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 黄金时代（1464—1492）

“痛风者”彼罗

科西莫之子彼罗，时年55岁，继承了其父的财富、权威和风湿症。自从儿童时代，这种富贵病就使彼罗深受痛苦，所以同代的人为了区分他和其他的彼罗，称他为“痛风者”彼罗（Piero Il Gottoso）。他是一个具有很强能力和良好道德的人。他曾颇为优秀地完成了父亲交给他的外交使命，他对朋友、文学、宗教和艺术都很慷慨，但是缺少科西莫的智慧、和蔼和机智。为了赢得政治上的支持，科西莫曾借出大量款项给有影响力的公民，彼罗现在突然收回贷款。有些负债人唯恐破产，便宣布革命。马基雅维利说：“借自由之名，以作为掩盖他们目的的旗帜。”他们曾短期控制政府，但是美第奇党很快又重新占据了它。彼罗继续着不安的统治，直到去世为止（1469年）。

他留下两个儿子：20岁的洛伦佐和16岁的朱利亚诺。佛罗伦萨不相信这样的少年能够成功地管理他们家族的生意，更别说国家事务了。有些公民要求恢复共和政体，很多人害怕混乱和内战。洛伦佐使他们大为惊奇。

洛伦佐的发展

科西莫注意到彼罗健康状况不佳，尽力准备让洛伦佐执掌权力。这个男孩曾向阿基洛普洛斯学习希腊文，向菲奇诺学习哲学，也曾耳听政治家、诗人、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的谈话，不知不觉受了教育。他也学过战争的艺术，19岁参加佛罗伦萨主要家族的王子竞赛，“不靠他人的恩宠，而靠自己的勇猛”赢得第一。在这次比赛中，他的甲胄上刻着一则法国的箴言，那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的写照——“黄金时代回来了”。同时他以但丁和彼特拉克的体裁写出十四行诗。为顺应当时写情诗的风气，他曾在贵族中寻找一位诗篇的女主角。他选了卢克雷齐娅·多纳提（Lucrezia Donati），赞美她一切的德行，只有她的贞洁令人遗憾，因为她似乎不容许文笔以外的热情。彼罗认为婚姻可以治疗这段恋史，便劝这位少年娶了卡拉莱丝·奥西尼（Clarice Orsini,1469年），因此使美第奇家族和罗马最有势力的家族形成联盟。当时全城都受到美第奇家族连续三天的款宴，菜品奢华无比。

科西莫曾给这位少年实习政事的机会，彼罗当权时更扩大了他在财政和政府方面的权限。彼罗死后，洛伦佐发现自己是佛罗伦萨——甚至也许是全意大利最富有的人。财产和事业的掌理对年轻的他必是很大的重担，而共和国现在有机会重建权威了。但是美第奇家族的客户、贷款人、朋友和臣属很多，而且很渴望美第奇继续统治，因此彼罗死后两天，领导公民的代表团便在洛伦佐家中等他，要他答应领导城邦。他很快就被说服了。美第奇商行的财政和城中的财政纠缠在一起，他担心敌人或对手一旦得到政治权力，美第奇家族就要尝到破产的命运。为了平息别人批评他年轻生嫩，他任命了有经验的公民议会，在各种重大事情方面做他的顾问，他终生都请教这个议会。但是他很快显示了良好的判断，因此议会很少对他的领导发生疑问。他分给弟弟一份很慷慨的权力，但朱利亚诺热爱音乐和诗、竞赛和爱情。他崇拜洛伦佐，很高兴将政府的管理和光荣让给他。洛伦佐的治理方式和科西莫、彼罗相同，维持（直到1490年）私人公民的身份，将政事交给一个改革会处理，会中支持他家族的会员占压倒性的多数。改革会在共和体制之下拥有绝对却短暂的权力，在美第奇手下变成永久的70人议会。

公民表示默许，因为繁荣继续着。米兰公爵加里亚佐·玛利亚·斯福尔扎（Galeazzo Maria Sforza）于1471年访问佛罗伦萨时，他对城中繁荣的景象大感惊奇，对科西莫、彼罗和洛伦佐在美第奇宫廷和花园中收集的艺术品更为吃惊。这里已成为雕像、花瓶、宝石、绘画、书稿和建筑遗迹的博物馆。加里亚佐断言他在这份收藏中所见的绘画杰作，比全意大利其他地方都要多。当（1471年）洛伦佐领导佛罗伦萨代表团到罗马庆祝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Ⅳ）被选为教皇时，美第奇财富再次增加。西克斯图斯重申美第奇管理教产的权力。5年前彼罗曾为美第奇家取得有利的特权，得以开采吉维塔维奇（Civitavecchia）附近教产矿藏，该地出产染色和布料加色所用的稀有明矾。

洛伦佐从罗马回来不久，就不很成功地面对了第一次大危机。沃泰拉（Volterra）——佛罗伦萨辖区的一部分——的一个明矾矿租给可能和美第奇有关的一群私人承包商。当此矿证明极为赚钱的时候，沃泰拉的公民要求分一部分利润作为市政税收。承包商抗议，并向佛罗伦萨领袖团陈情。领袖团宣称利润应归入整个佛罗伦萨城邦的财产，使问题更加复杂。沃泰拉指责这份决定，宣布独立，而且处死了几个反对独立的公民。在佛罗伦萨议会中，托玛索·索德里尼提出安抚的方法，洛伦佐拒绝，认为这样会鼓励其他地方的暴乱和独立。他的建议被接受了，叛乱被武力镇压了，而佛罗伦萨雇佣兵变得难以控制，大肆掠夺叛城。洛伦佐立刻赶到沃泰拉，努力恢复秩序，从事改良，但是这件事始终是他记录上的一大污点。

佛罗伦萨原谅了他对沃泰拉的严苛，而且赞许他在1472年迅速输入谷物，避免了城中的饥荒。洛伦佐和威尼斯、米兰形成三角联盟，以保持北意大利的和平。西克斯图斯教皇并不高兴，如果强大而联合的北意大利限制了教皇国的一面，而那不勒斯王国又阻碍了它的另一面，则教皇在夹缝中永远不可能舒适。西克斯图斯得知佛罗伦萨正要买下伊摩拉城及在博洛尼亚和拉韦纳之间的领土，怀疑洛伦佐计划将佛罗伦萨领土扩张到亚得里亚海，他立刻买下伊摩拉作为法律上——几乎不是实际上——教皇属城的必要连缀地。在这次交易中，他利用了帕兹银行的服务和基金，而帕兹现在正是美第奇家族最强的对手。他将教产税收的有利管理权从洛伦佐移到帕兹手中。并指派美第奇的两个敌人——吉罗拉莫·里亚里奥（Girolamo Riario）和弗朗西斯科·萨尔维亚蒂（Francesco Salviati）——担任伊摩拉官员和比萨大主教，当时比萨仍是佛罗伦萨的领地。洛伦佐采取了科西莫都会深悔的迅速行动：他采取措施毁灭帕兹商行，并下令比萨将萨尔维亚蒂赶出主教教廷。教皇大为震怒，同意帕兹、里亚里奥和萨尔维亚蒂阴谋推翻洛伦佐，他拒绝批准暗杀这个少年，但是阴谋者并未把这种慎重的态度当作阻碍。他们漠视宗教礼规，计划在复活节（1478年4月26日）大教堂弥撒中杀死洛伦佐和其弟朱利亚诺，在教士高举圣体的一刻采取行动。同时萨尔维亚蒂和其他人准备袭击维奇奥宫，罢黜领袖团。

在指定的那一天，洛伦佐像往常一样没有武装、不带卫士进入大教堂。其弟朱利亚诺有事耽搁了，但弗朗西斯科·帕兹和伯纳多·班第尼决意要杀他，到他家用笑话讨好他，劝他到教堂去。就在那儿，在教士高举圣体时，伯纳多·班第尼刺中了朱利亚诺的胸口。朱利亚诺倒在地上，弗朗西斯科·帕兹跳到他的身上，一再刺他，愤怒中严重割伤自己的腿部。同时安托尼奥和教士斯蒂法诺（Stefano）用匕首攻击洛伦佐。他用手臂保护自己，只受到了轻微的割伤，朋友们围住他，领他进入圣器室。谋刺者从充满敌意的人群中匆忙逃走。朱利亚诺的尸体被带回美第奇宫。

当这些行动在教堂进行时，萨尔维亚蒂大主教、伊库甫和100个武装部下攻向维奇奥宫。他们大叫“共和、自由”，希望人民会帮助他们。但是人民在这次危机中大叫“红球万岁”，表示支持美第奇——红球是美第奇家族的象征。萨尔维亚蒂逃入宫殿时被执法人恺撒·彼得鲁奇（Cesare Petrucci）击倒，人文主义者波焦之子伊库甫在宫殿窗户中被吊死。其他的阴谋者爬上楼梯，被果敢的领袖们捉住，丢出窗户，被愤怒的群众解决。洛伦佐现在带着护卫出现，人民为他的安全而欢呼，对抗一切有参加阴谋嫌疑的人。弗朗西斯科·帕兹因失血过多而衰弱不堪，被拉下床铺，吊死在主教身旁，主教在临死的挣扎中咬伤萨尔维亚蒂的肩膀。伊库甫家族的年老荣誉领袖被赤裸地拉过街道投入阿尔诺河中。洛伦佐尽力缓和民众嗜血的冲动，救下了几个受到不公平指控的人。

西克斯图斯四世对大主教被吊死一事大表震怒，将洛伦佐、执法人和佛罗伦萨官吏们逐出教会，停止佛罗伦萨领土内的宗教礼拜。某些教职人员抗议这项禁令，发布文件责备教皇不合适的毁谤。在西克斯图斯建议下那不勒斯王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Ⅰ）派出使节，建议领袖团和公民将洛伦佐交给教皇，或者至少放逐他。洛伦佐劝领袖团顺从，领袖团却告诉斐迪南，佛罗伦萨宁愿忍受任何极苦，绝不将领袖交给敌人。西克斯图斯和斐迪南向佛罗伦萨宣战（1479年）。国王斐迪南的儿子阿方索在坡奇邦西（Poggibonsi）附近击败佛罗伦萨军队，大肆蹂躏乡村。

