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前言

当一本书出版以后，它的命运就不再被作者所掌握了，也时常会与作者的预期迥异。作者可能需要用他的一部分人生对其投入非常多的思考与想象。尽管如此，读者常常还是没有看到作者想要表达的，却对作者未曾言说的多有体会。

《图绘暹罗》这本书可以有不同的阅读方式，无论是从作者的意图，还是从读者自己的发现出发。我自从本书1994年初版开始，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本书考查了形塑暹罗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地理学知识的变化。我希望读者们能够喜欢这个故事。除此之外，如果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找到或创造出了任何额外的价值，那都将被认为是意外之喜。

我写作这本历史书的目的很简单：讲一个好故事。这是历史学家共同的渴望，也是一项挑战。这听上去很简单，做起来却没那么容易，不是每位历史学家都能顺顺当当地完成这个任务。“讲一个好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学家的生活经验、志向和对于过去的想象力，同时也取决于他的读者。对于我来说，一个好的故事是引人深思的，能够吸引、鼓励读者在阅读时进行思考，并且在掩卷之后仍能留下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但是历史故事，特别是学术历史故事，不像小说，它必须根植于证据、分析、解释、方法论以及概念，而且还必须是原创性的。从根本上来说，一个故事自身无所谓优秀，它之所以出彩，往往是靠讲故事的人。

此外，对于泰国历史和我本人来说，一部好的历史必须对在20世纪暹罗史学中占有支配地位的皇家民族主义范式提出挑战。好的故事应该有助于读者“忘却”上述强大的历史学思想体系，并对其产生质疑。然而，如果有可能的话，一部好的历史不应该是全然可信的，以避免最终变得太过权威或者残酷无情。

好的历史故事因具有将过去带入现在生活的能力而获得力量。只用社会科学的语言来进行解读的经济或政治的宏观历史可能会有所助益，但几乎不能让过去重新活过来。微观历史也并不能帮助读者透过狭窄的视野来想象过去的生活。讲述一个好的历史故事的要诀，在于对可以将巨大变革的进程展示出来的故事本身给以关注。

从语境上来说，本书的写作背景是1976年10月6日在泰国曼谷所发生的事件。它也涉及泰国激进运动被镇压之后数年的事情。自从1976年10月初那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星期三之后，我就认识到了“历史”，作为理解世界的多种方式之一，是残酷的。从题目、方法论、概念到它的故事和发现，本书都或明或暗地体现出来，它就是跟传统泰国史中这种残酷性进行的一次战斗。

在另一方面，本书并不仅仅是关于泰国历史的研究。在主旨和方法上，本书挑战了当时许多关于泰国研究的假设，同时也跟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地理学相融合。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对地理和空间的兴趣扩散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中，本书在此方面有所贡献，同时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本书阐释了地图是如何构建出一个国家的。暹罗的诞生得力于现代地理学和地图。但是，其中的变化并不简单等同于由科学家或政治家所带来的制图技术的发展。本书并不是有远见的统治者的光荣历史，更不是对现代化的赞颂。它是一部争论和冲突的历史，说明了现代技术是如何支配人类的。它也不是一部反殖民或反帝国主义的历史，而是讲述了看上去无害的知识和技术如何变为强有力的、危险的东西，就像羊变成狼一样。民族主义屈辱地“丧失领土”成为了具有欺骗性的历史，而真正丢失的东西几乎从未被听说过。民族国家的“地缘机体”（geo-body）被地图塑造成一种新的拜物教。现在，它可以要求人们为仅仅几英尺的国土做出牺牲。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些内容。

本书对于国家保持了一定距离，以看清对于“地缘机体”的崇拜，因为它写作于对国家的尊崇及对主权的捍卫都成为陈腐旧说的时期。国界线成为人为设置的不得逾越的界限。跨越全球的人类活动和各类事件如今已成为常态。所以本书能在没有神秘主义和祖先崇拜的情况下，对民族国家的创立过程加以回顾。

本书的命运超出了我最初的预期。它在泰国研究、东南亚研究以及其他领域都已经广为人知。2009年，《东南亚社会问题杂志》（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SOJOURN）在东南亚研究者中做了一项调查，发现本书是东南亚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此外，本书也影响了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类似研究，而不仅仅限于东南亚地区。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承认翻译是我放弃尝试的一项工作，因为这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这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难，因为这是一种跨越了语言的创作。非常感谢本书中文版的翻译者袁剑博士、校对者金勇先生，以及其他参与到这项翻译工作中的朋友。感谢译林出版社促成了本书中文版的出版。

我希望读者诸君能够喜欢这个故事。

通猜·威尼差恭

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

2014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