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湖畔诗人（1770—1850）
环境
此处，我们将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不很恰当地放在同一章中，不是因为他们创立了一个流派——他们没有如此，也不是因为他们在个性或作品上表现出任何共同的精神。柯勒律治的绝妙诗章表现出神秘、奇怪的人物和秘事，而华兹华斯的散文诗完全叙述一般男女、儿童和事物。柯勒律治的生与死都是一种浪漫——有感情、幻想、希望和恐惧。华兹华斯除了在法国的一段浪漫时间和1798年的一次叛乱宣言外，是一位如克雷布·罗宾逊（Crabbe Robinson）一样古典、十足的保守派。至于骚塞，他的诗有时是浪漫的，他的散文是严肃的，并具有德莱登的诗气。他成熟的政治接近现状。他的婚姻生活稳定，慷慨的友谊十分平均地分散在情绪、哲学、财政上，及他曾一度梦想的——与他的诗人朋友在萨斯奎汉纳海岸上组织理想社区。
这群人构成一个流派，只是他们在英格兰西北部的迪斯垂克湖滨许多年的一种意识——这是一片从肯德尔经过温得米尔、安布尔赛德、吕达尔瓦特、格拉斯米尔、德文特和凯西克到科克茅斯的美丽风景区。雾蒙蒙，雨漫漫，山顶上笼罩着变幻莫测的云层，还有银灰色的沼泽构成的地球上最优雅的风景。山岭并不雄伟，最高峰只有3000英尺，温度十分宜人。那里几乎每天都下雨，但雾水轻笼着山头，太阳几乎天天破雾而出，因为村落静谧、树叶常绿，露水点缀着浓密的花丛，如疯似癫的柯勒律治和稳重保守的华兹华斯的精神回荡在丘陵间。那里的居民也带着多变的季节性格。华兹华斯出生在科克茅斯，终于格拉斯米尔。柯勒律治时而居住在凯西克，骚塞在凯西克住了40年。那里，在不同的时期中，曾有拉格比的阿诺德和拉斯金逗留过。司各特和雪莱，卡莱尔和济慈都曾短期来到这里，去了解伊登（Eden）的情形，追忆那里一批桂冠诗人当年的盛况。
华兹华斯（1770—1797）
华兹华斯的母亲名为安·库克森，是彭里斯镇上一名亚麻布商的女儿。父亲约翰·华兹华斯是一位律师，因充当詹姆斯·劳瑟爵士的商业代理人而发达。在他们科克茅斯舒适的家里，约翰和安抚养了5个孩子：理查德，成为一名事务律师，并管理诗人的财务；威廉·华兹华斯和多萝西，是本节主要叙述的对象；约翰，走向海洋求发展，并在一次沉船事故中遇难；克利斯托弗，成为一名学者，并升任为剑桥三一学院的院长。因为目前一些已不复记忆的理由，威廉直到晚他一年（1771年）的多萝西出生时才领洗，兄妹两人在同一天命名，犹如核准和祝福他俩终生不渝的爱情。
在所有兄弟姐妹中，多萝西是和威廉最亲近的童年朋友。她分享他对环绕着他们周围变幻莫测的自然的迷恋。他敏锐而善感，她更是如此，很快就能抓住植物的形状和颜色、森林的生态和蒸发、层云懒散的游移和月亮洒落在湖面上的银色光辉。“她给了我眼睛，她给了我耳朵。”诗人这样说他的妹妹。
多萝西7岁时，他们的母亲去世了。哀伤过度的父亲拒绝续弦，他使自己埋没在工作中，把孩子送去与亲戚住在一起。多萝西被送到约克郡哈利法克斯的一位姑姑那里，此时威廉只能在假期中才能见到她。1779年，他被送到靠近温德米尔湖的霍克斯黑德一所好学校寄读，他在那里研究希腊和拉丁经典名著，而且照他自己的说法，开始“呕吐诗章”了。
附近的森林和碧水在形成他的风格和特质上，似乎比书本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他善于应酬，与其他孩子一起参加年轻人的活动，有时在当地的客栈里吵闹一个晚上。有时，他独自走进连绵的丘陵，沿着埃斯韦特湖（Esthwaite Water）或温德米尔湖滨散步。他喜欢上天气的阴晴变幻，他为大自然的景色而流连忘返，也了解侵入“低等”生命出没的地方时可能带给青年们的恐惧。但是，他渐渐地体会到隐藏在植物生长中的精神、动物的嬉耍和挣扎、群山肃穆庄严的神情及万花筒般苍穹的阴晴喜怒。这些来自原野、森林、高山和层云的声音，似乎各自用自己的语言在诉说，太神秘太微妙了，无法用文字来形容。他确实感到他周围难以置信的繁多事物不是无助的机械，不过上帝的形象比他祈祷的遥远、寂静，无形的自然神祇更伟大、更接近。他养成了一种内心忧郁和外表崇慕的神情。
1783年，父亲突然去世。其毫无头绪的资产引发耗时费日、花费不赀的诉讼，而詹姆斯·劳瑟爵士欠他的4700镑债务，就如此长期拖延下去。每个孩子可分到相当于600镑的遗产，不够他们继续接受教育。哥哥理查德找到使威廉读完霍克斯黑德学校的办法。
1787年10月，华兹华斯升入剑桥，并进入圣约翰学院就读。他的一位叔伯辈的亲戚说服院长给予这位青年奖学金，望他能接受国教会中的圣职——使他不再成为亲戚们的一项财政上的负担。不喜欢上牧师职务的课程，他读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专攻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而且抗议一天两次强迫走进校园的礼拜堂。很显然，阅读动摇了他的信仰。大部分必须留下来的，是因为他发现伏尔泰的无聊平凡。
1790年7月，他说服一名威尔士同学罗伯特·琼斯和他一起储蓄20英镑，一同到欧陆做一次徒步游历。他们前往科莫湖（Lake Como），向东转入瑞士，资金不够用，他们匆忙赶返英格兰，回到剑桥，及时平息了他们经济资助者的盛怒。华兹华斯借着与住在靠近诺里奇的冯赛特牧师家的多萝西共度圣诞假日，以弥补对她一年来的疏忽。“我们习惯每个早晨散步约两个小时，”她在写给简·波拉德的信上说，“每个黄昏，我们在约4点钟走进花园……来回走着直到6点钟……啊，简！他和我一起时，我从没有想到天凉的。”她希望他会成为一位牧师，她愿意为他整理屋子。
自剑桥毕业时（1791年1月）他前往伦敦，使许多希望成了泡影，“他在那里过了4个月默默无闻的生活，几乎使他终生不能忘怀”。5月，他与琼斯一起徒步游遍威尔士，他们爬上斯诺登山（Mount Snowdon,1350英尺高）去看日出。11月27日，他独自一人再度越过法国。
大革命那时正呈现出最辉煌的局面：一部自由的宪法已经制定完成，《人权宣言》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一位在哲学上才开始摸索的血性青年，如何抵制得住对正义和兄弟般情谊的那种呼唤呢？一位穷学者，要他如他在自传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去谴责法国人，委实是太困难一点了：
且请注意一个
到目前为止人人站在平等
地位上的共和国，我们都是
诚诚恳恳的兄弟，如同在一个团体中，
学者和绅士；甚至
对来者一视同仁，
财富和头衔，不如天赋
价值和勤勉受到珍惜。
华兹华斯到法国后，那里正举国一致武装起来对付不伦瑞克公爵镇压大革命。他受到挑战刺激——“如果巴黎抵抗公爵，他就把它化为焦土”，与革命军的一位军官米歇尔·博皮成为朋友。米歇尔“因为出身好，属于贵族阶级”，但此时感到有义务保护法国抵抗侵略者。这种不分阶级的奉献令华兹华斯感动，从而去想自己如何能在这个使命中成为有用之人。但是，他感到自己太孱弱而不能拿起武器，也知道懂得的法语太少，不能在民政或政治的岗位上服务。他在奥尔良定居下来研究法语，从一个女人的双唇上，不知所措地咿咿呀呀学拼音了。
很快，他与教授他法语的年轻妇人安内特·瓦隆陷入热恋。当时，他21岁，她25岁。恋情公开时，安内特认为她应得到一枚结婚戒指，威廉却很困惑：懂拉丁文多过法文的他，能够以一位丈夫的身份在法国生存下去吗？或者，身为天主教的她，能够在清教徒的英格兰生存吗？
1792年10月29日，他将她留在奥尔良，自己搬到巴黎。在分开之前，他签了一份委托，委托迪福尔先生代表自己出席安内特即将出世的孩子的领洗礼仪式。孩子于12月15日出生，取名卡罗琳。
那时，巴黎的华兹华斯正沉浸在大革命中。他出席雅各宾派俱乐部，参观立法会议，与吉伦特派交朋友。当时的热情鼓舞着他。他自感正处在震撼世界、创造历史的事件的中心：
黎明时活着是一大乐事；
无奈青年俊彦早升天国啊！
然而，哥哥理查德的一封拒绝再予金钱援助并坚持他立刻回英国的信，送达他的手里。因为大革命不给予他支持，他西渡返回伦敦，设法化解冰冻三尺的家庭财政。哥哥理查德仍然无动于衷。威廉·库克森舅舅，冯赛特的牧师和多萝西的监护人，曾付出教育费，而对这位目前眼看着要投入不中用的雅各宾派怀抱中去的年轻人也勒紧了荷包、关闭了大门。
威廉十分伤心，他选择写诗为职业，而且感到既然自己是一位缪斯的神圣奉献者，有权得到兄弟和伯叔辈支持的生活费用。为了反抗，他与经常到约翰逊书店的激进派人士保持联系，而且继续公开支持大革命。在他1793年写成并发表的《写照》（Descriptive Sketches）一诗的最后50行中，他颂赞大革命不只解放一个国家，而是全人类。私底下，如他在遗著中承认的，即使“成千上万的英国人被推翻覆灭，成为荒野饿殍”，他也欣见法国人的胜利。1793年2月1日，法国向英国宣战。3月，安内特来信求他回到她身边去，但英伦海峡已禁止百姓横渡。他忘不了她，对她的思念燃烧着他的良心，我们会看到9年后他努力所做的一些弥补。在那几年中，安内特变成一位赤诚的保王党人，威廉也慢慢发现了不列颠宪法的美德。
他曾赞扬的吉伦特派被送上断头台时（1794年），他对大革命的信心式微了。此时，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一书给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此文激励了他的激进主义，但提防依靠革命家们来从事改革。1795年，他见到葛德文本人，并深深为之着迷，在那一年，他七度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家中拜访。他变成一位狂热的保守派人士时，仍是葛德文的朋友，直到去世（1836年）。
1795年，雷斯莱·卡尔瓦特遗赠给华兹华斯900英镑，这是使他更趋向稳健的一个诱因。诗人毫无顾虑地借了300英镑给他挥霍无度的朋友巴西尔·蒙塔古，借了200英镑给蒙塔古的密友查尔斯·道格拉斯。两笔借款都规定收取10%的利息。华兹华斯一年有50镑的利息收入（从来没有合理给付过），加上其余的400镑，再加上多萝西的20镑年金，仍然不够实现他的妹妹的愿望，使他俩生活在一起，经营充满诗情和爱的共同生活的一栋小茅屋。但就在那时，另一位朋友布里斯托尔的约翰·平尼提供给他们在多塞特的一栋设备齐全而免费的雷斯塘小屋（Racedown Lodge）。1795年9月26日，华兹华斯和多萝西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家，他们在那里一直住到1797年6月，过着十分幸福安乐的生活。