不久，佛罗伦萨人民开始报怨战役的征款，洛伦佐知道没有一个社会肯长期为一个人而牺牲。他在这个人生的转折点，做了一个特别而史无前例的决定。他在比萨乘船，开往那不勒斯，要求被带到国王面前。斐迪南崇拜他的勇气。这两个人正处于战争状态，洛伦佐没有安全措施，没有武器，没有卫士，而不久前被邀至那不勒斯做客的弗朗西斯科·皮西尼诺（Francesco Piccinino）才被皇家下令阴谋杀死。洛伦佐坦白承认佛罗伦萨面对的困难，但是他指出教皇如果解除佛罗伦萨统治权而加强了力量，然后旧调重弹，宣称那不勒斯是教皇的纳贡采邑，这对那不勒斯是多么危险。土耳其人正由海陆两面向西进军，他们随时会侵入意大利，攻击斐迪南的亚得里亚省，意大利在这个危机中不宜再以内部的憎恨和战争分化自己。斐迪南并未亲自监禁他，但下令以囚犯和贵客的双重身份扣留洛伦佐。

阿方索对佛罗伦萨军队的继续胜利，及西克斯图斯一再要求解送洛伦佐到罗马，更增加了洛伦佐的困难。佛罗伦萨悬宕了三个月，洛伦佐深知这次失败意味着他的死亡和佛罗伦萨独立的结束，同时他以好客、慷慨、良好的礼仪和愉快的性情交了不少朋友。城邦阁员卡拉法（Caraffa）伯爵被他深深倾倒，支持他的主张。斐迪南也欣赏他这个囚犯的教养和性情。这显然是一个文雅、正直的人，与这样的人谈判至少在洛伦佐活着的时候可以保证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的友谊。他与洛伦佐签订条约，给他华丽的马匹，准他从那不勒斯上船。当佛罗伦萨得知洛伦佐带来和平，给予他感激而盛大的欢迎。西克斯图斯十分生气，打算独自继续战争。但是当君士坦丁堡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Mohammed Ⅱ）的军队登陆奥特兰托（Otranto,1480年），而且扬言要占领意大利，占有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安全地带时，西克斯图斯邀请佛罗伦萨商讨问题。他们的使节向教皇适时地表示尊崇。他也适当地责备了他们，又原谅了他们，并劝他们准备15艘长船对抗土耳其。双方讲和，从此洛伦佐成为托斯卡纳地区无人可比的领袖。

慷慨的洛伦佐

现在他的治理手段比少年时代温和多了。他刚刚30出头，但是在文艺复兴的温室中成熟得很快。他并不英俊：他的大扁鼻挂在上唇之上，奇怪地向外弯曲；他的肤色黧黑；他那严苛的眉毛和沉重的下巴大大辜负了他温和的精神、礼节的魅力、机智的活泼及心灵的诗意感。他高大、肩宽、红光满面，看起来像运动员而不像政治家，事实上在体力游戏方面也很少人能胜过他。他具有地位上不可缺少的矜持尊严，但是私下里他使朋友们立刻忘记他的权力和财富。他和他的儿子利奥十世一样能够欣赏最微妙的艺术和最单纯的小丑。他和浦尔契共处时是一个幽默家，和波利希安在一起时是诗人，和弗朗西斯科·兰迪诺在一起时是学者，和菲奇诺在一起时是哲学家，和彼科在一起时是神秘主义者，和波提切利在一起时是美学家，和斯夸尔恰卢皮（Antonio Squarcialupi）在一起时是音乐家，和宴会中喜乐的人在一起时又同为喧闹者。“当我的心灵被公共事物的骚动干扰时，”他写信给菲奇诺说，“我的耳朵也被暴乱公民的喧嚣击溃，除非我在科学中寻找松弛，否则我如何能支持这样的争斗？”——他的意思是追求多样的知识。

他的品德并不像他的心智一样值得让人效法。他像很多那时候的人一样，不容许他的宗教信仰妨碍他的生活享受。他曾以显然诚挚的态度写出虔诚的颂诗，但又毫无悔恨地转向庆祝淫逸爱情的诗篇。除了为失去的逸乐懊恼之外，他很少后悔。他为了政治的理由，勉强接受了一个他敬多于爱的妻子，之后便追随当时的风尚以通奸自娱。但他没有私生子。至于他的商业道德至今仍在辩论中。没有人怀疑他的慷慨，他滥用慷慨是和科西莫一样出名的。他总是不停地用更大的厚礼回报别人的礼物。他用金钱支援过十几件宗教行动，支持着无数的艺术家、学者、诗人，也借出大笔款项给城邦。帕兹阴谋之后，他发现他的公共和私人付款已使他的商行无法面对债务，顺从的议会便决议由城邦府库偿还他的债款（1480年）。至于这笔钱是否只公平地偿还了美第奇家族的服务和他们为公共目的所花费的私人基金，抑或是明显地监守自盗，我们不得而知。这件事虽然大家都知道，却无损于洛伦佐的受拥戴。人们想到他的慷慨，也想到他的财富和奢侈的家庭，因此称他为“慷慨的”洛伦佐（Lorenzo Il Magnifilo）。

他的文化活动使他忽略了远及各地的商行事务。他的经纪人利用他的专心，大肆浪费和欺骗。他逐渐将财产撤出商业，投资到城市不动产和大规模的农业中，拯救了家庭的财富。他很喜欢亲自管理农场和果园，对肥料和哲学一样熟悉。由于科学化的灌溉和施肥，靠近加里奇和加亚诺两地别墅的土地成为农业经济的典范。

佛罗伦萨的经济生活在他的统治之下繁荣起来。利率降至5%，商业因财源稳固而发达，直到洛伦佐晚年，英国成为纺织品外销的麻烦竞争者为止。对繁荣更有贡献的是他的和平政策，及他治理的第二个十年中在意大利所维持的均衡势力。佛罗伦萨与其他意大利城邦联合将土耳其逐出意大利。这件事完成之后，洛伦佐说服那不勒斯的费兰特（Ferrante）和米兰的加里亚佐·斯福尔扎与佛罗伦萨签订共同防御联盟。当教皇英诺森八世参加这个联盟时，大部分小城邦也依附了它。威尼斯保持超然的态度，但是却因为害怕联盟而采取友好的行为。除了一些小小的中断外，意大利的和平就这样维持到洛伦佐逝世。同时他竭尽一切机智和影响力保护弱邦对抗强邦，仲裁和调解邦际利益与纠纷，在争端发生之初即施行遏阻。在那快乐的10年中（1480—1490年），佛罗伦萨达到政治、文学和艺术光荣的巅峰。

内政方面洛伦佐通过70人议会治理政事。1480年，这个机构由当年领袖团选出30位会员，再由这30人选出另外的40位会员构成。会员采用终身制，空缺以选举方式递补。在这样的安排之下，领袖团和标准执法人只是议会的执行代理人。人民议会和选举都免除了。反对十分困难，因为洛伦佐雇有间谍侦察这件事，并且有办法给予反对者财政上的麻烦。古老的党派酣眠了，罪恶隐藏了，自由减少了，秩序却兴盛起来。当时，曾有一个人这样写道：“我们这儿没有劫案，没有夜间骚乱，没有暗杀，不管白天晚上每一个人都可以非常安全地办理他的事务。”圭恰尔迪尼说：“如果佛罗伦萨要有一个暴君，再也不可能找到比这位更好、更令人喜欢的了。”商人喜爱经济的繁荣胜于政治的自由，劳动阶级忙于从事许多公共工作，只要洛伦佐供应面包和游戏，他们便原谅了独裁。各种竞赛迷住了富人，赛马刺激了中产阶级，而化装游行则娱乐了大众。

佛罗伦萨有一种风俗，在狂欢节的几天里，大家戴着喜乐或吓人的面具在街上游行，唱着讽歌或恋歌，组织“化装行列”——一队队画好或加上花圈的彩车代表神话或历史上的角色和事件。洛伦佐酷嗜这个风俗，但是怀疑它有趋于混乱的倾向。他决定由政府给予赞助和秩序，使它受到适当的控制。在他的治理下，化装游行成为佛罗伦萨生活中最受欢迎的活动。他聘请艺术家设计并绘制彩车、旗帜和服装，他和朋友们则写作唱曲。这些唱曲反映出狂欢节的道德松弛。洛伦佐最著名的化装游行是“酒神的凯旋”。其中一列彩车载着可爱的少年，一队盛装的少年骑着欢腾的骏马，经过维奇奥宫来到大教堂前面的豪华广场，和谐的和声在铙钹和维忽拉伴奏下唱出一首洛伦佐亲自撰写的诗歌。那首诗与大教堂完全不相配：

青春极美，忧伤无益，

韶华分秒逝如水。

少男少女，享受今日；

明天祸福有谁知？

酒神巴克，丽人雅妮，

一双爱侣真情意！

不管时光，飞逝如许，

誓愿同我新欢愉。

美丽仙子，神族象士。

欣度假期长无恨。

少男少女，享受今日；

明天祸福有谁知？

高雅贵妇，青年恋人！

愿酒神长在欲长在！

狂舞嬉游，尽情歌咏，

让甜蜜爱火燃心胸。

当来临者，自当来临。

休管他未来运命。

少男少女，享受今日；

明天祸福有谁知？

这些诗和化装游行也是洛伦佐被控腐化佛罗伦萨青年的理由之一。也许没有他，佛罗伦萨也会“腐化”。威尼斯、费拉拉和米兰等地的道德并不比佛罗伦萨强。美第奇银行家手下的佛罗伦萨比美第奇教皇手下的罗马好得多。

