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概述

本书将作为媒介暴力研究的一个分支内容，重点研究媒介暴力对女性和包括女性在内的社会弱势阶层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审视现代女性主体意识和性别权力的演变，倡导建立和谐、平衡、公正的媒介性别意识和平等、公正、开放的话语民主秩序。

本书立足于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的批判性立场，审视当前媒介文化中的暴力内容和意识形态偏向对女性和包括女性在内的社会弱势阶层造成的影响，以及由此复制和生产的社会权力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旨在从文化研究的批判性视角出发，对中国的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进行独立的思考，希冀个人的见解与观点能够推动中国的性别传播与女性主义理论建设，对实现性别公正和文化民主有所启示。

笔者在研究中重点考虑在媒介传播中十分突出的两个问题。

第一，非均衡性。媒介的传播造成社会和文化中的不平衡：阶层、性别、民族、城乡、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等。种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及群体利益交织在一起，造成社会的失衡乃至断裂。这是一个社会学的理论话题。以社会学视野来观照传播问题，既可以避免宏观研究的抽象叙事，也可以避免因过分关注个体命运而忽略了整体走向的弊端。

第二，分化。由于社会成员和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上的不平衡，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阶层之间的边界、文化区隔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身份认同，“我们”与“他者”意识的对立，以及社会阶层流动减少造成的阶层结构的定型化等，都是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因素。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教育与文化对于社会权力结构和阶层等级而言具有一种再生产的作用。文化成为政治的一种表达。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传播中的性别偏见、歧视和压制，加剧了社会不同阶层间的分化。作为权力实施统治的形式之一，媒介暴力成为针对女性等弱势群体与阶层的一种隐性暴力。这种现象尤其值得学者关注和研究。

一、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本书主要引入了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理论体系，揭示媒介暴力在女性的社会性别、阶层地位再现与建构中的作用及其社会深层意义。因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压制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理论、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霍尔的解码/编码理论和表征理论、梵·迪克的话语分析理论等，都是有用的理论分析工具，丰富了传播学批判理论。而该理论所揭示的关于媒介意指实践、媒体的权力等级和深刻的性别歧视等问题尤其值得深入研究。

（一）媒介暴力与霸权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是一个很有力的分析工具，有助于揭示媒介和其他文化产品如何支持与强化社会中的男权统治。霸权是一种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群通过社会制度和被统治者的“合意”来维护自己权力的过程。而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群不一定需要采用压制性的手段使其他人群获得“同意”。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群只要适应主流的社会规范和实践或认同其所处的从属关系即可。在文化研究领域，女性主义者分析了妇女如何在“结构层面”（媒介产业和媒介运作等方面）和“意义层面”（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和相关信息消费等）“同意”社会中的“男性优越”。

（二）媒介暴力与符号暴力

在社会学家的视野里，媒介暴力发生影响，其实是一个权力与对象“合谋”的过程。基于此，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了“符号暴力”的概念。具体来说，符号暴力是指“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人身上的暴力”。符号暴力同其他暴力一样，能够对人产生支配性影响。只不过它的实施过程不是权力单方面的暴力强加，而是由暴力对象通过自我异化的方式与权力关系达成“合谋”来进行的。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即为一种符号暴力。符号暴力是通过“误识”的方式来运作的，通过暴力对象与权力关系的合谋，社会权力获得了合法性。而社会性别模式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男权文化的专制。媒介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使得“权力的网络”无所不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更深刻地作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认知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女性的性别形象、社会角色和从属地位也因此被定型了。

（三）批判的女性主义研究

将女性主义批判和大众传播研究结合，是女性主义传播学者多年来努力探索的领域。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凡·祖伦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是第一本成体系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专著。作者的研究视阈从批判理论与女性主义研究，到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与文化研究，研究主题包括刻板印象，色情与新闻意识形态，广告、电影与电视的男性气质，族裔、流行文化与方法论，系统性地展示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异质性和丰富性。她把社会性别解释为话语，从而探究社会性别的话语在媒介文本中如何编码，媒介话语如何阐释社会性别意义以及受众如何参与建构社会性别，揭示了媒介如何成为构建“社会性别的技术”，以及社会性别话语权力的生产和历史语境的影响因素。她的著作对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具有奠基性意义。

