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

去年三月，我在加州柏克莱大学所作的一次学术讲演中，热烈地赞扬莫言的《红高粱》、《酒国》和他新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一年又六个月过去了，最近我又老是想起莫言，这又是与我对文学的思考相关。不知道怎么回事，近年来我老是想到文学的初衷，想到人类如果不是生命表达的需要似乎不必有文学；想到大陆的许多作家技巧愈来愈细密，但作品愈来愈苍白；想到古今中外的文学巨人们总是面对生命的大困惑而不仅仅玩弄语言；想到文学家毕竟不是文学匠……想到这些，便想到“莫言”二字。

莫言没有匠气，没有痞气，甚至没有文人气（更没有学者气）。他是生命，他是顽皮地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生气。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这人类的一“种”，种性退化了，生命萎顿了，血液凝滞了。这一古老的种族是被层层垒垒、积重难返的教条所窒息，正在丧失最后的勇敢与生机。因此，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机。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十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十多年来，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在叙述方式上并不重复自己，但是，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中，他始终是一个最有原创力的生命旗手，他高擎着生命自由的旗帜和火炬，震撼了中国的千百万读者。

与那些只会玩弄技巧和语言的作家不同，莫言热烈地拥抱人生拥抱历史，在自己的作品中跃动着大爱与大恨。但是，他却从未陷入“反映论”的泥坑中，他拥抱大地又超越大地，在所有的表述中都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哲学态度，这一态度就是认定：生命，只有龙腾虎跃不为缰绳所缚的生命，才是历史的原动力。这一原动力才使历史变成活生生的让人的灵魂不断站立起来的历史。莫言的文本策略，就是把这强调生命野性的哲学态度推向极致。任何作家只有把自己的艺术发现推向极致才能走出自己的路来，四平八稳的作家是没有前途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致命伤是它太意识形态化，尤其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和四十年代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此文学氛围中，莫言独树一帜，拒绝接受意识形态观念对历史的诠释，不仅从不陷入意识形态的逻辑，而且以作品沸腾的岩浆化解这些逻辑并完成了只属于“莫言”名字的他人无法替代的创造。这些让世界注目的创造，使变成意识形态现象的中国文学又回归到生命现象与个人现象。

（原载《明报》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