谷（Closed Valley）——买了一栋小房子，位于阿维尼翁东面15英里处。人们惊奇地发现那个小茅屋傍崖而建，该崖则为大块的峭壁所压，索加河（the Sorgue）平静的流水抚吻其间。彼特拉克向卢梭（Jean-Jaques Rousseau）预示的，不仅是他在爱情上错综复杂的情绪，而且也从自然界的景色中获得了乐趣。
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多么希望你能体会我从独自漫游于山中、林间、溪畔所得到的无比快乐！”1336年，他仅仅为了运动、欣赏风景和满足胜利的虚荣心，而养成爬山的习惯。现在他隐居服格罗斯，穿得像个农夫，垂钓溪畔，懒洋洋地在两个花园中工作，以“一狗两仆相伴而自足”。他唯一的遗憾（因为他对劳拉的热情已经尽耗于诗作的追求上）是离意大利太远、离阿维尼翁城太近。
站在那里，他摇撼了半个文学界。他爱写长信给他的朋友、教皇和国王、已死的作家和未出生的后代。他把信件的原稿保存下来，在风烛残年时，他以修改这些信件以求死后有出版的光荣来自娱。这些书信，活泼有力，但几乎不再是西塞罗风格的拉丁文，而是他写下的最有活力的遗作。其中有些对教会的批评过于苛刻，彼特拉克将之秘密地保存起来，直到去世。以表面的诚意，他接受了天主教的完整教义，但在心灵上他却与古人生活在一起；他写信给荷马、西塞罗、李维（Livy），好像他们是尚健在的朋友，他也抱怨自己未能生在罗马共和时期的英雄时代里。习惯上，他把他的一位笔友称为列尔留斯（Laelius），而称另一位为苏格拉底。他鼓励其友去寻找拉丁、希腊文学的遗失手稿，去抄写古代的铭文，去收集古代的钱币，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献。他促成公共图书馆的建立。他实践了他所倡导的事业：在旅游中，他寻找并购买了古典版本，视之为“比阿拉伯人或中国人所给的商品更有价值”；他亲手抄录了买不到的手稿；在家里，他雇了抄写者。他以从希腊带回来的荷马作品自豪，并乞求赠送者致送一本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而且将一本维吉尔的抄本视为随身携带的手册，并在扉页上记下他这位好朋友事业上的成就。中世纪保存了许多异教的古典文学，而其中一些被中世纪的学者所喜爱。但彼特拉克从这些作品的参考书目中知道无数名著已被遗忘或误置了，寻回（或恢复）这些名著成为他的工作动力。
勒南（Renan）称他为“第一位现代人”，因为他“启发了浸淫在拉丁文化中的西方人，让他们对古代文化产生亲切的感情”。这并不适合当作“现代”一词的定义，它并非仅仅是古典世界的再现，而是以自然取代超自然，来作为人类关心的焦点。就此意义而言，彼特拉克也配得上这个附在其名字之后的形容词“现代”；因为他虽然很虔诚，有时会为来世而忧虑，但他对恢复古物的兴趣则培养了文艺复兴时代重视人和现世、重视合理的享乐及以人类全体的光荣取代个人之不朽的观念，并改变了他自己对于中世纪的观点。在他的对话录《沉思录》（De Contemptu Mundi）里，他让圣奥古斯丁对此详加说明；但在这些想象的对话中，他使自己成为世俗文化和尘世声名的维护者。虽然但丁死时，彼特拉克已17岁，但一道深渊却划分了他们的思想方式。一般人都同意他是第一个人文主义者，第一个以简洁有力的文辞来表示人类有权去关心他自己的生活、去享受和赞美生活的完美，去劳动以便有功于后代子孙的思想者。他是文艺复兴之父。
那不勒斯和薄伽丘
在沃克吕兹隐居时，彼特拉克为了和维吉尔一争高下，立志写诗——以论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打败汉尼拔（Hannibal）而解救意大利为题材，写了史诗《亚非利加》（Africa）。他同后一个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一样，选拉丁文作为传达的媒介，而不像但丁那样用意大利文。他希望得到整个西方文学界的认可。在写诗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怀疑其价值。当他正专心于拉丁文六音步诗的写作时，他的意大利文《诗歌集》（Canzoniere）使他声贯意大利，而一本译本也把他的大名带到整个法国去。在1340年从罗马元老院和巴黎大学同时来了请帖，邀请他去接受诗人的桂冠。他接受了元老院的颁赐，并接受了那不勒斯王“智者”罗伯特（Robert the Wise）的邀请，在途中赴那不勒斯小作停留。
在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和日耳曼的霍恩施陶芬（Hohenstaufen）王朝被教皇的武力和外交推翻之后，教皇国（Papal States）南部的意大利（包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被让给了查理的安茹王朝。查理以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统治两地；其子查理二世将西西里割给阿拉贡（Aragon）王室；其孙罗伯特，虽然想重新夺回西西里，最终却失败了，不过由于他有能干的政府、明智的外交及对文学和艺术特别的赞助，因此赢得了“智者”的绰号。那不勒斯王国工业不发达，农业又受到短视的地主的支配，他们把农民剥削到革命的边缘。不过，那不勒斯的商业给予朝廷一些收入，该收入使得新皇堡（Royal Castel Nuovo）常常充满宴乐之声；豪富之家群起效尤；婚姻成为盛大的庆典；定期游艇赛会使得海湾充满生气；当戴花冠的贵妇从雕有纹章的舰尾望台抬头向年轻的花花公子微笑时，他们正在市区内方形广场上进行危险的比赛。在那不勒斯，生活愉快，道德极为松弛，妇女美艳而容易亲近。在这种多情、调笑的气氛中，诗人找到许多诗歌创作的主题和灵感。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就这样在那不勒斯被塑铸出来了。
薄伽丘的父亲是一位佛罗伦萨的商人，其母是一位姓名和德行均不详的法国少女。也许其私生子的身份和一半的法国血统，塑造了其性格。还是婴儿时，他被带到靠近佛罗伦萨城的切塔尔多（Certaldo），在继母的管教之下，度过极不快乐的童年。10岁（1323年）时，他被送到那不勒斯去当学徒，学习理财和经商。他恨商业，就像彼特拉克恨法律一般。他宣称自己偏爱贫穷和诗歌，倾心于奥维德，以他的作品《变形记》和《女杰书简》自娱，而且还背诵了大部分的《爱情的艺术》，为此他曾写道：“这位最伟大的诗人指出：维纳斯的圣火可能使最冷酷的胸膛燃烧。”他的父亲发现不能使他爱钱甚于爱美，于是准许他放弃从商，但条件是要学习教会法。薄伽丘同意了，但他对浪漫生活已做好了准备。
那不勒斯城里最放荡的女人是玛丽亚·阿奎诺（Maria d'Aquino），她是“智者”罗伯特国王的私生女，但她名义上的父亲视之如同己出。她在一所女修道院受教育，15岁嫁给阿奎诺伯爵（Count of Aquino），但发现其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于是她交往一连串的爱人来补足丈夫的缺陷，并鼓励他们把财产花费在自己的服饰上。薄伽丘第一次见到她是在1331年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六（Holy Saturday）弥撒上，刚好是在彼特拉克发现劳拉的四个复活节之后。对于薄伽丘而言，她似乎比希腊的女神阿佛洛狄忒更为美艳；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她的金黄色秀发更为可爱，也没有一件东西比她那淘气的眼睛更令人迷醉。他称她为“小火焰”（Little Flame），渴望将自己沐于她的情火中。他将教会法抛诸脑后，数月以来，他所想的只有如何去亲近她。他单独到教堂去做礼拜，只是希望她能在场。他徘徊于她的窗前，听说她在拜尔耶（Baiae），他就立即赶往那里。他追求她达5年之久，她一直让他等，一直等到其他爱人的钱袋空空如也为止，然后她允许他接近自己。一年耗费昂贵的幽会使得通奸的刀口都变钝了，她抱怨他看别的女人。此外，他的钱也花光了。于是这个“小火焰”转而寻找其他的猎物，而薄伽丘则隐退写诗去了。
很可能他已读过彼特拉克的《诗歌集》和但丁的《新生》（Vita Nuova），他最初的诗与它们很像，是一些有关思慕、燃烧、激烈的爱情十四行诗，其中大部分是写给他的爱人“小火焰”的，有些则赞美“较小的火焰”（其他的爱人）。为了她，他写了一首长而沉闷的散文诗《费罗库坡》（Filocopo）。较佳的是他的《费罗斯特多》（Filostrato），在此他以热情的诗句说出西里斯塔（Criseida）如何发誓永远忠贞于特洛努斯（Troilus），又如何被希腊人捉去，如何在不久之后，以第奥米德（Diomed）之如此“高、壮、美”而且就在身边为借口而屈服于他。他以八行诗节（ottava rima）为表达形式，而此诗体为浦尔契（Pulci Luigi）、博亚尔多（Matteo Maria Boiardo）、阿廖斯托（Ariosto）诸人树立了典型。此诗为坦率的淫荡故事，有5400行，当诗中女主角西里斯塔“抛掉她的内衣，赤身裸体地投入她的情人之怀中”时，达到最高潮。但它也是某一类女人——轻浮而不贞，淫荡而爱虚荣——的值得注意的心理研究；它以现在常可在歌剧里听到的语词结束：
一个年轻的女人很轻浮，渴求着许多爱人；她自认美丽胜过镜中所映出的影像；很傲……她既不知道美德为何物，也不知道才智是什么，始终像风中叶子般漂浮不定。
之后不久，好像要以全力来打破抗拒力，薄伽丘写了一首史诗《提斯第》（Teseide）献给他的“小火焰”，该诗恰恰跟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一样长。此史诗说出两兄弟——派拉蒙（Palemon）和阿赛特（Arcite）——为了一个女人艾米莉娅（Emilia）所引起的流血之争，胜者死在她的怀中。在相当长的迟疑之后，艾米莉娅接受了败者之爱。但即使是英雄式的爱情故事，在9896行中读到一半已足令人生厌了；而英国的读者，在《骑士故事》（The Knight's Tale）里读到被乔叟（Geoffrey Chaucer）适当简化过的故事，便感到满足了。
1341年初，薄伽丘离开那不勒斯，到佛罗伦萨去。两个月后，彼特拉克来到了罗伯特王的宫廷。在皇室的庇荫之下，有一段时间他极受宠幸，然后继续起程去罗马找他的桂冠。
诗人的桂冠
罗马是个可怜的世界首都。教廷已于1309年迁往阿维尼翁，因此再也没有经济基础来支持这个在13世纪时一度繁荣的都市：从12个城邦成千主教区涓滴汇流而成的财富之河，不再流入罗马；再也没有外国使节的公馆设于此；而在帝国和教会的斗争中，露脸的红衣主教也很少；在破败方面，基督教的神龛和古典的柱廊相互辉映；在罗马市郊七山之斜坡上，牧羊人驱赶着他们的羊群；乞丐流浪于街道上，而抢劫的强盗则潜伏于公路旁；太太们被诱拐，尼姑被强奸，朝圣者被抢劫；每人都携带武器；昔日的名门望族——科隆纳、奥西尼（Orsini）、萨维里（Savelli）、阿尼巴尔第（Annibaldi）、加埃塔尼（Gaetani）、弗兰吉帕尼（Frangipani）——以暴力互争，且密谋在政治上控制统治罗马的寡头元老院；中产阶级人数少而力量薄弱；由20个民族混合而成的群众，生活在极贫穷的状态中，以致麻木得组织不起自主的政府；流亡于阿维尼翁的教廷对此城的统治的权力，被减低至仅具有罗马教皇使节（总督）理论上的权威，而人们对此完全不理睬。