媒介与大众传播活动具有建构社会意义的作用。女性主义传播学者通过对媒介再现和建构社会结构与权力的分析，探讨社会性别如何被传播建构，社会性别如何塑造着传播活动。玛莎·休斯顿的《差异的政治性：种族、阶级和妇女传播》一文就警示女性主义传播学者可能产制种族、性别、阶级倾向的文本。学者们可能与传播者一道不自觉地参与了这种压迫、剥削和殖民，从而导致对特定对象的一种“认识论暴力”。

苏·卡利·詹森（Sue Curry Jansen）所著的《批判的传播理论：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一书堪称女性主义传播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她以新女性的立场探究了社会性别意义生成的本质，不但拓展了传统女性主义研究范式，还吸收了罗伯特·康奈尔“霸权的男性气质”概念，以符号学等理论探讨体育与战争修辞在美国文化中的隐喻，揭示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支配等级制度里的父权制意义和价值结构。

对于女性在媒介中遭受歧视、污蔑和偏见等问题，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提出了针对女性的“象征性歼灭”（symbolic annihilation of women）概念。她指出，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妇女注定要遭受象征性歼灭，即被责难、被琐碎化，甚至受到遮蔽。塔奇曼认为，如果女性不以社会确定的主导价值的方式被呈现，而是根据其家务劳动的表现被呈现时，已经意味着女性作为一个整体被“象征性歼灭”了。

凯伦·罗斯（Karen Ross）的专著《性别化的媒介：女人、男人和身份政治》强调了性别如何作为标示出来的社会身份，以及由此在两性之间演绎成为一种“身份政治”。对于我们理解媒介的性别化和基于性别的身份政治在社会控制机制中的作用与影响，她的观点具有启发意义。由此出发，笔者对弥漫于社会日常生活及政治生活中的男权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将其置于布尔迪厄所谓“场域”的环境中，分析由社会性别观念博弈和性别秩序建构与消解所引发的“场域政治”。

（四）暴力、女性与性别政治

在政治制度层面，布尔迪厄认为，国家通过建立公共父权制度来规定私人父系制的规则，其道德秩序是维持男人对女人、成人对孩子的优先权。这种统治者视角，导致女性“有系统地自我贬值，甚至是自我诋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一种“象征暴力”。

关于性别不平等的深层社会结构，詹森探讨了社会性别如何被传播所建构，同时也指出，社会性别塑造着传播活动。

具体到媒介暴力对女性的影响，辛西娅·卡特（Cynthia Carter）和琳达·斯泰纳（Linda Steiner）分析了在暴力行为和媒介呈现中所制造的性别政治。两位研究者指出，女性作为暴力的受害者，反而会受到谴责：因为她们的言行在某些方面不是一个“正常的”女子，以至于遭受暴力，这是她们“咎由自取”的。这种谴责女性受害者、压制女性的意识形态所反映的性别政治，以及男性霸权主导下的权力结构，正是女性易受到媒介暴力侵害的深层原因。

针对女性的暴力研究，为性别议题的深入提供了理论基础。美国的社会学家首先关注到“约会强奸”这种女性侵害形式，他们的讨论使强奸议题得到社会更大程度的重视。家庭暴力、拐卖女性、强迫卖淫、性骚扰等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都在不同国家得到广泛讨论，并进入联合国的议程。在女权主义者看来，针对女性的各种暴力——强奸、家庭暴力、性交易、性骚扰等是男性支配女性的一种主要形式。

通过对这些文献资料的阅读、消化和整合，笔者发现，关于媒介暴力的性别研究，议题往往集中在媒介暴力和媒介与性别研究的两端，而将媒介暴力视作一种“符号暴力”，揭示其对女性权利与话语的压制，并作为一种制度性力量建构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尚有不足。因此，本书的研究领域是媒介批评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交叉领域，其研究观点和研究思路体现了鲜明的跨学科色彩，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二、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在中国，在北京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带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同时，世界妇女大会还组织了“媒介与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1995年以后，传媒与妇女的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与之相关的论文和专著也大大丰富了女性主义研究和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和内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女性在媒介中的刻板印象以及针对女性的歧视

