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

(1)《酒国》、《受活》、《兄弟》等三部长篇小说的作者莫言、阎连科、余华，是中国大陆当代文坛最富有灵魂活力的作家（除了这三人之外还有贾平凹等）。所谓最有灵魂的活力，是指他们具有文思泉涌、不断创造的特点，即作品一部接连一部，一部超越一部，既不重复他人，也不重复自己。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少见的现象。深刻影响美国精神的大散文家爱默生说过一句话：唯一有价值的是拥有活力的灵魂。如果说，高行健在西方表现出汉语写作的活力，那么，莫言、阎连科、余华、贾平凹等作家的价值，则在于他们呈现了中国大陆当代写作的活力。

（2）三部小说的历史语境：《酒国》于一九八九开始写作，一九九二年完成。这之后莫言又出版了《食草家族》、《师傅愈来愈幽默》、《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最后一部完成于二〇一〇年。阎连科的《受活》完成于一九九四年。这之前他已出版了《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等七部长篇。这之后他又出版了《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等长篇。余华的《兄弟》出版于二〇〇五年，这之前他出版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鲜血梅花》、《战栗》、《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黄昏里的男孩子》、《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等。

莫言、阎连科、余华出现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在本世纪头十年续领风骚。他们生活和写作的年代是中国现代化进入高潮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不是发生一般性的变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大转型。所谓大转型，是指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的大转换。这三十年，中国打开国门，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国社会产生了千年之裂变：中国从乡村时代进入城市时代，开始了一个被称作“现代化”也可称为“全球化”的急速城市化的历史裂变时期。国家精英转入城市，工商业空前兴盛，整个时代的主题是“发展”二字。但是“发展”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则是“道德”的崩溃。十七八年前李泽厚先生（中国当代最卓越的哲学家）和笔者共著的《告别革命》（已有韩文版）早已指出：历史总是悲剧性地前行，即总是在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中前行。历史主义讲的是“发展”，伦理主义讲的是“善”（道德），发展中付出道德代价是无法避免的，人们可做的只能是尽量减少代价。这是思想者理性的认识。但是作家的认识却往往偏于感性，他们往往只对时代作出伦理评价并通过自己的作品呈现历史发展中血淋淋的代价。上述三部小说所呈现的正是中国急速城市化之后，城市中所发生的人性变态和道德沦丧的罪恶。这种罪恶骇人听闻，充满狂热病毒与血腥味。作者在作品中不设道德法庭，只是冷静地描述，但其笔下所展示的情景却让读者看到中国整个伦理体系的瓦解，道德边界即良心边界的倒塌。为了达到享受现代生活的利益目标，现代化的先锋们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不惜“吃人”、“吃婴儿”。肮脏、污浊、卑鄙、无耻，这些历来责骂不道德的字眼，已经不足以批评城市的黑暗，只有对“真实”社会状态的呈现能说明一切。莫言、阎连科、余华共同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物质的强烈刺激下，人已变成另一种生物。这种生物乃是欲望的动物，金钱的动物。这种动物除了拥有语言之外，与禽兽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是比禽兽更贪婪，更疯狂。随着人的变质，城市也发生变质，即如巴尔扎克所说的“世界已变成一部金钱开动的机器”。这种生物的口里念念有词，甚至还标榜某种“主义”，而实际上共同崇奉一种伪宗教，这就是“金钱拜物教”和“本能拜物教”。

这三部小说揭示的“现实”均非常“片面”，几乎完全看不到历史发展中的光彩，但都获得一种“片面的深刻”，这就是都深刻地见证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造成了人性的巨大病态甚至人性的整体异化。这种深刻的警告带有普世意义。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也带来人性的堕落，只是速度似乎没有中国这么快速。

（3）莫言的《酒国》写的是一个叫作“酒国”的城市。这个城市在现代化的激光照射下，完全变成一座花天酒地的奢侈王国。酒国中人，从上到下皆用烈酒主宰生活。酒让每个人的欲望充分燃烧，并直接成为“酒国”的血液与灵魂。这个城市的劳动模范是个身高仅有七十五厘米的侏儒余一尺，他所以发财是因为他的大酒店发明了一道菜，叫作“婴儿餐”。这种婴儿餐开始时是用莲藕、银白瓜、猪肉和火腿肠等原料制作的，后来城市的居民进而在“一胎”之外另生产真婴儿而让这道奇菜名副其实。于是，酒国变成了吃人国：在酒席上吃红烧婴儿，在烹饪学院贩卖婴儿，在课堂里教授如何杀婴炒菜。吃人国里的女人再次怀孕仅仅是为了提供美餐原料即出售孩子，当被出售的孩子因水烫而哭闹的时候，妈妈所关心的并非孩子的痛苦而是担心烫伤的孩子会影响市场价格……人性灭绝到如此程度，恐怕不是“现实”中的实有情节，但为了金钱而榨取童工的廉价劳力和造成孩子心灵方向的迷失倒确实是工业文明发展曾有的产物。

