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拾遗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作者王嘉，系东晋十六国时期有名的方士。
王嘉字子年，籍贯与生卒年均不详。萧绮在《拾遗记序》中说“《拾遗记》者，晋陇西安阳人王嘉字子年所撰”。梁释慧皎《高僧传·释道安传》附《王嘉传》则说：“嘉字子年，洛阳人也。”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考证，我们认为，“洛阳”应该是“略阳”的误写。王嘉的籍贯“陇西安阳”是北魏后期北秦州地所置安阳郡所在的安阳县。而北魏后期所置“安阳郡”下属的“安阳县”，北魏初极有可能隶属于“略阳郡”。而《高僧传》所说“略阳”是指北魏前期的“略阳郡”，萧绮所说的“安阳”则是西魏北周时的郡县名。而《道学传》《晋书》等王嘉“陇西安阳人”的说法，显而易见，是承萧绮《拾遗记序》而来的（参见《王嘉籍贯卒年考》，《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3期）。由于史料所限，王嘉生年难以考证，他的卒年也存在很大的分歧，目前主要有“公元390左右”（鲁迅、侯忠义）、“公元386年前后”（任继愈）、“公元387年”（李剑国）、“公元386年至393之间”（邵宁宁、王晶波）、“公元384年至393年之间”（宁稼雨、王枝忠）等几种说法。笔者认为，更确切一点论，王嘉当卒于“公元387年至389年8月之间”（《王嘉籍贯卒年考》）。
王嘉的一生主要活动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和后秦。《晋书·王嘉传》称“（嘉）轻举止，丑形貌，外若不足，而聪睿内明，滑稽好语笑，不食五谷，不衣美丽，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游。隐于东阳谷，凿崖穴居”。考其本传及相关史料可知，与王嘉交游者不多，他早年师事梁谌，后与释道安同在长安苻坚治下，交往甚密。苻坚兵败，姚苌入长安，“逼以自随”（《晋书·王嘉传》），直至被杀。这几个人对王嘉影响甚深。王嘉与梁谌、道安的交游表现出他在思想道义上的追求，他与苻坚、姚苌的交游则体现出他在政治上的态度和立场。
作为道教派别之一楼观道的大师，王嘉是一个“很标准的方士”（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第1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他的思想也以道教思想为主。在《拾遗记》中，王嘉对老子的神化，对燕昭王、周穆王、秦始皇、汉武帝等封建帝王追求长生不老之术传说故事的记述，以及对道教不同求仙方法的描述等，都表现出了王嘉作为一个道士对神仙道教思想的积极宣传。在佛教思想盛行的十六国时代，从佛道对立的角度看，王嘉确实有贬佛倾向，但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佛教思想还是影响了他，《拾遗记》中与佛教有关的故事，一系列的佛教用语，一个个的佛教国度等就是有力的证明。另外，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始终处于统治地位，就是在王嘉生活的东晋十六国时期，虽然这一时期佛、道二教非常兴盛，但在政权领域仍然以儒家思想为正宗，前秦的苻坚、后秦的姚苌等都曾“立太学，礼先贤之后”“颇留心儒学”（《册府元龟》卷二二八《僭伪部·崇儒》），所有这些都使王嘉的思想深处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可以说，儒、释、道三家思想在王嘉的思想中，不是孤立的，互不相干的，而是相辅相成，有机地融合成了一个整体。
王嘉一生著述不多，《晋书》本传云：“其所造《牵三歌谶》，事过皆验，累世犹传之。又著《拾遗录》十卷，其事多诡怪，今行于世。”另外，还有《隋书·经籍志》“谶书类”著录的《王子年歌》一卷。今天所能见到的王嘉的著作，只有《拾遗记》十卷，《牵三歌谶》已失传，《王子年歌》也已散佚，仅《南齐书·祥瑞志》《南史·齐高帝纪》录有《王子年歌》数首。《拾遗记》在成书后短短的几十年间也散佚了，传世的《拾遗记》十卷本是梁代的萧绮搜集整理而成的。萧绮《拾遗记序》即说：“《拾遗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皆为残缺……今搜检残遗，合为一部，凡一十卷，序而录焉。”
