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学的转变
报纸
如果法国执这个时代政治舞台的牛耳，英国则在文学上居于领导地位。除了夏多布里昂的散文外，法国还有什么可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和雪莱比拟的呢——还不包括济慈在内呢，他的杰作超越我们现在的范畴。紧接着伊丽莎白一世之后，这是英诗在4个世纪中最灿烂的一个时期。
信札也可能是文学作品，因为拜伦和柯勒律治的信牍似乎比他们的诗篇更要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赞赏。那时，通常收信者给付邮资时，他为他的邮票支付了实质或形式上的代价。但是，收到如此大家的一封信，可能是死后重生的一张护照呢。
报纸不是文学。报纸多是折成4页的一张纸，第1页和第4页刊登广告，第2页是政治新闻，包括前一天国会活动的一篇摘要。伦敦有好几家日报，主要是：《泰晤士报》（The Times），创立于1788年，约5000名订户；《快讯报》（The Courier）,1万名订户；《晨报》，民权派的机关报，有柯勒律治的特写《领袖们》的方块专栏；《咨询报》（The Examiner），利·亨特（Leigh Hunt）这种自由派人士的笔会和喉舌。郡或区的中心各有自己的一份或两份报纸，一份属于保守派的，一份属于改革派。还有好几份周刊，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威廉·科贝特的《政治记录周刊》（The Political Register）并且还有好几份有关政治、社会和文学评论的期刊，其中最有权威的是由法兰西斯·杰弗里、亨利·布鲁厄姆和西德尼·史密斯
于1802年创办、用以辩护进步观念的季刊《爱丁堡评论》和由约翰·默里、罗伯特·骚塞、沃尔特·司各特于1807年创办、用以辩护保守派使命的《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
报纸的影响力在英国社会不断增强。它不再是艾迪生和斯梯尔悠闲时代的一种文学媒介，它已成为广告商的一个销售对象和政治团体的一个工具。由于广告商依据销售数来给付广告费，编辑和发行人必须权衡大众的意见，经常牺牲当权政党的观点。于是，报纸讽刺国王的那些饭桶王子，即使政府尽一切努力来维护他们也是枉然的。渐渐地，19世纪报纸变成了一种工具，最后变成了正在抬头的民主政治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
书
中产阶级和阅读的群众增加时，书籍也增加了。出版业变成与零售书业分开的一种获利丰盈的独立行业。出版家们争取作家，付给他们优厚的报酬，在文学沙龙中宴请他们。约瑟夫·约翰逊宴请葛德文、潘恩和布莱克，并出版他们的作品，阿奇博尔德·康斯太布尔清偿了沃尔特·司各特的债务。托马斯·诺顿·朗曼则负责华兹华斯的债务，约瑟夫·科特尔把柯勒律治和骚塞留在布里斯托尔，伦敦的约翰·默里系住漫游的拜伦。同时，朗曼家族历史悠久的公司耗资30万英镑，出版钱伯斯的39卷新编《百科全书》（Cyclopoedia,1819年）。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大英百科全书》连出3次新版——第3版，1788年至1797年出版，分18卷；第4版于1810年出版，计20卷；第5版于1815年出版，计25卷。
出版商付出大笔现款代替版税来收买稿件，增印时，会增加一些报酬。虽然如此，极少几位作家能靠他们的笔杆生活——托马斯·穆尔生活舒适，骚塞和黑兹利特惴惴不安，司各特由巨富又变成赤贫。出版商们成功地使贵族成为文学的雇主，韦奇伍德家族补助柯勒律治，雷斯莱·卡尔瓦特（Raisley Calvert）遗赠900英镑给华兹华斯。政府偶尔送给品行优良的作家们一笔谢礼金和维持一位桂冠诗人100英镑的奖赏，可望他即席赋诗以纪念三军的一次胜利，或一次皇族人员的诞生、婚配或死亡。