洛伦佐的美感太敏锐了，对道德不免有害。诗是他的一大爱好，他的文章也可以媲美当时最好的文学家。唯一胜过他的波利希安仍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之间徘徊，洛伦佐的诗篇则将文学的主流恢复成方言，那是由但丁创立、却被人文主义者推翻的。虽然他可以很容易地阅读拉丁原文，他喜欢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甚于拉丁古典的情诗，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写出足以文饰彼特拉克的短诗。但是他对诗意的爱并不认真。他更诚挚地写作有关乡村风景的诗文，他认为那些风景使他得到四肢的运动和心灵的平和。他最好的诗篇都是描述乡村中的森林和溪流、树和花、羊群和牧人。有时他也以隔行韵脚（terza rima）的形式写幽默小品，使农夫的淳朴语言变成愉快的诗歌；也写过讽刺的闹剧；还为他的孩子写宗教剧和虔诚的颂歌。但是他最具特色的诗篇还是狂欢节唱曲——为欢宴的时节和气氛而唱的歌，欢乐的放纵和少女的自由。没有一样东西比这位中心人物更能表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道德、礼仪、复杂性和多变性了。他治理着一个城邦，管理着一笔财产，参加角力竞赛，写杰出的诗，慷慨地支持艺术家和作家，平易地与学者、哲学家、农夫和小丑厮混，在化装游行中前进，唱着淫歌，写作温和的颂诗，和情妇游戏，生出了一个教皇，而且被全欧洲尊为当时最伟大和最高贵的意大利人。

文学：波利希安的时代

佛罗伦萨的文人在他的帮助和以身作则的鼓励下，以意大利文写出越来越多的作品。慢慢地他们形成了整个半岛模范和标准的文学托斯卡纳语——“不止是意大利诸语中，”爱国的瓦奇说，“也是今日所知的一切语言中最甜蜜、最丰富、最文明的语言。”

洛伦佐一方面复苏意大利文学，一方面也热诚地继承祖父的事业，为佛罗伦萨学者收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作品。他派遣波利希安和约翰·拉斯卡里斯（John Lascaris）到意大利各城及海外购买书稿。约翰·拉斯卡里斯从圣亚索斯（St. Athos）的一家寺院带回200本，其中80本在西欧是完全没有见过的。根据波利希安的记载，洛伦佐愿意花费所有财产，甚至抵押他的家具，以购买书本。他雇了书记抄写无法买到的书稿，同样也准许其他收集家，像匈牙利王马赛亚斯·科文纳斯（Matthias Corvinus）和乌尔比诺的费德里科公爵等人派遣抄写员抄下美第奇图书馆的稿本。洛伦佐死后，这份藏书和科西莫放在圣马可的收藏合在一起，1495年时一共有1039册，其中460册是希腊文。后来米开朗基罗为这些书设计了富丽的居所，后代以洛伦佐命名——称为洛伦佐图书馆。伯纳多·西尼尼（Bernardo Cennini）在佛罗伦萨（1471年）建立一个印刷馆时，洛伦佐并不像他的朋友波利希安或乌尔比诺的费德里科一般转而注意这种新艺术，他似乎立刻看出活字印刷的可能性。他聘请学者收集不同的版本，使古典作品尽可能地正确印行。受了这样的鼓励，巴托罗米奥在德米特里斯·卡尔孔狄利斯仔细的学术研究下印了荷马的《选集》（Editio Princeps）；约翰·拉斯卡里斯出版了欧里庇得斯的《选集》（Editiones Principes）、《希腊文选》和卢奇安（Lucian）的作品（1496年）；兰迪诺出版了贺拉斯、维吉尔、老普林尼和但丁的作品，其中的语言和典故都需要悉心阐明。佛罗伦萨以一栋富丽的屋子报答兰迪诺的这些工作，当时的时代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学者被美第奇及其他佛罗伦萨人慷慨赞助的名声所动，纷纷涌向佛罗伦萨，使它成为文学研究之都。韦斯帕夏诺·比斯底奇在佛罗伦萨、乌尔比诺和罗马当过书商和图书馆员之后，写了一本流畅而明智的文集《名人生平》，以纪念当时的作家和赞助者。为了发展和传播民族的智慧遗产，洛伦佐恢复并扩大了古比萨大学和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后者并非正式的学院，而是由喜爱柏拉图的学人构成的协会，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在洛伦佐的城市宫中或加里奇的菲奇诺别墅聚会，共进晚餐，大声朗读柏拉图全部或部分对话，讨论其中的哲理。11月7日是大家认定的柏拉图生与死的纪念日，学园人士以近乎宗教的庄严方式加以庆祝。一个被大家相信是柏拉图的胸像被冠以花朵，并在胸像前燃灯，就像神祇的肖像一般。兰迪诺利用这些集会作为他写《同志会辩论》（Disputationes Camaldulenses）想象对话的基础（1468年）。他描述他与他的兄弟拜访同志会僧侣的寺院，遇见美第奇家的洛伦佐和朱利亚诺，还有阿尔贝蒂以及其他六位佛罗伦萨绅士。他们斜卧在一个喷泉附近的草地上，将城市的忧虑匆忙和乡村的抚慰平静作一比较，为行动与沉思的一生而辩论。阿尔贝蒂赞美乡村沉思的生活，洛伦佐则力称成熟的心灵会在城邦的服务和世界的商业中找到用武之地和满足。

参加柏拉图学园讨论的有波利希安、彼科、米开朗基罗和菲奇诺。菲奇诺非常忠于科西莫的使命，贡献了全部生命将柏拉图的作品译成拉丁文，并研究、教授、撰写有关柏拉图主义的作品。他年轻时非常英俊，佛罗伦萨少女们都以爱慕的眼神看他，但他对她们并不像对书本一样喜爱。他曾一度失去他的宗教信仰。柏拉图主义似乎优于基督教，他教导学生“爱柏拉图”甚于“爱基督”，他在柏拉图胸像前燃烧蜡烛，将他尊为圣人。在这种心情下，基督教在他眼中似乎只是用寓言式教条和象征性教仪来隐藏真理的许多宗教之一。圣奥古斯丁的作品及感激自己从严重的病中恢复正常的心情，使他又重新有了基督教信仰。他在40岁成为僧侣，但他仍是一个热诚的柏拉图主义者。菲奇诺辩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已说明了和先知们同样高贵的一神教，他们也曾在较小的方面接受过神圣的天启，所有受理性统治的人也都如此。洛伦佐和大多数人文主义者遵从他的指导，不以另一信仰代替基督教，而以哲学家能够接受的名词来重新诠释教义。一两代之内（1447—1534年）教会容忍地对这种方法微笑赞许。萨沃纳罗拉则公开指责这是欺诈。

彼科伯爵仅次于洛伦佐，是柏拉图学园中最迷人的人物。他生于一个因他而扬名的小城（靠近摩德纳），在博洛尼亚和巴黎读书，在欧洲每一个朝廷都受到光荣的接待，最后洛伦佐劝他以佛罗伦萨为永久的居所。他以强烈的求知欲不断地学习各种事物——诗、哲学、建筑、音乐——在每一方面都达到相当显著的成就。波利希安描写他是自然将一切天赋联合而成的模范人物，“身材高大，轮廓美好，脸上洋溢着某种神圣的气质”。一个具有透彻眼光、不屈的学习精神、奇迹般的记忆力、全面博学的人，善讲数种语言，是女人和哲学家的宠儿，不仅外形俊美，智慧特质显著，性格也很可爱。他的心灵拥抱每一种哲学和每一种信仰，他的心灵无法拒绝任何体系和任何个人。晚年他虽然藐视占星术，却欢迎神秘主义和魔术，有如他接受柏拉图和基督一般。他对经院哲学家甚有好评，那是大部分人文主义者认为野蛮荒谬而加以弃绝的。他认为犹太思想很值得推崇，并列出了他的几位犹太老师和受尊敬的朋友。他研究希伯来的卡布拉（Cabala），无邪地接受其中托言的古籍，宣称他已在其中找到基督神圣的充分证据。正如他的一个封建头衔叫作康克迪亚（Concordia）一样，他担负重任，要使西方所有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与柏拉图协调，也使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协调起来。他虽然被一切人谄媚，却直到短暂生命的终点都一直保有迷人的谦和态度。

24岁时（1486年），他到了罗马，印行了900规条的一览表，使僧侣和博学者大吃一惊，其中包含逻辑、形而上学、神学、伦理学、数学、物理、魔术及犹太神秘哲学，并包括了最宽大的异端邪说，认为最大的致命罪恶也是有限的，不应得到永恒的惩罚。彼科声明他准备在公开辩论中和任何人对抗，以维护其中任何一个规条，并愿意负担从任何地方前来的挑战者的旅费。他以一篇有名的演说作为这个哲学竞赛的序言，那篇演说后来命名为《谈人类尊严》（De Hominis Dignitate）。“学校的老生常谈认为，”彼科写道，“人是一个小世界，我们可以在这个小世界中识别由地上元素和属天灵魂合成的肉体，植物的蔬菜精神，低等动物的感觉、理性，天使的心灵及上帝的肖像，等等。”然后彼科便以上帝对亚当说话的方式，写出人类无限潜能的圣书：“我把你创造成不属于天堂也不属于地上……你必须自由塑造并克服自己。你可以沉沦为野兽，也可以新生成神圣的样子。”彼科还以年轻的文艺复兴的昂扬精神加上：

这是上帝的极高礼物，是人类最高超、最奇妙的幸福……他可以成为自己所愿意成为的东西。动物从生下的一刻开始，就从母亲的身体中带来了未来注定具有的一切，最高的精灵（天使）是从开始……就带着他们希望永远成为的一切。但是天父使人生来就具有每一种可能和每一种生活的种子。