在这样的混乱和贫穷中，被人们引以为豪的残缺不全的古物遗迹，激起了学者的幻想和爱国者的梦想。罗马人相信，终有一天罗马会再度成为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世界首都，而远在阿尔卑斯山外的野蛮人也将送来帝国的贡物和罗马教皇的税金。不过，人们仍到处为艺术而花费：彼得罗·加瓦尼尼（Pietro Cavallini）以极有名的镶嵌细工装饰特拉斯特维尔（Trastevere）地区的圣玛利亚（Santa Maria）教堂，而在圣西西里娅（Santa Cecilia）教堂他开创了罗马派的壁画，其重要性几乎等同于乔托（Duccio）在锡耶纳（Siena）的壁画和乔托在佛罗伦萨城的壁画。即使在罗马的贫困中，诗人也会忘记当下，为未来歌颂。图密善（Domitian）所创的加桂冠于所宠幸的吟游诗人之额的典礼为意大利东北的帕多瓦（Padua）城和普拉托（Prato）城所恢复之后，元老院认为加桂冠给举世公认的该国诗人，是罗马在传统上的最高权力。
因此，1341年4月8日，由青年和元老所组成的彩色缤纷的队伍，护送着彼特拉克——穿着罗伯特王所赐的紫袍——一直走到朱庇特神殿。在那儿一顶桂冠戴在了他的头上，那位高龄的元老斯蒂法诺·科隆纳向他致颂辞。从那天起，彼特拉克有了新名声和新敌人。竞争者试图以口诛笔伐来摘下他的桂冠，但国王和教皇则很乐于接他到宫廷里来。不久，薄伽丘将他归入“古代名人”之列。意大利以其名望自豪，宣称他为维吉尔再世。
在他到达生命曲线的顶点之际，他究竟是何种人物？在青年时代，他很英俊，并以外表和衣饰自负；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嘲笑自己以前装束的琐细款式过于拘泥，嘲笑自己那蜷曲的头发，嘲笑自己为了精制的鞋子而把脚压得紧紧的；在中年时代，他有点儿发胖，下巴也加倍肥大，但他的面庞仍具有优雅和生动的风韵；到最后，他仍保持自负的态度，但他所自夸的不是外表，而是其成就，不过这只是圣徒才能避免的过失。他的信件，如此地吸引人和华丽，若不是因为有假装谦虚和过度傲慢之嫌，则必更为吸引人和更华丽。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他享受赞扬和喝彩，渴求声名和文学上的不朽。因此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前，他就敲击了被持续得最久的音符中的一个音符——对光荣的渴求。他有点妒忌他的对手，并对他们的中伤加以反击。对于但丁的人气，他感到不安（虽然他加以否认）。正如伊拉斯谟（Erasmus）对于路德（Martin Luther）的粗野会战栗一般，他对但丁的残暴也会震颤，但他猜想在这位佛罗伦萨人的性格中，倔强的脾性一定无法用言语形容。他自己现在精神上是半个法国人，因此他太过于温文有礼，以致不敢诅咒这半个世界；他缺乏使意大利奋起或毁灭的热情。
接受了好几个教会的教俸，他富裕得足以轻视财富，而且因胆小只喜欢过文人的生活：
再也没有比笔更为宜人、更轻的负担了；其他的乐趣，当它们迷人时，使我们失败，使我们受伤，但我们提笔则高兴，搁笔则满足；因为它有力量帮助其领主、主人和许多其他的人，甚至帮助那些几千年后尚未出世的人们……正如尘世的乐趣没有一样比文学更为崇高，也没有一样比文学更有持久性，更为温柔，更为忠贞；没有一样东西能以如此小的努力或忧虑作为代价，而能在生命的变迁中，从头到尾地陪伴着其主人。
但他说到他的“不同的心境，绝少快乐，经常消沉”。要做一个大作家，他必须对形、声、自然界、男女之美有感受力；也就是说，他必须比我们大多数人更能忍受世界的噪音和丑陋。他热爱音乐，弹得一手好维忽拉。他赞赏优美的绘画，把马蒂尼归在朋友之列。女人一定曾吸引过他，因为他有时带着几乎是隐遁者的恐惧感提及女人。他使我们相信，在40岁以后，他从未与女人发生肉体上的关系。他曾经写道：“肉体和心智的能力必须大到足以满足文学活动和妻子两方面的需要。”
他并没有提出新奇的哲学。他不接受经院哲学，认为它是一种远离生活的虚矫诡辩。他向亚里士多德的绝对可靠性挑战，而偏爱柏拉图。他从阿奎那（Thomas Aquina）和邓斯·司各特（Duns Scotus）的作品回到《圣经》和基督教最初6世纪主要作家的作品，他喜爱圣奥古斯丁谐和的虔诚和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制欲派的基督教思想。然而，他引用西塞罗和塞涅卡的文句，其虔敬的程度就像引证圣徒之言，而且常引异教经文来为基督教争辩。他嘲笑哲学家的争论，发现他们比各式各样的钟声更不和谐。他抱怨“哲学的目的只求措辞过细的析理、细微的辨别和说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样的训练可以制造机敏的辩论者，却几乎造就不出有智慧的人。他嘲笑由这样的哲学研究所加冕的硕士和博士高位，而且奇怪一个愚人竟在加冕典礼中变成了博学的人。以现代的措辞而言，他几乎不接受占星学、炼金术、鬼魅、怪物、占卜、梦兆及当代奇迹等说法。在一个将伊壁鸠鲁视为无神论者的时代，他有勇气对其加以赞扬。有时他说话就像一个怀疑论者，并先于笛卡儿提出了这样的怀疑：“我自己天赋能力的不可信……我像信奉真理般的信奉怀疑……不肯定任何事情，怀疑所有的事情，除非该事情因怀疑存在而成为渎圣之物。”
显然，他把真诚列入例外。他对教会的教条不表怀疑。他过于温和、安适，而没有成为一个异教徒。他写了几本祈祷书，像他的兄弟，借着僧侣式的和平，使通往天堂之路安适一些——他认为这对他更好。他讨厌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两城近乎无神论的阿威罗伊（Averroes）思潮。基督教对他而言，在道德上是无可争论的，而且凌驾于异教之上，他发现人们可以继续做基督徒而受教育。
新教皇克莱门特六世（Clement Ⅵ）的选举（1342年），使彼特拉克能够很合时宜地回到阿维尼翁，而且向教皇致颂辞并求恩赐。依照颁赐教俸——来自教会财产的收入——以资助作家和艺术家的先例，克莱门特六世赐给彼特拉克一个副修道院长的职位，而在1346年又任命他为帕尔马（Parma）修道院的教士。1343年他衔命赴那不勒斯，在那儿他遇见了当时最不守法的统治者之一。
“智者”罗伯特刚刚逝世，他的孙女乔安娜一世（Joanna Ⅰ）继承他的王位和领地，包括普罗旺斯和阿维尼翁。为了取悦其父亲，她跟匈牙利王之子、她的表兄安德鲁结婚。安德鲁认为他应同时为国王和女王之夫；而乔安娜的情夫路易把他杀掉（1345年）并跟女王结婚。安德鲁的哥哥路易斯继承匈牙利王位，进兵意大利，占领那不勒斯（1348年）。乔安娜逃到阿维尼翁去，而将那不勒斯城以8万弗罗林的代价卖给教廷；克莱门特教皇于是宣判她无辜，批准其婚姻，并命侵略者返回匈牙利。路易斯王不理此命令，但黑死病（1348年）使其军队凋残殆尽，他被迫撤回匈牙利。乔安娜复位（1352年），在繁荣与罪恶中她延续统治直到被教皇乌尔班六世（Urban Ⅵ）废除（1380年）为止，一年后她被都拉索（Durazzo）的公爵查尔斯俘虏，1382年被处死。
彼特拉克接触这段流血的罗曼史，仅在其最初的时期，即乔安娜统治的第一年。他很快就恢复漫游的生涯，在帕尔马停留后没多久，然后去博洛尼亚，后来又到了维罗纳（Verona）。在维罗纳的教会图书馆中，他发现了西塞罗给阿第库斯（Atticus）、布鲁特斯、昆图斯（Quintus）诸人遗失信件的稿本。在利耶（Liége），他早于1333年已从墓中挖出西塞罗的演讲词《对诗的赞美歌》（Pro Archia）。这些是文艺复兴古物的发现中最有成果的探索。
彼特拉克时代的维罗纳可列入意大利最有势力的城邦之一。它以其古物和罗马式的戏院（人们仍可在星光闪烁的夏夜在此听歌剧）自豪，因有远越阿尔卑斯山而直下阿第吉河（the Adige）的贸易而富裕，在斯卡拉（Scala）王朝的统治下达到极盛，以致威胁到威尼斯在商业上一家独大的地位。在可怕的爱兹里诺（Ezzelino）王死后（1260年），该自治区选马斯蒂诺·德拉斯卡拉（Mastino della Scala）为其统治者。马斯蒂诺于1277年被人暗杀，但其弟、继任者阿尔伯特（Alberto）强势地建立了斯卡里杰利族（Scaligeri，“攀梯者”，发迹中王族的象征）的统治，而开创了维罗纳历史上的盛世。在他统治期间，多米尼克派僧侣开始建立可爱的圣亚他那修（Sant Anastasia）教堂。一个无名的抄写家把维罗纳最有名的子弟卡图努斯（Catullus）遗失的诗挖掘出土。而卡皮里提（Capelletti）的教皇党族和蒙提奇（Montechi）的保皇党族相斗争，做梦也没想到他们会成为莎士比亚（Shakespeare）笔下的卡皮里斯（Capulets）和蒙特塔奇（Montagues），即《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中两位结成世仇的家长。最坚强而且也最高贵的“暴君”是坎·格兰德·德拉斯卡拉（Can Grande della Scala），他使其朝廷成为被放逐的保皇党员的庇护所和诗人、学者的避难处。在那里有好几年但丁曾愤慨地爬上赞助者不稳的阶梯。坎·格兰德把维琴察（Vicenza）、帕多瓦、特雷维索、贝鲁诺（Belluno）、费尔特（Feltre）和西维德尔（Cividale）等城置于其权力之下。威尼斯备感威胁，当坎·格兰德由一位较不热心的马斯蒂诺二世（Mastino II）继承时，威尼斯发动战争，联合佛罗伦萨和米兰，强迫维罗纳放弃所有被它征服的城市，只保留其中之一。坎·格兰德二世建了一座横跨阿第吉河的庄严宏伟的斯卡里杰利（Scaligero）桥，有内宽160英尺的拱门，这在当时是最大的。他被其弟康西奇诺里（Consignorio）暗杀。杀害其兄弟的康西奇诺里却成为一位明智而仁慈的统治者，而且为斯卡里杰利（Scaligers）家族建了装饰最华丽的坟墓。他的儿子为分王位，争执至死。1387年，维罗纳和维琴察被米兰公国吞并。
里恩佐的革命
彼特拉克回到阿维尼翁和沃克吕兹（1345—1347年）后，仍享有科隆纳家族的友情款待，却听到革命突然在罗马爆发，一个旅社老板和洗衣妇的儿子已把科隆纳家族和其他贵族的权力废除，并恢复了西庇阿父子、格拉基（Gracchi）兄弟和布雷西亚的阿诺德（Arnold of Brescia）所建立的共和体制。
里恩佐（Niccola di Rienzo Gabrini）曾在1343年遇见过彼特拉克，那是30岁的他以年轻的法律公证人身份到阿维尼翁时。当时他把罗马的可怕情况告知克莱门特六世，并为罗马人民恳求教廷支持，以抗拒统治首都的那些为世仇而斗争、抢劫的贵族。克莱门特虽表示怀疑，却加以鼓励，给予金币，并送他回去，希望在教皇和贵族的持续冲突中利用这位热情的律师。
像彼特拉克由于罗马的毁灭和古典精神而激起想象力一样，穿着古代元老的白色宽外袍、说话具有格拉基兄弟的热情和西塞罗的辩才的里恩佐，指着庄严宏伟的罗马公会所和巨大的浴场的遗迹提醒罗马人：古代罗马的执政官或帝王，曾从这些小山丘上，向罗马和全世界发布法律和命令；他煽动人们去夺取政府，恢复公共集会，选一位有足够力量保护他们并对抗腐化的贵族的保民官。穷人们以敬畏的态度聆听他的演讲；商人怀疑这位有能力的保民官是否可使罗马安全地发展工业和贸易；而贵族则嗤笑他，把里恩佐当作宴会中谈笑的话柄。他承诺当革命来临时，选一个贵族上绞刑架。
令贵族们感到惊恐的是，革命竟然真的到来了。1347年5月20日，罗马人在朱庇特神殿会集。奥维托（Orvieto）主教代表教皇护送里恩佐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宣布恢复共和，并分配赈济物。他们选他为独裁者，而在稍后的集会里允许他袭用曾流行一时的保民官的头衔。那位高龄的斯蒂法诺·科隆纳元老抗议，里恩佐命令他和其他的贵族离开罗马城。他们愤怒了，但出于对这些武装革命分子的尊重，只好退居到乡下的田庄。因成功而狂喜，里恩佐像被圣灵所感似的开始说道：“我乃是奉耶稣的权威，而成为神圣罗马共和国的闻名救主。”
