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时期的收藏面貌

到了清代，清政府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措施，使社会很快安定下来。作为关外少数民族势力再次介入中原而取得政权，清朝统治者不仅凭借其雄厚的军事实力统一了中国，而且还大大跨越了传统华夏帝国版图。这一点，和元朝有相似的地方。但清朝统治者并未步元朝迅速覆灭的老路，而是充分吸收了其衰亡的教训。首先，清政府并不排除儒家经典教义和保护中原文化的传统，这主要体现在清贵族对汉族文化有很深的研究，同时也是早在入主中原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入主中原后，明代皇城、十三陵、南京皇陵的完整保护，足见清代帝王政治远见和对传统文物的尊重。从乾隆开始，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儒弱化政策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也导致了清王朝开始走向衰败。

清代早中期，无论是收藏还是对藏品研究，均超过前代，成为中国收藏发展史中一个重要时期。清朝第四代皇帝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在位期间解决国家诸多边患，革除许多朝野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政权的稳固，限制了贵族阶层的扩张，促进了自耕农民和手工业、贸易经济得到健康发展。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丝织业恢复发展迅速，江南的棉织业、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了历史高峰。由于康熙时期海上贸易的发达，景德镇瓷器源源不断地通过商船真正地走向世界各地。所以，流散于世界各国康熙民窑瓷器也最为丰富。同时，康熙通过一系列的文治，促进了文化繁荣。他发起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和《康熙字典》，大量招募和笼络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和各类艺术人才，使社会不稳定因素大大降低。

康熙从小对汉文化习染渐深，对于书画的兴趣相当浓厚。受明末董其昌的影响，不但其本人笃好不倦，处处步伍董其昌，就是朝廷内大臣如姜宸英、沈荃、陈英禧等人也莫不趋之若鹜，风气为之一新。因此宫廷中庋藏董其昌和华亭派作品最为兴盛。由于清康熙一朝对文物的收藏和搜集，也使得宫廷内府的收藏规模很大程度上超越明代。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不但对遗留文物收藏和保护极尽所能，尤其对历代书画、青铜器、玉器以及宋代至明代早期的瓷器颇为看重，这种收藏情趣与几代帝王对汉儒传统文化的推崇和清代知识分子推动不无关系。

经过康熙一朝的积累，文物多集于内府。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搜求文物最为积极，历代珍品无不囊括，包括各种古代铜器、卷轴书画、宝石玉器、缂丝、拓本等，不胜枚举，成为帝王中古代文物的集大成者。明末清初的书画收藏大家孙承泽，晚年顺治庚子六月著录自藏及所见书画名迹成书的《庚子销夏》，成为当时清宫收藏最重要的参考。

清高宗乾隆是继宋徽宗之后最痴迷文物艺术品收藏的一位帝王。乾隆25岁登基，自幼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对文化艺术和古器鉴赏颇为重视。乾隆在位六十年（1736～1795），史称“长命帝王”。尤其清宫书画大多是乾隆时期收藏和各处搜集而成的。全盛时期的清代宫廷收藏，大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晋唐宋元书画2000件，明代书画2000件。乾隆八年（1743）时，下令要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乾隆九年（1744），收录全部书画藏品的《石渠宝笈》开始编撰。完成后的《石渠宝笈》包括续编、三编共成书225册。这是明清两代600年宫廷收藏的总结。凡是经过乾隆主持鉴定过的书画作品，上等作品所钤印玺有“乾隆御鉴之宝”“石渠宝笈”及贮藏宫殿名称印记之外，又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三印。此项鉴定整理工作，从乾隆九年（1744）二月到乾隆十年（1745）十月十日，经过一年又八个月的时间，鉴定并整理了“历代法书460件，历代名画1061件，本朝臣工书画389件，世祖（玄烨）、世宗（胤）书法176件，总计2286件”，编成44卷。有关涉及宗教的书画入《秘殿珠林》初编，未计算在内。

除了《石渠宝笈》，乾隆在位时，编纂成了中国封建时代一部空前绝后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此部书的编撰工程之大、内容之繁杂、耗费人员之多都是世所罕见的。但《四库全书》开始编书时，乾隆曾两次提出：对古籍该“毁弃”的应予毁弃，该“删改”的应予删改。因此，有些原本具备价值的书籍往往被弄得面目全非。整个乾隆时期，因政治的需要，共焚毁各种图书71万卷之多。可以说是一次巨大的文化浩劫。

