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收藏面貌

民国时期虽然社会大不稳定，但收藏市场仍然异常繁荣，民国收藏风气是在清代末期发展基础上延续而来。原来的满清官吏、世家大族受到朝代更替的巨大冲击，但由于政权的平稳过渡，这些世家大族后代并未受到清算，这些世家大族的后代相对比较安稳，受金石考据传统的影响，具有良好的传统文化知识修养与精湛的品鉴能力的这些世家子弟，在进入民国以后开始关注收藏。如罗振玉、王国维、吴湖帆、张伯驹、钱镜塘、叶恭绰、庞莱臣、谭敬、章珩等，构成了新的收藏家群体。尤其民间收藏风气的兴盛和蔓延，造就了一大批声名显赫的收藏家和鉴赏大家，这些人不仅拥有丰富的收藏，而且精于鉴赏和考据，普遍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因此奠定了民国整体的收藏水平高于以往。清代末年艺术品收藏主体是官吏、世家大族以及少数的外国人。民国则发生新的变化，主要有官僚阶层、新富人阶层、新知识群体、边缘群体和来华的外国人群体组成。

民国收藏群体主要集中于北京和上海两地，东北沦陷之前，北京地区的收藏属于中心地位，改朝换代使得满清王朝的一些遗老遗少开始变卖藏品，用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古玩店和包括日本山中商会等各类古董商纷纷抓住机会，尤其在北洋政府执政时期，北京艺术品市场非常热闹，并带动天津，成为北方重要的两大收藏市场。如文人收藏家有周肇祥、余绍宋、鲁迅等人，古玩经营型收藏家有孙瀛洲等人，来华北京外国文化商人有日本的山本悌二郎、伊藤为雄、田中庆太郎、小原荣次郎，美国的劳伦斯·希克曼，英国的帕威尔-大威德等人；外交官系统如法国杜柏秋、日本须磨弥吉郎等。

1928年东北沦陷之后，上海成为古玩艺术品收藏和交易的核心地区。谈起上海的收藏市场，主要发端于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后，南京、苏州、无锡等各地世家、商人纷纷来到上海避难。这些人随身携带了大量家藏珍品，促进了上海城市高层艺术消费群体和收藏家的形成。迅速崛起的上海艺术市场，由以往传统收藏市场逐渐过渡到依附租界、融入拍卖、典当和金融等新兴艺术品市场形式。尤其银行业的介入，典当的存在，古玩店规模的扩大，专题拍卖的出现，展览会的举办，使民国时期的古玩艺术品市场与当时发达的西方古玩艺术品市场遥相呼应。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各地人们为了在灾荒中生存，盗墓狂潮肆虐，加上北京、上海古玩收藏市场和国外古董商人及收藏机构的极大需求，使得民国收藏市场呈现井喷式发展。同时大量文物艺术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外。

清末民国时期的收藏家除了上述大家之外，还有比较有名的，比如叶恭绰、李盛铎、罗振玉、樊增祥、藩承厚、刘体智、潘承弼、孙锵、王修、徐乃昌、杨文会、章钰等人都有丰富的收藏和著录。

具有成就和特点的收藏人物主要有庞元济、吴湖帆、张伯驹、孙瀛洲（古陶瓷）、陈万里（中国古陶瓷田野考古奠基人之一）等人；书画收藏方面，庞元济和张伯驹连同张大千、吴湖帆、张葱玉、王己迁被当时称为“字画收藏六大家”。说实话，民国时期的收藏家、鉴赏家、古玩商、走私商和盗墓等群体实在太庞大了，鉴于篇幅，在此简单做一介绍。