他那时25岁，身材中等、瘦小微佝，稀疏蓬松的头发披散在衣领和两耳的周围，乌黑忧郁的眼睛沿着一个好怀疑和略带侵略性的鼻子俯视着。他穿着粗条格子的裤子，宽松的咖啡色大衣作外套，一条黑色手帕权充领带。他身体孱弱，在活力、精神和意志上却相当坚强。他健步如飞，超过他最健壮的朋友。他亲自用斧头砍伐或采集柴薪，他能使壁炉不断地冒着熊熊火焰。他如一位诗人一样敏感，如一个女人一样神经质。他患有头痛病，他要作诗时更加厉害。他时常情绪不稳定，有忧郁症的倾向，很容易感动得流泪，他一度想到自杀——不过，那是一种普遍性的匹夫之勇。他好学、自负、自我为中心，对自己超常的情感悟性和道德优越感（原谅无心之失）有信心。但是，他在大自然面前十分谦卑，愿使自己成为她的仆人，并为启发人类而做她的传声筒。
多萝西与他相反：纤巧瘦弱，常在太阳下走路使面孔晒得呈褐色。毫不自私地专心——或自私地乐于——照顾她的哥哥，从不怀疑他的天才。她使他们的住处保持得干净舒适。他生病时服侍他，以他所谓的“你那双大眼睛的逼人光芒”搜寻大自然中的美和神奇，而且在她的日志上写下那些感悟，作为她的回忆。她献出耳、手和眼睛，她从不明确地表示厌听他背诵他的诗篇或抄写来的文章。他毫不保留地执爱着她，把她当作最亲密和要求最少的助手，是他自己最珍贵的另一面。
为了使他们的住处变成一个家，及每年增加50镑的收入，他们负责照顾3岁大的小巴西尔，巴西尔·蒙塔古的儿子。他们高兴地见到他们的小小受监护人“由一个孱弱、营养不良的小把戏变成一个健壮、可爱、无所畏惧的小男孩”。1797年春，多萝西的朋友玛丽·哈奇森由彭里斯前来和他们同住，一直到6月5日。6月6日，一位以充沛活泼的精力来回应华兹华斯邀请的25岁的青年，满怀诗才，跳过门槛，冲向原野，投入威廉·华兹华斯和多萝西·华兹华斯生活的天地中。他就是柯勒律治。
柯勒律治（1772—1794）
柯勒律治是我们所知的人物中最有趣的一位，在天才、妩媚、孱弱、观念和缺点上，也以他为最多。他在爱情与道德、文学与哲学上，从纯理想主义一直走到大纷乱的尽头。他剽窃的作品之多不下于他的创作。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生于1772年10月21日，是约翰·柯勒律治的第10个、也是最后一个儿子。约翰是小学校长，也是那时德文郡奥特瑞镇圣玛丽教堂的教区牧师，一位高等数学家、古典学者和东方语言专家，《拉丁文法评注》（A Critical Latin Grammar）一书的作者。后来用“S-T-C”3个字母来标识自己的儿子，却在这份学术遗产前碰壁了。但是，他几乎在每段中放上一些拉丁或希腊的语尾而光大了这份遗产。
他后来回忆起3岁到7岁时：
我变得急躁、胆小，还是一位饶舌者，男同学们不让我和他们一起玩，而且经常折磨我。因此，孩子的嬉耍我得不到乐趣，但我不停地阅读……6岁时，我已读过《贝利萨留》（Belisarius）、《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和《天方夜谭》……我受到幽灵的纠缠……我变成一位梦想者，对一切体力活动都有一种厌倦感。我急躁、情绪不稳……懒散……所有的男孩子都恨我——因为我能阅读和拼字，并有……记忆和理解，迫使我几乎早熟，每位老妇人都宠我，也对我好奇。因此，我变得十分虚荣……在我8岁以前，我已经是一个人物了。敏感、有创见、虚荣、懒散，感受强烈，对穿过我理解的轨道的人深表轻蔑，便是我那时的特点。
挚爱的父亲之死（1779年）对柯勒律治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两年后，他被送到基督公学（Christ's Hospital）设在伦敦的一所慈善学校深造。食物很差，管理严厉。他后来说那种可耻的处罚，对被家庭忽视的小孩加倍严厉。他们要他成为一位牧师，他却渴望成为一名皮鞋匠。1830年（那时，他的记忆已经不可信了），他说出了他遭受的唯一一次鞭打：
约13岁时，我到一位皮鞋匠那里求他收我作学徒。身为一个老实人，他立刻带我到鲍耶（校长）那里，校长大为震怒，一拳把我打倒在地上，而且……问我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十分渴望成为一位皮鞋匠，我痛恨成为一位牧师。“何以如此？”他问——“因为，老实说吧，先生，”我回答说，“我是一个不信神的人。”就为那点事，没有多少争执，鲍耶就打了我。
很显然，他已经摘过一些知识禁果，也许摘自国王街（King Street）的巡回图书馆。那间图书馆，他后来以他不朽的文字描述过：
我读遍目录中的每一本书，包括对开本的和其他一切书籍，不管我是否了解……冒着一切危险偷偷地弄到我每月有资格该有的两卷书。想想我在14岁时是什么情形了，我的热情不辍。我的整个人是——对现实的事物一概不顾，蹲在一个阳光普照的角落里，读书，读书，读书。
当然，这里有些夸张。无论如何，他在剑桥耶稣学院的基督公学里表现得十分出色（1791年）。他在那里研修高等数学和最困难的希腊文。“我阅读品达的诗集，疯狂地用希腊文作诗……在休闲的时间，我翻译阿那克里翁的作品……我也学习拉小提琴。”
柯勒律治毕竟就是柯勒律治，我们一定要斟酌这种夸张。无论如何，他忽略了健康，自1793年起一直患着风湿性热。他发现了用鸦片来解除痛苦。这是那时一种通常的止痛剂，但柯勒律治养成了习惯。他的学术研究缓慢下来了，他使自己对时事有较多的兴趣。不过，他透支了家里供给他的津贴，以致负债。在债主的催逼下，为了躲开他们，他突然离开剑桥，于1793年12月投效正准备组织起来对抗法国的陆军。他的哥哥乔治以40金币使柯勒律治从军队中解脱出来，并劝他重回剑桥。他设法于1794年毕业，但没有得到学位。这几乎困扰了他，就在这时，他已发现了空想主义。
他因此而丧失了宗教信仰。法国大革命对他的刺激几乎正如对每位英国文人和穷青年的刺激一样。1794年春，他在牛津的朋友罗伯特·艾伦说，牛津的几位学生渴望改革不列颠的制度和习惯。艾伦说，一名学生非常杰出，已写下诗篇庆贺社会动乱。柯勒律治能否到牛津一趟，与这群学生见个面呢？1794年6月，他到了牛津。
骚塞（1774—1803）
就这湖畔三人小组而言，罗伯特·骚塞是最糟糕的诗人，却是最好的人。他生于布里斯托尔，是一位裁缝的儿子。在那种商业环境里，他富有的姑妈伊丽莎白·泰勒经常使他受到巴斯的士绅社会的熏陶。14岁时，他被送到伦敦有名的威斯敏斯特学校。在那里，无疑偷偷摸摸地，他阅读了伏尔泰、卢梭、吉本和歌德，而且写了一些叙事诗和反抗性的散文。他在校刊《苦修者》（The Flagellant）上撰文攻讦体罚的文章，触怒了校长。骚塞在毕业前夕被开除了。不过，很幸运，他获准于1792年12月进入牛津的巴利奥尔学院。他在那里继续他的秘密活动——写了一首叙事诗《圣女贞德》（Joan of Arc），他在诗中颂扬法国大革命。柯勒律治到达时，他正在写作关于1381年的英国革命家瓦特·泰勒（Wat Tyler）的一部诗剧。
年长者发现这位年轻人在沉思，因为罗伯斯庇尔已经把最活跃的革命领袖——丹东和德穆兰——送上了断头台，人权会在竞相残杀中结束吗？柯勒律治安慰了他：他解释说，欧洲是颓废的，随着历史一起衰退了。不过，每一两个礼拜，从骚塞的故乡布里斯托尔，有一艘船驶往辽阔、丰腴和实施共和政体的美洲大陆。柯勒律治和骚塞何不组织一个身强体健的英国青少年男女团体，使他们结为夫妇，和他们一起移民到宾夕法尼亚，在萨斯奎汉纳清澈溪流的可爱两岸上建设一个自治区呢？所需要的是每位男性应捐出125镑作为共同基金。每对夫妇在这个区的统治上应有平等的发言权，柯勒律治替它取名为“万民同权政体”（Pantisocracy）。
为筹措资金，这两位创始人联合起来写了一出诗剧《罗伯斯庇尔垮台记》（The Fall of Robespierre），出版了，但没有销路。骚塞将《圣女贞德》一稿以50金币的代价卖给布里斯托尔的科特尔。两位没有学位的毕业生在布里斯托尔讲学，赚到足够使骚塞实现提议的计划的资金，伊迪丝·弗里克接受了骚塞的求婚，他们结为连理（1795年11月14日）。伊迪丝的姐姐玛丽·弗里克已经接受了罗伯特·洛弗尔的求婚和万民同权政体的理想。此时，骚塞说，柯勒律治义不容辞和第三位妹妹萨拉·弗里克恋爱和结婚是最受期望的。
伊丽莎白·泰勒因骚塞的卑微婚姻和危险的理想，以丧失了绅士风度为由而放弃他时，骚塞接受到里斯本访问的邀请，去陪伴在那里的英国使馆作牧师的叔伯。这趟旅行扩大了这位年轻学究的境界。他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旅行，他回到英格兰时（1796年5月），发现他爱着英格兰，而万民同权政体的理想随着他的青春而一去不复返了。他研修法律，找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并有时间写出更多不朽的史诗和一些有名的歌谣，如《布莱尼姆之战》（The Battle of Blenheim）。1803年，带着160英镑的年俸，他在凯西克的格雷塔（Greta Hall）定居下来，几乎令人不敢相信他就在那里度尽他的余年。
柯勒律治（1794—1797）
柯勒律治是介于神经质与犹豫不决之间的一位复杂人物。他爱上伦敦的玛丽·伊文斯，但对维持她习惯的生活方式畏缩不前。她喜欢他蓬勃充沛的神气，却对这种神气所能产生的权利缺乏信心。她掉头离他而去，而他使自己屈就容貌平淡而又贫穷的萨拉·弗里克，她能理家和生孩子，却不能刺激诗兴。
为了维持有希望的婚姻和逡巡不去的梦想，他在布里斯托尔发表更多讲演，入场费每人1先令（1795年1—6月）。这些诉诸群众良心的讲演彻头彻尾都是激进的：贬斥国教为富人的婢仆，除了庄园领“主”以外，根本就不知有主。它们谴责跟法国的战争为一种镇压大革命的意图，而且与历史背道而驰。它们责骂恐怖时代为一种对“皮特之战”（Pitt's War）的交响，并贬抑“言论禁止令”（Gag Bills）是限制公众意志的政府高压手段。这些讲演吸收了少数热情的听众，在这一连串讲演中，柯勒律治与萨拉·弗里克结婚了（1795年10月4日）。
同年秋天，他初次遇到了华兹华斯。华兹华斯只比柯勒律治年长两岁，却经历过大革命，亲身见过这种幻想。他分担着这位年轻人对波旁皇族复辟的恐惧，却对宾夕法尼亚提不起兴趣，理想的战场是在欧洲，至于萨斯奎汉纳的美丽希望，何不以英国景色宜人的湖畔来满足呢？柯勒律治半信半疑，却留心地注视着华兹华斯，也许还从他那里学到如何去驾驭生命的激流。
他把从书本和他碰到的人那里摘取的智慧做了许多笔记。他热切地遍览群书，有关人类、动物、植物、科学、宗教、哲学、国家、文学、艺术等十几种领域。他具有为我们所知的最饥渴、最有吸引力、最有记性的心智。他的记忆力是他终其一生吸取幻想、理念、片语、论点甚至章节的贮藏所。他经常疏于提及，或有意忘却他资料的来源，而且经常心不在焉地将自己的要点与借用的事物混淆不清。最后，他的记忆负担和难以清理的资料，对于一个心智来说负担过重，以致混淆不清。这个记忆宝库几乎在重重负担下崩溃了。