乾隆收藏成癖，导致以和珅为代表的朝野大小臣僚们和商贾们大肆在全国搜集古玩艺术品，一些贪官和奸商为了保全荣华，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从诸多墓葬中盗窃珍奇异宝而来孝敬乾隆，史称“乾隆是最文气的盗墓贼”。乾隆最不能被后世原谅是破坏了大批宋、元、明和清初宫廷旧藏文物。他利用皇帝的权威和专权，在宋代瓷器上破坏性地刻上自己的鉴赏诗文，并将皇帝大印盖在古代书画上，以示自己的鉴赏权威。从这些种种行为来评价，乾隆功劳远远被过错埋没。相对而言，乾隆对文物收藏还是有功绩的，在63年当中，经他亲自考订的各类文物艺术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置建清宫典藏。特别是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沈阳故宫、热河行宫和南京博物院中的传世藏品，多数皆可追溯出乾隆皇帝亲手典藏的痕迹，从而反映出他鉴赏文物的经过和亲自参与本朝瓷器烧制和仿古的审定批阅。

乾隆一朝的官窑瓷以丰富多彩的品种和制作精美而著称于世。于乾隆元年至二十年，由于有唐英等卓越的督陶官和大批管理人才，与能工巧匠专注于景德镇窑务，乾隆早期官窑瓷的烧造与雍正朝官窑的烧造水平几乎不相上下，如果不施款，很难区分前后。大体来看，乾隆一朝官窑制作甚精，新奇的器物和仿古器不断涌现，特别是小件文具和玩赏品制作较多，类同于其他工艺品如带钩、扳指、翎管、火琏、荷包、如意、帽架、香熏、香筒和动物雕塑等御用瓷制作可谓惟妙惟肖。乾隆八年（1743）农历五月，唐英奉旨编成《陶冶图》，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官窑烧制指导著作；乾隆三十九年（1774），朱琰撰写的《陶说》出版，这部著作的出版，也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陶瓷史”。

除此以外，乾隆喜欢玉器是历代帝王里最出众的。清宫遗存的古代玉器，多数是乾隆时期收集的。他还亲自进行古玉器的鉴别、定级。不仅皇室收藏玉器甚巨，民间收藏也很兴盛。从贵族官僚到殷实富户，都以收藏玉器为时尚。

乾隆时期的权贵里面收藏最负盛名的要数和珅了。严格地讲，和珅是一个政治玩家兼顾收藏玩家。从《清实录》《清史稿》《清史列传》以及《和珅犯罪全案档》等史料中可获知，数目庞大的房产、田产、银号、当铺、金银财宝姑且不论，仅玉器、字画、器玩等就让人目瞪口呆。比如和珅的玉器库：高二尺五寸的玉鼎13座；玉磬20块；玉如意130柄；镶玉如意1106柄；玉鼻烟壶48个；玉带头130件；玉屏2座，24扇；玉碗13桌；玉瓶30个；玉盆18面；大小玉器共93架。另有一些无法估价的“无价之宝”，计有：玉寿佛一尊，高三尺六寸；玉观音一尊，高三尺八寸（此二件均刻云贵总督献）。玉马一匹，长四尺三寸，高二尺八寸。金镶玉嵌钟一座。珠宝库：桂圆大东珠10粒；珍珠手串230串；大映红宝石10块，计重280斤；小映红宝石80块，未计斤重；映蓝宝石40块，未计斤重；红宝石帽顶90颗，珊瑚帽顶80颗，镂金八宝屏10架。另外，珊瑚树7支，高三尺六寸；又4支，高三尺四寸。大珠8粒，每粒重1两；金宝塔1座，重26斤。古玩器：古铜瓶20座，古铜鼎21座，古铜海33座，古剑2口，宋砚10方，端砚706方。端砚如此之多，宫廷收藏端砚也无可相比。将瓷器库（古代和当时宫廷官窑器）：共96184件。文房库：笔墨纸张字画法帖书籍数量之多，都无法计件。