没有人接受彼科的各种挑战，但教皇英诺森八世判决其中三项规条是异端邪说。既然这些只是整个规条中的极小部分，彼科可能获得宽宥，而事实上英诺森也不会追问这件事。但彼科谨慎地收回他的话，动身到巴黎，巴黎大学给予他保护。1493年，亚历山大六世以他惯常的和蔼，通知彼科一切已受到原谅。彼科回到佛罗伦萨以后，成为萨沃纳罗拉的虔敬门徒，放弃对上帝的追寻，烧掉他的五册情诗，把财产送给贫穷的女孩做嫁妆，自己则过着半僧侣式的生活。他曾想参加多米尼克教团，但在下决心之前就逝世了——当时只是一个31岁的青年。他的影响在他短暂生命结束之后仍然存在，曾鼓舞黎塞留在德国继续希伯来的研究，那是彼科生命中热烈的兴趣之一。

波利希安十分崇拜彼科，以最厚道的歉疚来修正他的诗，他虽比较缺乏流星般的魅力，却富有更深的洞察力和更重大的成就。他原名叫安杰卢斯·巴苏斯（Angelus Bassus）——有人称他为安杰洛·安布罗吉尼（Angelo Ambrogini）——后来才改成波利希安。他来到佛罗伦萨，在兰迪诺门下学习拉丁文，在萨洛尼卡（Salonica）门下学希腊文，在菲奇诺门下学柏拉图主义，在阿基洛普莱门下学亚里士多德哲学。他16岁开始将荷马作品翻译成拉丁文，文笔十分流畅，十分生动，看起来至少像罗马诗歌白银时代（Silver Age）的产物。他完成了头两本，送去给洛伦佐。这位在各方面都很机灵的赞助人鼓励他继续下去，聘请他到家中担任儿子彼罗的老师，供应他所有的需要。波利希安不受生活所扰，他编辑了古典的杰作，其中有查士丁尼的《法学汇纂》（Pandects），他的学识和判断赢得了世界的赞誉。当洛伦佐出版贺拉斯的作品时，波利希安写了一篇颂歌作序，其拉丁化、口语化和复杂的诗体足可媲美贺拉斯的诗篇。美第奇、彼科和外国学生——黎塞留、克罗西、利纳克尔等人——都曾听过他古典文学的演讲，他们都曾在阿尔卑斯山彼侧听过他的盛名，知道他是学者、诗人和三种语言的演说家。他常以即景的拉丁诗作为演说的前言，其中一首音韵洪亮的六音节诗无疑是从荷马到薄伽丘的诗史。波利希安以《西维尔》（Sylvae）的书名出版这首诗和其他的诗，显示出灵巧而流利的拉丁文体，虚构得十分生动，虽然他很年轻，人文主义者却因这些作品而公认他是他们的大师，并且很高兴他们极想恢复的高贵语言已重新复活。

波利希安几乎使自己成为拉丁文作家之际，也以丰富平易的笔调写出一连串意大利诗，一连串介于彼特拉克和阿廖斯托之间无可匹敌的作品。1475年，洛伦佐的弟弟朱利亚诺赢了一项摔跤竞赛，波利希安以优美文雅的八音节诗描写这次摔跤。在《美丽的西蒙妮塔》（La Bella Simonetta）诗中他颂扬朱利亚诺爱人的高贵，文笔流利、细致，使意大利情诗从此有了新的细腻辞藻和情感。他描写朱利亚诺出外打猎时遇见西蒙妮塔和其他少女在田野中跳舞：

以烈焰燃我的美丽少女

我知她温和，纯真，且明达，

且风姿娴雅，

她可爱知礼，圣洁，睿智，亲和

玉颜神圣，如是甜美，如是柔弱，

如是欢愉，一双绝尘的眼

映现了仙境乐园，

即，我等可怜人所仰慕的千种美善……

自她高贵的头顶与光辉的月眉

金发欣欣垂散，

穿梭着群舞的少女莲步款款

双脚久习旋律的音籁。

眼儿望地久不抬，

偷送来秋波如水；

可叹伊善妒的青丝垂

隔断波光，且遮住了我的凝视。

她生长在天使赞美的神国，

一见这厢失礼——

便伸出柔荑美如玉——

以慈和风采掠起脱缰的秀发；

自双眸她对我送达

易感的心，甜蜜热情的灵魂，

我非圣神，

能不烧到烛尽成灰时？

波利希安为他的情人伊坡里塔·列昂西那（Ippolita Leoncina）写了不少秀雅、温柔的情歌，而且因为心中充满太多的诗韵，他竟作出类似的抒情诗给他的朋友使用，以作为驱逐矜持的符咒。他学习农夫的民歌，然后再用文学语言加以整理。这些民歌改写后大受欢迎，至今还在托斯卡纳留下回响。在《我的布伦提娜》（La Brunettina Mia）中他描写一位乡村美女在喷泉中洗濯她的面孔和酥胸，并在发顶冠上花朵。“她的胸膛就像五月的玫瑰，她的双唇有如草莓。”那是一个从不令人生厌的陈旧题材。波希安利为了重获希腊狄奥尼西斯剧院（Dionysian Theater）中所达到的戏剧、诗、音乐和歌曲的统一性，写了——他发誓在两天之内——一部434行的弗朗西斯科·贡萨加（Francesco Gonzaga）小抒情剧，为曼图亚的主教而演唱（1472年）。该剧被称为“俄耳甫斯的寓言”——描述俄耳甫斯之妻欧律狄刻（Eurydice）从一个好色的牧羊人手中逃出来却被蛇咬死。悲哀的俄耳甫斯一路前往地狱，以他的七弦琴迷惑了地狱之神普鲁托，使这位地下之王将欧律狄刻复活给他，条件是离开地狱之前不准望她。俄耳甫斯只领她走了几步，禁不住爱的狂喜，竟回头望了她。她立刻被捉回地狱，而他则被阻不许随她前去。俄耳甫斯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变成憎恨女人的人，而且建议男人应忽视女人，以男童来满足自己，学习宙斯以加尼米德（Ganymede）满足自己的榜样。森林地区侍奉酒神之小女神愤于他轻视女人，将他打死，剥下他的皮，将他肢体撕裂，并高兴地庆祝她们的胜利。伴奏这些诗行的音乐已经失散，但我们可以完全地将“俄耳甫斯寓言”列为意大利歌剧的先驱。

以诗人而言，波利希安缺乏伟大性，因为他避免热情的陷阱，而且从不探求生命或爱情的深度。他永远迷人，却不曾深刻。他对洛伦佐的爱是他所体会到的最强的情感。当朱利亚诺在大教堂被杀的时候，他正在他的赞助者身边。他当着谋反者的面，猛击圣器室的门，救了洛伦佐。洛伦佐从危险的那不勒斯之旅回来的时候，波利希安以近乎令人反感的热情诗篇欢迎他。洛伦佐去世时，波利希安悲恸地哀悼他，然后渐渐枯萎。他死于两年之后，像彼科一样，在致命的1494年，正是法国人发现意大利的时候。

如果洛伦佐不曾欣赏他的哲学中所带的幽默，信仰中所带的怀疑，爱情中所带的不羁，洛伦佐就不会成为那样充实的一个人。他的儿子欢迎弄臣，为教廷中淫秽的喜剧而微笑，这位佛罗伦萨的银行家王子便邀请浦尔契作为朋友赴他的餐宴，并品尝《巨人莫尔甘特》（Morgante Maggiore）的粗鄙讽刺。这首被拜伦深深崇拜的名诗，一章章地被朗诵给洛伦佐和他家的客人听。浦尔契具有强壮和无限的机智。他将语言、隽语和中产阶级的观点用在骑士浪漫诗中，震撼了宫廷和全国。查理曼大帝在法国、西班牙和巴勒斯坦历险的传说在12世纪或更早的时候进入意大利，由吟游诗人传遍半岛，得到每一个阶层的喜爱。但是这类以男性为主的题材永远都存在一种虚张声势、强壮的自嘲现实主义，同时也抑制着女人和少年带给文学艺术的浪漫精神。浦尔契混合所有特质，从通俗的传奇，从洛伦佐图书馆的稿本，从洛伦佐桌上的谈话拼凑成一首史诗，嘲笑骑士故事中的巨人、魔鬼和战争，有些也以严肃或玩笑的诗句重述基督教骑士奥兰多（Orlando）和沙鲁斯（Saracen）巨人的历险记，这首诗一半的名字是由这个人物得来的。

莫尔甘特被奥兰多袭击，突然宣布转向基督教以拯救自己的生命。奥兰多教他神学，向他解释他的两个兄弟刚刚被杀，现在正因不信教而身陷地狱，只要他变成好的基督徒，就答应让他入天堂，但是警告他在天堂中必须不能怜悯他被烧的亲戚。“我们教会的博士们，”这位基督教骑士说，“一致同意，如果有幸在天堂的人同情那些陷身地狱混乱中的可怜亲族，他们的至福就会完全失去。”“你会明白的，”他向奥兰多保证，“无论我是否臣服上帝的旨意，是否行为像天使一般，如果我为我的兄弟悲哀……我将砍下我兄弟的双手，拿这些去见圣僧，让他们相信他们的敌人已经死去。”

浦尔契在第十八章介绍了另一个巨人马尔古特（Margute），一个滑稽的小偷和温和的凶手。他犯过各种罪恶，但是绝不出卖朋友。莫尔甘特问他信仰基督还是穆罕默德，马尔古特答道：