提到收藏、鉴赏和画家集于一身的大家，首推庞元济莫属。浙江湖州南浔人庞元济（1864～1949），字莱臣，号虚斋，清末时期举人，精书法，善画山水、花卉，山水画法近倪云林，远宋董源、巨然；花卉则以恽南田为宗，传统功底深厚。父亲庞云铁为南浔镇巨富“南浔四象”之一，庞元济继承祖业，拥有巨大的财力，又对鉴赏非常在行。所以，收藏文物艺术品成为他最大嗜好。除了书画，铜器、瓷器、玉器、紫砂等各个门类都有涉入。他的收藏中，以书画最精，为全国之首。如元倪瓒《渔庄秋露图轴》、钱选《浮玉山居图轴》、任仁发《秋水凫鹭图轴》、王冕《墨海图轴》、柯九思《双竹图轴》，明戴进《仿燕文贵山水轴》、唐寅春《山伴侣图轴》、文徵明《石湖清胜图轴》、仇英《柳下眠琴图轴》，清吴历《湖天春色图轴》等均为流传有序的珍品。其次，庞元济对宜兴紫砂器很有研究，在他的著录中，每件紫砂器都有整器及款印的拓本图片，并配有详细的文字说明。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年事已高，寓居上海。并与于右任、张大千、吴昌硕等人均有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庞家后人将书画文物捐赠或出让给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和苏州博物馆。其中一级藏品《北宋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即为其子庞秉礼于1952年12月所捐赠上海博物馆。有人说，庞氏家藏好比一座大博物馆，藏品大多是精品，而且都是真迹。博物馆曾出版一本古代扇面画册，其中有80多把成扇就来源于庞元济，可见收藏之精，其收藏之富，为全国私家之冠。著有《虚斋名画录》16卷、《续虚斋名画录》4卷及《中华历代名画志》《虚斋名陶录》等。

江苏苏州人吴湖帆（1894～1968），字遹骏，后更名万，字东庄，又名倩，别署丑簃，号倩庵，书画署名湖帆。受家学熏陶，酷爱艺术。13岁拜陆廉夫学画，初从“四王”、董其昌入手，继而上探五代、两宋以及元明诸家。他一面悉心观摩家藏历代名迹，一面遍游名山大川，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吴湖帆善于填词，精通鉴别，收藏宏富。绘画上冲破南北宗壁障，以雅腴灵秀、缜丽清逸的复合画风独树一帜，尤以熔水墨烘染与青绿设色于一炉并多烟云者最具代表性，并工写竹、兰、荷花。书法临宋徽宗瘦金书，后得米芾“多景楼诗卷”真迹，开始专攻米芾，题画字体不是宋宣和，便是米襄阳。他是20世纪中国画坛一位重要的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意义其实已远超出作为一名山水画家的意义。因生于甲午年，便和梅兰芳、周信芳、范烟桥、汪亚尘等二十人，结为“甲午同庚会”。三四十年代与吴待秋、吴子深、冯超然并称为“三吴一冯”。军阀混战期间，为躲避战乱迁至上海，以卖画为生。后办书画事务所、正社书画会。1939年设“梅景书屋”招生授徒，培养出张珩、徐邦达、杨仁恺等著名的书画鉴定家弟子。

吴湖帆重量级收藏的集成，一是来自祖父旧藏；二是来自夫人潘静淑的家藏。潘静淑曾祖潘世恩是清道光时的宰相。伯父潘祖荫是清光绪时的军机大臣和工部尚书，其攀古楼所藏文物富敌东南。静淑在过门时，嫁资中有宋拓欧阳询《化度寺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三帖，加上祖父吴大澂旧藏《虞恭公碑》，因此集欧阳询4本名帖于一室；三是湖帆本人四方收集的珍品。长期的实践锻炼，他对自己的眼力相当自信，以至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鉴定“一只眼”的美称，足以想象他在鉴定界的权威性。民国二十七年（1938），上海汲古阁主人曹友卿携刚购买的一张破旧的《剩山图》请他鉴定。他知此画出于名手，经“谈判”将家中珍藏商彝周敦古铜器换下了这个残卷。后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富春山居图》影印本一对照，竟然是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前段。他还在破画堆中发现了一幅题款“大痴道人平阳黄公望画于云间客舍时年八秩有一”字样的山水画，既无前人的收藏印章，也未见过著录，但经他考证，这画竟是大痴的晚年真迹。他即以重金购得，精心装裱，抢救保护了这幅珍贵的书画。他所藏的历代名画甚多，如北宋米芾行书《多景楼诗册》、宋宁宗后《樱桃黄鹤图》、宋梁揩《睡猿图》、宋王晋卿《巫峡清秋图》、宋赵构《千字文》、宋画《汉宫春晓图》、刘松年《高山四皓图》、宋拓《梁萧敷敬太妃墓志》、宋刻《淮海长短句》、元倪云林《秋浦渔村图》、元吴镇《渔父图》、元黄公望《富春合璧图》之《剩山图》、元王蒙《松窗读书图》等均为国家一级藏品。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美术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浙江美术学院国画教师，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出版著作有《梅景书屋全集》《梅景画芨》《吴氏书画集》《吴湖帆画集》等。