公众阅读兴趣的成长因书价上涨而受到抑制，却因图书俱乐部和借阅图书馆的设立而得到促进。最好的借阅图书馆是爱西尼厄姆图书馆（The Athenaeum）和兰沁图书馆（The Lyceum），都设立在利物浦，一间有8000卷藏书，另一间有1.1万卷。借书的人每年付费1到2.5金币，作为借阅架上任何图书的权利金。每个市镇都有自己的借阅图书馆。阅读从贵族普及到一般平民时，在趣味和标准上多少有些不同了。从古典传统到浪漫的感伤文学的转变，便是由这种普及化带来的。这也是青年期的爱情从父母的控制和财产的约束上逐渐解放之故，及一个爱情可以写出成百个爱情故事。
除了马修·刘易斯（Matthew Lewis）及其《恐怖室》（Ambrosio, or The Monk,1795年）一书外，小说家中妇女较占优势。在恐怖的神秘派中，仅次于他的是安·莱德克利夫太太，她最成功的一系列小说是《一位西西里人的罗曼史》（A Sicilian Romance,1790年）、《森林罗曼史》（The Romance of the Forest,1791年）和《乌陶福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Udolpho,1794年）。通常，一般英国读者称这些书为罗曼史（romance，取自法文字 roman，意指一则故事），而小说（Novel）这个词用在寻常生活里自然情况中发生的较长篇的虚构故事，菲尔丁和简·奥斯汀的小说便是。司各特的《威弗利故事集》（Waverley Novels）连串起这些定义。在虚构故事中，女作家们自然就要出类拔萃了。弗兰西丝·伯尼在20岁时就以《埃维利娜》（Evelina,1778年）一书崛起文坛，接着出版了《塞西莉亚》（Cecilia,1782年）、《卡米拉》（Camilla,1796年）和《漫游者》（The Wanderer,1814年）几本光芒熠熠的小说。她死后（1840年），她的《日记》（Diary,1842年）风靡了另外一个世代。
更有名气的是玛丽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她的《拉克伦特堡》（Castle Rackrent,1800年）和《缺席者》（The Absentee，约1812年），就英国地主利用爱尔兰人的真实情形用虚构故事的形式做了十分有力的描写，连英格兰政府都受到刺激而要减缓这些邪恶。在她那个时代，只有一位女作家超越她，而那个女人同时也超越了所有的男作家。
简·奥斯汀（1775—1817）
她的一切冒险行为都是通过她的笔表现出来的，但她需要的也不多，因为她从优雅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有趣的事情。她的父亲是汉普郡史蒂文顿教区的牧师。她出生在牧师宿舍中，一直住到26岁。1809年，她的哥哥爱德华供给母亲和妹妹们在乔顿镇（Chawton）上的一个家。她住在那里一直到去世，偶尔去伦敦探访她的兄弟们，住上一宿来调剂她简单的日常生活。1817年5月，她到温切斯特接受医疗，7月18日那天去世，未婚，享年41岁。
她以姐妹一般的爱情充实她的文学，以她捕捉生命中荒谬和隐藏的焦虑感，以淡淡的讽刺和平易的笔触来描绘它们。对农村风光的享受及乡下日子的悠闲自持，赋予她生命的悬宕气氛和意义。她有足够不喜欢伦敦的理由，她以不愉快的笔调描写伦敦，只视它为脏乱贫穷与优裕腐化之间的一条过道。那里是一个勾引乡下女孩子堕落的地方。她感到英国生活较优雅的地方是在乡下稍微破落的贵族区，在他们有规律的、由安定产生的丰富传统及恬静的生活中。在那种安详的气氛中，人们很难听到法国大革命的消息，拿破仑距离他们也很遥远，以致不能使人们放弃为舞会或一生去挑选一位合适的伴侣。宗教在那些家庭中占有地位，但只是维持下去而已，因为正在教区中逐渐猖獗的神秘诡辩已大为削弱它的恐怖感了。我们听到简·奥斯汀对不得不勉强在伦敦住上几个月的范妮·普莱斯同情的声音：