我不信蓝，也不信黑，

只信煮熟烤好的肥阉鸡；

偶尔也信奶油，

也信啤酒、葡萄汁，上面浮着烤苹果……

但我最信老酒，

对于信好此道的人，我更要抓牢……

信仰有如痒处，可迷人哪……

无所谓信甲信乙——信仰即如是。

且看我信念谁属：

可知我母是希腊尼姑，

我父，身在土耳其布鲁撒，是一位毛拉（mullah）。

马尔古特在喧闹了两章之后死于大笑。浦尔契并未为他浪费眼泪，却从他魔术的幻境中引出一个一级的魔鬼——阿他罗地（Astarotte），他与卢西弗（Lucifer）共同叛变。他被魔法师马拉吉吉（Malagigi）从地狱召来，将骑士里纳尔多（Rinaldo）迅速从埃及带到莱西斯瓦莱斯（Roncesvalles），敏捷地完成此事，赢得里纳尔多深切的热爱。这位基督教骑士便建议上帝从地狱解放阿他罗地。但是这位有礼的魔鬼是一个杰出的神学家，他指出背叛无限的正义便是无限的罪恶，需要受永恒的处罚。马拉吉吉奇怪上帝既然能预知一切，包括卢西弗的不服从和永恒的毁灭，为什么还要创造他。阿他罗地承认这的确是一个有智慧的魔鬼也不能解决的问题。

对于浦尔契1483年的作品而言，他的确是一个有智慧的魔鬼，预言了哥伦布的惊人发现。提到以往的警告，阿他罗地在《海格力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别再前进”——中对里纳尔多骑士说：

明知此论非真；勇敢的舟子

将驱策小舟凌越

西方的浪潮，一片坦坦的平地

虽然地球有如轮轴。

古远的人类具有粗陋的风度，

海克力斯也将羞赧，若他

知道自己不量力的作为纯属徒然

迟钝的小船即将飞驰上路，

人类将看见另半个地球。

万物既趋向共同的中心，

地球，因神圣的大神秘

稳定平衡悬于高高的星域。

我们的另一端有城市、州郡，

以及众多的帝国，往昔未受神佑

且看，太阳正疾行到西方的路径

以大众期待的光辉照亮彼端的邦国。

浦尔契的部分计划是以上帝和圣徒的虔诚祈祷来引出每一章，无论那一章充满多少笑话：内容越凡俗，行文越庄严。这首诗以宣布信仰一切宗教的善德结束——这是一种必然会冒犯每一真信徒的说法。偶尔浦尔契也容许自己成为一名胆怯的异教徒，例如在他引述《圣经》来辩称基督的先见之明并不如天父时，或容许自己希望一切灵魂，甚至卢西弗最后都会得救。但是他像一个好佛罗伦萨人以及洛伦佐圈子的其他人一样，表面仍然忠于不可避免地附在意大利生命上的教会。教士并不被他的恭敬所骗。他死时（1484年），他的身体被拒葬于圣地。

如果洛伦佐的集团能在一代中产生出如此多变的文学，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而且将会发现——其他城市如米兰、费拉拉、那不勒斯、罗马也有类似的觉醒。从科西莫出生至洛伦佐去世之间的100年里，意大利已完成并传下了文艺复兴的第一阶段。意大利已发现古希腊和罗马，已建立了古典学术的要素，已使拉丁文再度成为阳刚雄伟和简洁有力的语言。尤有甚者，在科西莫逝世至洛伦佐逝世之间的一代，意大利重新发现了自己的语言与灵魂，用方言作为新词汇和新形式的标准，写出精神属于古典、但语言和思想属于本国和现代的诗篇，以当时的事件和问题或乡村的风景、人物为主题。而且，意大利在一代之间，经由浦尔契的提倡，使幽默传奇提升为文学中的一种，为博亚尔多和阿廖斯托铺好道路，甚至预兆了塞万提斯对骑士的浮夸和虚伪的会心微笑。学者的时代隐退了，模仿向创作让步。意大利语在彼特拉克选用拉丁文写史诗之后一度凋零，现在又再生了。不久，在文学上领导世界，艺术上泛滥世界的意大利文化处于繁茂中，古典的复苏几乎被遗忘。

建筑和雕刻：韦罗基奥的时代

洛伦佐热诚地继续美第奇家族支持艺术的传统。“他是非常仰慕古典遗物的人。”他的同代瓦萨里写道，“再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使他更欢欣的了。那些希望他感激的人习惯从世界各地收集勋章、硬币、雕像、胸像和任何具有希腊或罗马特性的东西。”他为了统一科西莫、彼罗及他自己的建筑和雕刻收藏，将这些东西放在美第奇宫和圣马可修院之间的花园里，允许所有可信赖的学者和访客参观。对于勤勉和有希望的学生——米开朗基罗就是其中之一——他给予维持生活的薪俸，特别熟谙者还有奖金。瓦萨里说：“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所有在美第奇花园中研究，而且被洛伦佐所喜爱的学生都变成了杰出的艺术家。这只能归功于这位大赞助人的精微判断……他不仅能辨认出天才，也有酬报他们的意志和力量。”

洛伦佐政体的艺术史上一大事件是建筑家维特鲁维亚的论文《建筑术》（De Architectura，公元前1世纪）的出版，那是约70年前波焦在桑加罗寺院发掘的。洛伦佐对这本严正的古典作品完全心服，便运用影响力传播罗马帝国时代的建筑形式。也许这件事所造成的害处不下于益处，因为他在建筑方面正阻扼了他在文学上实行的最有成果的原则——发展民族形式。但是他的精神是真诚的。在他的鼓励下，而且多次应用他的款项，佛罗伦萨现在已被文雅的市政建筑和私人宅邸装饰起来。他完成了圣洛伦佐教堂和费舍尔寺院，并聘请朱利亚诺·桑加罗（Giuliano da Sangallo）在桑加罗门外设计了一座寺院，这座寺院的名字便由此艺术家之名而来。桑加罗为他建立堂皇的别墅，建得太好了，因此当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向他要求一位建筑家的时候，洛伦佐便推荐桑加罗前往。艺术家爱他的程度可以从桑加罗往后的慷慨中显示出来，他将斐迪南给他的礼物送给洛伦佐——一幅哈德良大帝胸像、一幅沉睡的小爱神及其他古典雕刻。洛伦佐将这些作品也加入他花园收藏的行列，整个收藏后来成为沃夫兹画廊雕塑作品的核心。

其他富人住宅的华丽可以和美第奇宫媲美——有些还超过它。约1489年，贝内代托（Benedetto da Maiano）为大斯特罗齐（Filippo Strozzi the Elder）建造了托斯卡纳风格最完美的建筑，那是布鲁尼里斯哥在比蒂宫中所发展的形式——在乡村式或未完成的石头前身后面隐藏着内部的豪华与奢侈。它开工的时候曾经仔细算过天文时间，曾在几个教堂举行仪式，曾经安抚地分配了救济品。贝内代托死后（1497年），西蒙·波利奥罗（Simone Pollaiuolo）完成了这个建筑，并依据他在罗马见过的形式加上一个优美的飞檐。这些外形似监狱的建筑，其内部豪华程度可以从壮丽的火炉推测出来——有力的大理石盘丝，由雕花的台柱支持，顶上嵌有镶画。同时，领袖团也继续改进他们唯一的、美丽的家维奇奥宫。

多数建筑家也是雕刻家，因为雕刻在建筑装饰、刻装飞檐和花边、半露柱和柱头、门方和烟囱片、墙壁镶画、圣龛、唱诗班席位、讲坛和洗礼盘等方面都占有主要地位。朱利亚诺·马亚诺（Giuliano da Maiano）在大教堂雕刻圣器室，并在费舍尔寺院雕刻唱诗班席位。他的兄弟贝内代托发展了镶嵌的艺术，名气渐大，匈牙利王马赛亚斯·科文纳斯因此向他订制两个镶木的银柜，并邀请他前往他的朝廷。贝内代托去了，并让别人随后将银柜送去，这两个银柜送达布达佩斯并在国王面前打开的时候，镶片掉了下来，粘胶由于潮湿的海洋空气而松动，贝内代托虽然成功地换掉了那些镶片，却从此不再喜欢镶嵌工作，转而献身雕刻。很少圣母雕像比他的《加冕的圣母》更可爱，很少胸像优于他诚实默示的斯特罗齐像，很少坟墓比得上圣诺维拉的坟，没有一个讲坛比贝内代托为同一位斯特罗齐在克罗齐教堂所做的更加优雅，很少圣龛像圣吉米拉诺一地大圣堂（Collegiate Church）中圣菲那（Santa Fina）的圣龛更接近完美。

雕刻和建筑有形成家族行业的倾向——罗比亚（Robbia）家族、桑加罗（Sangallo）家族、罗斯里尼（Rossellini）家族和波莱奥罗（Pollaiuolo）家族。西蒙·波莱奥罗的叔叔安东尼奥·波莱奥罗在他父亲伊库甫的工作室中学习金匠准确精巧的设计。安东尼奥的青铜、银和金制品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切利尼及洛伦佐、教会、领袖团和同业公会最喜爱的金匠。安东尼奥注意到这种小物体很少留下制造者的声名，因此难以分享文艺复兴的不朽声名，于是便转向雕刻，并以青铜铸了两副海格力斯堂皇的形象，可媲美米开朗基罗《俘虏》（Captives）的雄浑力量和《拉奥孔》（Laocoön）受苦的激情。继而，他转向绘画，为美第奇家族以三幅壁画描绘海格力斯的故事，以“阿波罗和达佛涅尼”的题材向波提切利挑战，而且在表现圣塞巴斯蒂安平静接受弓手射箭到他完美身体内这一题材方面，其成就可媲美百位艺术家。安东尼奥晚年回归雕刻，并为罗马的圣彼得旧教堂铸了两个特佳的墓碑，分别属于西克斯图斯四世和英诺森八世，其雕凿的活力和解剖的精确再度预示了米开朗基罗的来临。