也许为了疏解他的记忆力，或者为了养活太太，他想到编印和发行一本几乎全由他自己执笔的杂志的念头。他抓住他认识的每个人，征召他的每位听众，当作可能的订阅者，并到处散发“创立说明书：人人都应知道真理，真理能使我们自由。1796年2月5日，星期五那天将出版每隔8日出版一本杂文的第一集（定价4便士），名称为《守夜人》（The Watchman），由S.T．柯勒律治主笔，《对民众讲演》（Addresses to the People）一书的作者”。他讲演时如一位破釜沉舟的激进派人士，反对战争、奴隶制度、报禁，而且特别反对残酷地转嫁给一般人的货物税，这些特质在文集中也有所表现。但是他不建议不论男女的成年人普选制度。“我应当在那些具有对理性容易动摇心智的人士中大胆高谈政治的真理，而决不对那些无知、贫穷，必须要在灼热的感情冲激下行动的大众。”——柯勒律治发现用自己的笔每隔8天填满32页篇幅是很吃力的，渐渐地，需要仰仗外来稿件了。一些认真的读者开始抗议。销路下跌，债台高筑。10期后，《守夜人》停刊了。
1796年9月1日，柯勒律治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他替小孩取名为大卫·哈特莱，取用英国联想心理学第一人的名字。这是一张天真无邪的面孔，却有着一张需要喂饱的嘴巴。同时，他自己感到心脏和肺部有毛病，越来越依靠鸦片来舒缓痛楚。一位友善的自由主义者托马斯·普尔，每年以7英镑的象征性租金，租给他布里奇沃特附近、靠近他在斯托威自己家的一栋小屋时，他已濒临穷困的边缘了。1796年12月31日，柯勒律治、萨拉和大卫搬了进去。萨拉把这栋小屋整理得舒适而干净。柯勒律治在紧邻的一个花园中工作，照顾普尔的家禽和猪，写些易记却不易卖钱的诗篇。
这时，依靠一直蓬勃、澎湃的记忆力，《忽必烈汗》（Kubla Khan）一书的腹稿已构思成功了，他大部分时间沉浸在奇异的梦幻中写作：
1797年夏天，作者当时健康欠佳，隐居在一栋介于波洛克和林顿两地的孤立农舍中……一次微恙的结果，服了一帖镇静剂，由于药物作用的影响，他正在阅读……《普卡斯的朝圣》（Purchas's Pilgrimage）:“忽必烈汗正在此地指挥建造一座宫殿和通到那里的一座富丽堂皇的花园。因此，十里辽阔的肥沃土地围在一栋围墙里边了。”在椅子上，作者足足熟睡了3个小时，至少对外在的感觉来说应当如此。在那个时间中，他有最动人的信心，他至少写了200到300行……并无任何努力的意识和感觉。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对全部情形历历在目般清晰，就拿起笔、墨水和纸张，立即热烈地把当时记得的全部情形写了下来。
这篇著名的序被解释为一则寓言，柯勒律治用它来自欺，或欺骗别人接受这个《忽必烈汗》的纯真观念和简明续篇。不过，一位作者，每当在白天铸造了一些片语后，会在梦中继续铸造下去，这并不是一件稀奇事。但是，这些佳句几乎经常在睡眠者醒来时就沉入潜意识中了。也许，对于柯勒律治来说，鸦片不仅诱致做梦，也诱致幻想，而这段文章就是做梦的部分产物。无论如何，柯勒律治以他特殊的韵律技巧和头韵，将普卡斯的散文变成英语中最有吸引力的未完成的作品之一。
1797年对于柯勒律治来说，也许比《忽必烈汗》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一封到雷斯塘去访问华兹华斯兄妹的请柬。他辞别了萨拉和大卫，几乎步行前往那里。6月6日那天，他遥见到目的地，激动地跑过原野奔往诗人的大门。威廉和多萝西打开门和他们的心扉时，在这3人中的一个新里程又展开了，这也是文学史上最有收获的一次合作。
三人组合（1797—1798）
当时，柯勒律治的文采如日中天，他的整个身体尽管怀着暗痛和毒素，对活泼的心智与兴趣却反应敏捷。他的俊脸——善感的嘴巴，挺秀的鼻子，灰色的眼睛散发着热情和好奇，蓬松的黑发蜷曲在脖子和两耳上——使他非常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对多萝西。没有多久，她以她羞答答的方式在威廉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柯勒律治坠入爱河了。柯勒律治被她的娇小惊愕住了，却也被她的默默同情心所吸引。这是一位愿意承受他一切错误的朋友，也愿意忽略他的懒散而洞悉他的强烈感受、奇怪难解的幻想、动摇和迷惘的信心的朋友。不过，就目前而言，他几乎看不到这位完全笼罩在她哥哥影响下的女孩子的羞怯的心灵。
在此地，从这位态度沉着、面孔凝重、高额和有着沉思的双眼的人身上，他发现了真实和生动的诗人气质，对每件事和每个灵魂的震动都有感受，避开经济上的大变动，把默默地替他的远见和梦想发掘激情的字句当作他的毕生事业。那时，正在构思《古舟子咏》（The Ancient Mariner）一诗的柯勒律治是两人中比较有名气的诗人，体会出此人的献身精神，羡慕他完全奉献于诗的那份自由，因而奇怪一位妹妹是否不如一位太太那般体贴。“在他的身边，我感觉出自己的渺小，”在他来到后不久，他写道，“不过，我并不认为自己比我以前想象的要差劲。威廉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是唯一在任何时间中和在所有优越的风格中，我感到自己比不上的一个人。”
就这样，开始了互相激励的三个星期。各人把自己的诗朗诵给对方听。华兹华斯朗诵的较多，柯勒律治也讲了不少。“他的谈话，”多萝西写道，“充满了灵智和精神。然而，他如此仁厚，如此温驯和愉快。他的眼睛……表达出他生动心智的每种感情。”
通常，这样一种三人之间的爱情，三个礼拜后会冷却下来，但是柯勒律治不愿让它就此终止，恳求威廉和多萝西陪他回到斯托威，好让他得以回报他们的殷勤招待。他们和他一起去了，期望能立刻回到雷斯塘。但是，朋友普尔知道他们的租期不久将满，不可能继续租下去，就替他们在距柯勒律治租住的房屋4英里路程的阿尔福克斯登，找到一栋年租23镑、供应一切设备的漂亮村舍。威廉和多萝西在随后的15个月中，在那里过着舒适而有灵感的一段生活。
在那段愉快的日子中，在诗般境界间，有过不计其数的漫步：有时是两个男人，有时是柯勒律治和多萝西，有时是三个人。有三种感受、观察和观念的交换：华兹华斯鼓励柯勒律治让幻想作他的指引。柯勒律治则扩大华兹华斯与哲学家们的结识，并鼓励他写作一首史诗。几年后，在《序言》（The Prelude）一诗中，华兹华斯提到他的朋友时，以“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在普西的狂野中胡闹时，那是我们每日愉快精神的一部分”来形容。多萝西是他们的纽带和催化剂，她用她赞叹和热烈的倾听激发他们，以她的敏锐和浮沉的悟性去刺激他们，而且如他们精神上的新娘般使他们结合在一起。柯勒律治说，他们是具有一个灵魂的三个躯体。
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两人该仔细去看一看多萝西1798年1月20日在阿尔福克斯登开始写的日志。他们一定会对日志第2页上的一行字——“那震荡在夏日的空气中，倾听无声却有声的甲虫的嗡嗡声”——有所触动吧。萨拉·柯勒律治的感触可从2月3日至12日的日记中窥见端倪：
2月3日：与柯勒律治在丘陵间散步……
2月4日：与柯勒律治走了一大半通向斯托威的路……
2月5日：与柯勒律治走到斯托威。
2月11日：与柯勒律治在斯托威附近散步……
2月12日：独自走到斯托威。与柯勒律治傍晚时一起回来。
萨拉并不欢迎这段暧昧的罗曼史，它好像是天真无邪的，但是何处是终点呢？
抒情民谣集（1798）
1798年1月，另一个好运来到柯勒律治的身边：托马斯·韦奇伍德——以制陶业享誉欧洲的乔塞亚·韦奇伍德的儿子和继承人——供给这位身无分文的诗人年俸150英镑，条件是让他专心在诗和哲学上。柯勒律治在1月17日的信中表示欢迎这笔赠赐，并在创作的狂喜中立刻完成了《古舟子咏》。
有了这份意想不到的收获，他向华兹华斯提议，他们应将新写的诗集成册，定会让他们赚到足够使他们到德国游历的资金。他希望在德国待一年，学到足够的语言和文化，以便阅读和了解自康德到歌德、在欧洲哲学方面无疑已取得领导地位，而在文学方面至少可与英法匹敌的那些名著的原文。华兹华斯对德国并不热心，但法国和北意大利正控制在大革命之下。他接受了柯勒律治的计划。
1798年4月，他们邀请布里斯托尔的出版商科特尔前来聆听他们的新作。他来了，听过后，以30镑的代价要求这份版权。他也希望一并印上两位作者的名字，但柯勒律治拒绝了。“华兹华斯的名字，”他对科特尔说，“倒没什么，我的臭气冲天。”
18年后，柯勒律治解释了这次合作背后的理论：
我的努力应是对人物和超自然的人格，或至少是浪漫主义的。华兹华斯先生从另一方面着手，要求自己对每天事物的奇疑和对超自然激起相同的感受，借以唤起对懒散习惯的注意力，及指导它向我们面前的可爱、奇妙处前进作为他的目标……是同意了的。用这种观点，我写出了《古舟子咏》一诗，并准备写《黑暗女士》（The Dark Ladie）和《克里斯塔贝尔》（Christabel）两诗。在这两首诗中，我更接近实现我的理想了。
也许，这种理论是在诗写成后才形成的。第1版序文上华兹华斯这样解释：
本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可视为一些尝试。它们主要是用一种要证明中下阶层中的语言，究竟能适应到诗意的目的到何种程度的观点来写的。读者们习惯于许多近代作者们的俗丽和空洞的辞藻，如果他们读完这本书的话，也许经常要在奇怪和呆滞的感受中挣扎了。他们就要去查阅诗韵，同时会引起他们发问，以什么标准，这些尝试竟使用了那种名称。这些读者们……不应斫伤诗韵这个孤僻的字，一个含意值得争论的字，以抗拒他的感激正是所期望的……
具有优越判断力的读者们，也许不欣赏这些作品的形式……因此就不得不向他们表明，希望避免目前盛行的错误，作者有时降低了身份，有许多表达太熟稔、不够高尚。读者与老作家们的接触越多……他们对这种形式的诗的抱怨就越少是可以理解的。
俗事干涉了他们的诗：阿尔福克斯登房子的主人通知华兹华斯兄妹，他们的租期1798年6月30日到期，不能再续约。6月25日，威廉和多萝西前往布里斯托尔与科特尔磋商。7月10日，他们乘渡船过了塞文河，步行10里到达威尔士的丁登寺（Tintern Abbey）。靠近这片“十分幽美的废墟”，在回布里斯托尔的路上，华兹华斯构思了作为《抒情民谣集》结尾的这首诗的初稿。
这本小册子于1798年10月4日出版。19天后，两位不署名的作者已前往德国。书名很妥帖：柯勒律治的主要贡献是古代英国民谣的演变——以歌谣来述说故事。华兹华斯的大部分作品是以英国农夫们单音节的语言表达淳朴生活的简单抒情诗。这本书以《古舟子咏》一诗作为开始，这首诗占了117页篇幅中的15页，这是最长的一首诗，也许是最好的一首诗。不过，英格兰只是逐渐才认识到这一点，而华兹华斯从未如此想过。