作为兼综地理博物和杂史杂传两派的一部作品，《拾遗记》既具有杂史杂传的体例，又具有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内容。从外在的整体结构上看，除第十卷外，《拾遗记》上自春皇庖牺，下至晋时事，以历史年代为经，俨然就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就每卷而言，《拾遗记》在每一卷内容、每一朝事迹记述的前后顺序上，也体现出“史”的体例：以时间先后为序，先记帝王以及与帝王有关的琐事，最后再记述一些名人逸事。《史记》在记述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时，往往将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一件历史事件的始末经过，分散在数篇之中，参错互见，彼此相补，这种记述人物的方法，后代的学者称之为“互见法”。《拾遗记》中也有这一手法的运用。如对秦始皇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卷四“秦始皇”部分，记述了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王享受各国贡品，希求长生之术以及耗巨资建“子午台”等逸闻趣事，反映出秦始皇穷奢极欲追求享乐的一面。而在卷五“前汉上”则记述了秦始皇怕泄露秘密，把为自己修建陵墓的工人活埋在墓中的故事，反映出了秦始皇残暴的一面。只有将两卷中有关秦始皇的记录连在一起，展现给读者的才是一个完整的秦始皇形象。这种记述人物的“互见法”，也是《拾遗记》所具有的“史体特征”的反映。
《拾遗记》独特的史体结构，还表现在萧绮的“录”上。正史每一篇传记之后，都有撰者的“赞”或“论”，而《拾遗记》中，萧绮在一些人物的杂传之后或者他有感而发之处，都以“录”的形式记下了他对王嘉所述人物或所记事件的观点和态度，与正史人物传记后的论、赞如出一辙。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如此评论萧绮的录：“萧绮的录或在各条后，或在各篇末，凡三十七则。周中孚云：‘录即论赞之别名也。’内容大抵是就该条或该篇所记事进行发挥或补证。”（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候忠义先生也说：“萧绮之‘录’，相当于论、赞，是对书的内容的分析和评价。”（侯忠义《汉魏六朝小说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由此可见，《拾遗记》中的正文与“录”虽非出自一人之手，但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就成为了历代著录者把它列入杂史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现当代研究小说的学者也都把萧绮的“录”看作是《拾遗记》成为杂史杂传类志怪小说在结构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作为一部具有地理博物类志怪特点的笔记小说，《拾遗记》在记录传闻逸事、神话故事的同时，也有大量的对动植物产、远国异民以及山川地理的记载。从宏观上来看，此书前九卷以时间为顺序，历述上自庖牺，下迄后赵石虎十五朝的逸闻异事；从微观上来看，就某一卷而言，书中所记故事情节、事物名称，甚至篇章结构都与郭宪《洞冥记》非常相似，故刘知几《史通·杂史》将二书并提，云“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二亦称：“嘉书盖仿郭宪《洞冥记》而作。”然而，《拾遗记》与《洞冥记》二书虽然在内在结构与内容上都颇为相似，但却与前代的地理博物体志怪《山海经》《神异经》以及同时代的地理博物体志怪《博物志》的结构都有所不同。《山海经》《神异经》等书的结构都是以地理方位为基本框架的，《博物志》全书共十卷，每一卷集中记述一类事件，但正如崔世节《博物志·跋》所说：“天地之高厚，日月之晦明，四方人物之不同，昆虫草木之淑妙者，无不备载。”可见，方位的转移仍是《博物志》的体系所本。
《洞冥记》与《拾遗记》在记述的过程中，结构较为杂乱。《洞冥记》在接受了神仙思想及两汉杂史杂传小说影响的同时，形式体例上开始了由地理博物类志怪向杂史杂传类志怪的过渡，但从总体上来说，此书围绕汉武帝组织情节，将大量的民间传说和地理博物传说附着在这一历史人物身上，因此，虽然显得很杂，但仍以地理博物传说为主。《拾遗记》则与《洞冥记》稍有不同，《拾遗记》在受到神仙思想和杂史杂传影响的同时，也注重对地理博物传说的记述，因此，学术界有把《拾遗记》定为杂史杂传类志怪的，也有定为反映道教思想的地理博物类志怪的。如果说，《洞冥记》等志怪小说开始了由地理博物类志怪向杂史杂传类志怪的演变的话，那么，《拾遗记》则可以说是地理博物类志怪与杂史杂传类志怪的集合体。《博物志》在整饬的外在结构下显示了“博”“杂”的内容，《洞冥记》和《拾遗记》等书则是在看似杂乱的结构中显示出了“博”“杂”的内容，与《博物志》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实际上也显示了地理博物类志怪与杂史杂传类志怪由体例结构各异到逐渐走向融合的过程。