米诺·达·费舍尔（Mino da Fiesole）并不如此多才，也不如此粗暴，他很满意于向德西德里奥·西提加那诺学习雕刻艺术，而且当他的老师逝世后继续其优雅的风格。如果我们能相信瓦萨里的说法，米诺深受德西德里奥夭亡的影响，在佛罗伦萨再也找不到快乐，便在罗马寻求新的景象。他在该地以三幅杰作为自己赢得声名：弗朗西斯科·图拉布尼（Francesco Tornabuoni）和教皇保罗二世的坟墓及主教埃斯图特维尔（d' Estouteville）的大理石圣幕。他的信心和理解力恢复了，他回到佛罗伦萨，并以精致的圣龛装饰圣安布罗奇奥教堂、克罗齐教堂及洗礼堂。在他故乡费舍尔的大教堂中他以古典型式为萨卢塔蒂主教建立华丽坟墓，并为费舍尔寺院铸造类似的纪念碑，装饰更有节制，以纪念建立寺院的乌戈（Ugo）伯爵。普拉托大教堂夸耀他所做的讲坛，十几个博物馆展出他的一个或多个胸像，这些赞助者并没有被刻意美化，而是突出本人的特点：尼科洛·斯特罗齐的脸，肿得好像患了腮腺炎一般，“痛风者”彼罗的虚弱外形，内罗尼（Dietisalvi Neroni）的美好头颅，青年马可·奥勒留的美丽镶画，婴儿时代的施洗者约翰的胸像，及几幅可爱的圣母与圣婴镶画。几乎所有作品都具有米诺向德西德里奥学来的女性优美。它们很悦目，但并不深刻。它们不像安东尼奥·波莱奥罗或安东尼奥·罗塞利诺的雕刻一样捉住我们的兴趣，米诺太爱德西德里奥，他不能不重视他老师的蓝本而自己到无情的、中性的大自然中寻找生命的真实。

韦罗基奥——“真眼”——敢于如此，而且产生了两幅当时最伟大的雕刻。他的原名是安德烈亚·西翁（Andrea di Michele Cione），兼金匠、雕刻家、铸钟人、画家、几何学家和音乐家于一身。身为画家，他主要的名声在于曾教过并影响过达·芬奇、洛伦佐·迪·克雷迪（Lorenzo di Credi）和佩鲁吉诺。他自己的绘画则僵硬、死板。很少文艺复兴的图画比著名的《基督受洗》（Baptism of Christ）更令人不快。施洗者是一个冷酷的清教徒，基督据推测约30岁，看起来却像老人，而左边的两个天使却优柔而无味。但是《托比亚和三位天使》（Tobias and the Three Angel）是杰出的，位于画面中心的天使预兆了波提切利的优雅和气氛，年轻的托比亚十分优美，我们不得不把他归于是达·芬奇的作品，或者承认达·芬奇从韦罗基奥接受的画风超过我们的想象。在牛津基督教堂的女人头像又提示了达·芬奇女性形象的模糊和哀思的清灵。而韦罗基奥的暗色风景已现出达·芬奇梦般杰作中的忧郁岩石和神秘溪流。

也许瓦萨里的故事中大都是寓言，所以韦罗基奥看见达·芬奇《基督受洗》中的天使时，便“决定永不再碰触画笔，因为达·芬奇虽然年轻，却超越他如此之多”。虽然如此，韦罗基奥继续照着《基督受洗》绘画，但他的确花费大部分时光在雕刻方面。他和多纳泰洛、安东尼奥·波莱奥罗一起工作，向他们学得一些东西，然后发展出自己严苛的形式和有棱有角的写实风格。他以陶土塑了洛伦佐的真实胸像——鼻子、前刘海及忧虑的眉毛。无论如何，“慷慨的”洛伦佐对韦罗基奥为他所铸的两副青铜镶画——亚历山大和大流士——十分满意，他将它们送给匈牙利的马赛亚斯·科文纳斯，并聘请这位雕刻家（1472年）在圣洛伦佐教堂为他的父亲彼罗和他的叔叔乔万尼设计一座坟墓。韦罗基奥以斑岩刻制石棺，再用青铜支架和精美雕花的花环加以装饰。4年后他铸了一幅童年的大卫王，静默而骄傲地向着歌利亚（Goliath）的严肃头颅站立。领袖团非常喜欢它，因此将它放在维奇奥宫主要走廊的起首处。同年中维奇奥宫又接受了他的青铜像《男孩抱海豚》（Boy Holding a Dolphin），并将它作为这个庭院的喷泉口。韦罗基奥在他的巅峰时期为圣米凯莱教堂外部壁龛设计并以青铜铸了一组《基督与疑惑的多马像》（Christ and Doubting Thomas）。基督是一个神圣高贵的形体，多马具有了解的同情，双手的完美是雕像很少能达到的，袍子也是雕刻艺术的一大胜利。整个团体都具有活动的真实性。

威尼斯元老院便邀韦罗基奥（1479年）到威尼斯雕铸一个巴托罗米奥·科莱奥尼（Bartolommeo Colleoni）的雕像，他曾为这个岛邦赢得许多胜利。韦罗基奥前往做了一个马的模型，正准备用青铜加以铸造时，听说元老院考虑只让他雕马并让帕多瓦城的瓦拉诺铸人像。根据瓦萨里的记载，韦罗基奥盛怒之下击碎模型的头和腿，并返回佛罗伦萨。元老院警告他，如果他再踏上威尼斯的土地，他就会惨失头颅。他回答道，既然元老们不像雕刻家一样精于换去破头，他们就别想再希望他去那儿。元老院对此事比较重视，他们恢复了韦罗基奥的整个任务，并以原价的两倍劝他回去。他修复了马的模型，并成功地雕铸出来。但是在进行过程中他太热心了，严重着凉，几天后就逝世了，时年56岁（1488年）。临终前有人在他面前放了一个粗劣的十字架，他要求侍者拿走，换上一个多纳泰洛所刻的，这样他才能在美的事物之前死去，就像他在美的事物之前生活一般。

威尼斯雕刻家亚历山德罗·列奥帕第（Alessandro Leopardi）以生动的体裁完成这幅伟大的雕刻，无论动作或控制都十分杰出，所以巴托罗米奥·科莱奥尼并未因韦罗基奥的死亡而蒙受损失。它被立在（1496年）圣约翰和保罗广场，昂首阔步存在至今，成为文艺复兴遗留下来的最骄傲、最细致的骑马像。

绘画

·吉兰达约

韦罗基奥的工作室很具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特色——它融合所有艺术于一个制造团中，甚至一个人身上；在同一制造团中也许有一位艺术家正在设计教堂或宫殿，另一个正在雕铸人像，另一个正速写或绘制一张图画，另一个正切装宝石，另一位刻镶象牙或木头，或熔打金属，或为节目游行而制造花车和彩旗。像韦罗基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人样样都能。佛罗伦萨有很多这样的工作室，学艺术的学生在街上撒野，在客舍中浪荡生活，或者成为被教皇和王子所尊崇、无视一切财富和法律——像切利尼一般的富人。除雅典之外，佛罗伦萨比任何城市更重视艺术和艺术家，谈论他们，为他们起争执，而且讲着他们的逸事，就像我们今天对男女演员一般。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形成了天才——被体内神灵所激励的人——的浪漫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韦罗基奥的工作室并未出现伟大的雕刻家来继承老师的杰出，却教出了两个高水准的画家——达·芬奇和佩鲁吉诺——及一个较小却也值得注意的天才。洛伦佐·迪·克雷迪使绘画渐渐超越雕刻并成为最受欢迎的艺术。也许画家未受古典遗失的壁画所启发和限制是一件好事。他们知道有阿佩莱斯和普罗托基斯（Protogenes），但是很少人看过亚历山大城或庞培的古画遗物。这种艺术中没有古典的再生，而绘画方面，中古到文艺复兴的延续却是最生动的：脉络迂回却很清楚，从拜占庭到乔托到安杰利科到达·芬奇到拉斐尔到提香。画家和雕刻家不同，他们必须由尝试和错误中得到自己的技巧和风格；他们被迫具有创意和实验性；他们苦学人类、动物和植物的解剖学；他们试过圆形、三角形和其他的构图法，他们探险透视术和远缩幻象，使背景具有深度、人物具有实体；他们在大街上寻找圣徒和圣母的模特，画下他们穿衣或裸体的形象；他们从壁画转向暗色画，然后又转回来，并应用由罗吉尔·冯·维登（Rogier van der Weyden）和安托尼奥介绍到北意大利的油画新技巧。他们的技巧和勇气增进了，他们的赞助人增多了，他们在旧宗教题材之外又加上古典神话故事和异教光彩。他们将自然带入画室，或者将自己献身于自然。在他们观点中没有一种东西是不适合艺术的，没有一张丑脸是自然无法表现其光彩辉煌的。他们记录世界，当战争与政治使意大利成为监狱和废墟时，他们留下了文艺复兴的线条、色彩、生命和热情。

由这些画室出来的人才继承了更丰富的方法、题材和观念，比一个世纪前的天才画得更好。瓦萨里在一个不愉快的时刻曾说，贝诺佐·戈佐利“并不特别杰出……但他在毅力方面远胜同时代的人，在他众多作品中，不可能没有一些好画”。他开始时是安杰利科的学生，并随他至罗马和奥维托做他的助手。彼罗召他至佛罗伦萨，邀请他在美第奇宫的教堂墙上画出三位东方博士从东方到伯利恒之旅。这些壁画是贝诺佐的杰作，画布上有一列衣着富丽、栩栩如生的国王和骑士，乡绅、侍从、天使、猎人、学者、奴隶、马、豹、狗和六个美第奇家人——还有贝诺佐自己淘气地出现在游行中——配着奇妙而生动的背景。贝诺佐为胜利而兴奋，又前往圣吉米拉诺用17幅有关圣安哥斯提诺（Sant Agostino）生平的画面来装饰他的唱诗席位。他在比萨的圣坎普公墓中工作了16年，以亚当至示巴女王等人的21个《旧约》画面装饰巨大的墙壁（他的巴别塔像等几幅作品是文艺复兴的主要壁画之一）。贝诺佐因为追求速度而降低品质，他漫不经心地作画，使许多人物相像得令人沮丧，并使画中挤满混乱的人物和琐事。但他身上有生命的生动力量和欢愉，他爱它精力充沛的全景和伟人的光荣。由于他绚丽的光辉和多彩的热情，人们淡忘了他线条的不完美。

