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文化语境中协商民主的历史实践

一、民众参与的乡校议政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有如下一段记载，向我们讲述了春秋时期的郑国如何正确对待民众议政的问题。

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之善否。然明谓子产曰：“何不毁乡校？”子产曰：“胡为？夫人朝夕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将行之；其所恶者，吾将改之，是吾师也，如之何毁之？吾闻为国忠信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决之使导，吾闻而药之也。”

在中国民间，既有“莫谈国事”的告诫，又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劝导，而开明之统治者如郑国的子产，对百姓谈论国事持包容、尊重、接受的态度。他不仅允许甚至还鼓励国人评判、讨论国家朝政之得失，在执政期间把乡校变成了一个“以议执政之善否”的机构；他听取百姓的意见，以百姓为师，对于存在的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更值得称赞的是，他明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因而主张以忠信的态度对待人民的怨恨。

这种类似于协商民主的议政形式，自中国历史进入封建专制时代以后，尤其进入明清以后，由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极端化而出现了明显的倒退。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明确批判了夏、商、周三代以后的君主所实行的“家天下”制度。他指出，统治者打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旗帜，公然违背人民意愿，把天下和人民视为自己一家一姓的私产，肆意挥霍，不管不顾人民的死活；在物质领域，为满足一己之私欲，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更有甚者，“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在思想领域，采取独断专行的专制统治，钳制思想，以致“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知识界的沉沦则直接导致了全国万马齐喑、政治腐败。因此，黄宗羲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陈剩勇先生曾撰文指出：“黄宗羲在批判君主专制政治的同时，力主恢复古代的礼治秩序，重建三代的协商政治。黄宗羲主张国家应设立学校，‘学校，所以养士也’。黄宗羲指出，从郡县到中央的各级学校，承担着教育人民、议论朝政的职能，在国家政治中扮演着议政的角色，‘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公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最高一级的太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尤具崇高地位，‘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可见，黄宗羲设立学校的目的，是为了矫正君主专制政治导致的‘权力即真理’的弊端，重现三代贵族士大夫协商政治的理想。”由此观之，黄宗羲希望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固有的“政治需要协商”的传统与理念能够得到传承与实践。

二、朝堂之上的朝议制度

“协商民主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根据《尚书》记载，中国原始社会后期，凡是举国大事，尧、舜都要召集‘四岳’或‘十二有牧’‘四岳群牧’开会，重大决策包括新领袖选拔，都须经这样的会议协商决定，实行的就是协商民主。”秦汉以后，政治需要协商的传统并没有因为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改变，而是一直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在不同的时代还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并形成了带有协商性质的制度设计，如朝议制度。

我国历史上的朝议制度，也可称之为朝会制度，是指在封建专制时期，为解决事关国家或民族的重大问题而协商的决策机制，也是指皇帝临朝听政与朝会的制度。有学者指出：“朝议制度是由原始社会时的氏族会议发展而来的。氏族会议是由各氏族的首领或族长组成的。在氏族会议内部，对于部落中的诸如部落间的战争与和平、推选本部落首领等重大事项，都必须实行成员之间一律平等，采取民主协商讨论的方式来决定。即使是以极权专制著称的秦始皇，不但没有将之废弃而是将之发展。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实行分封制度还是郡县制度、‘焚书坑儒’和统一度量衡等重大问题上，秦始皇都交给大臣们讨论，最后由他来裁决。朝议制度不仅有效地限制了皇帝的专制，而且还有利于皇帝做出较为合理的决策。尽管这种朝议制度对君主专制的制约作用可能不是很大，但是还是有利于我国这种朴素的协商民主意识的发展。”

三、监督王权的言官制度

我国历代朝廷的官制中，均设有一个独特的官职———言官（谏官）。言官“不治而议”，主要职责是批评朝政之得失，可以对政治决策提出批评和建议。如“西汉设谏大夫，负责议论朝政得失，东汉有谏议大夫；唐朝在设置谏议大夫的同时，还设置了专门负责对皇帝进行规谏的补阙、左右拾遗等官职。宋朝又专门在朝廷设置了一个名为谏院的机构，以左右谏议大夫、司谏、正言为谏官，专门负责规谏朝政缺失，谏官可以对大臣和百官的任用、朝廷各部的政策措施提出意见”。言官制度，其设立的本意就是“讽议左右，以匡人君”。“这种制度……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中协商的一面。谏议制度的设置，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专制统治中决策的随意性，提高了皇权决策的合理性。它一方面有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事关人民利益决策的科学性。当然，在本质上谏议制度仍然是一种咨询式协商，属于君主主权的专制政治形态，它无法改变人民在这个国家的地位，其作用发挥的程度也取决于皇帝是否是明君和善于纳谏。”这种咨询式协商在实现民本政治的理想方面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其中包含的政治需要协商、需要争论和辩论的思想，无疑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形成和发展积淀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