对失去春天中一切欢愉的范妮是不幸的……她以前不知道植物的发芽和生长多么令她愉快。纵使时序无情，从她姑妈的花园中最温暖的一角看早开的花朵带来的美丽景色，及她姑丈的农场和茂密的森林中看树叶绽放，无论在身心的哪一个方面，从可爱的节令中她获得何等令人兴奋的生机！
这样一个环境——一个舒适的家，一座芬芳的花园，与一群活泼愉快的姐妹傍晚漫步，从一位赞扬和传播她的手稿的父亲那里得到一句鼓励——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弥漫了一种安详、健康和友善的清醒空气，并从容不迫地带给读者。几乎很难在其他小说中找到这样一份宁谧的满足感，她深知生活本身就是无穷的祝福。
她写了6本小说，耐心地等着它们不慌不忙地问世。1795年，20岁时，她写作第一本《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但不能令她满意，就束之高阁。以后两年中，她倾力写作《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一改再改后，寄到一位出版商那里，出版商以赚不了钱而退回。1798年至1799年，她写作《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理查德·克罗斯比买了下来，却搁置一边不予出版。接着是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她因居住地改变而烦恼，也许是失望。1811年2月，她开始写《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并于11月重写《理智与情感》并出版。接着，在她生命的最后5年中，到达了成熟的丰收期：《傲慢与偏见》于1813年找到了出版商，《曼斯菲尔德庄园》于1814年，《爱玛》（Emma）于1816年。于1817年，她死后，《诺桑觉寺》也问世了。不久，《劝导》（Persuasion）也与读者见面。
《傲慢与偏见》一开始是五姐妹，个个准备而且渴望着结婚。伯纳特太太（Mrs.Bennet）是一位神经质、大惊小怪的女人，她每天想的都是替她那些女儿找丈夫。伯纳特先生为了躲开他多嘴的老婆，退居到书房中去，在那里不受到吵闹，他早已放弃要给五份土地或英镑做嫁妆的问题。他只想撑持他的家庭到他去世，之后，就由可敬的柯林斯先生，邻近一个镇上尚未结婚的教区牧师继承。要是那五姐妹中的一人能够勾引住那位牧师该多好！
最年长、最可爱的简则把目标放在富有而英俊的宾利先生身上，但他似乎偏爱另一位候选人，而简几乎抑制不住她的哀怨。伊丽莎白，排行第二，不是因为脸蛋或身段而自负，而是因为她独立、自信的个性。她处处为自己设想，不准备任人摆布。她阅读范围很广，任何男人如不具备广博的知识，在心智或慧黠上是难以与她一较长短的，她的作者坦诚地羡慕她。第三位姐妹玛丽是最适于结婚的，对两个姐姐迟迟不结婚阻挡了她的路十分懊恼。第四位姐妹吉蒂希望嫁给一位英俊的军官。莉迪娅，老幺，奇怪一个女孩子为什么在准许试探性的神秘之前，必须等待这道奇妙的结婚公式。
这个家庭被柯林斯先生计划前来访问的消息弄得喜气洋洋起来。他是一位对自己的纯洁意识很自负的人，也很小心地认同阶级区分和物质享受。作者在他的身上，赋予了较下级的国教牧师不自觉具有的阶级奴性和无情的个性。这种讽刺似乎是极端的，却如断头台一样清晰明快。
这位年轻的神职人员来了，他认为可爱的简是不可侵犯的，便向伊丽莎白求婚，伊丽莎白以拒绝他来斫伤这个家庭，因为不愿成为他完美无疵的囚禁品。感到五姐妹中排行第三、要想首先获得一位丈夫简直是一个笑话的玛丽，定着眼睛、莞尔注视这位命中注定的财产继承人，逗得他去向伯纳特先生和夫人要求和她结婚。