《古舟子咏》一诗的确有许多硬伤，但在这些硬伤中，我们不必强调这则故事的荒谬。柯勒律治已走进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神秘和想象的境界，庄严的事情也许从细微的事故中源源不断地渗出来。他必须依靠想象，因为他从来没有到过海上，同时他必须从游记书籍上借用海洋术语和环境。不过，他抓住了古代传统的神秘神韵，古代民谣的活泼韵律和古代水手将我们和他几乎同时带到这首诗的终结。
华兹华斯的贡献是他从朴素的人物发现智慧的典型例子。其中某些诗如《白痴男孩》（“The Idiot Boy”）和《西蒙·李》（“Simon Lee”），受到批评家们的嘲讽。但是，我们岂能不给一位母亲对她智力薄弱的孩子的悉心爱护一点同情吗？（那首“青青草——你几乎听到它在成长”，岂不就是得自多萝西的吗？）然而，徘徊在他的乡村风格上一阵子后，华兹华斯以沉思性的“丁登寺上几里处偶成的几行”作为该书的结论。在这首诗中，他将自己对自然和上帝视为同一的感受（斯宾诺莎的《神或自然》）给予了崇高的表达。不仅通过成长的神奇，也通过那些可怕的和对人类近似（似乎就是特纳当时正在绘画中膜拜的）毁灭性力量及对他在森林和原野中的漫游、在宁静的湖滨徜徉和在大石块上的镌刻，对来自上千的生命形式，甚至想象中的无生气世界的呐喊和私语——
对他们，我也许归功于……那份愉快的神态，
其中的神秘负担，
在这个不智的世界中，
一切沉重的担子，
减轻了……
以一只和谐、狂喜的
眼睛凝视时，
我们洞悉到事物的生命。
接着，他提升到他最优美的信仰的表达上：
我们学到
注视自然，不仅在思虑未周的
青年时期，但听
宁谧、忧伤的人性乐章，
既不尖锐，更不刺耳，虽然洪壮的声音
洗练而低沉。我感到
戛然升起的喜悦
侵扰我的存在：一种幽远胧昧的
庄严意识，
它深居在落日的余晖，
浩瀚的大洋，清新的空气，
蓝天和人类的心智中，
一种波动和一种精神，迫使
每种有思想的事物，思想的标的，
也通过每种事物。因此，我依旧
是芳草、森林和高山的爱好者。
而且……认识在自然和意识的语言中，
我心灵守护者的指引和我道德形象的灵魂。
多萝西也到达了这种具有医治（healing）、统一作用的信念，而且发现它并不与她的基督教信仰矛盾。在赞美诗的结尾，华兹华斯增加了一首赞美诗，作为对他妹妹心灵的颂赞，并要求她维持到最后：
我们愉快的信仰，我们注视的一切
充满着祝福。因此，且让月光
在你独自散步时披在你的身上；
且让含湿的山风轻狂地
抚弄你吧……而几年后，
原野的狂喜熟透，变成
清醒的喜悦时，你的心
能成为包容一切可爱事物的殿堂时，
你的记忆便成为一切甜蜜声音与
和谐的停留所……
《抒情民谣集》没有受到大众的欢迎。“它们没有普受喜爱。”柯勒律治夫人——一位对她丈夫的缪斯神有值得原谅的妒意的妻子报告。书评家们忙于揭露《古舟子咏》一诗松散的起承转合处和华兹华斯的自然神祇的疏远感情，似乎没有一人认识到《古舟子咏》一诗将成为一切文集中都要收载的一篇文章。不过，有些人注意到了《丁登寺》一诗的虔敬泛神论。这本小书两年中卖了500册，柯勒律治将这些出售归功于一位因“古舟子”而把此书当成海洋歌集的水手。华兹华斯则将滞销归责于收容《古舟子咏》一诗。
1799年，柯勒律治在德国时，华兹华斯准备出《抒情民谣集》的第2版。6月24日，他写信给科特尔：“从我收集的资料上看，《古舟子咏》一诗好像是全卷的一个瑕疵（这也许是真的）……如果这卷要印第2版，我愿替换上较适合大众口味的一些小诗。”《古舟子咏》一诗在第2版仍然留下来了，却附加了由华兹华斯写的一个承认其缺点却也指出其优点的注解。
这版（1801年1月）增加了华兹华斯写的一首新诗《米歇尔》（Michael）——以无韵诗的形式，悠闲地述说一位84岁的牧羊人忠于工作，坚守道德，爱护他的村庄和他的儿子。儿子到城市后，却变成了一位放荡不羁的堕落者。由华兹华斯写的一篇新序详细地宣布目前已写出名句的他对诗的理解：任何标的物或观念如果产生感受并赋有意义，就能产生诗。任何形式或语言如能传播这种感受和意义，都可能成为诗。“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其最初起源来自在宁静中蕴蓄的情绪。”艺术家自己在他将感情赋予形式之前，就需要控制他的感情。不过，这种感情不限于有文学修养的人或少数才智之士，它们可能也出现在农夫、学者或上流社会人士身上，也许在比较朴素的人物的纯洁和清澈的思虑中。这种表达也不需要一种特殊的诗的字汇或风格，最好的风格是最简朴的，最美的字也是用夸张或修饰最少的字。较理想的，诗人应用一般人的语言来表达。不过，纵是深奥的字，如果能传达感受和道德力，也可以说是诗的语言。
因为，最后，在每种艺术中陈示的是道德的要素。如果艺术不是在寻求较能接受的一种清澄的、健康的或崇高的思想，那么我们自己的声音或形式的技巧又有什么用呢？“一位大诗人应该改正人类的感受……使这种感受更稳健、纯洁和恒久。一言以蔽之，对自然更能共鸣——要恒化自然和事物的伟大精神。他应当偶尔在人前和他们的四周摸索追寻。”理想的诗人、画家或雕刻家是一位在艺术中赋以智慧的哲学家，通过形式来表达意义。
这篇序言在历史上很有分量，因为它有助于终止幻想的语言、阶级偏见、对古典的参考及时常散见于英国奥古斯都时代（指安妮女王的时代）的诗和演讲中的神话装饰。它宣布了感受的权利和在大多数非罗曼蒂克的形式中给予对罗曼史的另一种欢迎。华兹华斯本人在思想和规则上具有古典的模式和神韵，柯勒律治带来感情和想象时，他却提供了回忆的宁静面。这是一次优异的合作。
流浪的学者（1798—1799）
来不及看到他们的书出版，乔塞亚·韦奇伍德又赠给柯勒律治一笔额外的赠赐，华兹华斯的哥哥理查德给了华兹华斯一笔津贴后，两位诗人和多萝西于1798年9月15日，从雅茅斯向汉堡扬帆了。他们在那里访问过老诗人克洛普施托克后，彼此分手了，柯勒律治到哥廷根大学去研究，华兹华斯和多萝西乘了一辆马车到哈茨山山麓的戈斯拉尔的“自由帝国城”。在那里，寒冷的气候改变了原先的计划，华兹华斯兄妹在那里待了四个月之久。他们在街道上漫步，烧壁炉，写诗或抄诗。使自己沉浸在回忆中的华兹华斯开始写作《序言》的第1卷，他的自传体叙事诗。突然发现如此思念英格兰时，他们于1799年2月23日冒着严寒徒步走到哥廷根向柯勒律治辞行，接着渡过波浪汹涌的北海，匆匆赶回雅茅斯，回到蒂斯河上的苏克邦。玛丽·哈奇森静静地守候在那里等着威廉和她结婚。
同时，在哥廷根的柯勒律治尽力变成一位德国人。他学会了德语，对德国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发现对唯物主义的心理学没有心智解释时，他放弃了哈特利的机械观念联想论，而采用康德的唯心论及主张自然和心智为上帝的两种面相的谢林的神学。他听或读了施莱格尔论《莎士比亚》的演讲，做了许多笔记，作为自己后来演讲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资料。陶醉在观念和抽象中，他失去了原有的感受和想象的第六感，弃诗而研究哲学。“我身上的诗人气质死亡了，”他写道，“我已经忘记如何去弄诗韵。”他转向将德国哲学移到英格兰去的工作。
1799年7月，他离开德国，回到斯托威。但是，离开太太一年后，他竟不惯于负起一家之主的责任了。萨拉·柯勒律治不再是一个充满浪漫情调的人，最近死去的第二个孩子使夫妻两人的感情也黯淡下来。10月，由于不能安静下来，柯勒律治到北方去看住在苏克邦的华兹华斯。那次访问，他握着玛丽的妹妹萨拉·哈奇森的手良久不放，某种神秘的感受从女人身上传入男人身上，柯勒律治纵身跳入了他第三度不愉快的爱河中。理智的萨拉给了他感情，不过仅此而已。经过两年来并无收获的追求后，他自认失败，写下一首感人的颂诗《颓丧》（“Dejection”），几乎是他诗才最后一滴灵光的显现。
他伴同华兹华斯徒步游历迪斯垂克湖，各人找寻一个住处。在凯西克，他认为已找到了一处，但是《晨报》提供的一份差事使他去了伦敦。同时，华兹华斯租了格拉斯米尔南方13英里处的一栋村舍，回到苏克邦。征得多萝西的同意后搬家，1799年12月17日，兄妹两人又开始了他们的长途跋涉，大部分是步行，从苏克邦到格拉斯米尔，走了许多英里冰封的、不平的路。12月21日，他们在华兹华斯叫作“镇居”（Town's End）和后来被称为“鸽居”（Dove Cottage）的地方筑起了炉床。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艰辛、最愉快的几年。
格拉斯米尔的田园生活（1800—1803）
1800年5月14日至1803年1月16日，多萝西保存了她的格拉斯米尔日志（Grasmere Journal）。从150页的日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和感受到先是兄妹两人，后来一段短暂的时间，是兄妹和嫂子三人的每日生活情形。格拉斯米尔的气候不利于健康：每天不是下雨就是飘雪，寒气逼人，雪甚至在六七月份还会出现。阳光普照的日子是令人狂喜的，偶尔露面的月亮是形状古怪的。小屋则在壁炉和火炉中加木炭来取暖，但多萝西记道，有时“我因寒冷无法入眠”。他们冷静地对付这种气候，感激春天和寻常的霏霏细雨。“雨丝十分轻盈柔美”的句子不断出现在日志中。“格拉斯米尔有时看起来竟如此优美，我的心几乎都融化掉了。”
独自或有伴，他们做了无数次散步，有时到1英里外的安布尔赛德去寄信。自柯勒律治定居在凯西克后，有时花半天时间到那里。华兹华斯似乎对妹妹很满意，称她：
我寂寞地散步时的亲密伴侣
我的希望，我的快乐，我的妹妹，我的朋友
纵然理性能知较亲密的思想
有些东西仍然更为甜蜜一点，或者，
在爱的心中，一个更为亲密的名字。
晚至1802年（他结婚的这年），他称她为“我的爱”，她以称呼他为“甜哥哥”而满足。
她此时有40镑的年收入，他则有70镑，加上他作品的点滴收入，总数接近140镑。他们有一两名仆人，因为贫穷很普遍，许多失去配偶的妇女愿意以工作来换取食宿。诗人和他的妹妹穿着朴素，多萝西通常穿着自己做的衣裳，鞋子也是自制的。威廉穿着农夫的服装，或朋友送给他的破衣服。他们培植了一个蔬菜园，有时到湖里去捉鱼。尤有甚者，日志上记载着：“我做果子馅饼和派”“面包和派”“派和饼”。威廉真是口福不浅。
他也不忘工作。每天总有部分时间用来作诗，通常是在他独自一人散步时，回来就一行行地口述给多萝西听。他也劈柴，在菜园中挖掘和种植。“威廉清理出一条小径”——穿过雪地通到门外厕所。多萝西还酿造麦酒，而且“我们借了一些空瓶子来装甜酒”。尽管有许多蔬菜，威廉仍患有痔疾，（自1805年起）视力也开始衰退，还患有失眠症。有无数个晚上，多萝西必须用读诗来帮助他入睡。