（4）阎连科的《受活》产生于《酒国》之后大约十年，此时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新的高峰，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也进一步颠倒混乱。小说中的主角之一，双槐县的县长刘鹰雀，在“现代化”刺激下变成一个妄想狂，他为了让自己的“子民”发财致富，竟构想出一个古怪的巨大工程，决定在本县受活庄附近建造一座列宁纪念堂，并组织代表团，准备到莫斯科去把列宁遗体买回来安放在山上的纪念馆里，以吸引全国以至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瞻仰，从而收取数不尽的入场参观费。为了建造纪念馆，他又把受活庄上百个残疾人组成绝术表演团，在各地巡回演出并引起轰动效应。列宁，这一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他的遗体以及它所象征的最高价值，也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一种可作买卖的商品，一种可以骗取钱财的工具。

企图以购买列宁遗体而实现发财梦，可能只是作者虚构的故事，并非“写实”，然而，它又反映出现代化狂热中的一种铁铸的“真实”，这就是列宁的名字所蕴含的理想、信仰完全被物质的巨大潮流席卷而走，一切价值理性包括最高的精神价值已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商业潮流，不仅使“斯文扫地”，而且使昔日的伟大偶像也一概扫地。

(5)《受活》产生十年后才是《兄弟》出场。二十一世纪初期的物质追逐已进入白热化，此时不仅俗气的潮流覆盖一切，而且俗到了“史无前例”，即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程度。《兄弟》写了两个时代，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一个是现代化大潮流汹涌澎湃的时代，两个时代都使人性丧失。前者用棍棒剥夺了人的尊严与生命，后者用金钱剥夺了人的品格与灵魂。在后一时代里，主角即兄弟之一的李光头变成了暴发户。这个本有窥伺女阴恶习的幸运儿，发大财之后从人还原为纵欲的动物。在欲望的驱使下，他走向疯狂，竟然举办“全国处美女比赛”，然后以验证是否真处女为名，奸污了一个个应征比赛的女子。而所有应征的女子为了钱财，也心甘情愿充当被泄欲的器具。在比赛过程中，骗子制造的假处女膜竟然成了最畅销的商品，男男女女全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小说的情节虽属虚构，但一种真实却完全令人信服：在金钱的强烈刺激下，遗忘道德的男人和女人，变成失去基本行为规范、没有灵魂的肉人。买卖肉体成了光天化日之下的正当行为，不仅出卖肉体的女儿心甘情愿，而且女儿的妈妈也完全认可。只要有钱赚，礼义廉耻是可以不要的。初期的、粗糙的城市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不要脸”的时代。

（6）有些批评者说，《兄弟》等作品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这种论点过于笼统，似是而非。实际上，这三部小说都写了一些守持道德底线的纯朴的中国人。以《兄弟》为例，一兄一弟就分道扬镳，和李光头不同，宋钢的传统人性并没有消失。这三部小说的锋芒恰恰不是指向传统国民性，而是指向非传统的病态现代性。小说所揭示的是，现代化的魔鬼般的诱惑力，使当下中国人成为欲望的人质，连中华民族传统的表面道德功夫（如礼义廉耻）都不顾了。中国国民性中确实有许多弱点，如世故、圆滑、精神胜利等等，但从未落入“无耻”。被欲望所激发出来的无耻，完全是“现代化”的副产品。

(7)《酒国》、《受活》、《兄弟》三部长篇对现实的批判均带彻底性，因此不约而同，三位作者所采取的文本策略都是把自己的社会感受和病态发现推向极致，其对现实与人性黑暗面的见证也都超越一般的现实主义。三位作家均把“魔幻”、“半魔幻”、极度夸张、黑色幽默等方式带入文本，以突出现实的荒诞属性。西方二十世纪的荒诞戏剧与荒诞小说均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荒诞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侧重于对荒诞的思辨，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另一类是侧重于揭露现实的荒诞属性，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无论是遥居海外的高行健还是留住大陆的莫言、阎连科、余华，其作品都是侧重于批判现实的荒诞属性，而且，批判得极有力度，让人读后惊心动魄。其艺术效果不是让人感动，而是让人震动。

二〇一一年五月一日 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