一切似乎很得体，但害怕变成老处女的莉迪娅和健壮的维克翰先生私奔了。整个家族因她的罪愆而蒙羞，避见所有的邻居。可敬的柯林斯先生送了一封责备的信给伯纳特先生：“你女儿的死与这种丑事比起来，也是一件值得祝福的事……谁还愿意使自己与这样的一个家族发生联系呢？”伊丽莎白以她难以令人接近的自负勾引了有阶级偏见的达西先生，从而挽救了全家，他以万贯财富放在她的脚边，迫使维克翰与莉迪娅结婚以还她的清白。这位女作家以十分熟练的神奇手法，使所有问题迎刃而解，甚至连宾利先生也发现他时常爱着简。
《曼斯菲尔德庄园》的结构更完美：最后的结局在开始时就已预示了，几乎每个情节都是细心安排好的。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不是傀儡，而是各有其命运的活人，并且正确地阐释了赫拉克利特的评述：“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庄园是托马斯·伯川爵士风景优雅的领地，伯川爵士是一位比宾利先生更要热心的父亲。不过，他也犯了许多惊人的错误：沉迷于追求财富和荣誉，让自己的长子在道德和生理上分裂，准许女儿延长她们在伦敦一个社团中的假期，那里一切乡村的道德成为取笑的话柄，而不是生活的资源。因为他的信用，他收养了谦和多感的范妮·普莱斯——他太太的穷困侄女。他引以自慰的是他的次子埃德蒙献身于教会，从种种描述上看都应该是一位未来的牧师，是柯林斯先生的翻版。作者用了几百页篇幅才使埃德蒙认清，他对范妮的感情是超过兄长般的友爱的，但在悠闲的情节中，他们提升的感情是古典小说中的一种愉快的浪漫气息。
纵使在她的“爱”的研究中，简·奥斯汀一直是一位古典派人物——一个永远杰出、理智永远清醒的人物。在乌陶伏派的神秘（Udolphian mysteries）和瓦波洛派的堡垒（Walpolian castles）对峙的这样一个世纪中，她一直是她那个时代的一位实际和理性的观察者。她的体裁如德莱登的一样纯洁，她的虔诚如教皇一样坚贞。她的范围狭窄，但她的探索是深入的。她领悟到生命的基本期望是征召个人为全人类服务。政府的危机、权力的冲突，甚至要求社会正义的呼吁，并不如青年们不断地、不知不觉地努力着朝成熟的方向发挥，而终止于牺牲的一种基础。她默默地接受人类神秘的两种——女性和男性——的希望，它的病根非她所能医治，它的目标非她所能了解。她从不大声疾呼，但只要生命的湍流允许，我们都心甘情愿地追随它，而我们可能被她的安静俘虏。今天，英国几乎已找不到一个小村落了，她却有一群崇拜者。
威廉·布莱克（1757—1827）
比简·奥斯汀早生18年，在她去世后，又活了10年，威廉·布莱克跨越了转入浪漫主义的时期。他生活在神秘中，拒绝科学，怀疑上帝，崇拜基督，改变《圣经》，尽力模仿先知，并呼吁一种俗世圣哲的美丽幻想。
威廉·布莱克是一位伦敦袜商的儿子。4岁时，他看见上帝通过窗户注视着他而惊恐失色。稍后，他看到天使们在一棵树上拍着翅膀，先知以西结在一处田野上漫游。也许因为他的想象无端地与他的感觉混淆在一起，直到他10岁，他才被送到学校就读。然后，他进入斯特兰一所制图学校。15岁时，他到雕刻师詹姆斯·拜西尔那里开始了为期7年的学徒生涯。他博览群书，其中包括如珀西的《古英诗遗篇》、麦克弗森的《莪相》等这些浪漫气息的作品。他自己也学写诗，并加以注释。22岁时，他成为皇家学院的一名修习雕刻的学生，但是，他反抗雷诺兹仿古的命令。后来，“他悲叹他在雷诺兹爵士和他所雇的那帮狡猾的歹徒的梦魇般统治下浪费了”他的“青春活力和天赋”。不顾这一切，他发展自己幻想的素描风格，并以他的水彩画和雕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他在性方面的欲望并不强烈：他有一次表示但愿“性能力消失，乃至停止”的希望。然而，25岁时，他娶了凯萨琳·鲍彻。他时常用愤怒折磨她，因异想而对她厌倦，但她深知他的天赋，忠诚地照顾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没有孩子，但喜欢和朋友的孩子们玩耍。1783年，约翰·弗拉克斯曼和马修斯牧师偿付了布莱克自行印行的早期诗集的费用，这些诗稿于1868年重印时，在他迟来的声名中，也分享了一份荣誉。其中一些，如无韵的狂想诗《致黄昏星》（“To the Evening Star”），在英国的诗坛上奏响了一个原始的音符。