他的政绩极佳：物价被加以管制以抑制奸商；过剩的玉米存放在谷仓里；疟疾流行的沼地渐被吸干，罗马四周的平原得到开垦；新法庭以公正而严厉的态度处理审判事件；一僧一侣一男爵因为相等的重罪而被杀头；一位前任元老因盗一艘商船而被吊死，受雇于贵族派系的刺客被逮捕；和解法庭在几个月内调解了1800件民事纠纷；一向习惯于在自己的法律下生活的贵族，对在自己田庄犯罪要负刑责感到很震惊；尊贵的彼得罗·科隆纳也被徒步带往监牢去；犯有渎职罪的法官被套上枷锁而受众人耻笑；农人在少有的安全与和平的状态下，耕种自己的田地；商人和赴罗马途中的朝圣者吻着已恢复的共和国之标，被土匪横行达半世纪之久的公路恢复了安全。整个意大利对这种大无畏的改变感到惊讶。于是彼特拉克写了感谢和赞美的颂歌献给里恩佐。
以勇敢的政治家的风度把握机会，这位保民官派遣特使到整个意大利半岛，邀请各城邦派代表来组成一个议会，以便在自治区的联邦方式之下来统一并统治“整个神圣的意大利”，使罗马再度成为世界首都。在由来自全意大利的法官所组成的初步会议上，他提出一个问题：现已重建的罗马共和国，是否可以重新要求在其衰微时所曾授给其他机构的特权和权力？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里恩佐促使公共会议通过一项法律，即把这些授予的权力恢复给共和国。这项崇高的宣言，废除了1000年来捐赠、让位、加冕的权力，同时废除了也威胁着神圣罗马帝国、许多自治的城邦以及教会（指教廷而言）的世俗权力。25个自治区派代表来参加里恩佐的议会，但主要的城邦——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对是否屈服于联邦一事犹疑不决。克莱门特六世对这位保民官的虔诚——他与奥维托主教在形式上分享权威，他对于朝圣者的保护，他给予在1350年举行的可获利的嘉年会之展望，等等，都感到很满意。但克莱门特六世开始怀疑，这位自信的共和主义者，会不会因好高骛远做自己做不到的事而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家？
崇高理想的破灭是令人惊奇和惋惜的。权力就像自由，只有审慎的智慧才能应付其考验。里恩佐是一位过于伟大的演讲家，以致不能成为现实的政治家。他相信他自己庄严的措辞、承诺和主张，却被自己的时代毒害。当联邦会议召开（1347年8月）时，他已为接受爵位作好了准备。那天黄昏，他由人护送前进到圣约翰浸礼所（St. John Lateran），把全身投入浴池里（依照传说，君士坦丁就是这样洗掉他的异教思想和罪行的），然后，他穿着白衣，整夜睡在教堂廊柱间的公共睡榻上。第二天早上，他对该会议及全世界发出一个布告，宣布意大利所有的城市都获得自由，并赋予他们罗马公民权，而把选皇帝的特权保留给罗马和意大利的人民。抽出剑，他挥舞于三个方向，然后以罗马代表的身份说：“那属于我，那属于我，那也属于我。”他开始沉溺于浮华的奢侈中，有100个武装人员做前导，他穿着镶有金边的白丝袍，在皇家旗队护随之下，骑着白马到处跑。当斯蒂法诺·科隆纳元老谴责他的金镶边时，他宣布有贵族阴谋反抗他（这很有可能），命令抓几个来，给他们加上脚镣手铐，带到朱庇特神殿去，对着公共集会的群众建议把这些人处死。但他又发了慈悲，原谅他们，并任命他们当罗马四周平原的官。这些贵族则以组成一支雇佣军来对抗共和国作为报答。罗马的人民自卫队出去与之交战，把他们打败了。斯蒂法诺·科隆纳及其子则死于此役中（1347年1月20日）。
里恩佐因胜利而得意忘形，越来越忽略一向在公务和权威方面与他相关的教皇代表。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的红衣主教警告克莱门特说统一的意大利——毋宁说罗马所统治的帝国——将使意大利教会（教廷）成为该城邦的囚犯。10月7日，克莱门特派遣他的特使伯特兰德·图斯（Bertrand de Deux）去见里恩佐，要他在被废黜和限制其权力之间作个选择。虽有抗议，他还是屈服了。他答应服从教皇，并宣布取消使帝国和教皇特权作废的布告。克莱门特还不满足，他决心迫使这个靠不住的保民官退位。12月3日，他发布训谕，诬蔑里恩佐为罪犯和异教徒，并要求罗马人民驱逐他。教皇的特使暗示说如果不如此做的话，则不宣布嘉年会的举行。与此同时，贵族已另募一支军队，现正进军罗马。里恩佐发警报召集人民组成军队。只有少数人到来，许多人已因他提高税额而怀恨在心。当贵族的军队接近朱庇特神殿时，里恩佐的勇气消失了，他把象征其职务的标志抛掉，向朋友告别，流着泪把自己关在圣安杰洛城堡（Castello Sant Angelo,1347年12月15日）。获胜的贵族重入他们在城内的宫殿，而教皇的特使任命其中的两位为元老以统治罗马。
里恩佐没有受到贵族恶意的攻击，但被逐出教门，于是逃到那不勒斯去，然后到舒尔斯纳（Sulmona）、阿布鲁奇（Abruzzi）家族所属的山林地区。在那里他穿着悔罪者的服装，过了两年隐遁者的生活。后来，历尽千辛万苦而仍得以存活，便秘密地化装经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和奥地利到布拉格见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在其面前，他愤怒地控告教皇。他把罗马城的无政府和贫穷归因于教皇不在该城，而把意大利的长期分裂归因于他们世俗的权力和政策。查理责备他，并为教皇辩护。但当克莱门特要求把里恩佐以教皇的囚犯身份送到阿维尼翁时，查理却保护他，把他监禁在易北河畔的一个城堡中。在经过一年难以忍受的监禁和独居生活之后，里恩佐要求被送到教廷。在他到阿维尼翁的途中，群众蜂拥围观，而英勇的武士则以剑来护卫他。1352年8月10日，他到达阿维尼翁时衣衫褴褛，以致所有人都同情他。他请求在沃克吕兹的彼特拉克，这位诗人答应对罗马人民发出清晰响亮的呼吁来保护这个曾经给他们自由的人：
给罗马的人民……击败列国无敌的征服者！……你们的前任保民官现在在异乡人的权力下做了阶下囚，而且——的确是可悲的情景！——像一个夜盗或他的国家的叛徒一样，他戴着脚镣手铐为自己辩护。世上最高的法庭拒绝给他合理的辩护的机会……罗马实在不应得到如此的待遇。它的市民，一度曾不为外国法律所侵犯……现在却受到不分青红皂白的虐待。此虐待不但施之于与犯罪不相关的无辜者，而且加之于在德行上受到极高赞赏的人……他的被控，并非由于背叛自由，而是维护自由；他的有罪，并非因为放弃朱庇特神殿，而是保护朱庇特神殿。他所被控而且应以死刑来赎偿的最主要罪名，是他胆敢声明罗马帝国仍在罗马，而且属于罗马人民。啊！多么邪恶不虔敬的时代呀！啊，多么反常的妒忌和空前的恶毒呀！啊，天啊！你那常常驱散人类灾难之云的眼睛在哪儿？……为何你不以你那叉状的电光来结束这不神圣的审判？
克莱门特并不想处死里恩佐，只命令把他监禁在阿维尼翁教皇宫廷的一座塔里。当他在塔里研究《圣经》和李维的作品时，一个新的保民官弗朗西斯科·巴罗西尼（Francesco Baroncelli）在罗马取得政权，放逐贵族，愚弄教皇的特使，而且和神圣罗马皇帝的支持者保皇党员联合起来反抗教皇。克莱门特的继任者英诺森六世，释放了里恩佐，送他到意大利去帮助阿布诺佐（Albornoz）红衣主教，负责恢复教皇在罗马的权威。当这位阴险的红衣主教和这位受过压制的独裁者接近首都时，那里正发生叛变，巴罗西尼被废并被杀，罗马人将政权移交给阿布诺佐。百姓在大街上扎起胜利的拱门，发出快乐的欢呼，来迎接里恩佐。阿布诺佐任命里恩佐为元老，并将罗马的世俗政府交给他来统治（1353年）。
但多年的囚禁生涯已使他身体发胖，丧失勇气，以往一向精神焕发而无所畏惧的保民官，现在已鲁钝了。他的政策依循着教皇的路线，不再从事早年统治时的伟大的冒险事业。贵族仍然恨他，而最下层阶级的人民，看到他现在成为一个谨慎的保守者，祛除了乌托邦的思想，不再忠于他们的主义，转而反对他。当科隆纳家族向他宣战、把他包围在巴勒斯提那（Palestrina）时，他没领到薪水的军队已处于兵变的边缘。他借款付薪，增税偿债，因而使中产阶级对他也疏远了。离他回罗马重掌政权不到两个月，一群暴民便进军朱庇特神殿，喊着“人民万岁！把里恩佐叛国者处死！”他穿着武士的甲胄，走出皇宫，试图以辩才控制这些群众。但反叛的民众以嘈杂的声音淹没其演说，并以投射器向他投射石块。一支箭击中他的头，他退回皇宫，暴民在宫门放火破门而入，抢劫各房间。里恩佐藏在一个房间里，匆匆剃掉胡须，穿上门房的宽大衣服。他从人群中穿行，没有被认出来。但他的金手镯暴露了他的身份，于是被当作囚犯引到朱庇特神殿的台阶，在那儿他以前曾判人死刑。他要求大家听他说话，然后开始以演讲来打动人心。但一个工匠惧怕他的口才，以剑刺穿他的肚子来打断他的演讲。100个跟风者把他们的刀子插入死尸里。流着血的尸体被拖拽于全城的每条街道上，然后像腐肉般被悬挂在一个屠夫的摊位上，在那儿曝尸两天，成为众人侮辱和顽童掷石的靶子。
漫游的学者
里恩佐未能恢复古代的罗马，除了诗以外。彼特拉克在恢复罗马文学方面成功了，罗马文学因此得以延续。他曾公开地支持里恩佐，以致失去阿维尼翁的科隆纳家族的宠幸。他一度想与罗马的里恩佐在一起。当他听到这位保民官的地位和行为正在恶化中时，他已上路远达热那亚城了，于是把路程改向帕尔马（1347年）。当黑死病袭来时，他正在意大利，他的许多朋友以及阿维尼翁的劳拉都死了。1348年，他接受了卡拉拉的雅各布二世（Iacopo Ⅱ）的邀请，到帕多瓦做客。
此城古旧得有点惨不忍睹。公元前59年，李维出生于此时，它已有数百年之久。1174年，它成为自治区，忍受爱兹里诺暴政的统治（1237—1256年），恢复独立，唱着自由的祈祷歌，使维琴察成为属地。受到坎·格兰德·德拉斯卡拉的攻击，而且几为其所征服之后，此城放弃了自由，选卡拉拉的雅各布一世为独裁者（1318年），此人心肠之硬正如刻有其名的大理石。后来其家族的人，或名正言顺，或以暗杀的方式，延续其权力。彼特拉克的保护人于1345年以谋杀其前任取得王位，想以优良的政府来赎罪，但4年统治之后被刺杀。弗朗西斯科·卡拉拉（Francesco da Carrara）在近40年不平常的统治之下，使帕多瓦达到跟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鼎足而立的局面。他的失策是在1378年的苦战中，联合热那亚对抗威尼斯。结果威尼斯获胜，帕多瓦被威尼斯统治（1404年）。
在此期间，帕多瓦对意大利文化生活的贡献很大。以“第二神圣”（II Santo）闻名的圣安东尼（St. Anthony）庄严宏伟的教堂，于1307年完成。大萨隆（Salone），或称议会大厦（Sala della Ragione），在1306年由一位修道院建筑师伊拉米塔诺（Fra Giovanni Eremitano）修复，如今依然屹立。里吉阿（Reggia），或称皇宫（Royal Palace），长1345英尺，有400个房间，其中有很多房间里有卡拉雷西（Carraresi）王族引以为豪的壁画。除1364年第一次鸣响的有名钟塔外，现已不存一物。20世纪初，一位有野心的商人恩里科（Enrico Scrovegni），买了古罗马圆形剧场里一座宫殿，召请意大利最有名的雕刻家乔万尼·皮萨诺（Giovanni Pisano）和最有名的画家乔托来装饰其新居小礼拜堂，结果这座小小的竞技场礼拜堂现闻名于世。在这里，勤快的乔托画了50幅壁画、圆盾和大奖牌，说出圣母和圣婴的神妙故事。主壁画的四周为先知和圣徒的头像和象征人类善恶的巨大女人形体。在正门的上面，他的学生以一种轻率的笔触，描绘笕嘴式的怪画来表现在肉体迷惑中的“最后的审判”。单纯的手法，原始的透视法，脸、姿态、人物的单调的相似性，对结构不完美的感觉和运用，几乎所有人物均用浓重的金黄色调，就像帕多瓦的伦巴底人（Lombards）仍是刚从德国来的伦巴底人似的——对于这些，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可能会付诸一笑。他于一个半世纪之后，曾为附近爱利米塔尼（Eremitani）教堂装饰一个小礼拜堂。但在《耶稣诞生》中的圣母玛利亚，在《拉撒路升天堂》（Raising of Lazarus）中的耶稣高贵的头，在《求婚者》（The Wooers）中庄严而高尚的牧师，在《背叛》（The Betrayal）中镇定的耶稣和粗鄙的犹大等生动的形象，那种宁静的优雅、和谐的结构及在色彩和形式上广阔的全景变化中的动作，都使这些画在6个世纪之后，依然新鲜、清朗，而成为14世纪绘画史上成功的典范。