相比较而言，《拾遗记》第十卷则是较为典型的地理博物类结构，此卷以方位的转移为依托，历述昆仑、蓬莱、方丈、瀛洲、员峤、岱舆、昆吾、洞庭等八座仙山，以及山中的奇景异物、有关神话传说，与前九卷相比，结构迥然不同，属于典型的地理博物类结构，与《山海经》《神异经》《十洲记》等地理博物类志怪的结构一脉相承。难怪历代的著录家，多把第十卷分出来单独著录为《拾遗名山记》《名山说》或《名山记》。
二
《拾遗记》具有丰富的内容，集杂史、博物于一体，语言华丽奇诡，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和艺术成就。
作为一部杂史杂传体的志怪小说，《拾遗记》记述了帝王后妃、文人名士、宦官娼妓等各个阶层历史人物的异闻逸事。《拾遗记》中，最为人注意的就是圣人的出生神话，也叫作“感生神话”。如青虹绕神母而生庖牺，昌意遇黑龙负玄玉而生颛顼，简狄吞燕卵生商，帝喾之妃邹屠氏之女梦吞日而生八神等。这些神话的共同特点是女子感外物而孕，显然是“民知有其母而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的产物。如《拾遗记》卷一这样记述庖牺的出生及相貌：
春皇者，庖牺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长头修目，龟齿龙唇，眉有白毫，须垂委地。
在上古神话中，有“虹”即“龙”的化身一说，而蛇又有“小龙”之称，因此，关于庖牺的感生神话也有其母感龙、感蛇等不同的说法。如《宝椟记》云：“帝女游华胥之洲，感蛇而孕，十二年生庖羲。”同样是引述《拾遗记》中伏羲的感生神话，《卮林》所引，就与齐治平校注本《拾遗记》不同，《卮林》卷二曰：“《拾遗记》亦曰：‘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青蛇绕之，有娠，历十二年生庖羲。’”这可能是版本不同所致。简狄怀卵生契的神话，《拾遗记》卷二记述如下：
商之始也，有神女简狄，游于桑野，见黑鸟遗卵于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简狄拾之，贮以玉筐，覆以朱绂。夜梦神母谓之曰：“尔怀此卵，即生圣子，以继金德。”狄乃怀卵，一年而有娠，经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
这一感生神话实际上是有商一族以鸟作为图腾的反映。关于鸟图腾的神话，《拾遗记》另有记载，卷一“唐尧”条记云：“尧在位七十年……有秖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肉翮而飞。”袁珂先生认为，这段记述恐怕是舜神话的异文：重明鸟“双睛在目”，而舜目重瞳，自古相传，屡见于载籍。因此，袁珂先生认为，文中的重明鸟“当便是民间传说的舜”（袁珂《中国神话史》，第19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由此可知，舜是玄鸟，即凤鸟的化身，说明舜也是殷人的先祖。《拾遗记》中其他的感生神话，实际上也是古先民图腾崇拜的反映。毋庸置疑，这些天人感应的神话，也表现了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时代，人类对自然力的恐惧和要征服自然的欲望。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除上古帝王的感生神话之外，《拾遗记》也记述了很多封建帝王的传闻逸事，其中的很多传说故事记述了帝王对长生不死仙道之术的追求。周穆王、燕昭王、汉武帝等就是追求长生不死之术的帝王。作为道教的方士，王嘉对上述几位帝王追求仙道之术的传说故事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反映了他对道教神仙思想的宣传。《拾遗记》对周穆王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周穆王与西王母的相会。西王母与周穆王相会之事最早见于《穆天子传》，其中西王母与周穆王的歌诗互答表现出了浓郁的人情味，具有世俗男女表情达意的显著特点。