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面对人尺
——从柳青的一份建议谈起
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
——柳青
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青同志的遗作《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并加了编者按语。按语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份建议）“经送有关单位和科研部门征求意见，他们都认为一个作家这样关心国家的经济建设，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认真研究问题，敢于提出问题，是很值得学习的。”这段话引起了我很多感触，勾起了往事的回忆……
我眼前出现了西安小南门外那条泥泞的小胡同，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在一座二层简易楼的楼上，有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摆着两张木板床，还有抄家剩下来的一张破烂的沙发、一张三斗桌和几个破旧凳子等，剩余的地方，已很难转开身了。这就是柳青和他女儿们的卧室、书房兼会客间。这份建议就是在这间房子里出世的。
这是柳青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文化大革命”的排天巨浪，把他在长安县皇甫村居住了十多年的院落，夷为平地，多年辛勤积累的书籍和资料，也散失殆尽。他几乎被浪涛吞没，但总算幸存下来了，被冲到这个偏僻的角落里。
当一九五九年发表《创业史》第一部的时候，他暗暗给自己定下十年以后，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完成《创业史》四部的创作计划。那时，他怎么会想到，一九六九年他会被关在“牛棚”中，没完没了地写着“交代材料”，创作计划早已化为泡影。他更不会想到，就在这一九六九年的四月，他的伴侣和助手马葳同志，不堪忍受林彪、“四人帮”及其在陕西的帮派势力，对自己的逼迫和诬陷，更不忍目睹他们对柳青的残酷折磨，含恨死去，丢下了身陷囹圄、体弱多病的丈夫，年迈的母亲和五个未成年的儿女，最大的孩子才上初中，最小的只有八九岁。
当时，柳青患上了骨质松变，原来的过敏性哮喘病，也更加严重。常常一阵咳嗽，持续数分钟，脸憋得发紫。就这样，仍被下放到杨梧“五七干校”监督劳动，继续接受审查。儿子搀扶着他去干校报到。干校领导不敢收留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第三天，仍让孩子把他搀扶回西安这条小胡同里。过敏性的哮喘病人最怕刺激性的气味，可就在住房的四周，西边有个牲口圈，东边是个醋厂，南边是公共厕所。附近还有一片矮房，是皮鞋厂工人的宿舍。为节约家庭开支，工人们把皮渣和皮末拿来烧饭，那股气味，可想而知。一个健康人在这里住久了，可能会慢慢适应，“久而不闻其臭”。可是，这对一个多年的过敏性哮喘病患者，却是个致命的威胁。酷热的夏季，简易楼顶那层薄薄的红机瓦，早被烈日晒得滚烫。机瓦下边仅是一层席顶棚。屋内热得像烘炉。柳青还不得不把门窗紧闭，以防刺激性气味侵入。但是，要防备空气是不可能的。他连续不断地犯病，一次比一次严重。从一九七〇年四月到九月，他前前后后被抢救了十一次。
当时的医院，自然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某些人为了表示自己觉悟高，对柳青这个戴着“特嫌”“黑作家”“走资派”三顶帽子的患者，当然不会热心。经常是只开处方不给药，让自己想办法。柳青的稿费早已捐献出去，工资又被扣发，每人每月只给最低的生活费，别说买营养品和滋补药物，就是买治疗上最必需的药品也是很困难的。如果没有得力的“后生”，即便有钱也很难买到药。后来，一些好心的医务工作者愿意帮忙疏通，只要柳青能开一个“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证明来，就可给以必要的照顾。可是，几经交涉，有关部门始终拒绝开这样的证明。
