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文化基因中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

一、“以民为本”的思维方式

一个政权、政党、国家存在的基础是人民，这是社会的共识。在中国，历朝历代都认识到要“以民为本”。周武王在战胜殷商的过程中看到了人民的巨大力量，在建立周朝后，确立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治国方略，将“民”与“天”放在同一高度，这种对民意的高度重视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鲜明特征。如《尚书·洪范》所谓“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主”；《尚书·泰誓》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五子之歌》所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只有民心稳定了，国家才能安定，因此统治者的职责就是推行善政，养民、保民和教民，做到爱民如子。孔子、孟子、荀子、管子等古代先贤们均强调为政之道在于顺民心。《尸子》载：“子曰：‘商，汝知君之为君乎？’子夏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子曰：‘商，汝知之矣。'”子夏认为，君民关系就如鱼水关系，鱼儿离不开水，而水可以没有鱼。孔子肯定了子夏关于为君之道的论述。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民本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著名论断，从君与民的轻重关系上强调了人民的重要性。其后，荀子以“民水君舟”的关系对“民本论”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荀子·王制》载：“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外，管子也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牧民》）管子认为，政权之所以兴盛，在于顺应民心；政权之所以废弛，则因为违逆民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此之谓也。

“以民为本”要求领导者在为政之时必须从人民的需求出发，在涉及民生等重大政策问题时主动与民协商，善于接纳人民的建议和批评。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不乏君主“以民为本”的例子，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历代君主也都能延续这一治国方略。

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从建党之初就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民为本”在观念上得到了延续，在制度也上有了新的保障。新时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贯彻与落实也应当坚持“以民为本”。

二、“贵和执中”的为政智慧

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和平，反对暴力，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现实社会中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与冲突，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乃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系统的“和合”观念。这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基本特质。

“和合”一词较早见于《国语·郑语》篇中，其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商契能“和合”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所以百姓能够安定和谐地相处。《管子·幼官》曰：“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能伤也。”意思是说，蓄养道德，民众和合，国家和谐，合而能和，通达和合，人们就不会被伤害。由此可知，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和合”思想主张“和”“合”，重视道德与修养；当面对不同事物的差异乃至矛盾时，人们能自觉采取会通、中和的方式化解冲突，而不是做一番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博弈。可以说，这是“和合”思想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

“贵和执中”作为“和合”思想的精髓，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古人看来，即便面对相同的事物，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此即庄子所谓“成心”。持有不同的看法的人，彼此会形成对立，导致冲突与不和谐，古人认为这是人之常情。而化解冲突与矛盾，则需要统治者认识到个体、小群体的差异性和有限性，站在大局的角度，从更高的层次（也就是“道”的层面），以“贵和执中”的方式求得和谐。

所谓“贵和”，重在“以和为贵”，反对冲突与对立，这就要求人们能够以一种包容和友善的方式待人处事，能够“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衷共济”“患难与共”。所谓“执中”，孔子曾经说过“过犹不及”，强调凡事都有一个“度”，超过为“过”，没有达到为“不及”，恰到好处“执中”。后来这一观念被《中庸》所继承和发挥，强调不偏不倚、调和折中。所以，“贵和执中”就是承认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看法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要求人们理解和包容不同的观点与事物，力求化解矛盾，从于本真。将这样一种理念运用到为政过程中，能促进新事物、新思想的产生，可以有效缓解社会矛盾，达到“中”“和”的状态。所以先秦儒家强调为政者当“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孔子家语·正论解》），后来的儒家学者更是把中庸之道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将其视为宇宙人生的根本之道，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立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至宋明，理学兴起，北宋理学家张载将“贵和执中”发展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的辩证思想，指出一切事物都存在矛盾对立的两方面，彼此之间相互转化，但最终必然归于调和。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贵和执中”思想贯穿于当前协商民主的内涵和具体制度的运作中。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们党新时期用来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的新形式、新方法，本身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具有超越前人的起点，同时也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就过程而言，协商民主贯穿于重大事务决策的各个阶段（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就范围而言，协商民主既存在于国家以及地方各级政治协商会议中，也存在于基层的“听证会”“恳谈会”中。协商民主的目的，是通过“执中”的方式，使利益各方互相包容、理解，最终形成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三、“和而不同”的处事原则