相比较而言，《拾遗记》的记述则更为神异化：这里的西王母是高高在上的女仙，她“乘翠凤之辇而来，前导以文虎、文豹，后列雕麟、紫麏。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黄莞之荐”。从王嘉的记述可以看到，周穆王与西王母相会之时所食之物、所奏之乐都充满着浓郁的仙道气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燕昭王和大臣甘需的对话，甘需对燕昭王在享受穷奢极欲生活的同时想要祈求长生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也道出了燕昭王之所以不能成仙的原因所在：“今大王以妖容惑目，美味爽口，列女成群，迷心动虑，所爱之容，恐不及玉，纤腰皓齿，患不如神。而欲却老云游，何异操圭爵以量沧海，执毫厘而回日月，其可得乎！”他认为只有那些“去滞欲而离嗜爱，洗神灭念”的修炼之人，才能“常游于太极之门”。作为道教女仙领袖的西王母，对“思诸神异”的燕昭王，也是亲临指导。王嘉在《拾遗记》卷四也写到了燕昭王与西王母的相见。在描述二人相见的过程中对出于“员丘之穴”，“状如丹雀”的飞蛾以及“九转神丹”的记述等都表现了王嘉对神仙道教思想的宣扬。而“王乞此蛾以合九转神丹，王母弗与”的记述，则是对前述甘需所说燕昭王不能成仙原因的进一步印证。
《拾遗记》对秦始皇、汉武帝、汉成帝、汉灵帝、魏明帝等帝王异闻逸事的记述还表现在他们劳民伤财大肆建造宫室苑囿以及骄奢淫逸的生活方面。秦始皇为建云明台“穷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汉武帝为一睹已逝宠妃李夫人的芳容，竟然派“楼船百艘”“巨力千人”，耗费十年时间到暗海取潜英之石；魏明帝修建凌云台使“群臣皆负畚锸，天阴冻寒，死者相枕。洛、邺诸鼎，皆夜震自移。又闻宫中地下，有怨叹之声”，群臣进谏，他不但不停止，还“广求瑰异，珍赂是聚，饬台榭累年而毕”。除此之外，汉昭帝的淋池、汉成帝的宵游宫、汉灵帝的裸游馆等无不表现了封建帝王建立在劳民伤财基础上的穷奢极欲的生活。
《拾遗记》还记述了很多历代文人名士的传闻逸事。王嘉对孔子出生的神异传说的记述，充满了浓郁的仙道色彩，表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地位的提升，其中孔子之母感水精而生孔子的传说则是天人感应思想的反映。对老子异闻逸事的描述则表现了王嘉对神仙道教思想的宣扬。除此之外，王嘉对刘向、贾逵、任末、曹曾、何休、张承、薛夏、田畴等文人名士异闻传说的记述，也都或称颂他们勤奋好学的精神，或对他们的忠义气节表现出由衷的赞扬，不再详述。《拾遗记》中也记述了很多女性的传说故事，其中有忠贞贤德的汉献帝伏皇后、先主刘备甘后等，也有先宠后弃的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吴主赵夫人、吴主潘夫人等。此外，王嘉还写到了一些心灵手巧的女性，如魏文帝喜欢的美人薛灵芸、石崇的爱妾翔风等。可以看到，王嘉笔下的女性，不论是先宠后弃的一类，忠贞聪慧的一类，还是心灵手巧的一类，都是那么的超逸绝尘，无不充满神异的色彩。
《拾遗记》地理博物体的性质决定了该书所记内容的博杂。据粗略统计，《拾遗记》中记述的植物大约有七十多种，且对很多植物都有具体形态的描述。如“大如盖，长一丈……其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的夜舒荷；“状如菖蒲”的芸苗；“状如蓍，一株百茎，昼则众条扶疏，夜则合为一茎，万不遗一”的合欢草等。这些植物有很多还是我们熟知的，木本植物如桑树、桂树、桃树、枣树、连理树、沙棠木、大桐木以及梓、柏、松等；草本植物如竹、荷、禾、麦、谷、麻、稻、茅、豆、瓜等。王嘉也记录了一些植物的神奇功效，如说分枝荷“食之令人口气常香，益脉理病”；“延精麦，延寿益气”；“昆和麦，调畅六府”等。虽然在记述这些植物的功效时，作为道教方士的王嘉为宣扬神仙思想，对它们的功效有所夸大，如“食之不老”的紫菱；“食之延寿，后天而老”的通明麻等，但这也并非捕风捉影，实际上还是有所凭据的。
《拾遗记》中共出现了约五十多种动物，这些动物的名称，今天看来稀奇古怪，对动物形态的描述也令人难以置信，如“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的重明鸟；“形如鹤，止不向明，巢常对北，多肉少毛，声音百变，闻钟磬笙竽之声，则奋翅摇头”的背明鸟，“形似豹，饮金泉之液，食银石之髓……夜喷白气，其光如月，可照数十亩”的嗽月兽等。其中有些动物的出现或消失，往往还会与阴阳灾异，祥瑞祸福等联系在一起，如一鸣则天下太平的青圢；“若天下太平，翔飞颉颃，以为嘉瑞”的沉明石鸡等。但若剔除其中荒诞的部分，就会看到我们熟知的动物，如猿、虎、豹、鱼、鸟、鸡、牛等。实际上，在科技发达的今天，随着人们对地球上生物的不断了解，《拾遗记》中对动植物的记述并不都是荒诞不经的，有些在当时看似奇异的生物，今天也都能找到原型，如卷四所说的白头黑鸟，可能就是白头翁；卷九的“伤魂鸟”，或许就是现在的杜鹃。