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这么拖着。
柳青的病越拖越严重。有几次半夜犯病，出不来气，昏迷过去。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们，央告着借来架子车，有的抱被子、有的拿枕头，把骨瘦如柴的爸爸背上扶下。长时期的折磨，柳青的体重只有七十八斤了，女孩子们都能背得起了。夜深人静，架子车在泥泞坎坷的胡同里颠簸着，要走几里路，才能赶到医院。有一次，等送到医院，由于缺氧时间过长，心脏已三度衰竭。孩子们很快接到了“病危通知书”。
我们党的优秀作家柳青同志，为了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奋斗终生，很可能就这样凄惨地离开这个世界……这使人想起高尔基关于契诃夫葬礼的一段回忆：这个被莫斯科“深爱着的”作家的灵柩是放在一辆绿色货车里运来的，车门上用大字写着“牡蛎”，伴随契诃夫灵柩的人至多不过一百光景，而且有的人竟然错跟在一位将军的棺材后边，他们很奇怪契诃夫的送葬行列中怎么会有一个军乐队……高尔基愤慨地说：“这一切……跟一个伟大而精细的艺术家的纪念很不相称！”这是高尔基对沙俄专制制度的愤怒斥责！如果是在一九七〇年柳青离开人世的话，他的葬礼会怎么样呢？
但是，柳青竟然奇迹般地、顽强地活过来了。
尽管当时有关部门的当权者把他划到了“人民”之外，但他只要一息尚存，仍坚持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着。
这段时间，我从干校放假回来，常到他那小屋里做客。屋内到处堆放着政治和历史书籍：马列著作、世界通史、一些国家和朝代的历史专著，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和回忆录，甚至各个朝代的演义，他都借来阅读。联系历史上的胜败兴衰，研究和思考当代的许多的问题。他说，过去工作忙，没有这么多时间专门读书，现在可有机会了。除非是卧床不起，只要有一点精力，他总是兴趣勃勃地谈古论今，仍是那样旷达、乐观、幽默。对于时弊和丑类，他讽刺挖苦，嬉笑怒骂，对于未来他始终充满着信心。处于这样的逆境，我从未见过他唉声叹气，悲观失望。
当时的身体条件和客观环境，使他无法进行《创业史》的写作。他集中精力考虑当时党和国家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准备写成文章或建议。我记得有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的、关于法制问题的、关于全国行政区划的、关于工资改革的等等。我第一次听他说起关于改革陕北土地经营方针的建议，是在一九七一年夏。
那时，我刚从陕北下乡三个月回来，就去看望他。他面对墙壁，躺在床上，枕头旁边堆放着一厚摞书籍以及痰缸、止哮喘的喷雾器等。他坐了起来，我见他脸色发黑，额头有火罐拔过的紫瘢。他又犯病了，说了几句话，就支持不住。我劝他快躺下，并准备告辞。但他一再挽留说：你刚从老家回来，咱要好好拉拉。他躺在床上，关切地询问我一路上的见闻。
我是沿着沙家店战役时期，毛主席转战陕北所走过的那段路线采访的，这一带是柳青最熟悉的地方。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他曾在米脂县民丰区三乡当过乡文书、村行政主任。曾在吕家
、麻家渠、刘家峁等村庄安过家。当年，他和这里的群众一起搞过减租减息、锄奸反霸，组织过变工队，搞过大生产，这里有些基层干部，是他当年亲自发展的党员。他的两部长篇小说《种谷记》和《铜墙铁壁》，都是反映这一带人民的战斗生活。几十年过去了，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都还惦念着柳青。可是，现在我该给他谈起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呢？佳县大规模的武斗？连年的干旱缺粮？人口的大量外流？还是他熟悉的一些基层干部被整的惨状？……
我告诉他，今年端午节都过了，还没下一次透雨，庄稼种不进去：路上的浮土，一踩一股黄尘。站在山上朝远处望去，除了几篼草苜蓿、柠条以外，黄煞煞光秃秃一片，很难见到绿颜色。旱得人心惶惶。有些地方，劳力又开始外流。有什么办法呢？这几年，一般队每年人均口粮五六斗，好些的七八斗（一百五十至二百四十斤）。自从北京知识青年向周总理反映了陕北的真实情况后，党中央花了很大的代价支援陕北。但是，受灾面积过大，交通又极不方便，春荒季节，人民的生活仍是很艰难。
