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研究

尽管对泰国性认同和构成的认识还存在着不清晰的地方，但在泰国人心中，对于泰国性的想法却足够明显。这是在地球上、在历史上存在的一件“东西”（thing），它有自己的特色，区别于其他的民族。对许多泰国学者来说，在对这个东西的研究上，泰国人会比任何其他人有更深刻的了解。

泰国人，无论是否是学者，常常被提醒不要tamkon farang（“对西方人亦步亦趋”）。对于他们来说，泰国性、泰国、泰国人、泰国研究以及诸如此类与泰国相关的问题，西方人（farang）都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但他们绝不会像泰国人那样有极其深入的了解。泰国人属于这种泰国性，并且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两者水乳交融。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泰国性是属于他们的，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个共同部分。这种认为自己是其中一员的认同感能够使泰国学者在泰国研究中设定一种特权状态，因为“泰”并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而更是他们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与此相比，西方学者不得不克服研究者自身和研究客体之间的巨大距离。

在有些时候，这种距离被加以明确和具体的估量。在研究泰国的边界问题时，也是如此。一位研究对外政策的顶尖政治学家曾经在柬埔寨问题上与外国学者意见相左，他认为那些外国学者距离柬埔寨及其边境所发生的事情非常遥远，而不像泰国人（民众？学者？士兵？）一样会直接经历事件，并受其影响。正因如此，他说：“我对一些只相信国外学者给出的理由的［泰国学者］表示遗憾。相比泰国人来说，那些国外学者看待这一问题是如此浅薄。”

爱德华·萨义德认为，那些关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和民族的话语，特别是关于“东方”的话语，已经成为欧洲权力关系的一部分。这些话语与其说是关于“东方”究竟是什么的证据，不如说是建构了“他者”的存在，以达成巩固欧洲中心的优越感和认同感的目的。尽管如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及对其他民族的偏见，在欧洲学者中是非常普遍的。作为一种对东方学家之前所作所为的修正、辩护或是矫正，这种负罪的心理将西方学者推到了一个相反的取向：认可本土的视角。最近一项关于东南亚的研究宣称，这项工作“在研究体系上……对于所研究的民族更为客观公正”。但是，这一相反的取向有时候走得过头了。不同于其他殖民国家的例子，在泰国研究中，并不存在殖民和反殖民学者之间的争论，这个事实有时会导致西方学者不加批判的合作，这些西方学者趋向于接受那些暹罗精英分子已经确立起来的观念，以此作为关于泰国的唯一合法性话语。如果这种学术事业是由萨义德所说的权力关系所建构的话，那么，在这种语境之下，本土视角多多少少就成了一种特权，至少对一些本土学者来说是如此。

当东方学被从根本上当成西方文明的他者的时候，泰国人的泰国就成为了“我们”或某人的自我领域。被言说、研究或想象的真实不是一个“对应物”（counter-part），而是一种自我，一种社会的和集体的自我。因此，一个民族共同体及其众多方面（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认同、文明、历史、想象、世界观等等）就并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客体。它们不仅仅是物质上、精神上对“我们自身”（We-self）的研究的对象，也是移情、忠诚、偏爱、痴迷的对象。

在科学方法和学术格式（特别是脚注、引用和参考书目）的伪装下，泰国人对泰国的研究被深深地定位在对“我们自身”的范式性话语当中。这就为他们提供了特定的视角、观点和价值观，但同时还包括了约束（constraints）、忌讳（taboos）、托辞（alibis）和花言巧语（plausibility）。关于“我们自身”的领域也同样有它自己的政治经济环境和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外国学者所面临的并不相同。在泰国学者的心目中和笔端的泰国也许与非泰国学者所见的并不相同。作为“我们自身”话语的一部分，这种研究好像获得了一种自然的权威，成为一种判别对泰国来说什么是福什么是祸，什么才是泰国的内在视角。关于观念或世界观的人种学研究宣称，这种内在视角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就像一项研究所宣称的那样：

［这本书］将……通过泰国人的眼睛，以趋近于民族志的本位或“内在视角”，来观察泰国的世界观，并力图在这种新趋向中获取某些有益的东西。虽然本卷中的许多作者是在西方学习的，但是他们基本上是以泰国的方式思想和行动的。本卷的文章应该能反映出泰国以及非西方民众的观念和看法。

“泰”这一概念（世界观、民众、见解、思想、行为、观念、看法）在这种表述中似乎是均质的，并不需要进一步加以阐明，因为它已经在写作主体或者作者笔下被呈现了出来。这种研究最近一段时间大量涌现，绝大多数是由各地区的民族志研究中心和历史学家完成的。因此，我们了解了北部、东北部、南部泰国人的世界观，以及素可泰王朝、阿瑜陀耶王朝、曼谷王朝早期的世界观。这些研究在方法论上几乎都是相同的：首先，研究者根据事先设定的关于泰国人世界观的看法而将原始材料加以分门别类；然后，作者对他们所搜集到的材料（民间故事、歌曲、谚语、游戏）加以复述（paraphrase），并给出一个结论，作为对泰国人世界观的分析。问题是，没有人对这究竟是泰国人的世界观还是作者分类的结果提出质疑，而这本应是每一项研究前需要作为方法论详细说明的。可能这被假定为都是一回事。泰国人世界观的来源又一次成了写作的主题。这些材料只不过是泰国世界观（Thai-worldview）主题的实证而已。

这一批评并不是对社会独特性的拒斥。但是，对于“我们自身”的讨论不仅是对这种独特性的夸张（或是对亲缘的重要性的过分强调），而且还是特定的人群和文本基于其归属关系（ascriptive relationship）或是知情者（insider）角色，而想在泰国或泰国性研究中拥有特权、权利或者权力的要求。本土视角是破解东方学家话语中的权力关系的一服良药。但是，关于泰国性的话语也有它自己的权力关系范围。在全球权力关系的语境之下，它可能体现着边缘（periphery）对中心（metropolis）的反抗。但是，在泰国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语境中，它常常宣示着一种官方或支配性话语在对从属或边缘话语施加其特殊秩序时的合法性。正如后殖民时期的情况一样，一种反西方的话语可能属于压迫者，而不是被压迫者，以重申其控制的权力范围。对于泰国性的定义并不明确（这一定义是永远不会清晰的），因此，什么是泰国性的范围以及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出现的权力关系，就构建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站在各种立场的不同解释为了获得霸权而斗得你死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