那段狄奥克里托斯式（Theocritean）的日子，因突然到来的金钱和婚姻而扰乱了。1802年5月24日，朗斯代尔的伯爵詹姆斯·劳瑟爵士过世了，将他的财产和爵位留给他的侄子威廉·劳瑟爵士，他则安排偿还了由詹姆斯爵士所欠的金钱给老约翰·华兹华斯的各个继承人。很明显，4000镑财产在几个孩子中平分了。虽然威廉和多萝西应得的那份直到1803年才给付，威廉感到有了底气，最后他向玛丽·哈奇森求婚。
但是对安内特·瓦隆的记忆让他的良心不安。在他要求玛丽嫁给他之前，他不应该与安内特弄清楚关系吗？1802年7月9日，他与多萝西乘马车离开格拉斯米尔，步行到玛丽目前在加洛山（Gallow Hill）的家。7月26日，他们搭马车离开加洛山前往伦敦。从威斯敏斯特桥上，在晨光微曦中，看到这座瑰丽的城市而惊得目瞪口呆的华兹华斯，作了一首令人回味的十四行诗——《地球不能再表达更壮丽的景色了》。他们继续前往多佛，搭乘邮船渡过英伦海峡，于7月31日发现安内特和她9岁的女儿卡罗琳在加来等候他们。
我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协议，我们只知道，14年后卡罗琳出嫁时，当时正在得意的华兹华斯给了她30英镑的年金。4个人在加来停留了4周，十分和谐地一起在海边散步。华兹华斯作了另一首优美的十四行诗，“这是一个美丽的黄昏，安宁而自由，圣洁的时光安详得如一位修女身上的装饰，纹风不动”——结尾是对卡罗琳的祝祷。8月29日，华兹华斯前往多佛，然后是伦敦。显然他不急着赶路，因为直到9月24日兄妹两人才回到加洛山。
1802年10月4日，华兹华斯和玛丽结成连理。新娘没带来什么嫁妆，因为她的亲戚们并不赞成玛丽嫁给“一位流浪汉”。近来在日志中写到华兹华斯时用“我的心上人”来称呼的多萝西，不敢相信自己能参加这次婚礼。“她的感受几乎到达了难以抑制的程度”。她冲上楼梯，“木然地”躺在那里，直到萨拉·哈奇森招呼她，说他们从教堂回来了。“这，”她在那天午后的日志上写道，“迫使我从床上爬起来，我不知怎么，我走得……出乎我意料的快，直到我遇到我心上的威廉，倒入他怀里时为止。他和约翰·哈奇森引导我走进屋子，我依偎在那里欢迎我亲爱的玛丽。”
同一天，乘着两辆轻便马车。诗人、他的太太和妹妹开始了到格拉斯米尔的长途旅程。多萝西渐渐地使自己适应这个三人的家庭，不久把玛丽当作一位姐姐和知心朋友般爱着她。此外，玛丽将自己每年20英镑的收入拿出来供这个家庭使用。劳瑟爵士的付款最后到来时，这个家庭过上了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威廉变成一位热情的爱国者，加入格拉斯米尔的志愿队，从事防卫英格兰以抵抗拿破仑的任务。
格拉斯米尔的田园诗是华兹华斯最纯洁的抒情诗的一部分，如《致蝴蝶》（“To a Butterfly”）一诗，《致弥尔顿》的雄劲十四行诗，颂诗《决心和独立》（“Resolution and Independence”），责备自己的忧郁寡欢，1803年至1806年他所有作品中最有名的——得自《童年回忆的不朽暗示》。很少有一种哲学式的狂想有如此优美的表达。
随着视力减退，他在一篇笔记上写道：“不管我转向何处，在晚上或白天，我曾经见过的事物，我目前已不复看清楚。”我以此作为日渐消失的我们青年时期理想境界的一种标志——“荣耀和梦想，此时在何方”——他奇怪，我们在出生时来自天国的那些无凭无据的奇迹般的记忆不照亮我们的童年，却随着我们的长大而消失了吗？——
我们的出生如梦；
与我们一起诞生的灵魂，我们的生命之星
飘忽无定，
来自远方；
绝非完全如遗
亦非完全裸露，曳着荣耀的云簇，我们
来自上帝，他是我们的家
在我们幼年，天空不是高卧在我们头上吗！
蜗居的阴影开始紧裹茁壮的孩子，
但我们注视到光，每当光泻下来时，
我欢欣雀跃起来……
毕竟，成人悟到光的消逝，
消失在平常一天的光亮中。
因此，诗人喜呼孩子为
你，卓越的哲人，谨慎守住
你遗产……你，
你的不朽沉思犹如白天……
但是，纵使我们成年人，对失去的地平线都有一些朦胧的意识——
人的无端疑惧
无声息地在宇宙间游移……
我们的灵魂有那不朽之海的状貌
它带我们到此处，
也能在眨息间带向彼方，
看到孩子们在海岸上嬉耍，
听澎湃的海水一阵紧一阵的冲激声。
这是神性化的人类学：孩子依旧是一种动物，雀跃于动作、四肢和自由自在中，反抗任何束缚、禁止和限制。内心上渴望如动物般的自在和在田野、森林、海洋或天空中活动。渐渐地，孩子长大成人，青年屈服于文明时，就惆怅那些已失去的自由了。不过，华兹华斯没有一点这种迹象，他追忆毕达哥拉斯，希望从他身上找到一些回到他童年信仰上去的桥梁。年事渐增的人寻找他感受的事物当作他的生命。
爱情、劳动、鸦片（1800—1810）
1800年4月，完成了《晨报》指定的任务，柯勒律治来到格拉斯米尔，与华兹华斯一家人盘桓了3周。多萝西告诉他，她替他和他的家人在距凯西克3英里之遥，叫作格雷塔的一栋大房子中找到一个舒适的安息所。柯勒律治在炎热的夏天去看了这个地方，发现一间房子，是一个藏书500卷的图书室，有许多他喜欢的书籍，就热心地签妥了租约。1800年8月，他带着太太萨拉和儿子大卫从下斯托威到达他们的新居。9月14日，萨拉在那里生了另一名男婴，他们用附近湖泊和溪流的名字，替他取名德文特。不久，冬天宣告了他们的错误：寒冷和阴雨加重了柯勒律治气喘和风湿热的倾向，和亲戚们的地理阻隔加深了萨拉的忧郁症，况且丈夫神驰的身心时常使她孑然一人。
他经常留下她而独自跋涉从凯西克到格拉斯米尔的33英里路，去享受与华兹华斯聊天的刺激和多萝西深情的关注，华兹华斯和多萝西步行到北边去充实柯勒律治的生活却是十分稀少的。1800年11月，萨拉·哈奇森从加洛山来到鸽居，与玛丽、威廉和多萝西盘桓数月，柯勒律治就在那里重续对她的追求。以不假思索的残酷愚昧的语气，他向太太招认他对另一位萨拉的爱情，求她准许他同时爱她们俩人。日复一日，她渐渐地把心用在对孩子的照顾上，而他沉醉在思考和书本上。
他设法完成民谣故事《克里斯塔贝尔》，这则民谣他已在1797年开始写作。但是他提不起写作的狂热，就把它搁置下来。司各特和拜伦对该民谣的草稿早已赞不绝口，也许还从它的主题格律和语态中获得了一些启示。最后（1816年），在拜伦的敦促下，默里出版了这则民谣。
在格雷塔住了一年后，健康和资金都已枯竭的柯勒律治感到他不能再在湖沼地区熬过另一个冬天。他很高兴接到《晨报》的邀请，去当一位社论撰写者。1801年10月6日，他到格拉斯米尔辞行。9日，多萝西和玛丽送他回格雷塔。10日，他即赴伦敦。玛丽和多萝西则走回格拉斯米尔。多萝西在她的日志中写道：“C．因远行而过了愉快的一天……我却忧郁满怀，不能谈天。不过，最后我由低泣来疏解心怀——威廉说，闷声不响地哭泣。并不如此。哦！有多少，多少理由，我要对他如此渴念啊！”
到达伦敦，柯勒律治努力写《领袖们》这个专栏。在这个专栏中，他日渐趋向强烈的保守观念，与半自由的辉格党的主要机关报《晨报》的政策——反对部长制、倾向财产制——相得益彰。他谴责奴隶制和“腐烂的区组织”（区循例送托利党人入国会），抨击政府拒绝拿破仑的和平建议（1800年），以一位政治家和一名凡夫的尺度无情地解析首相几乎毁掉了皮特。不过，他辩护私有财产是井然有序的社会寻求进步的必要基础，并辩称使“各人的权力与他的财产成正比”的那种政府为最好的政府。他勤奋、努力地写着。待在《晨报》的那段时间，报纸的发行量急遽上升。但是，那年的勤奋工作使他的健康崩溃。回到格雷塔时（1802年），他身心都已疲惫不堪——身体有病，妻子视同路人，情人弃他而去，意志已成为鸦片的奴隶。
他早在1791年就吸食鸦片，时年19岁。他用它来镇静情绪，缓和痛楚，进入睡眠，阻滞——或隐藏——心脏和肺部的衰退，也许是要使自己向失败低头吧。睡虫终于到来时，却带来了一连串恐怖的梦，他在《睡眠苦》（“The Pains of Sleep”,1803年）一诗中曾暗示过此事：
一簇簇
恐怖的幽灵折磨着我；
……欲望和憎恶奇怪地混合着，
在原野上，可恨的物体兀然屹立，
狂怒的情绪，疯狂的嘶号！
毕竟可耻，恐怖啊！
跟我们大部分人一样，他做可怕的梦，但都十分生动，有时他在梦中的嘶喊吵醒全家人。
也许因为他的虚弱和药物，虽然有时他的思想混淆、意志耗弱，他的面前却打开着接近于正常心智的领悟和想象的领域及其远景。无论如何，他的知识在同时代中无出其右，关于这点，华兹华斯也远落在后边。他使自己在华兹华斯面前卑微，但华兹华斯除了他的诗以外绝少谈别的事情。柯勒律治的谈话，纵使在他衰化时，也能给卡莱尔留下智慧、生动和有趣的印象，甚至还能使斯塔尔夫人肃然起敬。华兹华斯使他敬畏的地方是这位长他两岁的人目标的集中和稳定的意志；柯勒律治则越来越希望取代意志，以想象取代现实。
他惊奇于他的谦卑，却非常自觉，发觉自己（在这点上，跟华兹华斯和我们一样）对各种主题都有兴趣，并暗自以此自负。他在意他的诚恳，他严肃的道德律，及对金钱或名誉的冷淡。但是，他渴望荣誉，乐不自胜地剽窃。借钱即忘，不照顾太太和孩子，让他的朋友去照顾他们。也许鸦片耗弱了他的性机能，使他误幻想为履行房事。
1804年4月，为了让地中海的空气和阳光缓和他的气喘与风湿热，他从华兹华斯处接受了100镑的借款，扬帆前往马耳他岛——当时不列颠帝国的一处举足轻重、正在争执中的地区。他随身带了1盎司的原质鸦片和9盎司的鸦片烟酊。在航程中，5月13日他在笔记中写下一则绝望的祷文：
敬爱的主！予我灵魂以力量，彻底通过一次煎熬——要是我登上马耳他——纵然恐怖重重，度过自由自在的一个月……我忠良，宅心仁厚，不可能心怀不轨，但是啊！我十分虚弱——自婴儿时以迄于今——我活到了此刻！宽恕我，宽恕我，天上的父和上帝啊！
几乎整整一年，他似乎恢复了自制。7月，他被任命为马耳他总督亚历山大·保尔的私人秘书，并于1805年1月晋升为责任更大的事务秘书。他工作努力，表现了惊人的判断和适当的能力。在服务一年后，他因精疲力竭，又靠鸦片来维持了。他离开马耳他，游历西西里和意大利，再返回英格兰（1806年）。这时，他比以前更依赖鸦片，而且用白兰地阻止鸦片的催眠作用。
1806年10月26日，他与华兹华斯一家在肯德尔的一个客栈中碰面。“从未有过，”多萝西在那天的日志中写道，“令我感到在初见他时那样震惊的。”胖得竟“连他的眼睛都消失”在他臃肿的脸上了，只有瞬间的微光表现了以前“他脸上的圣洁表情”。他继续前往凯西克，要求与太太分居，她拒绝了。他离开了她，带走了6岁的儿子德文特。他将韦奇伍德的年金移转给太太，但乔塞亚·韦奇伍德于1813年撤销了他这一部分。自1803年起，住在格雷塔的骚塞负起照顾嫂子的责任。柯勒律治则由他的烟友德昆西以匿名方式寄去的100英镑赠赐，及他于1808年、1809年和1810年在皇家科学院中的讲演收入度过了这次危机。
在那一年，伟大的友谊结束了。它的基础是对诗的共同灵感，柯勒律治身上的诗泉自1800年起因体力耗弱、鸦片的催眠作用、婚姻离散和受到哲学的蛊惑而枯竭时就停止了。华兹华斯借柯勒律治的天赋较偏向于散文来鼓励他改变。柯勒律治因得知华兹华斯家的三个人提醒萨拉·哈奇森不要让他得寸进尺而深为不快。在1809年5月31日的一封信中，华兹华斯警告普尔不要使自己过分牵涉在柯勒律治的一份新杂志《朋友》（The Friend,1809—1810年）上时，分歧竟变成了一道深深的裂痕。“身为柯勒律治最亲近和最有交情的朋友之一”的华兹华斯写道：