我告诉他：我们曾在你熟悉的沙家店大队住了不到一个月，饭就派不下去了。有天，我们两个同志被派到一家吃饭，这家男人是个口袋匠，算个手艺人。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年龄都不大。我们进窑坐在炕上，主人从锅里端出一筛子热腾腾的枣黄（玉米面发糕上缀几颗枣），歉意地对我们说：“唉，到我们这苦地皮，让同志们受屈了，快请吃。”吃饭中间，我们发现三个女娃站在灶火边，瞪大眼睛看着我们吃，只是那个男娃抱着块枣黄大口嚼着。我们开玩笑说：“让娃们都一块吃嘛，不能重男轻女呀！”主人忙解释说：“唉，你们不知道，明天是我这儿子的生日，过罢年就剩下这二升金稻秫面（玉米面），专门留着给他过生日吃。可偏偏今天轮上我家管饭，我一想，干脆提前！也没什么好做的，就蒸些枣黄儿。把同志们饭也管了，把我儿的生日也提前过了。……快吃嘛，这是喜事……”我们筷子停住了，怎么也咽不下去这玉米面发糕。
我只顾自己说，这时抬起头，看见柳青侧着身子躺着，眼泪汩汩地滚了下来，打湿了枕头……
我讲不下去了。我们相对无言地坐着，沉默了很长时间。看着这个蜷曲在床上的瘦小老人，我在想：对他的不幸遭遇和眼前的处境，许多人都为之动情，但他泰然处之，没见他伤心落泪。谈起马葳的惨死，他当我的面，强忍着，没流下一滴泪。可今天，谈起他所熟悉的陕北人民的困苦生活，他却痛心地哭了。这是我和他接触以来，第一次见他流泪。
停了一会儿，他说：像现在这样搞法不行。咱陕北就不适宜于着重发展农业！要发展林牧业！他的话使我很吃惊。因为当时广播里喊的，报纸上印的，山崖上刻的，文件上写的都是“以粮为纲”, “粮食产量翻一番”, “狠批重副轻农的资本主义偏向”! ……他怎么就说陕北不适宜于发展农业，这不是唱反调吗？
我说，咱陕北人这二年可是出了大力，吃了大苦，寒冬腊月，男女老少齐动员，山上修了不少梯田，只是天不作美，连年干旱，到秋里还是打不下粮。要是天年好些……他说，修梯田该是为了保持水土？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嘛，有些地方就没有多少水，光修梯田能解决根本问题？我说，今年许多地方，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用盆盆罐罐，端水上山点种。他说：这精神使得呢，办法使不得。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搞农业的办法？人们饿着肚子一盆盆往山上端水，能浇多大面积？接着，他谈起，近一年多来，他又反复考虑了他一九五五年提出的改变陕北土地经营方针的建议，觉得有重新提出的必要。他开始兴致勃勃地说起他的整个设想。他旁征博引，说了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农业发展的情况，尤其详细地讲了英国的农业发展史。当说到陕北将来会成为世界主要苹果产区、祖国林牧业的基地，延安、绥德、榆林会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和文化中心，陕北人口不但不外流，人们会争着往咱陕北去呢。这时，他高兴得简直像个孩子。是的，这位哲理性很强的杰出的作家，有时却显得有些“童心”和“稚气”。对于祖国的光辉未来，对于故乡的灿烂远景，对于人民将来的美好幸福的生活，他始终怀着“赤子之心”和稚气的向往。
他说，这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绝不能树上个“样板”，来个“一刀切”。陕北二十多个县，县县情况不同，就是一个县内的情况也差别很大。适合种粮食的沟坝地，有灌溉条件的梯田，仍要大力发展粮食作物。
这一时期，他和人闲谈起来，总离不开改变陕北土地经营方针这个话题。有次，陕北有位老乡来看望他，带来些苹果，说是自己队上种的，已获得很大收益。柳青很高兴，让全家都尝尝陕北苹果的味道，大家都说好。他更兴奋了，仔细询问了陕北种植苹果的情况，并谈了自己的整个设想，然后虚心地请教：“你看这办法行不行？”这位老乡听后极表赞同，这使他受到很大鼓舞。
为了使自己多年的设想有充分的科学根据，他查阅了大量书籍、资料。当时，书籍大都封存，他又戴着黑帮的帽子，想找到需要的资料是相当困难的。为了把问题搞清，他通过各种渠道借书。他病弱体虚，行动不便，就让他的大女儿到西北大学生物系找一位教授借阅生物学方面的有关著作。