相关论文有卜卫《我国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报告》（1997）、冯媛《女性在新闻中的存在——关于八家主导报纸新闻版新闻的研究报告》（1998）、李慧英《女性形象：作为文化的载体——用性别意识的眼光审视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1998）、艾晓明《广告故事与性别——中外广告中的妇女形象》（2002），相关著作有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2004）等。

上述文章及论著对女性在媒介中的刻板印象进行了梳理，指出女性的刻板印象是媒体在长期的潜移默化的灌输中建构起来的，反映了性别观念作为深层社会心理和“集体无意识”如何成为一种生产性力量在维护男权统治中发挥作用。

（二）性别暴力与媒介再现

进入21世纪，女性主义研究者逐渐意识到针对女性的暴力是性别平等的重要障碍，与此同时，有关性别暴力的媒介再现的研究逐渐展开。

郭艳秋、蔡一平的论文《消除家庭暴力，新闻媒介如何警钟长鸣》（1998），孙玮、刘荣忠的论文《媒介是如何反映暴力现象的？——中美暴力新闻报道比较》（2000），郭艳秋、冯媛主编的《谁是霸王谁是姬》（2000），是较早对报纸上的暴力内容进行的实证研究。

王凤仙《怎样报道家庭暴力》（2002）、冯媛《突出与遮蔽——媒体如何再现印尼五月骚乱中华人妇女被强暴事件》（2007）两文则研究了针对女性的现实暴力如何在媒介中再现以及由此生产的社会意义。

徐玲、杜学元在论文《解析女性媒介形象的符号暴力》中着重分析了针对女性的媒介暴力的主要表现：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女性不能平等使用和参与媒体，没有表达意见和做出决策的充分权力；有辱女性人格的报道在媒体上普遍存在，如将女性塑造为低人一等的人，男性的性玩物、商品、消费对象，色情作品中的暴力对象等。这种分析具有较强的社会实践意义。

此外，家庭暴力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尤其是名人家暴事件后，研究指向反对家庭暴力的制度建设层面，以及女性如何在反抗家庭暴力的过程中得到“赋权”，维护自身作为一个公民在婚姻家庭及社会中所具有的平等合法的权利。卜卫、米晓琳的论文《民间妇女组织与大众媒介的互动——家庭暴力成为公共问题的过程》详细梳理了家庭暴力如何作为“公共事件”进入大众视野，并成为公共议程的过程，论述了反抗家庭暴力作为人权建设、妇女健康问题和发展问题的重要意义，指出媒介应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思路也是当前国内家庭暴力研究的基本框架。学者们的持续讨论，使家庭暴力逐渐从女性问题上升为公共议程，尤其是对“李阳家暴”议题的社会关注，最终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立法通过。这一时期，性别暴力议题受到较多关注。研究人员对于社会性别的媒介建构开始产生较为明晰的认识。

专著方面，学者们对媒介暴力议题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兴趣，本土化研究的路线图初步显现，这些研究对本书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启发价值，在此逐一列出。

卜卫在其所著《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2002）中专列“媒介暴力的影响及其控制”一章对国外媒介暴力效果研究的成果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在另外一本专著《媒介与性别》（2001）中就媒介对女性的性别建构进行了剖析。刘利群的《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2004）、陈阳的《协商女性新闻的碎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媒体里的国家、市场和女性主义》分析了国家权力机构和商业发展对女性的性别压制与消费。龙耘的专著《电视与暴力——中国媒介涵化效果的实证研究》（2005）首次尝试以实证方式对电视的暴力内容进行分析，以量化形式反映电视暴力的指向和强度，以质化分析解释各项指标所蕴含的意义。该书通过对收视时间、受众差异和收视状态进行的涵化分析，以及对北京、上海、兰州三地的受众调查，分析电视暴力内容与现实生活的差异以及电视暴力对受众观念、认知及态度层面的涵化影响，是中国媒介暴力效果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为后继者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复旦大学博士王玲宁的专著《社会学视野下的媒介暴力效果研究》（2009）在汲取龙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媒介/社会的角度，将媒介暴力效果理论置于中国语境下进行验证和分析，着重分析了视觉文化时代的影像暴力表达及对青少年的影响。她的实证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给笔者不少启发和影响，书中所考察的媒介暴力对女性的社会影响，启发了笔者的研究思路。