至乾隆去世后，嘉庆帝方得以亲政。然而嘉庆帝未能解决乾隆晚期以来的弊端，民变继续爆发，清王朝从康熙、雍正、乾隆鼎盛期随即走向衰退。随着平定国内农民反抗运动的内耗、权力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勾结，加上嘉庆皇帝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国力迅速减弱。国外贸易、手工业市场遭遇沉重打击。嘉庆查抄和珅家产的时候，当时民间流传甚广的谚语“和珅一倒，嘉庆睡觉”，说明和珅贪腐异常严重，其收藏可谓富可敌国。乾隆生前明明知道和珅利用自己的信任贪赃枉法、私底下到处搜刮各类名贵收藏品，但却放任自流。因为和珅牢牢抓住乾隆不务正业、玩乐玩藏如命的嗜好，没有他办不到的。最终养肥了和珅这个“超级大老虎”。也有史家评论说，这是乾隆的良苦用心，专门为嘉庆养了如和珅这样一批的“肥虎”，到时杀了则“立政立威”，权力则加强了巩固。其实，这些都是猜测，乾隆皇帝最大的错误不仅仅是“玩物丧志”，最严重的是加强集权、闭关锁国，脱离、奴化知识分子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使得中国错失世界工业文明进步的潮流。

总而言之，乾隆好古成癖，不仅带动朝野上下玩古习气大涨，而且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收藏热。从另一方面来讲，有力影响了“乾嘉朴学”的发展，从而推动了金石考据学的研究深度。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物收藏家和研究者，一批学术价值很高的文物著述面世。

比较著名的收藏家和金石学家有周亮工、顾炎武、马思赞、张若筠、吴慰光、倪模、黄丕烈、张廷济、瞿中溶等人，学者叶志诜、刘喜海等人的有关收藏著述多有特色。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初，此等古物，惟集于内府，则有《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等官书，自阮元、吴荣光以封疆大吏，嗜古而力足以副之，于是收藏浸富，遂有著录。阮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有《筠清馆金石文字》，研究金文之端开矣。道咸以后日益盛，名家有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澂、罗振玉。吴式芬有《捃古录金文》，祖荫有《攀古楼彝器款识》，大澂有《密斋集古录》，皆称精博；其所考证，多一时师友互相赏析所得，非必著者一人私言也。”清廷帝王对文物收藏的持续重视，使得民间收藏和研究之风远远超过其他朝代。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沈阳故宫博物院三院，以及国外博物馆收藏许多被劫掠的清宫旧藏文物，我们能看到如此多的文物收藏品，都得益于清朝的文物收藏理念和对文物的重视。

晚清的闭关锁国政策和严重腐败，导致国外列强大举入侵国内。1900年9月，沙俄侵略军首先打开了盛京皇宫这处皇家禁地的大门，从而拉开了沈阳故宫接连遭受大劫难的序幕。到1903年3月11日，俄军撤走时，藏品丢失和损坏多达万余件，使沈阳故宫珍藏元气大伤。其中，翔凤阁缺失器物3000多件，大小银锭8000个，共重6000两；各种金器，包括金锭、金条等总计重上万两。东七间楼缺失瓷器6300多件，西七间楼缺失书籍、墨刻540多件。1913年冬天，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呈文，经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决定在北京故宫乾清门以南的“外朝”部分，即太和殿等建立“古物陈列所”。内务部下令征调奉天故宫和热河行宫所藏清代宫廷文物运至京城，作为清宫艺术品陈列展览之用。1914年1月至3月，调拨奉天宫殿古铜鼎彝，宋、元、明、清时期的书画、内廷玉器、御用武备、明清瓷器等11万余件全部装箱，由火车运到北平之后，这些文物很多流失社会。加上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到1937年4月为止，沈阳故宫的藏品包括清代器物、图书、档案已被伪国立博物馆、伪国立图书馆、伪奉天陵庙承办事务处等分割，许多珍贵文物被日军运往日本国内。