彼特拉克可能已看过竞技场圆形剧场壁画，他一定很赏识乔托，因为在他的遗书中，他把圣母玛利亚的像《圣母像》（Madonna）赠给帕多瓦王卡拉拉的弗朗西斯科。“该画由最卓越的画家乔托所绘，此画之完美……足以使艺术大家惊讶。”但在此时，其兴趣主要放在文学上。当他听到在其前，有一位人文主义者，以塞涅卡的风格（或体裁）写了一篇拉丁文戏剧《伊西里尼斯》（Ecerinis），因而在1314年被加冕为帕多瓦的桂冠诗人，他一定因之而受刺激。这个剧本，就我们所知，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个剧本。彼特拉克一定游历过该城认为高尚而且以之自豪的大学。该大学是当时意大利最有名的学校，能与以法学著名的博洛尼亚大学及以哲学称胜的巴黎大学媲美。彼特拉克对帕多瓦教授那种坦率的说法感到震惊——他们怀疑个人灵魂的不朽，把基督教说成为学者所暗自摒弃的“有用的迷信”。
1348年，我们发现这位不停息的诗人在曼图亚（Mantua），然后在费拉拉（Ferrara）,1350年他加入朝圣者的人潮，到罗马去参加嘉年会。途中他首次游历佛罗伦萨城，并与薄伽丘建立了热诚的友谊。此后，彼特拉克说，他们同心合意。1351年，由于薄伽丘的敦促，佛罗伦萨政府撤销没收彼特拉克之父财产的布告，并派薄伽丘到帕多瓦去给彼特拉克一笔补偿金和佛罗伦萨大学教授的职位。当彼特拉克拒绝此一颁赐时，佛罗伦萨又撤销了之前的决定。
乔托
要爱中世纪的佛罗伦萨城是很困难的，因为其在工业和政治方面是如此的困苦和艰难；要钦佩它却很容易，因为其将财富贡献于美的创造。就在彼特拉克年轻时代，文艺复兴正在此城进行。
它因为受到商业竞争、王族世仇、意大利其余地区所不能与之相比的私人暴力等气氛的刺激而发展。居民因阶级战争而分裂，而每一阶级本身又分裂成许多派系，一个派系若战胜则冷酷无情，若战败则企图报复。任何时刻，少数王族从甲党变节而投入乙党，总会使权力的天平倾斜。任何时刻，一点不满的因素，即可能诉诸武力，而且使人企图罢黜政府。若成功，则驱逐被击败的党派的领袖，常常没收其财产，有时烧毁其家园。但经济的斗争和政治的煽动并非该城生活的全部。虽然对党派的忠诚甚于对城邦的忠诚，但其市民有足以自豪的公民意识，并肯把财产花费在公众利益上。富裕的个人或商会，肯出钱来铺街路，建排水道，改良供水设备，建立公共市场，建筑或修缮教堂、医院和学校。人们的美感和古代的希腊人或现代的法国人一样敏锐，他们将公共或私人的钱财花在建筑、雕刻和绘画上，以美化市容，也花钱在其他许多较不重要的艺术上，以装饰家园的内部。佛罗伦萨的陶器，在此时期居于欧洲的领导地位。佛罗伦萨用珠宝、嵌木细工、雕刻或浮雕图案等来装饰颈、胸、手、腕、腰带、祭坛、桌子、甲胄等的金饰匠，其精湛的工艺水平，是当时其他任何国家的匠人们所难企及的。
而现在，出于对个人才艺的重视，艺术家从商会或团体中崭露头角，在其作品上标具作者姓名。尼科洛·皮萨诺（Niccoló Pisano）已经把雕刻，从限于宗教主题和屈服于以希腊的物质理想主义和坚定的自然主义相结合的建筑线条之中，解脱开来。他的学生为佛罗伦萨的洗礼堂（Florentine Baptistery）铸了两扇青铜的门（1300—1306年），以28个浮雕，描绘自亚当耕田和夏娃织布以来，人类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发展。而这些14世纪的作品，和在同一建筑内由15世纪吉贝尔蒂所作的《通往天堂之门》（Doors to Paradise）相比，仍具有存在的价值（并不因相比逊色而不能保存）。1334年，佛罗伦萨政府同意由乔托设计一座钟塔，用以负荷教堂的钟并播散其所发出的声音，而且根据时代精神通过了一道法令：“该钟塔在手艺之庄严、高贵和优越上，要建得即使是古代的希腊人、罗马人在其伟大的巅峰时也无法超越的地步。”此塔的可爱不在其四方而平凡的外形（乔托原想以尖塔为顶），而在于哥特式（Gothic）有花饰窗格的窗户和浮雕，浮雕是在有色的大理石里，由乔托、安德烈亚·皮萨诺（Andrea Pisano）、卢卡·罗比亚（Luca della Robbia）等人刻在低嵌板中的。乔托死后，其工作由皮萨诺、多纳泰洛、弗朗西斯科·塔伦提（Francesco Talenti）继续，因此塔拱那种达到极点之美，应归功于他们（1359年）。
乔托引领14世纪的绘画，正如彼特拉克引领14世纪的诗坛。他是画家、雕刻家、建筑家、资本家、饱经世故者，而且是对艺术观念、实用策略、幽默而捷巧的应答等同样敏捷的人，他终生抱着成为鲁本斯（Rubens）的信心，行迹遍及佛罗伦萨、罗马、阿西西（Assisi）、费拉拉、拉韦纳（Ravenna）、里米尼（Rimini）、法恩扎（Faenza）、比萨、卢卡、阿雷佐、帕多瓦、维罗纳、那不勒斯、乌尔比诺（Urbino）、米兰，并在这些地方大量散布其作品。他似乎从不担心酬金。他到那不勒斯时，身份是宫廷宾客。他结了婚，生有丑孩子，但这并不影响其作品平静优美的气质或快乐的生活。他以双倍的租金把织布机租给艺匠，却在文艺复兴的名著之一中道出贫穷的使徒圣方济各（St. Francis）的故事。
斯特法尼奇（Stefaneschi）红衣主教召他到罗马设计镶嵌细工时，他仍是一个青年。这件作品被修改了很多，仍保存在圣彼得教堂门廊中，在一列柱廊之上和背面，并不显眼。让人把此多层折叠的雕刻记事板保存在梵蒂冈的，可能也是这位红衣主教。这些作品表示乔托尚未成熟，构想有力，但技巧欠缺。也许在研究了特拉斯特维尔的圣玛利亚教堂和彼得罗·加瓦尼尼所做的镶嵌细工和他在圣西西里娅教堂所作的壁画之后，他的技艺才得以定型。然后，皮萨诺自然主义派的雕刻可能使他的注意力从先辈的作品转移到活泼的男女实际形象和感情上。达·芬奇说：“乔托出现并画其所见之人物。”而拜占庭死板的艺术就从意大利艺术中消失了。
移居帕多瓦后，乔托以3年的时光来画圆形剧场礼拜堂的有名壁画。也许是在帕多瓦，他遇到了但丁；也许早在佛罗伦萨时，他就认识但丁了。乔吉奥·瓦萨里始终很有趣，有时很精确地称但丁为“乔托亲密的伴侣和朋友”，而把构成佛罗伦萨巴吉诺（Bargello）宫或将统治者皇宫（Palace of the Podesta）的壁画的一部分但丁肖像认作是乔托所画的。这位诗人，在《神曲》里，以格外亲切的态度，称赞这位画家。
1318年，两个经营银行的家族——巴蒂（Bardi）和佩鲁兹（Peruzzi）——要乔托在他们所供奉的佛罗伦萨克罗奇（Santa Croce）教堂作壁画，来描述圣方济各、“施洗者”约翰（St. John the Baptist）、“传福音者”约翰（St. John the Evangelist）的故事。这些画后来因粉刷而被掩盖了，1853年，才重新揭露出来，并重新画过，因此只有素描和结构是乔托的。相同的命运降临到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双层教堂的著名壁画上。山顶神龛是到意大利朝圣者的主要目标之一，而来看契马布埃（Cimabue）和乔托所画之画的游客和来礼敬或恳求圣徒者的数目一样多。可能乔托亲自设计上层教堂的下面部分壁画的主题和外廓，而其余的部分，他似乎只限于监督其学生工作。上层教堂的这些壁画详尽地描述圣方济各的生活，即使耶稣自己的传记也没有受到如此广博的描述。构想和结构均属上乘，温和的情境、流畅的和谐令人赏心悦目，它们再度结束了拜占庭艺术那种教士般僵硬的风格；但它们缺乏深度、力量和个性，是没有热情及图色优美的活人画。下层教堂的壁画，不被时间损伤，显示出乔托能力的进步。他似乎直接负责抹大拉（Magdalen）小礼拜堂的画，而他的助手则画有关圣方济各修会对贫穷、服从、贞节誓约的寓言。在这双层教堂里，圣方济各的传说对意大利的绘画是一种有力的刺激，几乎可以说是给它带来一种新生，并由此产生了一种被多米尼克修道士安杰利科的作品所具体完成的传统。
乔托的作品完全是一种革命。我们感到他的作品有缺点，那是因为我们知道由他所创始的运动发展而成的画技。他的素描、布局、透视法和结构剖析极为不当；艺术，就像乔托时代的医学，刚开始去解剖人体，去探索认识肌肉、骨骼、筋腱和神经的位置、结构和作用；曼特尼亚和马萨乔（Masaccio）时代的人可精通这些要素，而像米开朗基罗时代的人则可美化之，甚至盲目地崇拜它们；而在乔托的时代，研究裸体是不寻常的，表现裸体是丢脸的。那么，在绘画史上，是什么使帕多瓦和阿西西的乔托之画成为划时代的作品呢？是有韵律的结构，把眼光从各个角度集中到感兴趣的中心来；是默想动作所表现的那种尊严、柔和明亮的色彩、故事叙述的庄严与流畅——即使是在深情之中表现的克制的表情，沐浴于困境中所表现的宁静的庄严崇高；有时候，所表现的自然主义派的男女孩童的绘像，并非研究过去的艺术的体验，而是在生命的活动中所见、所感的结果。这些是乔托胜过拜占庭艺术僵硬和忧郁的风格的所在，也是他经得起考验的秘密所在。佛罗伦萨的艺术，在乔托去世后，仍延续他作品的布局与色彩运用达一个世纪之久。
在其后的两代，产生了乔托画派，他们模仿他的主题和风格，但从未真正超越他。他的教子（godson）和学生塔第奥·加第（Taddeo Gaddi），几乎秉承其才艺；塔第奥之父和塔第奥五子中的三子，都是画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就像日耳曼的音乐，有家族继承的倾向，在家庭、画室和学校里，经过技术的传递和累积，而趋昌盛。塔第奥以做乔托的学徒开始，1347年，他已成为佛罗伦萨画家的领袖。即使那时，他题字时仍很虔诚地写着“伟大画家乔托的学徒”。他勤勉而成为画家和建筑家，他富得连其后裔都成为艺术的赞助者。
一幅一向归他所画，而今归于安德烈亚（Andrea da Firenza）所画的极为感人的画，表现出在文艺复兴的最初一个世纪里，意大利仍然处于中世纪的情形。在诺维拉（Santa Maria Novella）教堂的西班牙人小礼拜堂里，多明我派修道士于1370年立了名哲阿奎那的图画神像。阿奎那安逸而有力，过于虔诚而不自傲的样子，以胜利的姿态站着，异教的阿里乌斯、撒伯里乌斯（Sabellius）、阿威罗伊等人匍匐于其足下；围绕在他四周的摩西、圣保罗、“传福音者”约翰和其他圣徒看起来好像附属品；在其下为14人像，象征7个神圣和7个世俗的学科——多纳图代表文法，西塞罗代表修辞学，查士丁尼代表法律，欧几里得代表几何学，等等。其思想完全是中世纪的；只是其艺术，在布局和色彩方面，指明从旧时代走向了新时代。其变迁如此缓慢，以致非待一个世纪后，人们不能感觉其自身已处于另一不同的世界中。
奥尔卡尼亚（Orcagna）在技术上的进步则较为明显，他在14世纪意大利画家中，地位仅次于乔托。他本名为西翁（Andrea di Cione），而钦佩他的同时代人则称他为天使长（Archangel），但懒人的嘴唇却把此称呼简化作奥尔卡尼亚。他虽常被列入乔托的门徒，但他更像是雕刻家安德烈·皮萨诺的学生。像文艺复兴时代的许多伟大天才一样，他是多才多艺的大师。作为一个画家，他在诺维拉（Santa Maria Novella）教堂的斯特罗齐（Strozzi）小礼拜堂的祭坛后方及上方画了耶稣被拥立为王像，而其兄拉都（Nardo）则在其墙上画了天堂与地狱的生动壁画（1354—1357年）。作为建筑家，他在佛罗伦萨附近设计了西托萨（Certosa）修道院，以其优美的寺院和阿奇亚奥里（Acciaiuoli）之墓闻名。作为建筑家和画家，他和其兄完成在佛罗伦萨的圣米歇尔（Oratory St. Michele）聚会所之装饰。有人相信在那里的一幅圣母像曾显过圣迹。1348年黑死病后，残存者许愿的赐予，使管理该建筑物的团体富裕起来，因此决定将该画安置在由大理石和金子所构成的华丽的神龛里。他们兄弟俩把它设计成小规模哥特式的天主教堂，有圆柱、尖塔、雕像、浮雕、金银和宝石，那是14世纪装饰的瑰宝。奥尔卡尼亚因此大受称赞，被任命为奥维托的大画家（capomaestro），而参与天主教堂之正面的设计。1362年，他回到佛罗伦萨，在那儿从事伟大的教堂的建设工作，直到去世。