安杰利科的影响由阿勒索·巴多维内蒂（Alesso Baldovinetti）和科西莫·罗塞利（Cosimo Roselli）传下来，并经阿勒索传到文艺复兴时代的大画家——多米尼克·吉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手中。吉兰达约的父亲是一个金匠，因他做的金圈和银圈而得到“吉兰达约”的绰号。吉兰达约在阿勒索手下热诚而有兴趣地学习着，在卡迈恩（Carmine）的马萨乔壁画前度过数小时，以不倦的练习而学得透视、远缩、模型和构图等艺术。“他画每一个经过店铺的人”，瓦萨里说，只匆匆瞄了一眼就“画得特别像”。他被授权在圣吉米拉诺教堂的圣菲那礼拜室中画她的故事时，年仅21岁。31岁那年（1480年），他由于在佛罗伦萨的奥尼桑提教堂和膳厅所画的四幅壁画而赢得大师的头衔——《圣哲罗姆像》（St. Jerome）、《基督下十字架》、《圣母像》（Madonna della Misericordia）、《最后的晚餐》（Last Sappor），这些画作曾给达·芬奇某些提示。

他被西克斯图斯四世召到罗马，在西斯廷（Sistine）礼拜堂画了《在他们撒网时基督呼召彼得和安德烈》（Christ Calling Peter and Andrew from Their Nets）——山、海和天堂的背景尤其美丽。这次在罗马的停留中他研究并画下了古城的拱门、浴室、廊柱、水道和竞技场，他的眼睛久经训练，能够不用尺和圆规就把握每一部分的正确比例。一位住在罗马的佛罗伦萨商人弗朗西斯科·图拉布尼为了哀悼他死去的爱妻，聘请吉兰达约在圣玛利亚教堂绘制壁画以纪念她。吉兰达约画得很成功，因此图拉布尼让他带着很多弗罗林金币和一封赞美他的信件回到佛罗伦萨。领袖团立刻授命他装饰他们宫中的茶钟室（Sala del Orologio）。以后4年中（1481—1485年）他在圣特里尼塔（Santa Trinità）教堂的弗·萨色提（Sassetti）礼拜堂画圣方济各生平的景象。除了未用油料外，所有的绘画艺术都已在这些壁画中具体表现出来：和谐的构图，正确的线条，渐变的光线，合理的透视，逼真的画像（洛伦佐、波利希安、浦尔契、帕拉·斯特罗齐、弗·萨色提等人），同时还具有安杰利科理想和虔诚的传统。近乎完美的圣龛作品——《牧羊人的崇拜》（Adoration of the Shepherds）——距离达·芬奇和拉斐尔的深邃想象和微妙优雅的风格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1485年，罗马的美第奇银行总裁吉尔瓦尼·图拉布尼（Giovanni Tornabuoni）提供吉兰达约1200杜卡特，要他在圣诺维拉教堂的一个礼拜堂中作画，如果工作完全令人满意答应再给他200杜卡特。吉兰达约在几位学生包括米开朗基罗的协助下，把5年的大半时光花在他的巅峰事业上。他在天花板上画了四位福音作者，在墙上画了圣方济各、“殉道者”彼得、“施洗者”约翰，及从“圣召”到“圣母加冕”的圣母和耶稣生平画像。他再度为描绘同代人的画像而欣喜：端庄可比皇后的洛多维察·图拉布尼（Lodovica Tornabuoni），具有丰腴美的吉尼瓦·本茨（Ginevra de'Benci），学者菲奇诺、波利希安和兰迪诺，画家阿勒索·巴多维内蒂、梅拉第（Mainardi）和吉兰达约自己。1490年，这个小礼拜堂公开开放，佛罗伦萨所有的显贵和文人都涌去检视这些绘画。逼真的画像成为全城的话题。吉尔瓦尼·图拉布尼表示完全满意。他当时经济困难，要求这位艺术家原谅他付不出多余的200杜卡特。艺术家答道，赞助人的满意比任何金子还要珍贵。

他是一个可爱的人物，很为他的弟兄所敬仰，其中一位弟弟大卫认为一位寺院长提供吉兰达约和他的助手们的食物配不上吉兰达约的天才，几乎杀了那位寺院长。吉兰达约开放他的画室给所有喜欢在那儿工作或学习的人，使之成为十足的艺术学校。他接受所有任务，无论大小，他说没有一件工作应遭拒绝。他让大卫掌理所有家务和财政，并表示他除非画满佛罗伦萨墙壁，否则绝不休息。他创作许多平凡的绘画，但是某些偶然的作品具有极大的魅力，如现存卢浮宫的《老人和他的孙子》，鼻如茎状，很讨人喜欢；还有存于纽约摩根收藏馆的《女人画像》——充满了岁月在人脸上刻下的痕迹，显露出生动的个性。有学问、有声名的大批评家只给他次要的评价。而他的确在线条方面胜过色彩，画得太迅速，使画中挤满了不相干的细节，而且模仿阿勒索·巴多维内蒂实验油画，喜欢暗色画，倒退了一步。虽然如此，他使艺术的堆积技巧到达他的国家和那世纪所能达到的顶点，而且他遗赠给佛罗伦萨和全世界很多财宝，使批评在感激中暂时缄默下来。

·波提切利

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与吉兰达约，一个好幻想，一个爱务实。桑德罗的父亲弗里培皮（Mariano Filipepi）无法说服这个男孩，只好送他到金匠波提切利门下做学徒，不知是因为这位学生的喜好，还是由于史学家的怪念头，此人的姓氏竟被附在桑德罗自己的名字之上。这个少年在16岁时转向利比学习，后者渐渐喜欢这个好动的、狂热的少年。小利比后来曾将桑德罗画成阴郁的家伙：深陷的眼睛，突出的鼻子，敏感多肉的唇，浓密的头发，穿戴着紫帽、红斗篷，系着绿色的皮带。从波提切利在博物馆中的细致巧作中，谁能想象出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也许每一位艺术家为理想而作画之前，都必须是一位肉欲主义者，他必须熟悉并热爱身体，认为肉体是美感的最终来源和标准。瓦萨里描写桑德罗是一个“愉快的家伙”，他常戏谑同行的艺术家和迟钝的公民。无疑地，他像我们一样有许多面，会根据情况的要求而显出一个或另一个自我，使真正的自我成为一个不解之谜。

约1465年，波提切利建立了自己的画室，并接受美第奇委任的工作。他的朱蒂丝像显然是为洛伦佐之母卢克雷齐娅画的。为了她丈夫彼罗（Piero Gottoso），他画了《圣母像》和《东方博士的朝拜》（Adoration of the Magi-hymns）——献给美第奇家三代的彩色颂歌。在《圣母像》中波提切利将洛伦佐和朱利亚诺画成16岁和12岁的男孩，抱着一本上面写着圣母——从利比借来的人物——赞美歌的书；在《东方博士的朝拜》中科西莫跪在圣母足边，彼罗跪在他前面较低处，时年17岁的洛伦佐手上拿剑作为他已达合法杀人年龄的象征。

洛伦佐和朱利亚诺继续彼罗赞助波提切利的举动。他最好的画像是朱利亚诺和朱利亚诺的爱人西蒙妮塔像。他仍然画宗教画，奥尼桑提教堂有力的《圣奥古斯丁》就是其中之一。但当时也许受了洛伦佐圈子的影响，他逐渐转向异教的题材。瓦萨里报道说：“波提切利在很多家庭中画了……很多裸体的妇人”，并指控他“生活严重不检点”。人文主义和原始欲望曾使桑德罗一度迷上享乐主义哲学。他的《维纳斯的诞生》（The Birth of Venus）显然是为洛伦佐和朱利亚诺而画（1480年）。一个端庄的裸体从海上的金色表面升起，用她长长的金发作为手边唯一的遮掩，带翼的西风从她右边将她吹到岸上，左边一位美丽的少女（西蒙妮塔？）穿着有花的白袍，献给这位女神一件斗篷以增加她的可爱。这幅画是优雅的杰作，其中的设计和构图是最好的，颜色属于附属地位，真实感被忽略了，借着流动的线条韵律，每一样东西都激起人轻灵的幻想。波提切利的主题取自波利希安作品《吉奥斯塔》（La Giostra）中的一段。从同一首诗对于朱利亚诺摔跤胜利和爱情的描写中，这位艺术家画下了第二幅异教图画《战神与维纳斯》（Mars and Venus）。此处的维纳斯穿着衣服，很可能画的是西蒙妮塔，战神疲倦地躺着熟睡，不是粗暴的战士，而是一个具有无瑕肉体的少年，他几乎被误认为是另一个爱神。最后，在他的《春》（Spring）中，波提切利表达了洛伦佐对酒神赞美的气氛（凡要快乐的人，让他快乐吧！），在《维纳斯的诞生》中扮演春之女神的西蒙妮塔以长袍、美足的姿态出现，左边可能是朱利亚诺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给三位站在他身边的半裸美神，右边一个贪欲的男人正捉住一个被微雾覆遮的少女，西蒙妮塔谦和地统辖着整个画面，在她顶上的天空中小爱神丘比特射出他多余的箭。这三幅画象征很多事物，因为波提切利极爱寓言，但是，也许他没有察觉到这代表了人文主义者在艺术方面的胜利。现在教会要挣扎一个半世纪（1480—1534年），以重新赢得其在绘画题材方面的主要地位。