在民国时期的书画收藏领域，河南项城人张伯驹可谓是非常传奇性的人物。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系张锦芳之子，袁世凯的表侄，过继其伯父张镇芳。因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大家。从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当初仅为爱好，曾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游春图》、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上阳台帖》等，经他手蓄藏的中国历代顶级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

但许多人还不知道他是行伍出身，经历了从武官到商业、从教育到文物研究和收藏家的转变过程。1918年，张伯驹毕业于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历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华北文法学院教授、北京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市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务。曾任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将大量珍贵书画陆续捐赠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在当时便有人估算其价值已高达亿元。1956年，张伯驹坚决反对某些领导拆毁北京古城和改建故宫的决议。他提出：“故宫有500多年历史，必须保持其完整性，紫禁城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范围，绝不得拆建或开修马路。”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遭受到不公平待遇，被发落到辽宁。因生活无着落，张伯驹和夫人潘素从辽宁私自返回北京后成为黑户，靠朋友借钱借粮票度日，几度差点饿死。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诬陷，1972年，多次托人或写信给周恩来寻求帮助，后指示聘任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直到1980年才得以平反。1982年正月，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因“级别不够”的张伯驹和七八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不时有重病号抬进来，死的人被拉出去，心绪不安的张伯驹便要回家，2月26日，等到女儿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不幸离开人世，享年84岁。

艺术大师刘海粟曾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和《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乱弹音韵辑要》《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京剧音韵》等。

在古陶瓷收藏领域，河北冀县人孙瀛洲先生是闻名遐迩的大家。1893年生，1966年去世。1906年来到北京，在隆福寺三合公硬木家具店做学徒。曾先后在“同春永”“宝聚斋”“铭记”等古玩铺任学徒、伙计、采购、副经理等职。1923年，他在北京东四南大街创办了自己的古玩铺“敦华斋”，因研究深入，经营有方，成为北京著名的古董商和鉴定家。因军阀混战，没落王公贵族南移，大量文物艺术品涌向市场。为了收藏这些宝贝，孙瀛洲一边经营古玩店，一边经营房地产出租业务。20世纪30年代，孙瀛洲就对历代陶瓷了如指掌，先于他人准确地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永乐、宣德、成化、弘治等瓷器。以致他成为古玩收藏圈“宣德大王”称号。作为北京著名的古陶瓷经营者，孙瀛洲经常亲自到各地寻访收购，由于为人诚实、随和、给价公道，行里人都愿意和他打交道，因此收集了大量珍贵的明清瓷器，他对经手的文物仔细观察、记录，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是对明清瓷器更是深入钻研，认真分析其工艺特征及真伪规律，甚至为了深入研究明清瓷器制作工艺，弄清鉴定真、赝的规律，曾多次到景德镇仿烧明清瓷器。

1950年，为抗美援朝，孙瀛洲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孙瀛洲在经营古玩生意的同时，还从各地寻访收购了众多瓷器、青铜器、犀角杯等文物。1956年以后，出于历史原因和当时的潮流，孙瀛洲毅然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仅陶瓷一项就有2000多件，其中25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在孙瀛洲捐献的文物中，有一些稀少的传世文物，其中有一对明成化斗彩三秋杯，目前全世界只此一对，这是20世纪40年代，他在一家将要关张的当铺中花40根金条购得的。在孙瀛洲的捐献品中，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拨了其中的70件支援全国20个兄弟博物馆永久收藏。

孙瀛洲先生学习不断，宽厚待人，并努力提挈晚辈，他的门生中，如冯先铭、耿宝昌、叶喆民等都是以后赫赫有名的陶瓷鉴定专家。在故宫任职期间不仅为故宫征集文物充实了藏品，还带头对院内收藏一丝不苟地逐一甄别、鉴定，发掘了多件被湮没的珍品。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顾问，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后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发表了一批精辟的鉴定与辨伪论文，有《谈哥汝二窑》《试探明代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成化官窑彩瓷的鉴别》《我对早期青花原料的初步看法》《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有关他的著作有《孙瀛洲先生捐献陶瓷选》《孙瀛洲的陶瓷世界》《孙瀛洲捐献陶瓷珍品》等。