意大利最大的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Santa Maria del Fiore）——是1296年由阿诺佛·坎比奥（Arnolfo di Cambio）开始建造的。一连串的大家——乔托、皮萨诺、弗朗西斯科·塔伦提和其他人——直到现在仍为之效劳（它现在的正面是1887年所做的）。在意大利，建筑是文艺复兴的艺术中最不成功的。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建筑漫不经心地取法一些北方哥特式建筑的要素（如尖形的拱门、配上古典的圆柱）。有时，像在佛罗伦萨，则将其顶全部建为拜占庭式的圆顶。其混合的结构是不调和的，而且——除了布拉曼特（Bramante）所建的一些小教堂外——都欠缺统一性和优雅。奥维托和锡耶纳教堂的正面只是雕刻和镶嵌细工的华丽陈列，并非真正的建筑；当教堂的真正意义应在于升向天空的祈祷或赞颂时，以黑白两层大理石在墙上加调水平线条，未免使眼睛和精神都感到沮丧。正如佛罗伦萨天主教堂在1412年以后因以百合花象征此城的标志而被如此称呼，圣母百花大教堂若非拥有布鲁尼里斯哥著名的圆顶建筑，则只不过是个洞穴，其黑漆的空茫，是但丁“地狱”（Inferno）的开口，而非通往上帝的玄关。
1294年始建的克罗齐的圣方济各教堂，1298年始建的佛罗伦萨最可爱的建筑物帕拉佐市政广场（Palazzo della Signoria），是不知疲倦的阿诺佛·坎比奥的杰作。后者于1442年完成，正门要到1863年才完成；西格诺里宫（Palace of the Signory），或称老皇宫（Old Palace），在1314年完成了主要部分的建筑。这些都是在但丁和彼特拉克之父被放逐期间完成的。那时派系斗争正盛，阿诺佛·坎比奥为佛罗伦萨政府所建的，与其说是皇宫，不如说是堡垒，其屋顶被设计成有射击口的防御墙；而那座独一无二的钟塔，靠着钟之不同鸣响声，被充当召唤市民来开会或武装之用。神父不仅统治于此，也居住于此；那个时代的道德伦理体现于法律中，法律要求：在他们任职的两个月中，不管有任何的理由，均不得离开此建筑物。1345年，内里·费俄拉凡提（Neri di Fioravante）把世界名桥之一的维奇奥（Ponte Vecchio）架在阿尔诺河上，该桥虽因年久失修和经年战乱而吱吱作响，但仍很危险地负荷着行旅。在此佛罗伦萨市民足以自豪的成就（建筑）的四周，即在从天主教堂和政府所在地通过的狭小街巷里，仍矗立着烦恼的富人所住的朴素的大厦，商人的财富转化成艺术的高贵教堂，商人和艺匠所开的喧哗的商店，及由勤勉、反叛、易激动而聪明的百姓所住的拥挤的公寓（或住宅）。在这样狂热的自我中，文艺复兴产生了。
《十日谈》
13世纪后期，佛罗伦萨的奎尼茨里（Guinizelli）和加瓦堪第（Cavalcanti）给十四行诗以确定的形式。不在此生活、但向往此处生活的但丁弹出意大利史诗最初也是最后的音调。而在此生活的薄伽丘写下了意大利散文的最佳作品。吉尔瓦尼·维拉里（Giovanni Villani）则写下了中世纪年鉴（编年史）最现代的作品。他为了1300年的嘉年华会而游历罗马，像以后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一样被伟大的遗迹所感，他一度想把罗马的历史记录下来；而后，鉴于罗马已被充分地表扬过，他回到家乡，决心“把佛罗伦萨所有事件……写入此书……把佛罗伦萨人和事迹详加记述，并且把世界其余部分值得注意的事也简为描述”。
维拉里从巴别塔（Tower of Babel）写起，结束于接近黑死病时期——他死于此病。其兄弟玛泰奥·维拉里（Matteo Villani）和其侄菲利普（Filippo）将故事继续到1365年。吉尔瓦尼·维拉里准备充分。他出身富有的商业家庭，精于纯粹的托斯卡纳（Tuscan）方言的演说，曾游历意大利、佛兰德斯和法国等地，三度任大修道院副院长，一度出任铸币厂厂长。他对历史的影响和经济的基础有不凡的见解，是第一位把社会情况的统计资料加入叙述中的人。他的《佛罗伦萨年鉴》（Croniche Florentine）前三册大多为传说；但在以后的书里，我们获悉，1338年，佛罗伦萨及其腹地有10.5万名居民，其中1.7万为乞丐，4000人靠公共救济；有6所小学，教育1万学童；有4所高级中学，里面有600男生和少许女生学文法（文学）和逻辑（哲学）。他跟大部分历史学家不同，把新书、画、建筑的评介也包括在该年鉴中，很少有一个城市其生活的各部分曾被如此直接地描述过。如果他把所有这些情况和细节写成统一性的叙述，则他可能就把年鉴变成历史了。
1340年，薄伽丘在佛罗伦萨定居，继续在生活和诗文中追求女人。《爱情的幻影》（Amorosa Visione）是献给“小火焰”的，以4400行诗文回忆他们私通的快乐时光。在一本心理小说《小火焰》（Fiammetta）里，这位私生的公主被安排去说出她和薄伽丘越轨的行为；她以300多年后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式的琐细敏锐，分析爱的情绪、欲望、妒忌和被弃的苦痛；当她的良心谴责她的不贞时，她想象希腊爱和美之女神阿佛洛狄忒叱责她的懦弱：“勿使自己畏怯地说，‘我有丈夫，而且圣法和誓言阻止我做这些事情。’这些只是对爱神厄洛斯的空虚、自负而不值得的反抗而已。因为像强壮而有力的王子，他树立了法律；他不喜欢低级情况的其他法律，认为那是卑下而奴性的规则。”薄伽丘滥用笔力，结束此书时，为了自己的光荣，他让“小火焰”宣布是他弃她而去，而非她把他给抛弃了。他回到诗中，在《林凡·费索兰诺》（Ninfale Fiesolano）一诗中，他歌颂牧羊人对月亮女神狄安娜（Diana）的女祭师之爱；他的成功在于用可爱的细节描写，并充满对自然景色的热爱之情。这几乎就是《十日谈》（The Decameron）的写作公式。
1348年瘟疫之后不久，薄伽丘开始写《十日谈》。他已35岁，欲望的温度已从诗降到散文；他能了解疯狂追求的心境。“小火焰”似乎已死于瘟疫中，而薄伽丘平静得足以用其名来作为该书最不过分雕琢的说书人之一。全书直到1353年才出版，但其中有些部分可能已先行分期刊出，因为在《第四日》的引言中，作者答复了不赞成对其前故事的批评。正如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一样，它是1个世纪的故事——整整100篇；它不是让人在某段时间内集中阅读，而是分期出版，因此它们必定给佛罗伦萨许多个晚上供应了不少谈话的资料。
其序描写1348年及其后袭击欧洲的黑死病，在佛罗伦萨所产生的结果。此病显然是亚洲人因为战争而穷困，因为饥馑而衰弱所产生的。这一流行性疾病横渡阿拉伯和黑海，进入埃及、俄罗斯和拜占庭。从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港及其他近东的港口——威尼斯、锡拉库萨、比萨、热那亚和马赛等地的商人和船只，得蚤、鼠之助，进入意大利和法国。西欧一连串的饥馑岁月——1333—1334年，1337—1342年，1345—1347年——可能降低了穷人的抵抗力，而他们则将之传播给各阶层的人。1348至1365年一连串瘟疫的袭击，使意大利半数人口被夺去了生命。一个锡耶纳的编年史学家曾描写约1354年的光景：
既无亲戚，也无朋友，或牧师，或修道士，伴随着尸体到坟墓去，也没有人讲诵死者的祈祷词……此城很多地方，沟渠被挖得很宽，很深，而死尸就被扔在这里，用一点泥土盖着；就这样，一层又一层地，直到沟填满了；然后另一道沟渠又被挖掘。而我，图拉……用自己的手，在同一道沟渠里埋了我的5个孩子；其他人也这样做。许多死人没有被盖好，以致有狗把他们挖出来吃，把肢体散掷于各处。不管一个人失去了什么，没人敲丧钟，也没有人哭，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期待着死亡……人们都说而且相信：“这是世界的末日。”
根据玛泰奥·维拉里的记载，佛罗伦萨3/5的人口于死1348年4月到9月。薄伽丘估计佛罗伦萨人口死亡之数为10万人，而马基雅维利估计死者为9.6万。这些显然是夸大其词，因其人口总数并未超过10万人。薄伽丘以对瘟疫的可怕描写开始其《十日谈》：
不仅与病人交谈可因声音传染，而且仅仅接触到衣服，或任何病人所接触或用过的东西，显然也会自动传播这种病……一种属于病人或因病而死的人的东西，被一种动物接触……很短时间内动物即病死……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个灾难令所有的人如此恐惧……以至于兄弟背弃兄弟，伯舅背弃甥侄……妻子离弃丈夫；而且（尤有更特别，和几乎不可相信的），有些父母拒访或看顾他们的子女，就像他们不是自己亲生的似的……一般人，既不相互照顾，也不相互救助，日以千计地生病，而且几乎毫无获救地死去。有许多人在空旷的街道上呼出最后一口气，还有其他更多人，他们死在自己的房子里，使邻居知道，他们死于腐烂尸体的恶臭，而非其他的原因；整座城市充满因此或因其他原因而死的人。邻居，并非对死尸有什么慈悲的感动，是因为尸体腐烂，确实妨碍他们的生存……把死尸移放到大门口，每日早晨，都可以看见无数的死尸在人家的门口僵卧着。然后他们取来担尸架，但有时尸架不足，也就放在板子上；一个尸架常放着两三具尸体；而且一个尸架同时放着夫妻，两三个兄弟，父子，等等，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有人对于一个死人，会比我们现在对一头死了的山羊，更加注意。
在这种凄凉的景象中，薄伽丘让《十日谈》以说故事的形式来进行描绘。在“可敬的诺维拉教堂里”，“7个因友谊、亲情而联系在一起的年轻女士”刚做过弥撒，现正在计划异教徒的短途旅行。她们年龄在18至28岁之间，“每个人都出身名门，曾受过相当的教育，并且都是风姿绰约，体态轻盈”。其中之一提议，为了减少受传染的机会，她们应该一起退居到乡下的房子，并由仆人陪着，由甲别墅移到乙别墅，“享受当时季节所赋予的乐趣和消遣……‘在那儿我们可以倾听鸟儿唱歌；在那儿我们可眺望青山绿野，欣赏麦浪随风荡漾；在那儿我们可看到成千种的树木；在那儿天堂的容颜开展在我们的面前，它虽然对人类泄愤，却不拒绝我们欣赏其永恒之美’”。这个提议被接受了，但菲洛梅纳（Filomena）又提出另一个意见：因为“我们女人是反复无常，刚愎任性，多疑善妒，且胆量不足”，所以最好有男人为伴。像有天意似的，就在此时，有“三个年轻人进入教堂……他们恋爱的火焰，并不因时代的恐怖，也不因朋友或亲戚的死亡……而变得冷淡……三个人都快活，有教养，他们为了寻找最高的安慰……来探视他们的情妇，而刚好她们是前面说过的这七位中的三位”。潘皮妮亚（Pampinia）建议邀他们三位参加短途旅行。奈菲尔（Neifile）担心引起丑闻。但菲洛梅纳回答说：“只要我以礼自持，无愧于心，管人家爱说什么话。”
于是在次日，星期三，他们出发了，带着男仆和食物，到离佛罗伦萨两英里的别墅。“连着一个广大的庭院。房内走廊宽敞，房屋整齐，有美丽的装饰和名贵的绘画。其四周，有草地，有迷人的花园，还有清冽的寒泉，地窖藏着各种高价的美酒。”仕女和绅士睡得很晚，悠闲地吃早点，在花园散步，吃丰盛的筵席，以说故事比赛自遣。大家同意十人中每一人在短途游行中每天讲一个故事。他们在乡下过了十天；其结果为薄伽丘的口述戏剧，以快乐的故事来对抗但丁忧郁的章节。同时，有一规则禁止他们这一群中任何一人“说些不愉快的事”。