在这酷热的夏季，在这烘炉般的简易楼房里，他门窗紧闭，盘腿坐在床上或是那张破沙发上，拿个病历夹子，放在膝盖上或是沙发的扶手上，开始艰难地思索着，写着……
我永远忘不了他那时的形象：一件旧汗衫被汗水浸透，贴在他瘦骨嶙峋的身上，露出了高高的锁骨和一道道肋条，脸色黄里泛黑，额头上有火罐拔过的紫色圆瘢。气上不来了，不时拿喷雾器向口里喷些止哮喘药。不知为什么，他的形象总使我联想起莫高窟里那位传说中的古代的殉道者。不管环境多苦，他始终忠于自己的理想——共产主义；热爱自己的上帝——人民大众。
“九一三”事件半年以后的一九七二年五月，柳青的结论总算做出来了。他一九二八年十二岁时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二十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没有脱离过革命队伍，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没有被捕或被俘过。他的政治历史是清白的，根本没有立案审查的依据！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审查了六七年，整得家破人亡，死去活来。
有了结论后，他才获准到北京治病。他带着刚刚定稿的这份建议到了北京，征求了一些老同志的意见。胡耀邦同志当时刚从干校劳动回来，看了这份建议后很感兴趣，但他当时“靠边站”，无能为力，就把它转交给王震同志，王震同志看后很重视，派他的秘书到柳青同志的住处详谈。在这些同志的支持下，柳青的女儿在写给周总理的一封信里附上这份建议。周总理在这封信上，对于柳青同志的治疗亲自做了批示，并把这份建议转交给当时在北京的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请他研究考虑。
这份建议表达了一个老共产党人对人民的一片赤诚的心意。在他写这份建议的时候，是个被审查的对象，是个气息奄奄的病人，是个老年丧妻、家事如麻、拖儿带女的父亲，是个靠生活费勉强度日的困难户。在资料缺乏、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他仍坚持为几百万人民的生活出路在出主意、想办法。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农业专家、经济学家，他的意见是否完全可行，可以讨论研究、补充修改，哪怕能起到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好。
回到西安后不久，省委办公厅一位负责人转达了省委主要负责人看完这份建议后的意见，这位省委主要负责人轻蔑地说：“柳青住牛棚住昏了，不 ‘以粮为纲’，陕北人民吃什么！”从此，柳青辛辛苦苦写出的这份建议如石沉大海，再无人过问。过后，柳青惋惜而气愤地说：“是我昏了，还是你当 ‘官’的昏了！”
历史是公正的。这份被打入冷宫达七年之久的建议，终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如果从一九五五年柳青写第一次建议算起，已经过了二十四年了。）柳青同志虽然已离开了我们，但他仍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献计献策。这份建议不仅提供了许多大胆的设想、描绘出美好的远景，而且展现了一个无产阶级作家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它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柳青能塑造出那么多有血有肉的艺术典型。因为他永远面对人民，扎根在人民之中，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始终和人民保持血肉的联系。这些典型将和柳青一样，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永远活在人民群众之中。
（原载于《延河》197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