八国联军入侵时，对北京圆明园和紫禁城的文物进行大肆抢劫，大量文物流失海外。目前英国、法国、美国、荷兰等许多国家的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文物多是被抢劫的战利品。清末民国时期，是中国文物大批外流、国外现代思想涌向国内的特殊年代。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新旧思想的交替，皇室公藏在几次重大变故中，有的转移，有的遗失民间。加上清末贵族遗老家道败落，为了养家糊口，很多原先赏赐和收藏品被迫贱卖，这也催生了民国时期收藏热的兴起。客观地来讲，清朝收藏家们的收藏活动，仍停留在传统的、自发性的、个人化的层面上。晚清虽然有“北京古玩商会”等收藏团体的雏形出现，与同时期的国外收藏家群体相比，仍没有出现有国际影响力的收藏实力大家，更没有出现像1744年诞生的索斯比拍卖行（又名苏富比）和1766年诞生的克里斯蒂拍卖行（又名佳士得），这两家乾隆晚期诞生的拍卖行，如今不仅是世界级艺术品拍卖“头牌”机构，而且从它们诞生开始，就激励着许许多多的收藏家层出不穷。

自从清人入关以来，清朝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十个时代，从1644年至1911年，统治长达267年之久，在这数百年时间里，虽然各个朝代涌现大批收藏家、金石学家和鉴赏家群体，但被后世公认的不是太多。总体来讲，清代私人收藏家确实很多，尤其在明末清初之际，许多因战乱、逃难、抢劫、失官、家道中落、隐居等流散社会的古代艺术珍品，尚未进入清廷内府收藏视野，而由于中国自古就有“乱世收藏”的传统，导致各个地区有责任心的文人和有经济能力的私人收藏家群体自发形成，也出现了颇具鉴赏能力、收藏甚富的大家。最负盛名的要数梁清标和安岐，其次，根据记载的清朝具备一定的鉴赏能力，从收藏精品和其著作等综合情况来看，如宋荦、耿昭忠、高士奇、卞永誉、谢希曾、吴云、顾文彬等人在此做重点介绍，其他人做简单介绍（由于史料匮乏，可能有遗漏和偏差）。

清代初期的宋荦（1634～1713）汉族，字牧仲，号漫堂、西陂、绵津山人，晚号西陂老人、西陂放鸭翁，河南商丘人，商丘雪苑六子之一，著名诗人，书画家、文物收藏家和鉴赏家。顺治四年（1647），应诏以大臣子列侍卫之职。逾年考试，以铨通判。康熙三年（1664），任黄州通判，后任江苏巡抚，官至吏部尚书。因才学出众，政绩突出，被康熙帝誉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清初文人鉴于明代前后“七子”强学秦、汉散文之失和宗从唐、宋，而宋荦的论文尤其标宗唐、宋诸大家。当时在实践上卓有成就的学问大家当推侯方域、魏禧和汪琬三位。鉴于此，宋荦耗费精力，合刻侯、魏、汪三家的文章编为《国朝三家文钞》，当时影响颇大。自古文人多喜好收藏字画，宋荦也不例外。因宋荦与袁可立的儿子袁枢是睢州同乡，得先机收藏了明晚期一代名臣、兵部尚书袁可立的家藏名品和他本人作品而名重天下。

康乾年间，宋荦收藏与鉴赏注重实践，眼力与学识在藏界数一数二。当时北京城的古董商掌眼以宋尚书（宋荦）鉴定为荣耀和权威。宋荦曾自云：“余尝云黑夜以书画至，摩挲而嗅之，可辨真赝。”据载，合肥许太史家藏画一幅，不知出于谁手，经宋荦鉴定为北宋著名画家崔白真迹，众人皆不信。持画对日光一照，果发现崔白印章，众人皆叹服；黄州司理王俟斋不信宋荦的鉴赏能力，便在客厅悬一画，借此考考宋荦的眼力。结果宋荦坐在门外车上瞅一眼，便断定是明代画家林良所作，王俟斋终于心服口服。可见宋荦鉴赏的道行之深。宋荦所收唐宋名迹，宋元秘帙和古书典籍，冠于河右。有《西陂藏书目》一卷，计数万册。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周绍良撰写的《清代名墨丛谈》中记载《宋荦墨品》三卷，评价他为“鉴赏之精，收藏之富，不惟冠绝一时，后来者也难伦比”。