《拾遗记》对远方异国民俗风情的记载也有很多。全书涉及的国名有四十多个，其中有详细记载的也有三十多个。和《山海经》一样，其中有好多国家的人民形体怪异，如“拳头尖鼻，衣云霞之布”的燃丘国民；“善能机巧变化，易形改服”的扶娄国民；“人长十丈，编鸟兽之毛以蔽形”的宛渠之民以及“人长四尺，两角如茧，牙出于唇”的泥离国民等。有些异民的特性与习俗也颇为怪异，如善啸的因霄国民；善飞而长寿的勃鞮国民等。相比较而言，《拾遗记》对远方遐国的记述，虽仍不脱神仙怪异之事，但已完全改变了《山海经》荒幻无稽的特点，而多是西域诸国的传说化，对民情风俗的述写也并非纯然虚构，而有一些真情实事的景象。可以说，《拾遗记》对远国遐方的记述，更接近于《洞冥记》。
《拾遗记》还有对山水及物产的记载。除卷十专记八神山中的动植物产及地理方位之外，在前九卷中也屡有对山水及地理方位的记载。如卷三对磅磄山的方位、山中的物产及其周围的山水都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完全可与《山海经》中有关山的记载相媲美。除此之外，《拾遗记》中也记载了大量的物产，有铜、玉、锦、石、香等大约三十多种，不再详述。
在语言方面，《拾遗记》文辞艳丽，铺陈夸饰，具有鲜明的赋体特征。除此之外，诗文的大量融合以及语言的形象化都使得《拾遗记》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大放异彩，成为这一时期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的代表之作，也直接影响了后世小说的创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
萧绮其人，史书上没有记载，梅鼎祚认为萧绮为南朝梁代人，但爵里未详。考梁代萧统、萧纲、萧纪、萧绎等皇室成员的名字，可以看到，萧绮与他们一样，都是两个字，且后一字均为“纟”旁。由此可推断，萧绮极有可能是生活在梁代后期的皇室宗亲，与萧统、萧纲等同辈。齐治平说：“萧绮无考，我疑心他是梁朝的宗室贵族，按照我国姓名排行的习惯，和萧统、萧综、萧纲等是同辈，看他在自序里提到书籍散亡之状说：‘宫室榛芜，书藏堙毁……皇图帝册，殆无一存。’开口不离‘宫室’‘皇帝’，也颇像一个贵族的口吻，与一般说‘书阙有间’‘载籍残缺’，迥乎不同。而且史称梁武帝诸子并好学能文，他本人又对阴阳纬候卜筮占决之书颇有研究。萧绮若为梁武帝晚辈，也很可能世其家学，受其影响，所以在《拾遗记》的《录》里谈到纬书表现得非常内行。”（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前言》）
从萧绮《拾遗记序》可知，萧绮整理《拾遗记》应该在梁代灭亡之后，《拾遗记序》中“王纲迁号，五都沦覆，河洛之地，没为戎墟，宫室榛芜，书藏堙毁……故使典章散灭，黉馆焚埃，皇图帝册，殆无一存”等的记述，应该是对处在战乱中的梁朝的真实写照。根据笔者《王嘉籍贯卒年考》一文对王嘉籍贯的考证，由《拾遗记序》“晋陇西安阳人王嘉字子年所撰”一句中，萧绮很自然地运用了当时北周的地名“安阳”还可以推断，萧绮极有可能是在侯景之乱中或梁朝灭亡后被俘至北方的梁室皇族。《魏书》卷九八《岛夷萧衍传》云：“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后，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为景军人所掠，或自相卖鬻，漂流入国者盖以数十万口，加以饥馑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为丘墟矣。”《南史》卷八《梁本纪下》也说西魏攻陷江陵，“汝南王大封、尚书左仆射王褒以下，并为俘以归长安”。又，《周书》卷十五也记载，西魏于承圣三年九月派于谨等人率兵攻打江陵，同年十二月，江陵攻陷，梁元帝萧绎被杀，并“虏其男女十余万人”，造成了南北分裂以来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由“王侯妃主、世胄子弟”的被掠可以看到，很多的皇室贵族也在被俘之列。笔者以为，《南史》《梁书》没有萧绮本传，有可能与他在被俘至北方时，年龄尚小，还没有封爵位有关。加之梁朝末年战乱不断，皇室无暇自顾，致使当时的史料也没有有关萧绮的记载。唐人在修《梁书》《南史》时，由于史料所限，也就没有为他立传。当然，以上也只是笔者的猜测，没有确凿的史料作为证据，还有待来日做进一步的考证。