他愤慨于英格兰的财富集中和愈趋恶化的贫穷。他加入聚拢在出版商约瑟夫·约翰逊周围的托马斯·潘恩、葛德文、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其他激进派人士的行列。他们在一起喝烈性的法国“启蒙酒”（the wine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并高唱正义和平等。他的相貌合于讨厌任何强制秩序的精神。他身材粗短，有一副“充满表情和朝气的高贵气质。他的头发是浅棕色的，卷曲而浓密，一绺绺头发不是垂下来的，而像一朵朵火舌般竖起着。从远处看过去，活像是放射出去的一般，配上他炯炯有神的眼睛和突出的前额，他的高贵和愉快的相貌一定使得他的神情表现出真正令人好感的印象”。
1784年，他在布劳特街开了一间印刷所。他让他的弟弟罗伯特充当助手。这是一种愉快的关系，因为彼此关怀着对方。但是，罗伯特短命早死（1787年）。这加深了威廉身上忧郁的神情和思想中的神秘因素。他深信他曾见过罗伯特的灵魂，在断气的刹那间冉冉升向天花板，“快乐地拍着双手”。对罗伯特的鬼魂，他以文字和图案雕刻在一张盘子上。布莱克的每本书几乎都是这样雕刻的，而且以几个先令到10个金币的价钱卖出去。因此，在他有生之年，他的读者群十分有限。
1789年，他出版了第一本杰作——19首《纯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很显然，他用“纯真”一词意指所收集关于基督青春期前的愉快传统是非常可信的，是充分指引出了成长经过的。不过，这些诗出版时，布莱克已32岁，我们从诗中体会出，那种经验早已在悼念无邪的死亡了。我们必须记诵他的名句，才能用来与他5年后咏虎的句子做一对照：
小羊儿，谁创造了你？
你知道谁创造了你吗？
给予你生命，让你吃饱肚子；
在小溪边，在芳草地上。
给予你轻逸的衣裳；
柔软的衣裳，细致，光洁。
小羊儿，谁创造了你？
你知道谁创造了你吗？
小羊儿，我来告诉你，
小羊儿，我来告诉你：
他和你同名，
因为他自称是“小羊儿”；
他是谦恭的，他是温和的；
他是一个小孩。
我是小孩，你是小羊儿，
我们和他同名。
小羊儿，上帝祝福你，
小羊儿，上帝祝福你。
也许下面一首诗《黑小孩》（“The Little Black Boy”）还要优美一点。诗中，一名黑孩子奇怪上帝为什么弄黑他的皮肤，并梦想着黑孩子和白孩子不受肤色的阻碍而在一起玩游戏的时光。《扫烟囱者》（“The Chimney Sweeper”），想象一位天使下凡，将所有扫烟囱者从他们工作和睡觉时都穿着的满是污垢的工作服中解放出来。《神圣的星期四》（“Holy Thursday”）以“那么，亲亲啊，免得你赶走你门口的天使”的警句作结尾。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5年中，理想主义红遍天下（1791年），接着转入大屠杀和恐怖时期（1792—1794年）。1789年，依据一份报告上指出的，布莱克公然戴着革命的红帽子，加入潘恩攻击英国教会的举动。由于混乱带来的激动，他突然以民谣的体裁谱出《预言诗》（Prophecies），附和耶利米和何西阿的一个充满原罪世界的预言式宣言。这些诗对愤慨于制造晦涩的那些人是不值得推荐的读物，但是我们指出在《天堂和地狱的结合》（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一种斯维登堡（Swedenborg）体裁的讽刺小品中——布莱克使这些领域与无邪和经验平等。有些“地狱格言”（Proverbs from Hell）暗示一种惠特曼式（Whitmanic）、弗洛伊德式（Freudian）、尼采式（Nitzschean）的激进主义：
每种健康的食物无须用网或陷阱去捕捉……
最壮观的行为是在你面前安排另一次……
孔雀的壮观是上帝的荣耀……
女人的赤裸是上帝的创作……