清代的耿昭忠（1640～1687），字在良，号信公，汉军正黄旗人（原籍山东），靖南王继茂第三子。因未参与清初康熙时期的“三番之乱”，由多罗额驸晋太子太保。后娶硕柔嘉公主为妻，育有一女，后嫁于宰相明珠次子为妻。耿昭忠自幼家学渊源，不仅文章出众，工艺事，善鉴别文物。而且旁及书法、绘事、琴、弈、箫、筑、医、筮、蒲博之类，往往精诣，可谓是个触类旁通的多面手。今世流传的诸多宋、元名迹，其上每有耿氏的藏印。只可惜英年早逝，病死时才47岁，据传葬于北京门头沟（今耿王坟地区），算是善终。李放的《八旗画录·徐乾学撰墓志》对他作了详细记载。

清代初期的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号江村，匡堰镇高家村人。著名学者和收藏家。早期家贫，在朝廷以打杂为生，后调入詹事府做记录官。康熙十五年迁内阁任中书一职，领六品俸薪，住在赏赐给他的西安门内。高士奇刻苦好学，不仅每日为康熙帝讲书释疑，而且对评析书画自有门道，极得康熙皇帝的信任。后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晚年特授詹事府詹事、礼部侍郎。死后，被封谥号文恪。他学识渊博，能诗文，擅书法，精考证，鉴赏眼力过人。因身份特殊和官居要职，所藏书画甚丰。著有史学著作《春秋地名考略》《左传记事本末》《清吟堂集》《江村消夏录》《天录识余》《扈从目录》等。

清代初期的卞永誉（1645～1712），字令之，号仙客，祖籍河南人，隶汉军镶黄旗，清代书画收藏家和鉴赏家。康熙年间，由荫生官至刑部左侍郎。自幼爱好书画，当时，孙承泽、梁清标、曹溶等鉴藏名家尚在，卞永誉经常“具笔札，就其斋阁，伏聆绪论，目睹手写，乐此不疲”。在清初的鉴赏家中，卞永誉是颇有影响的人物。卞永誉与同时代或较前的鉴藏家相比，家藏并不丰厚，但是，他自幼从学名家，平日勤观多记，鉴赏经验日积月累，鉴定水平很高，所著《式古堂书画汇考》上溯魏晋，下迄元明，被认为是书画著录、著作的集大成者。该书60卷，成书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系采录前人著录书画之作与本人所见所闻者汇辑而成。前30卷为书法，后30卷为绘画，以年代为序，分门别类进行著录。每条标明年代、尺寸、质地，叙述作品内容、题跋印记、流传经过，并且进行评论。此书对书画鉴定著录的体例已臻完备，并成为后世的鉴藏典范。现所见卞永誉的鉴藏印记有：卞氏“令之清玩”，令之仙客卞令之鉴定“式古堂”，式古堂雅玩记式古堂书画“式古堂书画印”等。著有《式古堂书画汇考》《式古堂集》等流传后世。

清代中期的天津人（一说朝鲜人）安岐（1683～1742），字仪周，号麓村、松泉老人。清代书画收藏家和鉴赏家。安岐祖上曾经为有名的盐商，积累家资巨富，人脉广泛。过去，富商普遍都注重子女教育，以图谋的功名而保存家业。因此，安岐自幼读书有良好条件，同时喜爱法书名画也是情理之中。长期的专注与实践，练就了对书画的鉴赏能力。在当时收藏领域，能让朝野看重的是几位著名鉴藏家先期相继谢世，这些人所藏精品，大多为安岐尽力收藏，这也与他家里从事盐业积累的财富不无关系。据《文端公年谱》康熙五十九年中记载：“麓村安氏精鉴赏，凡槜李项氏、河南卞氏、真定梁氏所蓄古迹，均倾赀收藏。图书名绘，甲于三辅。”所居沽水草堂，在天津城东南。又有古香书屋，为其所藏书画名迹处所。安岐所藏多为历代精品，且多为前代名家收藏，见于诸多著录当中。安岐常用的鉴藏印记有“安仪周家珍藏”“朝鲜人”“安岐之印”“麓村”“仪周珍藏”“仪周鉴赏”“安仪周书画之章”等。

清代中期的谢希曾，字孝基，号安山，诸生。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潜心理学，对《易经》相当精通，工书绘事，山水得董、巨、倪、黄之意，书法工小楷而有名。同时喜好收藏，精鉴赏，家藏碑帖勒石丰富，依据明代唐荆川和清代高士奇所藏传世“秘阁本怀素《自叙帖》”重刻而成，曰《契兰堂帖（本）》跻身书界。又精心临摹124幅假彭氏所藏“赞成贤像”，在当时名系一传。谢希曾结交贤达，有尚友之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代张逊《双钩竹石图》，画卷前后隔水有谢希曾的题跋和鉴藏印，后纸有元察伋、倪瓒、明张绅、刘珏等14家题跋。《苏州府志·墨林今话》有谢希曾的记载。