中国近代享誉世界的古陶瓷专家，非江苏苏州人陈万里先生莫属，有人称他为中国古陶瓷之父。陈万里（1892～1969），原名陈鹏，他早年从医，平生多才多艺，擅长绘画和书法，研究昆曲，能唱能演，还是摄影家。1919年在北大校内首次举办摄影作品展，后成立了中国历史上摄影艺术团体“艺术写真研究会”，简称光社。1922年，他和顾颉刚一起从北京回苏州，拍摄了保圣寺即将坍塌的唐塑，呼吁学术界进行保护，在组织唐塑保存委员会时，陈万里与蔡元培等人一起被列为委员。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宫禁，陈万里参加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承担摄影任务，拍摄了大量溥仪出宫时宫殿现状的照片，对以后宫廷历史陈列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陈万里对古陶瓷的喜好，可能与他早年拍摄故宫收藏的瓷器有关。

近代瓷学研究史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文献考据阶段和考古调查发掘阶段。陈万里是中国近代第一位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为了考察浙江龙泉青瓷，自1928年起，他“八去龙泉，七访绍兴”，搜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进行排比研究，开辟了一条瓷器考古的新途径，使中国陶瓷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现代陶瓷学研究奠定了基础。1946年，他撰著的《瓷器与浙江》一书堪称是从传统的“书斋考古”走向窑址考古的一个里程碑。

1949年11月起，陈万里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陶瓷研究部主任。从此，陈万里精神抖擞，脚踏实地，遍访南北，为拯救国宝出力，成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50年代以来，陈先生不辞辛苦地走遍了中国南北各地，调查了许多窑址，发表了一些调查报告与重要论文。《中国青瓷史略》是他继《瓷器与浙江》之后，根据考古新发现对越窑与龙泉窑青瓷进行研究的重要成果。60年代初他又对北方瓷窑最为集中的河南、河北两省进行了调查，发表了《调查平原河北两省古代窑址报告》与《邢、越二窑及定窑》《谈当阳峪案》《禹州之行》等文章。其中《一九五零年以来对于古代窑址的调查》一文则是他对50年代陶瓷考古的一个基本总结。还著作有《越器图录》《陶枕》《宋代北方民间瓷器》《中国青瓷史略》《陶俑》等。另有《大风歌》《民国十年之故宫》等摄影作品集。

民国古玩杂项大收藏家赵汝珍也是不得不提的，他于1942年出版的《古玩指南》，系民国年间一部全面系统介绍古玩知识和传授古玩文化的著名典籍，古玩人至今人手一册。赵汝珍也算是民国文人收藏家，平生嗜好古玩，致力考古。担任伪政权冀东银行理事，开设“萃珍斋”古玩店，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收藏家。本书后面有专文进行介绍，在此省略。

民国争议性人物、被西方称为“中国古董教父”的不得不提浙江湖州人卢芹斋（C.T.LOO,1880～1957），真名是卢焕文，被喻为20世纪海外最大的中国古董商。在西方，卢芹斋被视作“英雄”，在中国，则因贩卖文物，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称为“文物走私商”或“卖国贼”。卢芹斋很早就失去双亲，进入南浔“四象”之一的张府。张静江家族教养良好，张的父亲希望自己的后辈不仅仅有传统的教育，也有西方的教养。张静江家里经常会有西方经典音乐的旋律飘荡，能频繁接触到西方文化，同时，张家也是收藏庞大的藏家，收藏书画、钱币等。当卢芹斋第一次接触艺术收藏的张家，便开启了他从事古董生涯的“智慧”之门。随着耳濡目染与自己刻苦的学习，自然成为张静江的得力助手，并随着主人张静江第一次到达巴黎。这次到达巴黎一同前往的还有时任军机大臣的李鸿藻之子李石曾，任了一个闲职，但这对于热衷贸易的张静江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张静江颇具商业天赋，很快开展了很多中外商业来往，比如茶叶、生丝、古董、银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在法国的公司。他需要助手，卢芹斋幸运地成为其中的一员，艺术品古董成为其中的焦点。张静江思想激进，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推崇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主张。卢芹斋积极进行自我教育，对于中国艺术，他富有见识。1906年，也就是到达巴黎两年之后，他告诉张静江，希望能够成立一个自己的店铺，他有智慧、识时务，同时也具有外交手腕，他明白张静江人脉广泛，与国民党来往甚密，也为孙中山的革命提供资金，是孙中山的好友，在中国有庞大的关系网，他不希望与张静江不和。张静江帮助卢芹斋开始了他的古董商贸生涯。在他长达50年的海外古董贸易生涯中，究竟有多少中国古董通过他的手到达了海外艺术市场，至今无人能说得清楚。