细味萧绮的录语还可以发现，萧绮在《拾遗记》中的三十多条录语，几乎涉及了君王之仪与治国之道的方方面面。在录语中，萧绮“提倡节约，反对奢侈，一再抨击帝王的大兴土木、生活糜烂、殉死厚葬、劳民伤财等等罪行”（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前言》）。如卷二“途修国献青凤”条下，萧绮录语说：“昭王不能弘远业，垂声教，南游荆楚，义乖巡狩，溺精灵于江汉，且极于幸由。水滨所以招问，《春秋》以为深贬。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贞节，精诚一至，视殒若生。”萧绮的录语还对君臣之义进行了评述，如卷三“有韩房者”条下，萧绮录语就说：“凡事君尽礼，忠为令德。有违则规谏以竭言，弗从则奉身以求退。故能剖身碎首，莫顾其生，排户触轮，知死不去。如手足卫头目，舟楫济巨川，君臣之义，斯为至矣。”可以看到，“从反对大兴土木提倡薄葬到事君之仪、忠谏之道，再到国君的品行修养、言行着装等……他对于君王之仪、治国之道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以至于几乎在每一则录语里都或直接或隐蔽地存在着这类评语”（杨寿苹《〈拾遗记〉三论》，山东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7页）。冈察洛夫说：“我有（或者曾经有）自己的园地，自己的土壤，就像我有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的空气，朋友和仇人，自己的观察、印象和回忆的世界——我只能写我体验过的东西，我思考过和感觉过的东西，我爱过的东西，我清楚地看见过和知道的东西。总而言之，我写我自己的生活和与之长在一起的东西。”（冈察洛夫《迟做总比不做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89页）笔者以为，萧绮的录语之所以涉及如此之多的有关君主之仪与治国之道等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与王嘉在《拾遗记》中多写历代帝王的奇闻轶事以及朝代更替等重大历史事件有关；另一方面应该也是他从小体验过的、知道的东西，或者感觉过的相关事物在他录语中的反映。
除此之外，萧绮录语与《拾遗记》正文在语言方面也有很大的区别。萧绮的录语已经基本骈俪化，他对于文字的排比、对偶以及用典等都很在意。既然萧绮录语是齐梁时期骈文的风格，那么萧绮应该是齐梁时期人无疑。综上所述，萧绮极有可能是生活在梁代后期的皇室宗亲，与萧统、萧纲等为同辈，他在《拾遗记》录语中的许多评论也是他曾经熟悉的宫廷生活的反映，他整理《拾遗记》应该是在梁朝灭亡他被俘至北方之后。
《拾遗记》中的萧绮录语共三十七则。萧绮录语对王嘉正文或补正、或辩难、或发挥、或评价，表现出了其对《拾遗记》正文内容的观点和看法。萧绮对《拾遗记》的品评，体现出鲜明的儒家思想的倾向，如卷三“昆昭之台”“韩房”二条下，萧绮站在儒家正统观念的立场上批评周灵王“受制于奢，玩神于乱，波荡正教，为之偷薄”，说他“溺此仙道，弃彼儒教”。又如卷三“师涓”条记述卫灵公因为听师涓所造的新曲而“情湎心惑，忘于政事”，后在蘧伯玉的劝谏之下“去其声而亲政务”，师涓也悔其所作之曲乖于《雅》《颂》，退而隐迹之事，萧绮在录语中就说：
夫体国以质直为先，导政以谦约为本。故三风十嵝，《商书》以之昭誓；无荒无怠，《唐风》贵其遵俭。灵公违诗人之明讽，惟奢纵惑心，虽追悔于初失，能革情于后谏，日月之蚀，无损明焉。伯玉志存规主，秉亮为心。师涓识进退之道，观过知仁。一君二臣，斯可称美。
可以看到，萧绮对直言劝谏的忠臣蘧伯玉、知错能改的卫灵公、师涓均给予高度的赞扬，体现了儒家思想体系下明君忠臣的职责所在。
除站在儒家的立场品评王嘉《拾遗记》正文而外，萧绮的录语还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史家的尚实精神。萧绮在《拾遗记序》中说，他整理《拾遗记》的依据是“删其繁紊，纪其实美，搜刊幽秘，捃采残落，言匪浮诡，事弗空诬。推详往迹，则影彻经史；考验真怪，则叶附图籍”。萧绮对文中一些不合经史的记述做了大胆的辩难与评论，他认为“精灵冥昧，至圣之所不语，安以浅末贬其有无者哉”。如卷三王嘉记述了周穆王驾八骏巡行天下之事以及西王母乘翠凤之辇等传说，萧绮录语则评价道：
