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性别化的文本——符号暴力与权力编码

女性与男性在生理、心理方面的特点和差异，已经得到众多研究者的分析论证，但关于男女在语言上的特点和差异的研究却很少。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与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人们对性别语言的研究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社会语言学从社会环境的角度来考察语言，为性别和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论。

社会语言学作为语言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其诞生的标志是1964年在美国召开的首届社会语言学大会。在研究方法上，社会语言学借用社会学常用的统计调查方法对人群的用语特点进行调查分析，从而揭示性别、职业、年龄、城乡等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和作用。这种定量的分析表明，性别因素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言语和行为。社会语言学的兴起也是女性主义运动触角的延伸。女权主义者认为，英语中存在许多与女性的身份、地位不相适应的语言成分，有些甚至明显歧视女性，因而要求在语言上实现男女平等。1978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了一本社会语言学论文集《语言、性别和性：差别有意义吗？》，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建立“性别语言学”。英国学者罗宾·莱科夫（Robin Lakoff）在1975年出版的著作《语言与女性的位置》中指出，在语言所反映的世界的图景中，男性居于中心地位，而女性的形象却是残缺不全的。莱科夫归纳了女性语言的8个特点：①具体化的词汇；②弱化的咒骂语；③使用只表达情感而不含信息的形容词；④反义疑问句的使用；⑤语调的差异（女性倾向于在陈述句内使用升调，表现了女性的优柔寡断和不确定）；⑥过度礼貌形式的应用；⑦过分正确的语法；⑧没有幽默感。莱科夫认为这8个特点构成了女性顺从、消极和不确定的语言风格。这一观点也影响到后来者的研究，他们认为这些语言加深了社会对女性的偏见。

20世纪70年代，莱科夫、特拉吉尔、齐默曼、韦斯特、索恩等人以及80年代的博林格等人将性别语言研究做了进一步的推进，他们不仅关注语言中的性别差异和性别歧视，并且探究产生这种差异和歧视的社会根源。1999年，在纽约举办的第44届国际语言学会议将“语言与性别”确定为大会主题，说明语言与性别研究成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在这里，需要提及的重要著作是简·桑德兰（Jane Sunderland）的《语言与性别》（Language and Gender,2006），她在书中所论述的性别与语言变异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受此影响，其他国家对语言与性别的问题也逐渐重视起来，研究语料从英语扩展到汉语、日语、俄语等。国内关于汉语中的性别差异和性别歧视的研究由此肇始。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研究初期，以译介、剖析外语（英语和日语）研究为主，主要以语言学界的研究人士为主，相关文章见于《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等语言学研究杂志上。80年代开始出现相关教材和专著，如叶蜚声、徐通锵的《语言学纲要》（1983），陈原的《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1982）和《社会语言学》（1983），刘宁生的《语言学概论》（1987）等，开始提出语言的性别研究问题。早期的研究主要立足于汉语中的性别差异与性别歧视问题，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主要学步于美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路径。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十年间，关于汉语中的性别变异和性别差异问题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极大重视，汉语研究中的文化背景和中国特色逐渐显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文化事件是湖南“女书”的发现与整理。“女书”流行于中国湖南江永县一带的瑶寨，是一种十分隐秘的文字，历史相当古老。当地人称“长脚文字”，在妇女中间以母女相传的形式一代代承继下来，成为研究语言变异的十分珍贵的语言“活化石”，但如今也逐渐濒临失传。年轻一代的妇女很多都不知道、不认识这种特殊的女性文字了。现已发现的“女书”遗存，有的写在纸上，有的写在扇子上（电影《雪花秘扇》即取材于此），还有绣在手帕上、衣带上的，等等。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女书”拥有不同于汉语及当地口头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是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字符号体系。“女书”是何时形成的？为什么只在江永一带得到流传？“女书”又是如何独立于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字书写而得以传承？这些都是待解的谜团。现有的关于“女书”的研究主要有赵丽明的《中国女书集成：一种奇特的女性文字资料总汇》（1991）、《女书与女书文化》（1995）、《中国女书合集》（2005），史金波、白滨、赵丽明主编的论文集《奇特的女书》（1995），等等。这些研究著作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关于性别与语言的深入研究，是在1997年以后。孙汝建出版了专著《性别与语言》（1997），从社会心理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汉语中的性别变异，形成了汉语性别语言研究的系统知识体系；苏杰的论文《汉字中的性别歧视》（1999）根据汉字字形分析语言中体现的性别差异和性别歧视；王志强的《汉语称谓中的性别歧视现象》（2000）一文介绍了汉语称谓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这些研究从语言形式和日常生活现象中寻找语言与性别之间的关联，关注两性之间的语言差异，尤其是性别差异问题。在梳理了以上的研究成果后，学者孙汝建总结了国内性别语言研究的特点：“从研究内容来看，单纯关注两性语言差异……特别是关注性别歧视问题，却过分强化了这种差异，忽视了两性在语言和言语两个层面上的共性，从而把性别在语言使用方面的体现简单化和片面化。从研究方法来说，国内的语言性别研究还局限在借鉴西方的性别差异研究理论上，研究的层面还停留在介绍西方理论、研究外语为主，兼顾汉语和外语性别差异的对比，对汉语词语自身性别差异的规律尚缺乏全面而深入的描写和研究。”

尽管如此，在研究媒介的性别化文本时，分析媒介文本如何演变为对女性的一种“符号暴力”，如何成为展示男性话语霸权的工具时，汉语性别语言研究的某些研究成果仍然为笔者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