“贵和执中”可能会被世人理解为，为了“和”与“中”可以放弃原则，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贵和执中”之外，中国人还讲求“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理念，强调广泛的包容性，强调求同存异，强调兼收并蓄。中国古人所持的“和而不同”理念，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首先，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必须承认事物之间存在差异性和多样性。只有存在“不同”时才需要去“和”，《国语·郑语》载史伯之言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在史伯看来，只有将不同的事物聚合在一起，才能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新事物；而“以同裨同”，则“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无讲”（《国语·郑语》）。由此可见，“不同”是“和”的前提，只有将“不同”聚合在一起，才能达于“和”。以此类推，在国家治理中，统治者也需要听取不同的声音，接受不同的意见，国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如果统治者“去和而取同”，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容不下不同意见与批评之声，整个国家就会动乱不安。

其次，“不同”的事物要具有“合”的可能性，即存在差异性的事物从本质上讲可以实现互补。《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了晏婴关于君臣关系的一段论述：“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晏婴认为，在国君认为“可以”的事物中，也包含了“不可以”的成分，臣子进言指出“不可以”的部分，使“可以”的部分更加完备；国君认为“不可以”的，其中也包含了“可以”的成分，臣下进言指出其中“可以”的部分，使“不可以”的部分更加完备。君臣共同完善为政之方，有助于形成和谐统一的政治秩序。

最后，“和而不同”所要达到的目标是让有差异的事物在互补互济中实现和谐统一，避免“不同”而“破”、“和”而“不和”局面的出现。所以先秦儒家很早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观点，为政亦当如此。

古语有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中国古代专门设置有言官（谏官），根据史料的记载，言官在参政议政过程中的主要任务和职责就是对重大决策提出批评乃至反对意见，确保君主能够全方位思考问题，尽可能避免错误决断。当然，言官立场要中立，其谏言的目的是实现“善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一种合作型政治关系，政治协商制度之所以能实现协商民主，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各党派在差异基础上的互补互济。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同时也要请各位党外同志了解我们的主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邓小平同志也指出：“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

四、“和衷共济”的奋斗目标

《管子·九守》载曰：“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明代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指出：“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毛泽东同志早在1945年就深刻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因此，统治者只有借助最广大人民的力量，才能取得最伟大的成就。

从历史实践和当前需要来看，实现政府与人民群众良性互动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做好协商民主工作。协商民主，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特质的体现，体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平等思想。李瑞环指出，商量是政协存在的理由，“政协的首要职能是协商，协商就是一种商量。商量一般指人们之间相互沟通、交换意见，而政协的协商，是就国家的重大问题听取各方面意见，是一种有特定组织形式和程序的高层次商量”，“商量要平等待人、诚恳待人。有时候你愿意和别人商量，但人家却不愿和你商量；即使商量了，谈的也不是真实想法。之所以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不能平等待人、诚恳待人。没有平等，高人一等，盛气凌人，只能叫做强加于人，而不能称之为商量。有了平等，有了相互尊重、和谐融洽的气氛，才能使人们畅所欲言，把各种意见、主张都讲出来。没有诚恳的态度，拿腔作调，虚情假意，别人只会同你虚以委蛇、敷衍应付，而不会和你说真心话。待人诚诚恳恳，说话实实在在，才能听到真诚、坦率的肺腑之言”。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共迎新春时指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希望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能够“积极谏诤言、作批评”。

在“和而不同”思想的启发下，中国的政治家们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具体表述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成为中国党际关系的基本建构原则。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依法长期执政，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和参政党，依法参加政权，这种新型政党关系有利于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有利于维护我国的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

五、“实现大同”的最高理想

《礼记·礼运》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几千年来，中国人在心底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这样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实现大同是无数中国人奋斗的目标，也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勾画的共产主义宏伟蓝图相吻合。

回顾当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都在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勇向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加充分地借鉴我国历代王朝治理的经验，充分汲取中外治国安邦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和优秀思想成果，让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得到妥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