为了公平面对这个问题，西克斯图斯四世召波提切利到罗马（1481年），任命他在西斯廷礼拜堂画三幅画。这些不是他的代表作。他并没有虔诚的情怀。但他回佛罗伦萨时（1485年）却发觉该城因萨沃纳罗拉的布道而骚动，便前往听讲，深受感动。他以往一直潜伏着苛责的压力，一切从洛伦佐、浦尔契和波利希安得来的怀疑主义都迷失在他少年信仰的秘密墙垣中。现在这位在圣马可修院的热烈布道家在给予他和佛罗伦萨可怕的信仰暗示：上帝允许自己受侮辱、鞭笞、钉上十字架以救赎人类免受亚当和夏娃罪恶之苦，只有善行和真诚忏悔的生命才能赢得上帝的恩典，逃避永恒的地狱。大约此时波提切利为但丁的神曲画了插图。他又将艺术转向为宗教服务，并再度描绘了玛利亚和基督的故事。他为圣巴纳贝教堂画了一组极佳的圣母加冕图，图中有不同的圣人，她仍是他在利比画室中所画的温柔、可爱的少女。不久他画了《石榴圣母像》（Madonna of the Pome granate）——圣母被歌唱的天使所包围，圣婴手中握着果实，它的无数种子象征基督教信仰的传播。1490年，他再度以两幅画把握了圣母的史诗：《圣召》和《加冕》。但他现在年老了，已失去新鲜清明和优雅的风格。

1498年，萨沃纳罗拉被吊死并烧死。波提切利为这个文艺复兴最著名的谋杀大感震惊。也许这个悲剧发生后不久他就画了那幅复杂的象征作品《谗言》。在古典拱道和遥远海面的背景前面有三个妇人——欺诈、诡计、谗言——由一个褴褛的男性（羡妒）领导，抓着一个裸体的牺牲者头发拖到法庭，庭上一个长着长驴耳的法官在女性怀疑和无知的劝告下，准备对民众的愤怒和嗜血性投降，处死那个倒下的人，而左边穿着黑袍的忏悔者以悲哀的眼光望着赤裸的真理——波提切利的维纳斯再度蓄着同样的匍匐的长发。这个牺牲者有意用来代表萨沃纳罗拉吗？也许是这样，虽然裸体会使这位僧侣大吃一惊。

伦敦国家画廊的《基督诞生》是波提切利最后的杰作，混乱而多彩，最后一次捕捉了他韵律的优雅。此处所有的人似乎都呼吸着天堂的幸福。春之女神以带翼的天使姿态回来，向奇迹欢呼，拯救出生者，并愉快地在悬于天空的树枝上跳舞。但是在这张画上波提切利以希腊文写下这些字，颇有萨沃纳罗拉之风，而且在文艺复兴的巅峰使人回忆起中古时代：

我，桑德罗于1500年底，在意大利的困难中成画……此时正应验启示录第11章的第2次灾难。魔鬼被释放三年半。根据圣约翰所写第12章，不久他将会被捆锁，我们会看见他像此画中一样遭受践踏。

1500年后他不再作画。他只有56岁，但他让出位置给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陷入阴沉的贫困中。曾支持他的美第奇给他周济，但是他们自己也处于下坡状态。1510年，他寂寞而虚弱地死去，时年66岁。而健忘的世界却匆匆继续前进。

他老师的儿子小利比，也是他的学生之一。这位“爱童”为所有认识他的人所喜爱，他是一个温和、友善、谦逊、有礼的人，瓦萨里说：“他极为杰出，因此即使他的出生有污点，也被抹去了。”在他父亲和波提切利的教导下他迅速学得绘画的艺术，23岁就已在《圣伯纳德的异象》（The Vision of St. Bernard）中画出瓦萨里认为“只是不会说话而已”的画像。

同志会僧侣决定完成他们布兰卡奇礼拜堂中60年前开始的壁画，他们将任务交给小利比，当时他只有27岁。结果比不上马萨乔，但是在《圣保罗在狱中对圣彼得讲话》（St. Paul Addressing St. Peter in Prison）一画中小利比完成了具有单纯尊严和平静力量的形象。

1489年，卡拉法红衣主教在洛伦佐建议下召他到罗马，以圣托马斯·阿奎那生平的画面装饰圣玛利亚教堂的一个礼拜堂。也许忆及一个世纪前安德烈亚（Andrea da Firenze）的一幅类似的作品，这位艺术家在主要壁画中显示了这位胜利的哲学家，还有阿里乌斯、阿威罗伊和其他异教徒在他脚边；同时，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二地的大学里，阿威罗伊的教条还胜过了正统的信仰。小利比回到佛罗伦萨，在圣诺维拉教堂的斯特罗齐礼拜堂再度以壁画记录了使徒菲利普和约翰的一生，画得非常真实，因此传说有一个男孩竟想把一件秘密宝物藏入利比在图中墙上所画的洞孔中。他曾暂时中断这一列壁画，代替不慌不忙的达·芬奇为斯库皮托（Scopeto）的僧侣们画了一个圣龛，他选了古老的东方博士朝拜圣婴的题材，但是加上了摩尔人、印度人和很多美第奇家人助兴，其中一位手持四分仪的占星家是文艺复兴最人性化、最幽默的人像之一。最后（1498年）仿佛表示他父亲的罪恶已被原谅，小利比被邀至普拉托去画一幅《圣母像》。瓦萨里称赞它，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毁掉了它。他40岁结婚，还享了几年做父亲的欢愉和困苦。47岁突然因扁桃腺炎去世（1505年）。

洛伦佐的逝世

洛伦佐并非那个年代得享长寿的少数人之一。他像他的父亲一样深受关节炎和风湿之苦，还得忍受时常引起长痛的胃病。他试过十几种治疗法，觉得没有一种方法胜过泉浴所带来的暂时缓和。他死前曾发觉，达到欢乐巅峰的他，已时日无多了。

他的妻子死于1488年。虽然他曾不忠于她，此时却真诚地为失去她而哀悼，而且也想念她的帮助。她为他生过很多子女，其中活了7个。他曾勤勉地监督他们的教育，晚年努力使他们步入有助于佛罗伦萨及他们自己的幸福婚姻。长子彼罗与奥西尼家族联姻以赢得罗马的朋友。幼子朱利亚诺娶了萨伏依公爵的妹妹，并从弗兰茨一世取得尼摩公爵（Duke of Nemours）的头衔，协助建立了佛罗伦萨和法国之间的桥梁。次子乔万尼被引入教会事业，而且很乐意地接受了它，他以良好的品性、礼仪和拉丁文而得到每一个人的喜欢。洛伦佐说服英诺森八世打破常规，使乔万尼14岁就成为红衣主教。

洛伦佐从积极参与佛罗伦萨政府活动中隐退下来，将更多的公共和私人事业委托给他的儿子彼罗，并在乡村的和平与朋友的谈话中寻求安慰。

对于一个调节适度的头脑而言，还有什么比享受悠闲与尊严更悦人呢？这是所有人都想得到、却只有伟人能获取的。在公共事务中，我们的确期待一天的休息，但是没有任何休息能使我们不注意我们国家有关的事务。我不能否认我注定要走的路已经很艰巨、很坎坷、充满危险和阴谋，但我很欣慰自己曾贡献于我的国家的利益，这个国家的繁荣现在已能媲美任何邦国，无论多么发达的国家都不例外。我也并未忽略我自己家庭的利益和进展，永远效仿着祖父科西莫的榜样，他曾同样警惕地注意公共和私人的事务。我已达到我关心的目标，我相信我可以有权享受悠闲的甜蜜，分享同胞的声誉，并为我故乡的光荣而骄傲。

但是他并没有多少时间享受他所不习惯享有的安静。他一搬到在加里奇的别墅（1492年3月21日），胃痛就惊人地加剧。医药专家被召来了，他们要他喝一种宝石的混合液。病情迅速恶化，终于使他走向死亡。他曾向彼科和波利希安表示遗憾，因为他不够长命，不能完成画稿的收藏以供他们和学生的使用。他临终时召来牧师，尽最后的力量坚持要离开床铺，跪着接受圣礼。他现在想到那位曾指责他毁灭自由、腐化青年的布道者，他希望在死前得到那人的原谅。他派遣一位朋友请求萨沃纳罗拉前来听他的忏悔，并给予他更珍贵的恕罪。萨沃纳罗拉来了。根据波利希安的记载，他在三个条件下答应恕罪：洛伦佐必须对上帝的仁慈有坚定的信仰；若有幸康复，他必须身体力行，弥补从前所犯的过错；他必须坚定地面对死亡。洛伦佐同意了，而且被恕罪了。根据萨沃纳罗拉较早的传记家G. F．彼科（不是人文主义者彼科）的说法，第三个条件是洛伦佐应该答应“恢复佛罗伦萨的自由”。在彼科的记载中，洛伦佐对这项要求没有反应，因此这位教士未赦免他就离去了。1492年4月9日洛伦佐逝世，时年43岁。

这个噩耗传到佛罗伦萨，几乎整个城市都哀悼他，甚至洛伦佐的对手也怀疑没有他的领导，佛罗伦萨的社会秩序和意大利的和平难以维持。欧洲认为他是一位政治家，也在他身上感受到时代特质。除了厌恶暴力之外，他在每一方面都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他在政策方面的审慎，他简洁而有力的辩才，他在行动方面的坚定和勇气，使大多数佛罗伦萨人忘记他家族所毁灭的自由。很多未忘记自由的人却记得那只是富有的党派以武力和心计在“民主国”中竞求剥削权的自由，而“民主国”中只有1/30的人可以选举。洛伦佐温和地运用权力以求城邦利益，甚至忽略了他的私人财产。他的性放纵是有罪的，而且也给了佛罗伦萨少年不良的范例。他在文学方面立下了好榜样，使意大利语言恢复成文学的主流语言，并且在诗篇方面可以媲美同代作家。他曾以他的鉴别能力来支持艺术，为欧洲立下了标准。在所有“暴君”中，他是最温和、最好的。那不勒斯的斐迪南说：“这个人活的时间，对于他自己的光荣而言是够长了，对于意大利而言却太短了。”他死后佛罗伦萨日渐衰亡，意大利也不再享有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