清代中晚期安徽休宁县长丰人吴云（1746～1837），字润之，号玉松，寄籍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吴信中之父，官苏州知府。喜好收藏，精于鉴赏。金石书画，无不涉猎。著有《两罍轩彝器图释》十二卷、《古铜印存》十二卷、《古官印考》六卷、《考印漫存》九卷、《焦山志》十六卷、《虢季子盘考》《汉建安弩机考》《华山碑考》各一卷。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隆庆间刻本《王文成公全书》有其藏书印。室名“两罍轩”“听枫山馆”。藏印有“吴云平斋”“吴平斋读书记”“平斋藏书之印”“吴云平斋曾读过”“延陵平斋鉴藏经籍金石书画之章”“归安吴氏二百兰亭斋鉴藏图书”“吴云字少青号平斋 号退楼”“金石寿世之居”等。

清代晚期元和（今江苏苏州）人顾文彬（1811～1889），字蔚如，号子山，晚号艮盦，过云楼主。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授刑部主事。咸丰四年（1854），擢福建司郎中。咸丰六年（1856），补湖北汉阳知府，又擢武昌盐法道。同治九年（1870），授浙江宁绍道台。自幼喜爱书画，娴于诗词，尤以词名。其词多抒写离愁别绪，意境清幽，风格细密。工于书法。书法溯源欧、褚，所藏碑版卷轴，乌阑小字，题识殆遍。酷爱收藏，精于鉴别书画，据载“自唐宋元明清诸家名迹，力所能致者，靡不搜罗”。著有《眉绿楼词》八卷、《过云楼书画记》十卷、《过云楼帖》。所著录书画皆为个人收藏，考辨多精审。晚年引疾回苏，1873年起建名震后世的“过云楼”，收藏天下书画，筑“怡园”，集宋词自题园联若干。后以别墅“怡园”为中心，依托过云楼，形成百余年来苏州文化活动中心。苏州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说。顾文彬家居十五年而卒。解放后，家人将所藏书画捐献国家。

清代比较著名的收藏家、金石学家和鉴赏家，还有云亭山主人、戏曲家孔尚任（1648～1718），雷塘俺主人、金石学家阮元（1764～1849），书画家和金石学家江德量（1752～1793），金石学家、篆刻家和书画家朱为弼（1771～1840），著名诗人、金石学家孙星衍（1753～1818），书画家、金石学家、乾隆时户部右侍郎赵秉冲（生卒不详），书法家、金石考古学家（泉币）翁树培（1764～?），乾隆翰林编修、藏书家、词学家秦恩复（1760～1843），左手篆书家、金石考古学家钱玷（1744～1806），书画家、碑帖（版）收藏家、游历家赵魏（1746～1825），藏书家、金石学家、古印收藏家及诗人何元锡（1766～1829），游历家、学者、诗人、藏书家江藩（生卒不详），高宗实录撰修官、道光二年太仆寺少卿、古玩玩家斌良（1771～1847），金石学家、经史学家、浙江处州府训导李遇孙（1808年在世），金石学家、考古学家、道光内阁学士吴式芬（生卒不详），金石学家、鉴赏家、道光十七年汀州太守刘喜海（生卒不详）等。

最后要提到的是“乾嘉学派”中在金石方面和史学及考古领域颇有成就的“陇右派”学者邢澍和张澍二人。作为甘肃“陇右派”的代表性人物，笔者将用专题文章进行介绍。

清朝中后期的收藏，尤其民间收藏领域，呈现出一股世俗化的倾向，也就是说收藏不仅仅只是陶冶情操与传承保护那么简单，收藏成为拉帮结派、攀附权贵、进阶谋权的一种工具。尤其是到了清晚期，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店，专门有一些地方权贵的眼线或“窝子”，店家一旦淘换到珍稀的藏品，立刻就会被收购，以此用来做“雅贿”换官谋财的融合剂和敲门砖，致使琉璃厂古玩市场异常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