楚令尹子革有言曰：“昔穆王欲肆心周行，使天下皆有车辙马迹。”考以《竹书》蠹简，求诸石室，不绝金绳。《山经》《尔雅》，及乎《大传》，虽世历悠远，而记说叶同。名山大川，肆登跻之极，殊乡异俗，莫不臆拜稽颡。东升巨人之台，西宴王母之堂，南渡鼋鼍之梁，北经积羽之地。觞瑶池而赋诗，期井泊而游博。勒石轩辕之丘，绝迹玄圃之上。自开辟以来，载籍所记，未有若斯神异者也。
由此可见，萧绮运用史家审慎的态度对待鬼神，用史家的实录精神评论王嘉所述传说中的怪异之事。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萧绮虽然站在儒家正统观念的立场上，以经史的实录精神去品评方士王嘉所写的志怪小说《拾遗记》，但正如齐治平在《拾遗记·前言》中所说，萧绮自己却不是一个真正的儒士，从他的录语可以看到，他不仅推崇王嘉所讲的怪力乱神，而且在录语中有时也作诞漫无实的附会，这也是萧绮深受各家思想影响的明证。
在语言方面，萧绮的录语本身辞采艳发，表现出明显的骈俪化倾向，与南朝文风渐趋靡丽的时代风气是一致的。如卷二“夏禹”条下萧绮录语曰：
书契之作，肇迹轩史，道朴风淳，文用尚质。降及唐、虞，爰迄三代，世祀遐绝，载历绵远。列圣通儒，忧乎道缺。故使玉牒金绳之书，虫章鸟篆之记，或秘诸岩薮，藏于屋壁；或逢丧乱，经籍事寝。前史旧章，或流散异域。故字体与俗讹移，其音旨随方互改。历商、周之世，又经嬴、汉，简帛焚裂，遗坟残泯。详其朽蠹之余，采捃传闻之说。是以“己亥”正于前疑，“三豕”析于后谬。子年所述，涉乎万古，与圣叶同，擿文求理，斯言如或可据。
这段录语几乎全是四字对句或六字对句，由此可以看出南朝骈体文风对萧绮的影响。
四
据萧绮《拾遗记序》可知，《拾遗记》原书共十九卷，二百二十篇，但后来由于战乱散佚，梁代的萧绮“搜检残遗，合为一部，凡一十卷，序而录焉”。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萧绮的辑录本。从历代对《拾遗记》的著录可以看到，自《隋书·经籍志》开始至明代，流传的《拾遗记》的本子，就一直有两种：一种是《王子年拾遗记》；一种则为《拾遗记》。蓝岚《<拾遗记>及作者》（《天中学刊》，2002年第3期）一文认为，《隋志》和新旧《唐书》著录的《拾遗记》，一本是《拾遗记》原文，一本是萧绮的录。在蓝岚看来，这一时期萧绮的录和王嘉的原文是分开单行的，所以《拾遗录》著为王嘉撰，而《王子年拾遗记》则著为萧绮撰，而且他还认为《记》与《录》作者之错讹，则为传抄之误。但这也只是推测，没有确切的证据，不可信。一般还是认为《拾遗记》在这一时期有两种本子。
具体来说，《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郑樵《通志·艺文志》、焦竑《国史经籍志》、李廷相《濮阳蒲汀先生家藏目录》、钱谦益《绛云楼书目》等都著录：《拾遗录》二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卷）和《王子年拾遗记》十卷。只是《隋书·经籍志》以及新旧《唐书》认为前者为王嘉撰，后者为萧绮撰。以后各家著录，只是标明《拾遗录》为王嘉撰，对《王子年拾遗记》，或著明萧绮录，或不著明撰人。可见，从宋代开始，研究《拾遗记》的学者，一部分人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两种本子实际上内容是相同的，据推测可能是一本有萧绮的“录”，另一本则无。因此，自宋代始，另有一些学者在著录《拾遗记》时，就只著录其中的一个本子，如王尧臣、晁公武、尤袤、陈振孙、《宋史·艺文志》、杨士奇、钱溥、晁瑮、叶盛、祁承熯、周弘祖、高儒、董其昌等著录《王子年拾遗记》；陈第、赵用贤、徐勃等著录《拾遗记》，不同之处只在卷数或册数。
到清代，未见同时著录《拾遗录》和《王子年拾遗记》的情况，这说明，《拾遗记》至此已经被合为了一种本子在社会上流传，只是书名仍有两种，大多数著录为《拾遗记》十卷，也有少数著录为《王子年拾遗记》十卷。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高儒的《百川书志》，该书著录：《王子年拾遗记》十卷，晋陇西王嘉著，萧绮序录。但后又著明：二百二十篇。这个数字正好与萧绮序中提到的王嘉原书的篇数相吻合，只是卷数由十九卷变成了十卷。笔者认为，从唐至宋元，社会上没有十卷二百二十篇的《拾遗记》流传，到明代出现，有可能是明人的伪造，因为明代收藏古书的风气盛行，不排除一些人为了谋利而蓄意伪造。据文献记载，明代“嘉靖、隆庆期间，社会比较安定，学者出其绪余，以藏书相夸尚”（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页）。与崇尚藏书相应，刻书的风气也是很浓的，这也必然会造成一些人对古书的肆意窜改，冯班《钝吟杂录》曰：“读书当求古本，新本都不足据。”冯班生活在明代后期，这句话就是针对明人对古书随意窜改的坏习气而言的。顾炎武《日知录》亦云：“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所有这些即可见出明人擅改古书的荒谬。高儒《百川书志》著录十卷二百二十篇的《王子年拾遗记》是否为明人窜改的结果，今已不可知。但二百二十篇的《王子年拾遗记》只在明代出现过，到清代没有再流传，说明清朝的藏书家也认为有问题。