这些故事，平均长度为6页，很少是薄伽丘独创的；它们都取自古典书籍、东方作家、中世纪冒险故事、法国短篇故事（或小说）和叙事诗或意大利本身的民间故事。此书最后且最有名的故事是有耐心的格丽塞尔达（Griselda）的故事，这个故事经乔叟改编成为《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中最好而且最荒谬的故事之一。薄伽丘的短篇故事中最好的是第5日第9篇“费德里科”（Federigo），他的鹰和他的爱情故事。其自我牺牲的情形，一如格丽塞尔达。最富哲学意味的故事是第1日第3篇三个戒指的传说。“巴比伦的苏丹”沙拉丹（Saladin）需要钱，邀请犹太富人梅尔基塞代克（Melchisedek）来吃饭，并问他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哪个最好。这位聪明而年老的高利贷者，不愿直接说出心中的想法，便以寓言作答：
从前有位伟大的富翁，在他的许多贵重的首饰中，有一枚精美、贵重的戒指……想把这戒指作为子孙的传家之宝。他宣布说，他死后，任何一个儿子由于受遗赠而持有此戒指者，应被视为继承人，其他人要如同对待家长和领袖般尊敬他。得到这个戒指的儿子，也应照样训示其子孙，须遵守先人的成法。总之，这个戒指由这手传到那手，经过好几代，最后传到有三个儿子的人的手里。那三个儿子一样优秀，善良而孝顺，因此父亲对三个儿子都一视同仁，并无偏爱。三个儿子都知道戒指的重要性，也都希望成为最受尊敬的人……恳求年老的父亲把戒指留给他……这位可敬的人觉得对三个儿子他都同样喜爱，不知应把这戒指给谁。他想……为了使三人都满意，私下请了一个艺匠，另造两个同样的戒指，其技术之精，做得和真的一样，连艺匠本人也分不清真假。老人将死时，就偷偷把三个戒指分别给了他的三个儿子。父亲死后，三个儿子都说得了父亲的继承权和光荣，都否认别人有此权利。为了表示自己的真实，三人都拿出戒指作证。但戒指造得一模一样，无人能道出何者为真，谁是父亲的继承人也无法解决，到现在也还没解决。
这个故事暗示：薄伽丘37岁时，他不是教条式的基督徒。试把他的宽容和但丁的严厉盲信做个对比：但丁谴责穆罕默德而使他在地狱中永久地受活体解剖之苦；而在《十日谈》的第二个故事里，薄伽丘却让犹太人齐亚诺多（Jehannat）由于这样的一个争论——基督教必定是神圣的，因它虽有过教士的不道德和圣职买卖还能存在——而改信基督教。薄伽丘嘲笑禁欲主义、纯洁、忏悔者、圣徒遗物、牧师、僧侣、修士、修女，甚至是圣徒的谥封。他认为大半僧侣是伪君子，而嘲笑那些给他们布施的“蠢货”。他那最热闹的故事之一，是说一位修道士奇波拉（Cipolla）为了募集款项，答应向观众展示“一种神圣的遗物，即天使加百列的羽毛，那是报喜后留在圣母玛利亚的房间的”。最淫秽的故事说到一个强壮有力的年轻人马塞托（Masetto）使整个女修道院满足的事。另一个故事说修道士里纳尔多（Rinaldo）使一个丈夫戴绿帽，因此说故事的人问：“有哪一个僧侣不做这样的事呢？”
听到这样的故事，《十日谈》里的仕女仅只微微害羞而已，却以拉伯雷——乔叟式的幽默自娱；菲洛梅纳——一位礼仪特别好的女人——出乎意料地，竟向众人讲了里纳尔多的故事；有时候，正如薄伽丘以最不快乐的意象所说的：“这些仕女连大牙都要笑掉了。”薄伽丘生长于放荡喜乐的那不勒斯，因此常以淫荡的措辞想到爱；他嘲笑骑士的罗曼史（或传奇），对但丁的堂吉诃德扮演了潘沙的角色。虽然结婚两次，他似乎信仰自由恋爱。在重述20个故事之后——该故事在今日似乎不适合在男人相聚的场合说出来——他令其中的一位男士对仕女们说：“我已注意到没有行动或言词，就你方或我们男方而言，是值得责备的。”在结束该书时，作者承认人们对其叙事过于露骨（或奔放不羁）的批评，尤其因为“我在许多地方写出修道士的真面目”。同时他庆贺自己“不辞劳瘁，担任这艰巨工作，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总算完全地写成了”。
时至今日，《十日谈》仍保有世界文学名著的地位。其声誉归因于其道德更甚于其艺术；其结构完善——在此方面优于《坎特伯雷故事集》；其散文树立了意大利文学所不能超越的标准；其诗文繁复，但大部分是流畅、有力、尖刻、活泼，且清澈如山溪。它是一本爱生活的书，即使在1000年内所曾降予意大利最大的不幸中，薄伽丘尚有勇气去欣赏仍存于世上的完美、幽默、善良和快乐。有时他是愤世嫉俗的，就像在《科巴西》（Corbaccio）中，他讽刺女人不如男子有气概。但在《十日谈》中，他是开心的拉伯雷，享受恋爱与生活中的取与予、崎岖和颠覆。尽管有些滑稽或夸张，我们在此书中可以看到世界的真面目；汉斯·沙科斯（Hans Sachs）、莱辛、莫里哀和拉封丹、乔叟和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都很敬佩地从此书中取得一枝半叶。当彼特拉克的诗进入被赞扬而不阅读的暮色领域中时，此书却被大家欣赏。
锡耶纳
锡耶纳可能会对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地位产生挑战。1400年以前，那里的广场和主要街道即已铺上砖或石头，而“穷人”已富到足以发起革命。1371年，羊毛工人包围共和宫（Palazzo Pubblico），摧毁大门，逐出商人政府，建立了改革党的政权。几天后，因商人财利支持而装备充分之2000人的军队，进驻城内，侵入最下层阶级居住区，杀戮男女、孩童，不分皂白，毫无怜悯之心，把一些人刺戳在枪矛上，而另一些人则用剑乱砍杀。贵族和低级中产者来救这些平民，反革命失败，改革政府给予锡耶纳市民所能想到的最诚实的统治。1385年，富有的商人又起来推翻改革政府，把4000名反叛的工人放逐出城。锡耶纳之艺术和工业从此衰微。
锡耶纳达到艺术的最高峰，就正好在这动乱的14世纪。在空旷的坎坡广场（Campo）——此城的主要广场——的西端建立了共和宫（1288—1309年）；邻近的钟塔曼基亚塔（Torre de Mangia），其细长的高度达到334英尺，是意大利最美的塔。1310年，锡耶纳的建筑家、雕刻家洛伦佐·曼塔尼（Lorenzo Maitani）到奥维托去设计其天主教堂气派威严的正面；他和其他的锡耶纳艺术家，如安德烈·皮萨诺，狂热地致力于大门、半露柱、三角墙的装饰，并在大理石上创造奇妙的作品以纪念波耳西纳（Bolsena）的奇迹。1377年，乔万尼·皮萨诺设计了锡耶纳大教堂的正面，也许装饰过于华丽，但仍是意大利的奇迹之一。
同时锡耶纳一群赫赫有名的画家完成了乔托遗留下来未完成的作品。在1315年，马蒂尼受委托以玛斯塔（maestà），即玛利亚的加冕像装饰共和宫大会议厅，因为玛利亚在法律上和神学上，都是此城被加冕的皇后，理当主持市政府的会议。此画堪与5年前乔托在天主教堂所画的玛斯塔媲美；它并不比玛斯塔大，也没涂那么多层的金子；此画以呆板的容貌和众多人物死沉的姿态破坏了锡耶纳派绘画的拜占庭风格；也许只能说它在色彩和图案设计方面有所进步。但1326年，马蒂尼到阿西西去，在那儿他研究乔托的壁画；而当他被邀去下层教堂把圣马丁的生活画在一个小礼拜堂时，他不再延用早年作品中那种固定不变的脸型，而完成了伟大的图尔主教所纪念的个性的塑造。在阿维尼翁，他遇见了彼特拉克，为诗人和劳拉画肖像，而诗人在其《诗歌集》里很赏识地提到他。瓦萨里说这些简短的诗句“所给予马蒂尼的盛名超过其作品已获得的……因为总有一天他的画会不再有名，而彼特拉克的作品则永存”。教皇贝尼狄克特十二世（BenedictⅫ）任命马蒂尼为教廷官方画家（1339年）。此后，他在教廷的小礼拜堂以绘画说明了《施洗者》的一生，在天主教堂的柱廊上画了玛利亚和耶稣的生平。他在1344年死于阿维尼翁。
马蒂尼在他的俗人的画像中，企图把艺术世俗化，而彼得罗·阿雷蒂诺和安布罗齐奥·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则将此加以推广。也许是在佛罗伦萨研习之后，彼得罗放弃了锡耶纳画派那种情感上的传统，于是产生了一连串史无前例的圣坛画，有的具有残酷的现实主义风格。在共和宫九议员议事厅，安布罗齐奥画了四幅闻名的壁画：《邪恶政府》（Evil Government），《邪恶政府的结局》（The Consequences of Evil Government），《善良政府》（Good Government），《善良政府的结局》（The Consequences of Good Government）。在此被乔托所废弃的中世纪象征主义的习惯，被保留下来了；庄严的形象代表锡耶纳城，公正、智慧、和谐、七德与和平——最后一个形象如菲狄安（Pheidian）神般很优雅地靠着。在《邪恶政府》中，“暴政”登位，“恐怖”任首相，商人被劫于途，派系间的暴力争斗把城染成红色。与此相对照的，是在同一背景下创作的《善良政府》，此画指出快乐的人忙于手工、娱乐、贸易；农人和商人把骡子牵入城里来，载着食物和货物；儿童游玩，少女跳舞，维奥尔奏着无声之乐。在此景之上，象征安全的有翼的精灵在飞翔。也许画这样巨大的壁画——《死的胜利》（The Triumph of Death）——于比萨的圣坎普公墓者就是这些精力充沛的兄弟——或是奥尔卡尼亚或弗兰西斯·特雷尼（Franceso Traini）：一队由衣着华丽的贵族和仕女所组成的猎团，偶遇三具打开着的棺材，其内躺着正在溃烂的皇族尸体；一猎人闻之掩鼻；“死之天使”（Angel of Death）翱翔其上，挥动着大镰刀；在空中，恩典的使者护送得救的灵魂上天堂，而有翅的魔鬼则把大部分的死人赶入地狱；蛇和黑鹰缠绕并吞噬着男女的裸尸，其下，王、后、太子、主教、红衣主教在被谴责的地狱受苦。在邻近的墙上，同一作者在另一幅大壁画中，在左边画《最后的审判》，在右边为地狱的第二幻象。所有中世纪神学上的恐怖，在此都有了实体上的形象；它也是但丁的《地狱》无情而不隐饰的具象化。
锡耶纳从未脱离中世纪；就像在库比（Gubbio）、圣吉米拉诺（San Gimignano）和西西里等地一样，中世纪的文化使文艺复兴时期幸存下来。它们并没死，但很耐心很微妙地等待时机的到来。
米兰
1351年，彼特拉克回到阿维尼翁。可能在沃克吕兹他写了一篇很精妙的论文《论孤独》（“De Vita Solitaria”），他赞美孤独是一剂疗愈人生的良药，却不能当作滋养生命的食物。他回阿维尼翁不久，由于他劝告克莱门特六世要注意医生的处方——那时克莱门特身体很衰弱——而降低了医学同行的地位。“我常要求我的朋友，命令我的仆人，绝不让医生在我身上试验他们的骗术；相反，我让医生常做和他们诊断相反的事。”1355年，由于被一些治疗的大失败触怒，他写了激烈的《驳斥医学术师》（Invective Against a Physician）。他对律师殊无好感，“他们把全部时间花在争论……芝麻小事。听听我对他们整群人的裁决：他们的名声将与肉体俱亡，一墓即足埋其名和骨”。为了使阿维尼翁全城的人不喜欢他，英诺森六世建议开除其教籍，并视之为行妖术者，因其为诗人维吉尔的学生。塔勒兰德（Talleyrand）红衣主教救了彼特拉克，但无知的空气弥漫于阿维尼翁，已使桂冠诗人很不舒服。他乃访问其做僧侣的兄弟盖拉尔多（Gherardo），写了一篇沉思的论文《僧侣之乐趣》（“On the Leisure of Monks”），而以入修道院为僧自娱。但当米兰的独裁者邀他到其皇宫做客时（1353年），他立即接受，使其共和派的朋友甚感震惊。