保姆撒手不管，婴儿不久被谋杀在摇篮里——
上帝只在活人或人类身上着力，自古迄今，
神就在人类的胸膈中……
敬上帝即是敬重他在别人身上赋予的天赋，
……爱护伟人的伟大。羡慕或中伤伟人的那些人
憎恨上帝，因为没有其他的上帝。
在《经验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1794年）中，诗人以怀疑和谴责的合唱反驳他的“纯真之歌”：
老虎，老虎，闪亮在
夜晚的森林中，
是什么不朽的手或眼，
能制造你可怕的匀称美？
是什么膂力、什么技巧，
能扭曲你的心肌？
你的心开始搏动时，
多可怕的手，多可怕的脚啊！
星星掷下他们的矛，
用泪水湿润天空时，
他会笑着去看他的创作吗？
造羊的它，也造了你吗？
在《纯真之歌》中，一位“迷失小男孩”得到上帝的援救，带回了他家庭的欢乐。反之，一首相关的《经验之歌》，却述说因为教士们知道一名男孩没有宗教信仰而将他活活烧死的事。在《纯真之歌》中，《神圣的星期四》描写圣保罗天主堂挤满活泼愉快的孩子正在唱圣诗；在《经验之歌》中，《神圣的星期四》却问：
这是要看的一件神圣事情，
在一个富庶、多产的地方，
婴孩们面带惧色，
以冰冷、吝啬的手来抚养吗？
那种颤抖的叫喊是歌吗？
能是一首快活之歌吗？
如此多的可怜孩子啊！
那是一块赤贫的土地。
反对这些邪恶的革命似乎不再是一种有效的治疗了，因为“铁腕敲碎了独裁者的头颅，却换来另一个独裁者”。对暴乱的反抗、失望之余，布莱克从他信仰的余烬中寻找安慰。他此时把科学当作物质主义的侍婢，是有权者对付简朴者的工具，一般人都失去信仰，慧黠者反抗无知者了。“艺术是生命树，科学是死亡树，上帝就是耶稣。”
1818年以后，布莱克很少写诗，读者也寥寥无几，他靠着他的艺术来维持生活。六十多岁时，他有时十分穷困，不得不替韦奇伍德的陶制厂刻广告。1819年，他找到约翰·林内尔（John Linnell），林内尔委托他为《约伯书》和但丁的《神曲》作插图。他忙于这最后的任务，直到死神降临时才停止（1827年）。他的坟墓上没有竖立石碑，整整一世纪后，才在那里竖立起一块牌子——1957年，由雅各·爱泼斯坦爵士雕塑的半身铜像放入威斯敏斯特的修道院中。
他去世时，向浪漫主义的转变已完成了。在古典主义丽日中天时，浪漫主义就已经怯生生地以汤姆森的《季节》（Seasons,1730年）、科林斯的《颂诗》（Odes,1747年）、理查森的《克拉丽莎》（1747年）、格雷的《墓地哀歌》（1751年）、卢梭的《新爱洛漪丝》（1761年）、麦克弗森的《芬戈尔》（Fingal,1762年）、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朗托》（Castle of Otranto,1764年）、珀西的《古英诗遗篇》（1768年）、苏格兰和日耳曼的民谣、查特顿的《杰出伪造》（Remarkable Forgeries,1769年）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开始了。事实上，在每个时代，每个家庭，每个少女和青年身上，都有一些浪漫气息。古典主义是一种不确定的建构规则，如奔腾在血液中的液体燃料般的冲动和激情上的严格限制。
接着法国大革命到来了，大革命的崩溃也带来了解放。旧的法律和命令形式失去了威望和执行力，感觉、想象、期望在文字和行为中旧有的破坏力自由了，年轻人开始自每个文学法则、每个道德禁令、每个严格的教义、每个国家法律束缚之下燃放出诗和艺术的火花。1798年，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一起为《抒情民谣集》（Lyrical Ballads）写诗、作序，彭斯和司各特在苏格兰唱出爱情、反叛和战争的歌声。文学已成为在反叛中到处可听见的自由之声。人类的未来似乎从来没有如此开放过、希望如此无限过或世界如此年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