近现代流传的《拾遗记》，也只有一种，即带有萧绮录的《拾遗记》十卷本。程毅中《古小说简目》著明：“《拾遗录》［《拾遗记》《王子年拾遗记》］。”可见程先生也认为，《拾遗录》实际上是《拾遗记》与《王子年拾遗记》的合本。袁行霈、侯忠义二位先生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则著录：“《拾遗记》十卷。”而在后面的进一步说明中，二位先生也表达了与程毅中先生相同的观点：“《拾遗记》卷首萧绮序云：原书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苻秦末年经战乱佚阙，萧绮缀拾残文，定为十卷，并为之‘录’。据此，《拾遗记》《拾遗录》实即一书。”（《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0页）宁稼雨先生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对《拾遗记》的著录，则完全承程毅中先生的《古小说简目》，不再赘述。目前《拾遗记》最通行的本子是中华书局1981年版的齐治平先生的校注本。
由历代书目对《拾遗记》的著录可见，《拾遗记》在齐梁时就已非全貌，因此隋唐以后的许多著家把《拾遗记》第十卷分出来单独著录为《拾遗名山记》，综观历代的著录，把《拾遗记》第十卷分出来单独著录的主要有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国学扶轮社辑的《古今说部丛刊》、明代佚名辑的《五朝小说》、吴曾祺辑的《旧小说》、元代陶宗仪辑、明代陶珽重校的《说郛一百二十》、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程毅中《古小说简目》等。也有把《拾遗记》中的一些著名的小故事分出来单独著录的，如明秦淮寓客辑的《绿窗女史》分别著录《翔风传》《赵夫人传》《丽姬传》各一卷；吴曾祺辑的《旧小说》著录《薛灵芸传》《縻生瘗卹记》；明代佚名辑的《五朝小说》也著录《薛灵芸传》、《縻生瘗卹记》各一卷等。
《拾遗记》的版本就目前所见大致有两个系统：一是从明嘉靖顾春世德堂翻宋本起，明万历年间的程荣刊《汉魏丛书》本、明吴琯的《古今逸史》本、清王谟的《增订汉魏丛书》本、扫叶山房《百子全书》本、清汪士汉的《秘书廿一种》本、清马骏良的《龙威秘书》本、中华书局1981年齐治平的校注本、上海古籍1999年的《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本等，这一系统的《拾遗记》是有序有录有标题的十卷本。另有明刻《古今小史》本，无前后序录但有标题，经对比内容与这一系统基本相同。另一系统是《稗海》本。这一系统的本子与前一系统出入较大，而与《太平广记》引文多同，笔者怀疑，《稗海》本可能是从《太平广记》等书中辑出。这一系统的《拾遗记》分卷但无标题，没有萧绮的序文以及书后所附的《王嘉传》，萧绮的录在此书中所存无几，且与正文混而不分。但由于《太平广记》在辑录小说材料进行编排的时候，尽量地保存了小说的原文，因此，《稗海》本中的材料较前一系统更接近古本原貌。以上两种版本系统就优劣而言，前一系统的版本分卷，每卷有标题，而且萧绮的录与原文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便于研究。
本书原文以齐治平校注本（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第1次）作为底本，注释方面，首先是对疑难字词的注解和对生僻字的注音；其次是对文本内容中历史知识、名物制度与风俗习惯等的考辨和疏通。译文方面，本书在尽可能忠实文本原意的基础上，力求文字通畅明白。在注译的过程中，除个人的查找论证、辨识定夺之外，也参考了齐治平校注本《拾遗记》，孟庆祥、商微姝《拾遗记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书的注解及相关研究成果，并择善而从。我的学生马丽、齐莹帮我查找资料，校对文字，做了许多工作，在此一并感谢。
由于学力与见识的不足，书中的注释和译文不免疏漏谬误之处，祈请方家不吝指教，笔者将不胜感激。
王兴芬
2018年12月7日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