我把它当作我深思熟虑的意见寄给你，这个意见是根据几年来越来越加重的证据而形成的，即柯勒律治既不愿也不能做对自己、家庭或人类有利的任何事情。他的天才和他的天赋，甚至他广博的知识，都不能使他做有益的事。这些统统因他知识和道德结构之狂乱而挫败了。事实上，他在心智没有自由意志，也没有在任何义务或道德感的约束之下，没有作为的能力。
这是很无情、极端的，华兹华斯已在几周前的一封信中告诉柯勒律治大部分情形了。根据柯勒律治的说法，巴西尔·蒙塔古告诉他华兹华斯曾告诫他不要让柯勒律治和他同住，因为柯勒律治由于酗酒和其他种种劣行，使他自己在格拉斯米尔成为“一个滋事者”时，事情就弄得更糟糕了。华兹华斯稍后（1812年）向柯勒律治保证，蒙塔古误引他的话。柯勒律治佯装接受这种解释，但是破镜不能重圆，这份历史性的友谊就此沉寂了。
哲学家柯勒律治（1808—1817）
也许我们夸张了柯勒律治的消沉，我们不得不指出，1808年至1815年他在布里斯托尔和伦敦的皇家科学院发表的讲演，多少因思想和表达的混淆而有差评，却留给如查尔斯·兰姆、拜伦爵士、塞缪尔·罗杰斯、托马斯·穆尔和利·亨特这般听众一些印象。好像是因为某些自然形成的团体精神的鼓励，这些人和其他的文士都来支持他们受伤的伙伴。在朋友群中拥有十数位英德两国知名人士的亨利·克雷布·罗宾逊，描述在伦敦的第三次讲演为“优异，十分有德国味道”。“在第四次中，”他报告称，“处理主题的方式是完全德国式的，对于为数不多的听众是太抽象了一点。”柯勒律治对事实、观念和偏见的累积过于丰富，以致不能让他深入到他宣布的主题上。他涉及过广，不过非常刺激，以一句“天使长，略有微疵”的名言来概述他的查尔斯·兰姆称：“稍稍触及他的天才而不让它扰乱我们的宁静已足够了。”
1815年至1817年，柯勒律治再度面临崩溃的边缘时，他将他晚年的结论倾注入文字中。在《生命论》（Theory of Life,1815年）一书中，他表现了对科学，特别是与汉弗莱·德维的友谊中获得的化学方面的惊人知识。不过，他拒绝以物理化学的词汇解释心智的一切尝试。他称“达尔文的……人类由猩猩进化而来的理论荒谬之至”。
在《政治家手册》（The Statesman's Manuanl,1816年）中，他提出《圣经》为“政治思想和预见的最佳指引”：
史学家发现伟大的事件，即使世界商业关系中最重要的改变……他们的起源并不在于政治家们的结合，或商人的实际内省，而是在毫无利害关系的理论家的密室中、在遁世的天才的异见中……基督教世界中的一切划时代的变革、宗教的兴替及随之而来的有关国家公民和社会内部习惯的转变，都与形而上学系统的兴替互相一致。
他也许想到了基督、哥白尼、古腾堡、牛顿、伏尔泰和卢梭的思想的结果。对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因素做了公平的摘述后，柯勒律治下结论称，民视并不等于天视，百姓在情绪激动中思考并不能作为权力信赖的依据。而改革的最佳路径是一个受过教育和拥有财产的少数人的良知和作为。一般来说，政治上跟其他任何方面一样，正当行为的最佳指引就是《圣经》，因为这本《圣经》包容了历史和哲学上的一切真理在内。“对劳动大众，《圣经》以外的其他任何东西是不需要的”，而且“也不是普遍欲求的……除了你……身为在较高级的社会阶级中行动的人们”，也应该了解历史、哲学和神学。对虚伪政治才干的解毒剂便是历史，作为“现在对过去和我们所处的世纪的事件有选择的同化习惯，与对以前的那些事件的对照”。
《俗人谈经论道》（A Lay Sermon,1817年）一书，继续向“中上阶层”提出这种请求作为健全改革的最佳媒介，及作为对批判“革命派的诡辩家和煽动者”的守护者。但是，该书承认某些通行的罪恶，如国债任意膨胀、农民陷于赤贫、工厂中的童工。他悲叹新商业经济对周期性膨胀和萧条，对导致崩溃和普遍不景气应负的责任。
他建议一些基本的改革。“我们的厂商应同意制定章程”，特别是对童工。国家应承认其为“积极的目标者有：使每个人的求生之方法更为容易；保障每一成员有改良自己状况和他的子孙的状况的希望；发展对于他的人性来说必不可少的那些职能，即他的理性和道德形象”。他呼吁在每一职业中有一个领导者的组织，从哲学的远景中研究社会问题，为社区提供建议，及“教会应受到国家的资助”。
柯勒律治认为没有纯洁的世俗智慧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因而应让给神学家去做。只有一种超自然的宗教和一种由上帝赋予的道德规范才能抑制人类的先天贪欲。邪恶与生俱来，“唯独……人类的知识”是“不适于恢复意志健全这个功能的”。他呼吁回返宗教上的谦卑意识，充分信仰为赎回人类的罪恶而牺牲的基督。
1815年至1816年，柯勒律治写下或命人记下了一些“我的文学生命和意见的草稿”，供准备中的一本自传之用。两卷书没有完成，柯勒律治于1817年以《文学家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之名发表了这些草稿，现在是研究柯勒律治在哲学和文学思想之最易获得的资料。其中大部分资料是他沉溺在鸦片上、债台高筑和没有能力供应儿子们的教育的消沉时期写成的，却特别有连贯性和清晰性。
他开始摒弃了一度令他着迷的联想心理学，他拒斥每种思想是机械感觉产物的主张。他那时认为，这些仅给予我们自我——记忆、对比和持续人格——陶铸成为创造性想象、有目的的思想和有意识的行为的原料而已。我们的一切经验，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都记录在记忆中，记忆变成储藏所，心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从那里引出作为解说目前的经验、解析目前选择的材料。当然，在此点上，柯勒律治是追随康德的。他就此点完全承认他的负欠。“大名鼎鼎的柯尼斯堡的哲人的著作，较任何其他作品，顷刻间鼓舞、锻炼了我的了解。”
柯勒律治把从康德到费希特当作直接认知的唯一实体的自我升华，经过黑格尔自然和自我的对照和联合，而至谢林视为一个实体两面的自然对心智的从属关系。不过，在这种关系中，自然是潜意识的行动，而心智是有意识的行动，而且在有意识的天才的创造上使其达到最高的表达。柯勒律治自由地借用谢林的观念，却经常忘却提及他的资料来源。不过，他承认了他的总负欠，并补充说：“如果我能使我的国人了解谢林的这种体系的话，这会是我一件快慰和光荣至极的事。”
《传记》一书的最后11章，提出作为想象产物的文学的哲学讨论。他区别幻想和想象的不同：幻想是空想，在想象中如一位善泳者一般；想象（柯勒律治以大写字母开始）如一本小说的情节、一本书的组织、一件艺术品的制成，或科学熔铸的哲学体系一般，是将部分有意识的联合到一个新的整体去的情形。这种观念成为对任何诗、书、绘画、交响乐、雕像和建筑的了解和批评：作品究竟距结构——将相关部分交织成一件协调、有意义的整体——的过或不及之处有多远呢？柯勒律治在那几页中为文学和艺术中的浪漫运动提出了一种哲学上的基础。
他以对华兹华斯诗的哲学和实际，做一种严峻的批评来完成他这部复杂的《传记》。生命的最高哲学是从最简朴人物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中发现的吗？这些人的语言是诗的最上层的媒介吗？诗与散文之间没有基本的不同吗？就这些观点，柯勒律治并不十分认同。不过，他以称颂这位格拉斯米尔的圣人为弥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诗人的崇高礼敬，作为结束。
华兹华斯的巅峰期（1804—1814）
几经辗转后，华兹华斯的家人从鸽居迁居（1808年）到靠近阿伦河岸的一栋大房子。诗人在这里以一位庭园设计师的身份整修那里的风景，用格拉斯米尔雨中的树木花草装点这栋房子的四周。1813年，这个家庭又搬到在格拉斯米尔南边1英里处，安布尔赛德的李达尔山（Rydal Mount）边一处淳朴的产业上。他们此时已很富有，雇了几名仆人，和一些有头有脸的朋友来往。在那一年，由朗斯代尔爵士安排，华兹华斯被任命为威斯特摩兰郡的印记检验员（distributor of stamps）。这个职务一直到1842年，每年带给诗人200镑的额外收入。没有了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他在庭园中消磨的时间更多了，使这个庭园成为迄今依旧盛放着杜鹃花和其他植物的乐园。从二楼的窗口，他能看到两英里外李达尔湖（Rydal Water）令人心旷神怡的风光。
同时，他完成了自1798年开始的《序言》（1805年）。“每天”，多萝西记着，他自早晨散步回来“带给我们”这首诗的“许多乐事”。她和萨拉·哈奇森就不停地忙着记录，华兹华斯已学会创作无韵诗。他以“一位诗人的心智成长”作为这首逸情叙事诗的副题，该诗有意作为一部心智的自传，作为详细阐述在那种成长中获致的哲学意味《远足》（The Excursion）一诗的一篇导言而着手写的。他因不断将他的记忆述说给柯勒律治听而造成了意外清新的记忆。他因这首诗浅薄的个人主义而遗憾，他承认这是“一个人如此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未曾有过的事”。也许因为那个理由，在他有生之年，他没有发表这首诗。
如果少许尝试，还是可以容忍的。最令他愉快的是他的童年（卷一和卷二），独自在林间漫步。他叙述他听到动物的私语、树林的沙沙声，甚至在石块声和丘陵的共鸣中，听到一种若隐若现和无处不在的上帝的声音时的那种情景：
兀自站在突出的高处，
在黎明微曦之前……
经常在那种时光，这份宁静
就会爬满我的灵魂，肉眼
浑然忘掉一切。而我之所见
犹如我自己的幻化，一场梦，
心智上的一种期待……
此刻，我见到
幸福如浩瀚海洋般在我四周蔓延……
难以名状的喜悦
我体会到存在的情操延展在
一切蠕动着的和静止着的上面，
为思想和知识以外，为人眼
不能见，而存于心灵上面的。
一切跑跳，和叫与唱上面，
或振动的愉快气氛上面；在浪涛下，
对！浪涛中，和壮阔雄浑的水中。倘使
以这种与人间和天上每个创造的形象交感，犹如
朝着非创造者……一般，
过分传达了我感受
的狂喜时，毋惊奇！
在《剑桥》（卷三）中，他有时加入学生时的嬉耍或胡闹，但受到大学生活的鲁莽和粗浅行为的搅扰。他在英国的古典名著中，或在剑桥的划船中获得了更多的乐趣。在《假期中》（卷四），他回到早期的习惯上，在家庭的餐桌上用膳，或在他习惯的床上——
那张矮床，我曾在上面卧听风声怒吼，
雨声滴答；我经常
在夏夜醒卧着注视
沉浸在我们茅舍附近一株挺拔梣树——
叶子间的晶莹月亮……
黑沉沉摇曳的树梢前后舞动，