石义彬、彭飚的译著《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2009）第十章“媒介暴力的影响”对国外的媒介暴力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扫描和推介，同时也指出了其研究的不足。为笔者做媒介暴力的研究综述提供了较为齐全的资料，以及借鉴和对照。

论文方面，笔者以“媒介”“暴力”“性别”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了检索，发表时间从1990年开始截止到2010年，得到相关记录2000余条，经过关键词和内容摘要过滤，剔除无相关性以及关联度不高的论文，得到192篇相关文献。通过阅读分析，笔者发现这些论文的论述主题可归纳如下：①媒介中的性别歧视；②女性受众分析；③女性话语权的争取和获得；④女性的性别角色；⑤女性在媒介中的刻板印象；⑥家庭暴力的媒介报道研究；等等。以“符号暴力”为关键词再度检索，获得相关记录126条。剔除无相关性的论文，获得71篇有较高相关度的文章，包括单篇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等。通过对这些文献资料的阅读、消化和整合，笔者发现符号暴力作为媒介暴力的内涵之一——隐性暴力和象征性暴力，但关于它对女性和包括女性在内的社会弱势阶层的作用和影响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见，因此本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书立足于媒介批评和女性主义研究的交叉领域，其研究观点和研究思路体现了鲜明的跨学科色彩，具有深化既有研究和启发后续思考的作用。

三、研究方法概述

（一）批评性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主要探讨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批评性话语分析认为，语言并非一种客观透明的中立传播媒介，而是一种社会实践，它是社会秩序的永恒介入力量，从各个角度反映现实，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影响社会过程。话语绝对不是中立的，新闻话语尤其如此。笔者选取有代表性的媒介文本——“宋山木强奸事件”的报道，分别搜集报纸、电视、网络等不同的媒介文本，通过这种对典型媒介文本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呈现女性话语的边缘化特征，以及女性在这种权力游戏中的从属性和依附性地位，从而揭示性别政治在中国的运作特点和话语策略。

（二）过程—事件分析

“过程—事件分析”是中国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提出的一种研究思路。他们在研究农民工问题时，尝试将村镇劳务输出的过程“文本化”，将其作为一个动态的、流动的事件过程，用以揭示政府和市场互动建构的社会情境。陆晔曾将此研究策略应用于新闻领域，分析了“权力与新闻生产过程”之间的逻辑，他将新闻生产视作一个权力实践自身的过程。借鉴这种思路，笔者以一系列“艳照门”事件为分析对象，由媒介对女性身体的“窥淫”何以从一种“观看暴力”，以至于成为受害女性挥之不去的噩梦，逐渐演变成一种成名手段、一种游戏策略的过程，揭示媒介暴力对女性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三）内容分析

笔者对特定时间内部分媒体的强奸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以量化分析的方法来揭示媒介话语如何在看似客观公正的报道中表达男性强权和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构建女性的弱者形象，以及对强奸事件受害人的污名化，具有隐晦的教唆和怂恿倾向，由此或许助长了现实中对女性的强奸暴行。

（四）个案分析

笔者对某个家庭暴力事件进行具体分析，考察媒介议程与公共议程的互动，分析现实暴力的媒介再现，以及作为“象征暴力”的媒介作用机制，借以审视性别政治如何在行动、观念和制度层面得以实现和强化。

（五）统计分析

从1995年开始，联合国每5年发布一次全球媒介监测报告，可搜集4次报告的数据进行分析，这是一个很好的实证材料。另外，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司编辑的《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04）》也是一个很好的分析文本。笔者将对这些文本所提供的数据进行二次分析，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出相关结论。

总的来说，随着媒介日益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而社会发展又充满变数，社会不同阶层与群体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十分激烈。媒介暴力成为权力实施和社会控制的方式之一，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确属必要。而女性作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参与的重要力量，其现代意识的塑造、平等权利的实现，对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具有重大作用。本书从性别角度对媒介暴力进行分析，着重分析媒介报道伦理在女性问题上的缺失，由此对女性造成的侮辱与伤害，以及在社会生活领域和政治场域中女性如何受到媒介话语霸权和男权思想的操控与压制，这些问题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公正和民主建设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完美”。媒介组织及其从业者、主政者应该对此问题加以重视、反思并进行改进。这也正是本书的研究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