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新社会的诞生
——柳青剪影之一
我爱读柳青的作品。当然，这位作家的作品以小说为主，但我在这里倒想谈谈他的两篇直接写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我感到它们也是足以令人“想见其为人”并令人感动的作品。
其一是《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以下简称《三字经》），一九六二年作，曾在《陕西日报》发表，《延河》一九六三年二月号转载。同时发表的还有柳青给编辑同志的信，其中说到这个《三字经》是由公社和大队的同志们“集体讨论，由我执笔编出来的。经过全公社的社员、饲养员和干部提意见，几经修改，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信中还说到他们写这个作品的目的是“想使它起一个群众公约的作用”，至于把它写成“三字经”，则是为了使人们“易于接受，便于记忆”。
其二是《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载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时，在作者柳青的署名下，注以“遗作”二字，读着更加令人感慨不已。文末记有写作的时间和地点：“一九七二年五月七日西安”。但作者在文中说到：这个“建议”，早“在一九五五年我国消灭了小土地所有制以后”就写出来交给中共陕西省委了，这次（十七年后）是经过“重新认真考虑这个建议”把它写出来的。作者以革命的精神，宏伟的气魄，认真的研究，独立的思考，饱含着对于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陕北的土地和人民的热爱，写出了这份有理有据的建议，为陕北的社会主义建设前景画出了自己认为切实可行的蓝图。当然，正如《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所说：“意见是否完全可行，可以讨论研究”，但从我国著名农业科学家金善宝同志就这个建议的主要之点所作的补充来看，《建议》中确有值得肯定的许多因素。
柳青的这一方面的文章，我读到的只有这两件。也许还另有发表吧。至于没有写成文字但记在农村干部心中并流传在陕北土地上的，据一些同志的回忆和报道，还有的是。仅就这两篇作品来说，它们对于我们研究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我们研究我国作家所走的革命和创作道路，也是宝贵的材料。
柳青曾经说过，作为一个文学创作工作者，他主要是在三个要点上学习和实践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一、听党话，不断地改造思想；二、同人民在一起，积极地参加实际斗争和实际工作；三、在艺术上，努力地发挥自己的独创性和独特风格。”（柳青：《永远听党的话》, 《人民日报》一九六〇年一月七日）这也许可以说是这位作家为自己立下的“约法三章”吧，其关键应该说在于其二。因为，只有实践了这一条，其一、其三才能落实。柳青的革命经历和杰出成就不是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么？《三字经》和《建议》不正是柳青“同人民在一起，积极地参加实际斗争和实际工作”的绝好的说明么？
柳青经常说他的创作是“描写新社会的诞生和新人的成长”。新的社会、新的人物是要经过矛盾和斗争才能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柳青的全部工作和斗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劳动人民一起，促进新社会的诞生和新人的成长；他写的小说，他写的《三字经》和《建议》，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就《三字经》来说吧，它的产生，正是为了反对和抵制当年曾经刮起过一阵子的“牲口放下，分槽喂养”的单干风。为了组织和参加这个斗争，柳青甚至停止了《创业史》的写作（据刘长风、刘可风、刘晓风：《重返皇甫》, 《延河》一九七八年八月号）。那《三字经》一开头就说：“生产队，是集体，集体富，都有利”，最后说：“队干部，众社员，人人爱，个个管。大家富，大发展，亩亩地，都增产。穷和白，早改变，样样事，都好办，机械化，早实现。”这正是在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呵！当然，中间讲的那“三条”，是“饲养管理”的具体内容；只有记住并做到那三条，耕畜才能饲养管理得好，在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在合作社里，在人民公社里，牲畜管理不善的事也是可能发生的，其原因，可以到许多方面（如饲养管理方法、干部思想作风、饲养员工作态度等等）去找，只是不应导致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和怀疑，虽然对它不满和怀疑（甚至反对）的人总是会有的。试问，跟“合槽”相比，“分槽”倒好了吗？跟社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倒好了吗？对于这个问题，《三字经》做出了正确的回答。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在《创业史》第二部中，作者用了多么巨大的热情和细致笔触来写“牲口合槽”这件叫庄稼人“今生难忘”的大事呵！“互助合作力量大，集体生产好处多——光芒万丈”——这就是新饲养室门上贴的红腾腾的对联！蛤蟆滩的人们，川流不息地从外村外地来观光学习的人们，都感到这个新饲养室里里外外，“一切都是这样令人满意、令人畅快！”都称赞“对联编得好！”梁三老汉不识字，也“站在门外头仔细看看对联贴得端正不端正”，然后“笑嘻嘻走进饲养室里头”。这正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那精神和《三字经》所体现的是完全一致的呵！
至于《建议》中所写的，还只是一张蓝图，作家自然不能让小说中的人物活动于其中。但尽管如此，《建议》中所表现的革命精神，作家对于陕北的土地和生活斗争于其上的几百万乡亲的热爱，都在他的小说中充分表现出来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热情，对于祖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真切的了解和深刻的观察，都是社会主义文学所必需的：没有它们，就没有《创业史》。然而，令人感慨万分的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们的作家竟然因为他的热情和创造而被认为有罪并陷入深重的灾难。但柳青毕竟是柳青，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丧失他的热情、理想和斗志。《建议》中的最后一段话就是证明：
这次我在受审查期间，因重病不能劳动，在呻吟床笫之余，又想起这件事情。陕北老家来此探亲的家属和亲友，谈些连年干旱所造成的集体经济困难和人民生活艰苦状况，我听了于心不安，促使我认真考虑这个建议。我自信为了人民，绝无私念，更无其他意图，因为我没有完成写作计划以外的任何目的。这个建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有错误，愿接受批评。
这一段话，读之使人悲愤。因“受审查和迫害”而“病重不能劳动”，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革命作家。“我自信为了人民，绝无私念，更无其他意图，……”这样的自白确实必要，但无效果；“如有错误，愿接受批评”，这是直刺“四人帮”——在他们那里，哪有什么在正常意义下的“批评”？柳青虽然措辞谨慎，但他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溢于言表，力透纸背！
柳青说过：“无产阶级作家最重要的事情是：一辈子也不要忘记把自己和资产阶级作家区别开来。……就是说：一辈子也不要脱离党的领导和劳动人民。”又说：“作家在创造人物以前，早已开始在创造自己的形象了。”（《永远听党的话》）读《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和《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我感到柳青的确在创造自己的形象——一辈子不脱离党的领导和劳动人民的形象。我们喜爱这样的形象，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家。
（原载于《新文学论丛》197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