她随着每一次吹拂的微风晃动时
我定着双眼凝视她。
在科克茅斯，他带着他的老狗一起散步，狗任他大声吟哦，不因此认为他“脑子有问题”：
啊！用得着我说，亲爱的朋友，我
的心已满到边缘了吗！我不立誓，
但誓言为我而立……我应当是……
一个献身的精灵。
正可以说为诗而活着了。
偷渡英伦海峡也是一大快事（卷六），华兹华斯感到大革命中法国的狂喜和阿尔卑斯山的雄伟，回程时，看看伦敦这个“恐怖人群密集的地方”、老伯克在国会中赞扬传统道德及“极度蔑视推翻暴发户”的理论，注视在沃克斯霍尔嬉耍或在圣保罗教堂膜拜的人群。看或聆听移动的人潮，混杂的人种、面孔、旗子和讲演，车辆的碰撞，娼妓的笑脸，小贩的叫卖声，卖花女的低吟，街头吟唱者的抒情小夜曲，把艺术勾勒在石板上的色粉画，“骑在骆驼背上的一对古怪的猴子”。这些，诗人感受到如在森林中的一样敏锐，但他一点也不喜欢，逃到比较宁静的地方（卷八）。在那里，他投入自然的怀抱，学会理解和宽恕。
又回到法国（卷九）时，那里古老的专制和以往的忧伤似乎都得到认可，也尊重叛乱，即使一位英国人也能体会到它的狂喜（卷九）：
岂是几处偏爱地点，
而是充满着期望的远景……的全世界。
有哪一种理想的情操未唤醒
未曾想到的愉悦呢？
从这种狂喜的顶点，法国跌进罪恶的渊薮，华兹华斯则唱着：
但是，目前，轮到他们成为压迫者
法国人将一场自卫的战争
变为一场征服的战争，已失去
他们当初斗争的目标。
慢慢地，意兴阑珊的诗人将他的《序曲》（卷十四）带入结尾，呼唤他的朋友（从马耳他）回来，加入从战争和革命中争回人类的努力，去爱自然和人类。他不满意他的诗，知道绿洲周围仍有辽阔的沙漠。他确信已看到散文和诗之间几无分野之处，他也经常在无韵诗中毫不含混地将它们混淆地使用。他曾经使“在宁静中记忆的感情”作为诗的基本要素，但用14篇章而镇定下来的一种感情变成一种难以排拒的催眠曲。一般来说，一首叙事诗的特性是一种伟大或崇高的行为，而思想太隐秘不能叙述出来。然而《序曲》留给果断的读者一种健康与真实的感受。华兹华斯有时用幼稚得如童谣一般的韵律，以森林和原野的气氛清醒了我们，而使我们如庄严肃穆的山丘般默默地忍受暴风雨的吹袭而依然屹立。
在1798年首次赴德之前，华兹华斯已经开始在写《隐遁者》（The Recluse），其理论是只有了解生命而且从生命上退缩的人，才能公平地判断生命。柯勒律治敦促他将此诗发展成他抱持的哲学的一种充分和最终的指陈。柯勒律治更具体地建议：“我希望你写一首无韵诗，写给那些因法国大革命彻底失败的结果而放弃为人类改革的一切希望，因而追求享乐而自私自利的人。”他们同意文学的高峰应是哲学和诗的愉快结合。
经过仔细思考，华兹华斯感到他尚未准备好迎接这种挑战。他对准备成为他的心智发展史的《序言》已做了相应的推进。未完成此诗之前，他如何能写出他的观点呢？他将《隐遁者》搁在一边，继续完成《序言》。接着，他发现他的体力和信心在消逝，一度精力充沛的柯勒律治从他生命中隐去了，不再能刺激他的灵感。在这种精力枯竭而生活惬意的条件下，他写了《远足》一诗。
该诗起初很好，似描写——显然取材自遭到放弃的《隐遁者》——曾经由流浪者住过的颓败村舍为开始。这位酷肖华兹华斯的流浪者引导这位旅人到遗世孤处者的身边，他则述说他如何失去了宗教信仰，开始对文明生厌、退入山中的宁静气氛。流浪者提出宗教为绝望的唯一治疗方法，知识即幸福。但是，知识增加我们的权力甚于我们的快乐。接着，他引导到牧师那里，他提出农民信徒的朴素信仰和家庭团结，要比哲学家意图以复杂的知识取代古老的智慧聪明。流浪者哀叹虚骄的城市生活和邪恶的工业革命。他辩护普及教育，并预言它的“繁荣结果”。不过，牧师的最后预言吟咏了对一位人格化的上帝的一首赞美歌。
作为《隐遁者》一部分的这首《远足》，于1814年出版，一册定价2金币。（作为它序文的《序言》则直到1850年才出版。）华兹华斯要求他的邻居克拉克森家族（the Clarksons）协助在“富有而喜欢教育性图书”的教友会朋友中销售。虽然他“不把这书借给任何能买得起这本书的人”，还是赠给了小说家查尔斯·劳埃德（Charles Lloyd）一册。8个月后，总共卖掉300册。
评论的意见好坏参半。杰弗里爵士在1814年11月的《爱丁堡评论》上，以一句不祥的开头语“此诗决不畅销”来非难这首诗。黑兹利特于“对自然的描述和启示性的反射两者为令人舒畅的篇章”来赞扬后，发现这首诗就整体来说“过长、太过堆砌”，重复“相同的结论，显得太刻板、无味”。曾誉此诗为一篇杰作的柯勒律治，在《远足》中看到了“冗长、重复和一连串逆旋，而不是进步和思想”。不过，柯勒律治在后来的《桌边漫谈》（Table Talk）中赞扬卷一和卷二《荒凉的村舍》（“The Deserted Cottage”）为“人类最美丽的诗篇之一”。雪莱不喜欢《远足》一诗，因为它揭示华兹华斯以一位自然泛神论者向上帝的正统观念投降的意念。但是，济慈在这首诗中发现了许多灵感。总而言之，他认定华兹华斯的才华在拜伦之上。时间证明了济慈的看法。
高门圣哲（1816—1834）
1816年4月，43岁，接近身心崩溃的柯勒律治成为伦敦高门（Highgate）的詹姆斯·吉尔曼医生的一位病人。柯勒律治那时一天要消耗一品特的鸦片烟酊。骚塞约在这个时候描写他“胖得有半栋房子大”。他的身体松弛而佝偻了。他的脸色苍白，浑圆而缺乏生气，呼吸短促，双手颤抖得几乎不能举杯到嘴边。他有一批如兰姆和克雷布·罗宾逊忠心的朋友，但是他绝少去看几乎仰赖抚恤或赠赐来维生的太太或孩子，而且失去了对生命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许这位年轻的医生曾听过拜伦和沃尔特·司各特称誉这位心力交瘁的人，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吧。无论如何，吉尔曼认为只有不断给予职业性的监护和照顾，才能挽救柯勒律治。征得太太的同意后，吉尔曼博士将柯勒律治带回家，供他食物，给他治疗、安慰，直到他去世。
柯勒律治的心智原是惊人的。医生对这位病人的渊博的知识、丰富的观念和出色的谈吐大为讶异，他打开了这位“斫伤了的大天使”的话匣子，柯勒律治以并不非常清晰或有逻辑的话语在医生家中漫谈，但无疑是充满智慧、热诚和真诚的，因而吸引了不少听众。这些谈话的片断，保存在依然火花闪烁的如《桌边漫谈》一类的作品中，“每个人生来就是一位亚里士多德派或柏拉图派的人物”, “我们要么有一颗不朽的灵魂，要么就没有。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是禽兽，也许是第一等聪明的禽兽，但无疑依旧是禽兽”。
他不满足于跻身第一等聪明的禽兽中。他将要死去时，他从宗教中寻找安慰，似乎要使他的交易成功似的，几乎投入作为英国稳定和道德支柱的最正统的国教中。他满怀希望地冀图永恒化生命——生命之光常在。他的《论教会和国家的宪法》（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1830年）一文，视它们为国家统一的两种互为辅佐的形式。他和华兹华斯反对不列颠天主教政治上的解放，理由为天主教会的成长会因爱国心和宗教之间发展的冲突而危及国家。
他接受了对于老年人来说很自然的保守主义。1818年，他曾支持罗伯特·欧文和罗伯特·皮尔爵士严格限制童工的运动。但1831年，他反对要击败托利党在国会中占优势的《改革法案》（The Reform Bill）。他不支持消除西印度的奴隶制度。比绝大多数哲学家更加热爱和支持科学的他，拒斥进化的观念，偏向于“我在《圣经》中找到的历史”。最后，他广博和深远的学识向病体和意志屈服，他竟成为一位对政治或信仰的每项改革都十分恐惧的人。
他缺乏在他的作品中达到的建设性统一的持久耐心。在《文学家传记》（1817年）中，他宣布要写一部文学巨构《哲学》（The Logosophia）——科学、哲学和宗教的总述、顶点和调和的意图。但是，使他贡献于那份事业上的体力和心灵，却因混乱如一堆碎片。
1834年7月，柯勒律治开始向生命告别。“我濒临垂死的边缘，却没有迅速解脱的期望……胡克希望活到写完他的《宗教政体》（Ecclesiastical Polity）一书——就我自己来说，我希望生命和体力能让我完成我的《哲学》一书。因为，诚如上帝听到的我的祷告，我心中始终在筹算的是扩大上帝名字的荣耀。换句话说，那与促进人类的幸福是同一件事。但是，如上帝别有用意，那么，就依它的意志吧。”柯勒律治死于1834年7月25日，享年62岁。华兹华斯听到“他所知的人中最不平凡的人”逝世的消息而深为震惊。柯勒律治最要好的朋友兰姆说：“他的伟大和可爱的鬼魂时常萦绕在我身边。”
论遗世独立派
查尔斯·兰姆是少数几位激进派人士之一，他们的主要著作使他们于1815年后得到这种地位。但是，他可以融入湖畔诗人的生活圈子中。兰姆是柯勒律治在伦敦的朋友中最亲密的一位。他们在孩提时代的公共学校时就已相知。那时，兰姆的不可救药的口吃使他被摒于学业上的荣耀之外。他14岁时离开学校自谋生路，17岁时成为东印度公司的一名会计，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50岁退休领到一笔赡养金。
他的祖先有癫狂的血统，他自己在一家疗养院中消磨过6个星期。1796年，他的姐姐玛丽·兰姆在发狂中杀死了他们的母亲。玛丽多次被幽禁，但大部分时间，放弃结婚的兰姆使她和自己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她复原得相当好，能和他合作撰写《莎士比亚的故事》一书。他自己唯一的作品是《伊利亚随笔》（The Essays of Elia, 1820—1825年），该书活泼的风格、朴素的文字和艺术手法，表现出它是在那个不十分幽雅的时代中一本最可爱的书。
1797年6月，他依旧震惊在一年前的悲剧中，他接到柯勒律治希望他到斯托威去访问的一封邀请函。既然是一位口吃者，他发现自己身处在两位口若悬河的诗人——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之前，几乎不敢口开说话。5年后，他和姐姐访问住在格雷塔的柯勒律治。“他以无比的殷勤来招待我们。”虽然终其一生，他是一个怀疑论者，兰姆绝不允许柯勒律治的神学观点干扰到足可抵消每种挫折的感情和敬仰。
国家肖像馆收藏了一幅由他的朋友威廉·黑兹利特——当时最活跃和尖刻的文学批评家——所作的兰姆的人像画。1798年，黑兹利特访问柯勒律治，1803年再度到格雷塔访问他。第二次华兹华斯也在场，这三个人在一起讨论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威廉·佩利以设计的观点做过正面的辩护；黑兹利特则持反对立场；华兹华斯采取中立，主张上帝不是存在于宇宙之外而从外面来指导宇宙的，而在于宇宙之中，为宇宙的生命和心智。那次访问时，黑兹利特因勾引一名女性而招致邻居们的盛怒。害怕被捕或甚至更糟的事情发生，他逃到格拉斯米尔。华兹华斯供他过了一宿，次日一早给了他一笔足够到伦敦去的马车费。