据称1949年以前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中，至少有一半是经过他的手流转出去的，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两骏”和宋代《睢阳五老图》。西方世界几乎所有重要的博物馆，都与卢芹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或得到他的捐赠，或与他有频繁的贸易往来。从卢芹斋开始，西方人学会了欣赏中国艺术品中的青铜器、玉器、陶器、佛教造像等。从某种程度而言，他是西方认识中国古董的推介者之一。1926年，经法国政府特批，卢芹斋在巴黎富人区蒙索公园附近建造了一幢5层的红楼，专门用作收藏与展示古董，被巴黎人称作“中国塔”（罗拉《卢芹斋传》）。

最后不得不提蒋介石在民国时期对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巨大贡献。台北“故宫博物院”位于台湾省台北市郊阳明山脚下双溪至善路2段221号，始建于1962年，是仿照北京故宫样式设计建筑的宫殿式建筑，1965年落成，1966年启用，原名中山博物院，后改为“国立故宫博物院”。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艺术品，大多数属于当时北京故宫馆藏，这批数量巨大的文物艺术品，历经了战火纷飞和各种磨难才得以保存下来。

1931年日寇侵略东北，1933年1月31日山海关失陷后，华北告急，日本人的威胁越来越严重，蒋介石下令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北京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的杭立武为文物战略性大转移的负责人，组织大批文物转移到西南大后方。故宫理事会立即决定把一部分重要文物南迁，共赶制了13491个箱子，于同年2月5日深夜，第一批南运文物2118箱从神武门广场起运。至5月15日运走文物5批，共13427箱又64包。1936年存上海的文物分5批迁运至南京新库房，1937年成立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分院的文物又分3路运往四川，巴县存80箱，峨嵋县存7287箱，乐山县存9331箱。1946年，先将分别存放在3处的文物集中到重庆，并于1947年运回南京。1948年底至1949年初南运文物中的2972箱被运至台湾，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1951年后留在南京的文物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1万余箱，仍有2221箱封存于南京库房，由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

当时没有运走的文物数量是1189000件，比运走的文物数量多很多，并且很多是大体量的文物，包括大型玉山、铜器、瓷器、明清家具、地毯等。故宫文物运到了上海港以后，因为要运物资和家眷，所以迁台文物一共运了两船半，装走了2972箱。这2972箱只占南迁13491箱文物的22%，剩下的78%没有装走。这两船半一共运走了597558件文物，文献、书画、瓷器、玉器、铜器等只运了52000件。

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当院长时，统计藏品共计1807558件套，这些文物被分为69个类别，包括53000幅绘画，其中有《千里江山图》《五牛图》《富春山居图》《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等；75000件法书，大家熟悉的《兰亭集序》《中秋帖》《伯远帖》都是重要的藏品；还有28000件碑帖，加起来就是156000件，这都是无与伦比的纸质文物。台北“故宫博物院”是收藏铜器最多的一座博物馆，一共有16万件，其中最珍贵的是带有先秦铭文的1670件青铜器，它们都是传世艺术精品。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收藏陶瓷最多的一座博物馆，有367000件陶瓷，还有42000件宗教文物，其中有23000件佛造像，7000件祭法器，还有1970件18世纪的唐卡。帝后玺印共有50060枚，32000件玉器，180000件织绣等。虽然台湾自1949年以来，与大陆隔海相望，但它们是中国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