米兰统治王朝姓威斯孔蒂（Visconti），因经常充任罗马教皇法律顾问（即大主教法官）而得名。1311年，神圣罗马皇帝亨利七世任命玛泰奥（Matteo Visconti）为他在米兰的代理人，而该城就像北意大利部分的城市，漠然地承认该城为神圣罗马的一部分。玛泰奥犯了大错，但他治绩良好，其后代掌权直到1447年。他很少谨严，经常残暴；有时奢侈，但绝不愚笨。他向人民课征重税，以维持他为统治意大利北部而进行的无数战役；因他善于用人，又能赏识将军，因此军队常打胜仗，米兰也跟着繁荣起来。除了该城原有的羊毛制造业以外，他们又增加了丝工业，增拓运河以扩充贸易。因他使人民的生命财产有保障，人民也就忘掉了自由。在其“暴政”统治之下，米兰成为欧洲最富的城市之一。其皇宫以大理石为正面，其主要通道铺以石子。乔万尼统治时，由于他的英武、不屈不挠，米兰达于极盛；洛迪、帕尔马、克雷马、皮亚琴察、布雷西亚、贝加莫、诺瓦拉、科莫、韦尔切利、亚历山大、托尔托那、蓬特雷莫利、阿斯提、博洛尼亚等城都接受其统治；而当阿维尼翁的教皇为了争夺博洛尼亚，以开除教籍来要挟乔万尼时，他以贿赂来收买克莱门特六世，以200万弗罗林的代价赢得博洛尼亚（1352年）。他以其对艺术的鉴赏力来赎罪，以赞助诗、学问和艺术来装饰其独裁。彼特拉克到其皇宫时，问他对自己有何期望，乔万尼很大方地答道：“你的光临，已使我和我的王朝增光不少。”
彼特拉克在帕维亚或米兰的威斯孔蒂皇宫住了8年。在此安适的臣服期间，他用意大利三行联体写了一系列的诗，他称之为“特里安菲”（Trionfi）。欲望胜人类，贞洁胜欲望，死亡胜贞洁，名誉胜死亡，时间胜名誉，永恒胜时间。在此他对劳拉唱出最后的心声：他要求原谅他的荒淫，跟她贞洁的鬼魂交谈，而梦想着在天堂跟她结合——她的丈夫显然已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些诗堪与但丁的作品媲美，代表了虚荣对艺术的胜利。
乔万尼死于1354年，临终前将城邦传给他的三个侄子。玛泰奥二世是一个荒淫的无能者，其同族为了家族的光荣而将其杀害（1355年）。博纳波（Bernabo）统治米兰公国的一部分，加里亚佐二世（Galeazzo II）则统治帕维亚的其余地方。加里亚佐二世是能干的统治者，他有金黄色的鬈发，令其子女与皇族联婚。当其女维奥兰特（Violante）与英国爱德华三世的儿子克拉伦斯（Clarence）公爵结婚时，加里亚佐二世以20万弗罗林给新娘做嫁妆，并给新郎的200名随从分发礼物，这份慷慨令当时最富有的国王也相形失色。婚宴剩余物，我们确信，可供1万人吃喝。在百年战争中英国正走向破产，法国也一贫如洗，而14世纪的意大利却如此的富裕。
威尼斯和热那亚
1354年，乔万尼公爵派彼特拉克到威尼斯促进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和解。
彼特拉克曾写道：“在热那亚你可以看到此城治理极好，它位于崎岖的山坡上，城墙和人民极佳。”商人极欲有收获，鼓励海员，开拓了热那亚商业的通路，穿过地中海可到突尼斯、罗得斯、阿卡、泰尔、萨摩斯、莱斯博斯、君士坦丁堡等地，穿过黑海可到克里米亚、特拉布宗（Trebizond）等地，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和大西洋可到鲁昂、布鲁日等地。这些极具创业精神的商人在1340年之前，已发展复式簿记；1370年之前，发展海事保险；以7%到10%的利息，他们向私人投资者借钱，在大部分的意大利城市，利息则在20 %到30%之间。有很长一段时间，贸易的成果集中到少数几个家族——多利亚（Doria）、斯皮诺特（Spinola）、格里马底（Grimaldi）、费尔奇（Fieschi）——的手中。1399年，西蒙·博卡内拉（Simone Boccanera）领导海员和其他工人成功发动革命，而成为共和国第一代总督，革命政权统治热那亚直到1797年；威尔第（Monte Verdi）在一歌剧中夸奖过他。这些胜利者相继分裂成几个敌对的家族群，以代价高昂的斗争使该城秩序大乱，而热那亚的劲敌威尼斯则在秩序和统一中兴盛起来。
威尼斯仅次于米兰，为意大利城邦中的富强者，而毫无例外地，二者皆是受最贤明统治的城邦。其技工以产品的精美闻名，其产品多半为奢侈的用品。其最大的兵工厂曾雇用1.6万人；3.6万名海员备置在3300艘战船或商船上；而在大木船上，自由人在划桨。威尼斯商人侵入从耶路撒冷到比利时北部的安特卫普（Antwerp）的每一个市场；他们与基督徒和穆斯林公平地交易，却招致教皇的开除教籍令。彼特拉克曾从那不勒斯游历到佛兰德斯，在他的《热切想看万事》一文中，看到船装卸货于威尼斯的礁湖时，甚感惊奇：
我看到船……像我的大厦般大，其桅高于大厦之塔。他们就像浮于水面上的山。他们到地球各地去面临无数的危险。他们载葡萄酒到英国，载蜜到俄国，载番红花、油和亚麻布到亚述、亚美尼亚、波斯和阿拉伯，载木材到埃及和希腊。他们回来时，各种产品满载而归，这些产品经此再转送世界各地。
这种活跃的贸易财源来自于放债者所投资和积聚的私人资金，于是14世纪时银行家也应运而生。当时的主要钱币单位为里拉（lira）和杜卡特（ducat）。这些钱币和佛罗伦萨的弗罗林是基督教国家里最稳定和信誉最广的通货。
威尼斯的生活，几乎和薄伽丘年轻时代的那不勒斯一样快乐。威尼斯人以庄严的庆典来庆祝假日和胜利，把游艇和战舰加以雕刻和着色，穿着东方的丝绸，以威尼斯酒杯来增加餐桌的光彩，在河畔或家中笙歌不绝。1365年，洛伦佐·切尔西（Lorenzo Celsi）总督，由彼特拉克陪伴着，主持意大利最佳音乐家竞赛；许多伴奏有诗相和，大歌咏队唱歌，第一名颁给佛罗伦萨的弗朗西斯科·兰地诺（Francesco Landino），民谣和情歌的盲作家。洛伦佐·韦内齐亚诺（Lorenzo Veneziano）和其他人正使中世纪的严厉转移到文艺复兴的优雅，他们在壁画和多层折叠的雕刻记事板方面，已预感到威尼斯绘画重色彩。威尼斯没有城堡，没有防护式的住宅，没有大量的防护墙，因为私人世仇已屈从于公共法律，而且，几乎每个大厦都有自然的城壕。建筑上的设计仍是哥特式的，但具有北方哥特式所没有的轻淡、优雅的风格。在此时期，费拉里的庄严宏伟教堂被建立；圣马可教堂仍在建筑中。有时候，在一些旧式的拜占庭风格的圆形拱门上，以崭新的雕刻、镶嵌细工、蔓藤花纹和叠上哥特式交错骨架等装饰，来代替年久的表面。虽然圣马可还没有容纳建筑的全部样式，但彼特拉克怀疑“在世界范围中，是否有与之相等者”。
1378年和热那亚的斗争达到高峰时，在大运河（the Grand Canal）中令人震颤的这种美，以及统治着亚得里亚和爱琴帝国的所有政体的独立结构，遇到致命的挑战。卢恰诺·多利亚（Luciano Doria）率领一支热那亚的舰队到波拉港时，发现威尼斯舰队因海员患传染病而衰弱，于是在压倒性的胜利中，俘虏了15艘大木船和近2000人。卢恰诺在役中阵亡，其兄弟安布罗齐奥继为舰队司令，占领基奥贾（Chioggia）城——在距威尼斯城约15英里的狭岬上——与帕多瓦结成联军，封锁所有威尼斯船只，而且准备配合热那亚的海员和帕多瓦的商人，侵入威尼斯本土。这个傲慢的城邦，显然没有防卫能力，只有求和。联军横霸、残酷，以致威尼斯国民议会决定为礁湖的每一英寸水道战斗到底。富人把藏匿的财富倾入国库；人民日夜劳动以建另一支舰队；浮碉建于岛的四周，装设大炮，这在意大利尚属首次（1379年）。但热那亚人和帕多瓦人已封锁住威尼斯，使之不能出海，并将封锁线伸展，横过其陆地之入口，并阻断食物之供应。当居民挨饿时，威托·皮萨尼（Vittore Pisani）训练海军的新兵。1379年12月，威托·皮萨尼和安德烈亚·康塔里尼（Andrea Contarini）总督率领了重建的舰队——34艘大木船、60艘大船舶和400艘小舟——去包围在基奥贾的热那亚人。热那亚的舰队太小了，无法对抗这支新的威尼斯海军。威尼斯的大炮轰入热那亚的船只，重达150磅的石头击死很多人，其中包括热那亚的舰队司令彼得罗·多利亚（Pietro Doria）。热那亚人在挨饿中，请求准许妇孺自基奥贾疏散，威尼斯人同意了。但当热那亚人提出若准许其舰队离开则屈服时，轮到威尼斯要求其无条件投降了。基奥贾之围持续6个月之久，最后，因病和死而人口大减，热那亚才投降，而威尼斯则待之以人道。当萨伏依（Savoy）公爵阿马德乌斯六世（Amadeus VI）出面斡旋时，精疲力竭的敌对双方同意彼此让步，交换俘虏，恢复和平（1381年）。
14世纪文艺的衰微
彼特拉克选择居住在威尼斯（1361年），在那儿住了7年。他把图书馆也搬了去，藏书几乎包括所有拉丁文古典名著（卢克莱修的除外）。在一封流畅的信中，他立契出让一本珍贵的集子给威尼斯，但保留使用权直至死亡。为了表示感激，威尼斯政府为了他而派人去装饰莫里那（Molina）宫，以作为他的安适之所。然而，彼特拉克携带了书，继续其漂泊生活。他死时，藏书沦入威尼斯的敌人弗朗西斯科一世，也就是他最后的主人之手；有些被存在帕多瓦，大部分被变卖或以其他方式散失了。
也许在威尼斯，他写了一篇论文《论帝王之责任和德行》（“De Officio et Virtutibus Imperatoris”）和一篇很长的对话录《祸福补救》（De Remediis Utriusque Fortunae）。他劝人发达时要谦抑，困厄时要有勇气；劝人勿把幸福系在世俗的荣耀和物质上；教人如何忍受牙痛、肥胖、失妻和声名的起落。这些都是善意的忠告，但是塞涅卡式的。约在此时，他写了最伟大的散文作品《名人传》（De Viris Illustribus），从罗慕路斯到恺撒的31名罗马名人传记；其8开本的350页是献给恺撒的部分，直到19世纪，构成了恺撒生活最完善的篇章。
1368年，彼特拉克离开威尼斯到帕多瓦，希望调解加里亚佐二世和乌尔班五世之间的矛盾，结果只学到“虽有口才而无枪在外交家中是引不起重视”的教训。1370年，他接受弗朗西斯科一世的邀请，再度做客帕多瓦皇宫。但他上了年纪，对该城紧张而喧扰的生活感到愤恨，于是很快退居在帕多瓦西南12英里的阿卡（Arqua）朴素的别墅，此别墅位于乌加利亚（Euganean）的小山中。在那儿他度过了其生命的最后4年。他收集、编辑书信，以备死后出版，而且写了一篇吸引人的小型自传《书信集》（Epistola ad Posteros）。他再次沉溺于哲学家的老毛病——告诉政治家如何治国。在《治国论》（De Republica Optime Administranda）中，他劝告帕多瓦的领主“不要做主人，而要做臣民的父亲，且要爱民如子”；要抽干沼泽，保证食物供应，保全教会，资助病患和无助者，保护并赞助文学家——所有的名声赖其笔以存。然后他研究《十日谈》，把格丽塞尔达的故事译成拉丁文，因而赢取欧洲的听众。
薄伽丘此时正陷于后悔写《十日谈》或幼稚的荒淫诗的情绪中。1361年，一位垂死的僧侣送来一封信，谴责他罪恶的生活和快乐的故事；然后预言，若他迟迟不悔改，则将速死，而且死后在地狱永远受苦。薄伽丘从来不是一个坚定的思想家，他接受了当时关于算命和评梦的谬说；他相信众魔之说，而且以为埃涅阿斯真的游冥府。他现在皈向正教，而且想卖书，做僧侣。当彼特拉克劝他皈依正教时，恳求他行中庸之道：把意大利情诗和短篇故事集的写作转移到对拉丁文和希腊文古典名著的热诚研究。薄伽丘接受了他的“可敬的大师”的忠告，成为西欧第一位希腊人文主义者。
由于受到彼特拉克的不断催促，他收集了希腊古典稿本；他从被人忽略的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的图书馆的故纸堆中，救出了塔西佗所著的《年鉴》（Annals）11—16卷和《史丛》（Histories）1—5卷；恢复了马休尔（Martial）和奥索尼乌斯（Ausonius）的文本，并设法把荷马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信仰时代已有些学者经营希腊的知识，但在薄伽丘时代，除了在希腊以南的意大利外，希腊作品几乎完全消失在西方知识界。1342年，彼特拉克开始研究希腊文，他是向卡拉布里亚（Calabrian）的僧侣巴拉姆（Barlaam）学的。当卡拉布里亚一个主教职位有缺时，彼特拉克很成功地推荐巴拉姆担任。该僧侣离开后，彼特拉克因缺少教师、文法和字典，而把希腊文荒废了——当时有关这方面的拉丁或意大利文书籍不易获得。1359年，薄伽丘在米兰遇到巴拉姆的一个学生列昂·庇拉图斯（Leon Pilatus）。薄伽丘邀请他到佛罗伦萨，并且说服大学——11年前所建——为庇拉图斯设希腊文讲座。彼特拉克帮助付给薪俸，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抄本给薄伽丘，而且委托庇拉图斯将之译成拉丁文。这项工作被延误，而使彼特拉克受累于麻烦的通信中，他抱怨庇拉图斯的信甚至比他的胡子还长、还脏，唯有经过薄伽丘的鼓励和合作，他才振作起来完成这项工作。14世纪，这一本不精确的散文版本是欧洲所知唯一荷马史诗拉丁文的译本。