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转而反对大革命，并以热烈的诗篇贬斥拿破仑时，黑兹利特鄙视他们为反叛者，并以拿破仑的观点写了四大卷的《拿破仑的一生》（Life of Napoleon Buonaparte,1828—1830年）。同时，他以论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演讲（1820年）和《时代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1825年）一书，刻画同时代的人物形象，使自己成为一位评论家的楷模。华兹华斯不欣赏该书对文学中农民学派的讽刺性攻击。
这位上了岁数的诗人更喜欢托马斯·德昆西，德昆西对他一直赞扬备至。德昆西本来就是一位天才，1821年他以《一位英国鸦片烟鬼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一书来促请不列颠的注意。德昆西年幼时是一位天才，15岁时就能讲述希腊的古典著作。因为学校的进度太缓慢，他从学校和牛津出走。他一定因自己喜欢《抒情民谣集》中不假矫饰的朴素，而自感意外。1803年5月，他写给华兹华斯如下一封也许改变这位孤独诗人的头脑的信：
在寻求你的友谊上，我没有别的目的，每位读过而体会到《抒情民谣集》的人都会产生与您亲近的想法。自从这个世界开始混乱以来，我从其他八九位诗人的作品中寻找到的全部喜悦，也比不上这两部迷人的诗卷给予我的多——你的大名将在我身上永远与这些美丽的自然风光联系在一起……我有什么权利要求成为，如你那样放射出如此灿烂、如此庄严的天才光芒的一个人的伙伴呢？
华兹华斯的回答是感谢式的。“我的友谊，”他写道，“我无权给予，这是没有人能创造的一份禀赋……一种健全的友谊是随着时间和情境而成长的。友谊如一朵野花，时机适宜时就会含苞待放，不适宜时追寻也是徒劳无益的。”他设法打消这位年轻人经常联系的要求：“我是世界上最懒散而不懂得写信的人。”但他加上一句：“我的确喜欢在格拉斯米尔见到你。”
尽管他有这份热诚，德昆西再次接到这份邀请时，已经过了3年了。那时，遥见到华兹华斯的茅舍时，他的勇气消失了，如寓言上的朝圣者快抵达罗马时，竟自惭形秽而掉头回去一般。但是，1807年底，在布里斯托尔，柯勒律治接受了他护送夫人和孩子回凯西克的提议。在旅途上，他们一起到鸽居逗留一阵子。此时，如布朗宁不久见到雪莱的心情一般，德昆西终于看到了平易近人的华兹华斯。“如一道闪电，我看到这位瘦高个子隐然出现了。他伸出手，以最恳挚的欢迎来接待我。”
骚塞（1803—1843）
同时，在格雷塔和伦敦，骚塞用他勤奋而平淡无奇的文笔，维持太太伊迪丝、5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生活，不幸的是这男孩10岁时就死了。柯勒律治去了马耳他后，骚塞负起了照顾柯勒律治夫人和她孩子的责任，甚至华兹华斯有时也仰仗他：威廉的弟弟约翰在海上失踪（1805年）的消息使格拉斯米尔的一家人笼罩在愁雾中时，华兹华斯写了一封信给骚塞，求他过来帮助他安慰多萝西和玛丽。他去了。“他如此温柔、慈蔼，”多萝西写着，“我立刻爱上了他。他和我们一起忧伤地流泪，出于那种原因，我想我会永远爱着他的。”
虚荣心使他迷失了较短的一段时期，他一首接一首地写叙事诗，首首失败。时间就是一首叙事诗。他使自己屈就写作散文，却较有所获。1807年，他出版《英格兰书简》（Letters from England），作者署名曼纽·阿瓦瑞兹·爱斯皮拉（Don Manuel Alvarez Espriella），骚塞让这位想象中的西班牙人对童工和不列颠工厂中其他的情况痛责一番。如：
我大胆地了解关于以这种古怪的态度训练起来的这些人的道德，却发现……将这么多男女集拢在一起的结果，对宗教和道德上最普通的原则竟毫无所悉。他们在这种环境影响之下，成为堕落和颓废的人是无法避免的。男人酗酒，女人淫荡，不论他们赚到的工资有多高，他们太过浪费，不懂得储蓄起来供不时之需。虽然教区不再如孩子一般地去照顾他们了，仍须因他们的生活方式、早衰或年老而诱发的疾病，照顾他们。
这位贵族对英国经济下结论道：“在商业上，甚于在战争上，人和兽都被视为机器，一点都不后悔作为牺牲品。”
骚塞不久发现他不能靠他的笔来维持生活，更不能养活他的妻女，特别是在战时，除非他采取更为保守的立场。这种改变因一年160镑的政府赡养费（1807年）和经常在托利党的《评论季刊》上发表文章，而进行得很顺利。1813年，他因出版《纳尔逊的一生》——一本依靠勤奋的研究而清晰、生动的虚构小说，而且以朴素、清晰和流畅的18世纪的体裁来写作，尽管作者因喜欢他的英雄人物和国家而充满着个人的过多偏见，却是一本能令读者一口气读下去的书。他使自己提高到一位作家和一位爱国者的地位。纳尔逊与汉密尔顿夫人十几年的私情，则压缩成一段文字一笔带过。
骚塞因接受英格兰桂冠诗人的地位而贬低诗的威望时，拜伦、雪莱和黑兹利特哀伤了。皮特将这项头衔给予一位身份低微的治安推事亨利·派伊时（1790年），这种荣誉的含金量已经在缩水了。派伊死后（1813年），政府将这个位置赠给沃尔特·司各特，他拒绝接受，但推荐骚塞为这种头衔应得之人。骚塞接受了，从而使每年的赡养费增高到300英镑。有资格取得这份荣誉的华兹华斯，洒脱地说：“骚塞有一大群家小要养活。”
后来辱骂骚塞有不名之誉和健忘的拜伦，1813年9月与他在荷兰宫见过一次面后，说了他很多好话：“我见到的人中相貌美好的吟游诗人。”他对托马斯·穆尔说：“有那位诗人的头颅和双肩，我一定会写出他的萨福诗体。他的确是看一眼就叫人喜欢的人，一个有天赋的人……他的态度温和……他的散文完美。”但是，骚塞那种讨好有钱或有势的人的急功近利的做法，使拜伦于1818年与他公然作对。一个叛乱团体弄到骚塞的激进戏剧《瓦特·泰勒》（Wat Tyler，写于1794年，未出版）的稿本并于1817年出版时，最无情的攻击终于到来了。
骚塞退回到格雷塔、他的书房和太太身边。她曾不止一次地接近疯狂的边缘，1834年她的心智错乱，1837年她终于去世了。骚塞自己于1843年放弃了这场战斗，接着，几乎在一致的同意和他自己的提议下，华兹华斯被推举为桂冠诗人。
华兹华斯的独白（1815—1850）
诗是属于年轻人的，华兹华斯活了80岁，去世时仍如1807年他37岁写《理堡白鹿》（“The White Doe of Rylstone”）一诗时的那位诗人。那时，沃尔特·司各特已出版《最后一位吟游诗人的叙事诗》（The Lay of the Last Minstrel,1805年）。华兹华斯羡慕它的流畅风格，采用这种风格来写自己的叙事诗——一首伊丽莎白一世在位第12年时，关于北英格兰宗教战争的叙事民谣，几乎整个家庭——父亲和8个儿子——在一次社会运动中全部殉难的故事。埃米莉，仅存的一位妹妹，在哀伤中度过了她的余生。一只白雌兔每日来安慰她，每个安息日陪伴她到博尔顿教堂墓地上去凭吊最小的兄弟。埃米莉死后，白雌兔继续独自到博尔顿从事每周的访问，静静地躺在墓边，直到教堂内的安息日礼拜做完，然后安静地行经树林和溪流，回到它的窝里。这是一则以幽雅、哀怨的语气表达的传说。
这是华兹华斯艺术最后的胜利。除了他在轻微的感触下吟咏的一些十四行诗外，他不再作诗了。他看上去50岁光景，像一位哲人，身材修长，风度翩翩，身上裹着御寒的棉袍，额头微秃，头发蓬松，微低着头，双眼深沉做沉思状，如同一个见过雪莱和拜伦、自婴孩进入狂喜而到达死亡过程的人，此时安静地等待着自己的死期，深信他会留下比空幻的感情或讽刺的韵律更为永久的一个纪念碑在人间。
他在德行上有一些瑕疵，因为他过于个人主义。“弥尔顿是他最伟大的偶像，”黑兹利特写道，“他有时竟拿自己和他相比。”他视赞扬为当然之事，对批评怒不可遏。他爱引述自己的诗句，诚如1833年拜访他的爱默生顽皮地指出的一般。但是，他在1815年的一篇前言中曾说过，他的诗要大声朗诵才够味。事实上，它们是能唱也能诵的，一首抒情诗应有七弦琴伴奏才行。
岁月增加时，他变得很保守，这似乎是老年人的一项特权——也许是一项义务吧。如果说拜伦和雪莱未能认清这点，也许是因为他们死于青年时的精神分裂之故。法国大革命从宪政到解体的衰退给华兹华斯做某些行动的借口，而工业革命的残忍似乎证明某些健全美丽的事物，已经因工厂的劳动者取代了健壮的自由民的地位，而从英格兰消失了。1805年以后，由于赠赐或购买，华兹华斯变成了几处低微的产业的所有人。身为一名地主，他容易同情视土地上的“孳息”为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的看法。因此，他反对削减谷类价格的一项计划，认为劳动者的工资可以借取消提高进口税、干扰外国谷类进口的《谷类法》来弥补。
他一度是葛德文的仰慕者，此时，以个人只能通过对传统、资产和法律的尊敬而维持一个社区联合体的生存为由，反对葛德文的自由个人主义。1815年以后，他支持政府的一切压制手段，被烙上一位自由运动背叛者的烙印。他坚持立场，并以他对这个世纪的最后诊断来反驳：“这个世界借政治改革、政治救济、政治万灵药作为从邪恶中解救出来的口号正趋向疯狂，同时这种伟大的邪恶——文明、束缚、悲惨——深植人心，除了道德和宗教没有东西能除去它们。”
因此，他呼吁英国人支持国教。他将一些英国史编织入47首《圣职者十四行诗》（Ecclesiastical Sonnets,1821年）中，这些诗让我们记起一些已经被遗忘的英雄人物，有时我们也对它们的优美韵律感到讶异。依照亨利·克雷布·罗宾逊的说法：“华兹华斯说过，如果需要，他愿为护卫国教而不惜洒出自己的热血。他并不因为有人引述他以前说过——他不知道自己曾经进过国内的教堂的话——来嘲笑他而感到狼狈。”
他周围的爱情世界开始倒塌时，我们的确没有找到他从宗教中寻求慰藉的证据。1829年，多萝西患了严重的结石症，她的健康和精神就此衰弱下去。久治不愈损害了她的神经系统，1835年后她的两腿瘫痪，除了早期的一些事物和她依然能背诵她哥哥的诗以外，她的记忆力也衰退了。此后20年，她在家中变成一个一无用处却很安静的病人，静静地坐在靠近壁炉的椅子上，耐心地等着死神的召唤。1835年，萨拉·哈奇森去世，留下华兹华斯和太太玛丽两人照顾妹妹和孩子们。1837年，他依旧有足够的毅力与罗宾逊到法国和意大利旅行6个月。在巴黎，他重逢了安内特·瓦隆和此时已结婚的女儿卡罗琳。
他死于1850年4月23日，葬在格拉斯米尔的教堂墓地他的邻居中间。多萝西又拖延了5年多，由将近失明的玛丽耐心地照顾着。玛丽死于1859年，享年89岁，她一生忠于家务。在华兹华斯身上，一定有一种比他的诗更伟大的东西，让他得到这些女人历久不衰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