同时，庇拉图斯并未教给薄伽丘足够的希腊文，使他能流畅地阅读希腊古典作品。薄伽丘承认他只了解原文的一部分，但就所了解的，已描写得优美绝伦。受到这些书和彼特拉克的鼓励，他把所有剩余的文字工作的时间均贡献于促进拉丁的欧洲了解希腊文学、神话和历史知识。在一系列简要传记——在《名人成败》（De Casibus Virorum Illustrium）中，他把人物从亚当列到法国的约翰王；《名女人传》（De Claris Mulieribus）中，他把名女人从夏娃到那不勒斯的乔安娜一世皇后的故事讲述出来；在《论山峦》（De Montibus, Silvis, Fontibus）等书中，他按字母的顺序，描写山、林、泉、河、湖，这些都是在希腊文学中被提到的；而在《古代神话》（De Genealogiis Deorum）中，他写了一本古典神话手册。他如此深地沉溺于这种题材中，以致把基督教的上帝称为朱庇特，把撒旦称为普鲁托，而提到维纳斯及战神时，就像他们跟圣母和耶稣一样真实似的。这些书用拙劣的拉丁文写成，而且只有中等的学术地位，现在沉闷得简直不能卒读。但在当时，它们却是研究希腊的学生很珍贵的手册，在实现文艺复兴方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就这样，薄伽丘从年轻时代的胆大妄为转变为老年时代的受人尊敬。佛罗伦萨有时以他为外交家，派他出使弗利、阿维尼翁、拉韦纳和威尼斯。60岁时，他身体衰弱，生癣，患上数不清的病。他住在郊外的切塔尔多，极为贫穷。也许是为了在财政上帮助他，其友于1373年劝服佛罗伦萨政府创办“但丁学术讲座”（Cathedra Dantesca），并付给薄伽丘100弗罗林，让他在巴迪亚（Badia）讲述有关但丁的课程。课程未讲完，他的健康状况就恶化了。他回到切塔尔多，安于等死。
彼特拉克曾写道：“我希望在有准备和正在写作中，或者，如果上帝高兴的话，在祈祷和流泪中，死神发现到我。”1374年7月20日，他70岁生日时，人们发现他伏在一本书上，好像在睡，但已经死了。在他的遗书中，他留下50弗罗林给薄伽丘买披风，以防其在漫长冬夜中受凉。1375年12月21日，薄伽丘也去世了，享年61岁。这以后意大利将在休耕中度过50年，直到这些人所播的种子将来开花。
回顾
我们已随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遍游意大利。但就政治而言并无意大利，只有城邦，那是在仇恨和战争中自我毁灭的碎片。比萨消灭其商业上的劲敌，米兰消灭阿马尔菲（Amalfi），热那亚和佛罗伦萨消灭比萨，威尼斯消灭热那亚，一半的欧洲则联合大部分的意大利来消灭威尼斯。在蛮族入侵后中央政府崩溃，6世纪的“哥特战争”，伦巴底—拜占庭两次统治半岛，罗马道路的毁坏，伦巴底人和教皇的竞争，教廷和帝国的冲突，教皇对于世俗权力统于阿尔卑斯和西西里之间而身忧成为囚犯的恐惧，致使欧洲精神上之领袖屈服于一个城邦的政治领导者——所有这些，均使意大利四分五裂。教皇和保皇派不仅分裂意大利，他们几乎把每个城邦分裂成教皇党和保皇党。甚至当斗争平息之后，旧的标记被使用于新的竞争中，恨的熔岩流入生活的每条大道。若保皇党员是帽檐一边的羽毛，教皇党员则必是另一边；若保皇党员横切水果，教皇党员则直切之；若保皇党员戴白玫瑰，教皇党员则戴红的。在克雷马，米兰的保皇党员因为一个教堂讲坛上耶稣像的脸转到被认为是教皇党员的方向，而加以摧毁，并将之付诸一炬。在保皇党占优势的贝尔加莫，有些卡拉布里亚人被领主谋杀，因领主从他们吃蒜的方式中发现他们是教皇党员。个人的胆怯衰弱，群体的不安全，当权者的谬见，这些产生了永久的惧怕、猜疑、厌恶、藐视异类、外人和陌生者。
这些因素阻碍了统一，城邦随之兴起。人们想以自己城邦的利益为依归，只有少数的哲学家，像马基雅维利，或诗人，像彼特拉克，能以整体来看意大利；甚至在16世纪，切利尼在提到佛罗伦萨时称为“我的祖国”，提到佛罗伦萨人则称为“我国的人民”。
彼特拉克由于奔波于各地，而无地方性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想，为那些卑鄙的战争和祖国的分裂而哀悼，他在一首很感人的名为“我的意大利”（Italia Mia）的诗里恳求意大利的领主们给意大利以统一及和平：
啊，我自己的意大利！虽然言词由衷
也无法了结你胸中所沾染
无数致命的创痛——
可是唱出那邪恶的阿尔诺河的伤恸
唱出台伯河的灾难
却可减轻我的痛苦，我哀伤地漫步
在伤心的波河畔，满腔郁积凭诗倾出……
啊，难道这不是我首次涉足的土地？
难道我不曾在此摇篮中休息，
在温柔中被催入梦乡，在爱抚中被养大？
啊，这难道不是我的国家——
如此受到子女的钟爱——
而在其土地里有我父母长埋？
啊，由于有这种温柔的思想，
恻隐之心会打动你的铁石心肠，
且熟视人们的痛苦，
在上帝保佑下，他们期望把你的灾难解除，
你只要慈悲心肯发出，
美德将使自己有备战的力量，
来对抗盲目而存心的愤怒，
而不平的战斗也将不会维持久长。
不，不，古代的火焰曾把意大利之名提高，
如今也依然会继续燃烧！
彼特拉克曾梦想里恩佐会统一意大利；当此幻梦破灭，他像但丁一样，转而期待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理论上，皇帝是罗马帝国世俗权力的继承人。里恩佐退居不久（1347年），彼特拉克写了一封动人的信给波希米亚王（King of Bohemia）查理四世，称之为“罗马人的国王”，是帝国皇位显然的继承人。诗人恳求，让国王君临罗马，加冕为皇；让他以罗马，而非布拉格为其首都；并让他把统一、秩序、和平重新带给“帝国的花园”意大利。1354年，当查理横跨阿尔卑斯山时，他邀请彼特拉克到曼图亚相会，诗人很有礼貌地呼吁——但丁对查理之祖父亨利七世令人感动的请求的回声。但查理已无足够的武力来征服所有伦巴底的独裁者和佛罗伦萨、威尼斯的市民，乃匆忙往罗马，接受教皇所派特使的加冕；然后又匆匆回到波希米亚，小心周到地把教皇委任的职位卖掉了。两年后，彼特拉克以米兰使节身份到布拉格去见他，但对意大利并无显著的结果。
如果彼特拉克的计划都实现了，也许就没有文艺复兴了。意大利城邦商业上的竞争，开始并完成了十字军在意大利发展经济和财富方面的工作。政治中心的差异，增加了城市之间的竞争，但这些适度的冲突，在死亡和毁灭方面的总数并没有超过法国百年战争所带来的。地方性的独立削弱了意大利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却开始了城邦和领主在文化上的赞助，在建筑、雕刻、绘画、教育、学术和诗歌等方面展开高贵的竞争。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就像歌德时代的德国，有很多想夺海伦而引起特洛伊战争的帕里斯。
我们无须过分表扬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对文艺复兴所作的准备。两人仍献身于中世纪的见解。薄伽丘，这位伟大的说故事者，在其精力充沛的年轻时代，曾嘲笑教士的不道德和圣徒遗物的贩卖，但早已有百万以上的中世纪僧侣如此嘲笑过；而在他学希腊文的那些年里，他已变得更像正教徒和中世纪人。彼特拉克很适当且预言式地提到自己是站在两个时代中的人，甚至在他严责阿维尼翁的道德之际，仍接受教会的教条。正如圣哲罗姆（St. Jerome）在信仰时代开始时去爱古典一样，彼特拉克在该时代结束时，以受扰的良知之心去爱古典；他以极卓越的论文，来写世俗世界的侮辱和宗教生活的神圣平和。然而，他对古典之忠甚于对劳拉；他搜索并珍惜古代的手稿，并鼓励他人也同样做；除了圣奥古斯丁以外，他几乎略过所有的中世纪作者，以接续拉丁文学；他仿维吉尔和西塞罗而构成自己的文体和风格；他想到自己的名声甚于灵魂的不朽。他的诗培养了意大利一个世纪的矫揉造作的十四行诗的写作，却有助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铸炼。他热切的精神，传给了彼科；他洗练的文体，传给了波利希安（Politian）；他的书信和论文，在古典文学之文雅和优美方面，为塞涅卡和蒙田之间搭了桥；他对古代文物和基督教间的调和使尼古拉五世和利奥十世成熟。在这些方面，他的确是文艺复兴之父。
但同时，若过高估计古代文物对意大利之极盛的贡献，也是一种错误。那是一种完成，更甚于改革，而中世纪的成熟所扮演的角色比古典手稿和艺术的发现更为重要。在中世纪，知道并喜爱异教古典文物的是学者，保存它们的是僧侣，翻译和编辑它们的是12世纪和13世纪的教士。1100年以来，大学把人类相当分量的精神和道德遗产传给欧洲的青年。在爱里基那（Erigena）和阿贝拉尔多批评哲学的成长，亚里士多德和阿罗威伊哲学之进入大学的课程中，阿奎那以理性印证几乎所有基督教义的大胆建议——邓斯·司各特很快遵照，而承认这些教条大部分都不合理性——这些已撕毁并破坏经院学派智识上的组织，而且使得受教育的基督徒，自由地去糅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异教哲学与中世纪神学。城市从世仇的阻碍中获得自由，商务的扩展，货币经济的散播——所有这些均在彼特拉克之前就已产生了。且别说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和苏丹，西西里的罗杰（Roger of Sicily）和腓特烈二世就以赞助艺术、诗、科学和哲学，来增加权力的魔力。中世纪的男女，早已毫不羞赧地保存自然人类对人生单纯和肉欲之乐的兴味。那些构想，建造和雕刻天主教堂的人，早已具有他们自己的美感和无法凌驾之思想与崇高的形式。
因此，文艺复兴的所有基础，在彼特拉克死前已被建立。意大利人对贸易和工业的热心及其惊人的成长，已积聚了资助这一运动的财富，而由农村的和平、停滞到都市之活力、刺激的这种变迁，也已产生了滋养此一运动的心境。城邦之间相互竞争，无用的贵族政治被推翻，受教育的领主和年轻力壮的中产阶级的兴起，政治的基础因而有所准备。方言的改进，希腊、罗马古典文物的发现与研究，文学的基础因而有所准备。伦理的基础已被建立在如下方面：增加的财富摧毁了旧道德的限制；在商业上与穆斯林的接触和十字军的东征，鼓励了人们容忍与传统信仰和习俗相异的教条和道德；对于相对自由的异教世界的再发现，降低了对中世纪教条和道德暗中破坏之责；对世俗、人类、尘世的关心取代了对来生的兴趣。美学的发展在继续进行中：中世纪的圣歌，罗曼史（传奇）的创作，吟游抒情诗人的诗歌，但丁及其前辈的十四行诗，《神曲》和谐的文体，已留下文艺的遗产。古典文学的典范把韵味和思想的高雅、言词和风格的洗练和优雅，传给了彼特拉克，而彼特拉克则把它传给从伊拉斯谟到阿那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当乔托放弃拜占庭镶嵌细工的神秘力量，去研究自然生活中的男女之姿态优雅时，艺术的革命已经开始了。
在意大利，条条大路通往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