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切艺术都有属于自己领域特有的基本功训练。就书法而言，其基本技巧就是笔法。
书法艺术和笔法技巧是属于两个层面的东西。笔法技巧与天分无关，这一点与文学艺术不同。文学家的孩子大多成不了文学家，因为其中天分因素非常重要，因而如何吟诗作赋、谋篇属文等技巧性、规则性内容，历来都没有人刻意去保密。而在书法的历史上，书法家往往都出自书法世家，书法的基本笔法技巧事实上就像工匠的手艺一样在他们的家族中秘密传承。因而相应地，书法领域一直存在一个轻易不会向外人袒露的核心秘密—笔法。清代包世臣曾经在《艺舟双楫》中说过：
古人于笔法，无不自秘者，然亦以秘之甚，故求者心挚而思锐，一得其法则必有成。[1]
因此自古以来，在所有公开流传的书学论著中，关于笔法的论述，都在关键问题上讳莫如深，点到辄止；或者旁敲侧击，云山雾罩，让你见首不见尾。那些已经初步了解笔法技巧的读者，或许能从其片言只语中领悟到所潜藏的深意，但对更多的读者而言，这些书论就像是天书。加上若干故弄玄虚、欺世盗名的伪学术混迹其中，普通读者难免被诱导而误入歧途。因此，从这类理论论述中分析并提炼出有价值的结论，寻找到某种科学有效的方法是读者必不可少的技能。
古来世人有一陋习，师傅传授弟子，从来只说三分话，目的是预防“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的情况出现。名师往往徒子徒孙众多，但能得师傅衣钵真传的，一般仅有极个别亲近的弟子。那些特别为世人所重视的技能，一般只会在家族中传授，而且，家族中女性后代通常都会被排除在传授对象之外。
在中国古代，书法是科举入仕的敲门砖，因而书法技能是俗世中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历史上曾有这样的传说：汉末钟繇为从韦诞那里求得蔡邕笔法，“槌胸呕血”，百般哀求，韦诞都不为所动。最终，钟繇竟然“令人发其墓，遂得蔡氏法”。在古代中国，再没有什么事情会比掘人家的祖坟更让人痛恨的了。一个朝廷高官，为了获得笔法技巧，竟然可以做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来。这个传说当然是杜撰的，但千百年来为人们津津乐道，因为这件事情是否真实存在，本身并不重要，它非常真实地反映了人们对笔法技巧的重视和保密程度。
书法在古代是进入仕途必备的基本技能。善书者基本上都能当上大小官吏，唐代科举甚至专设“明字”一科，与“明经”“明法”“明算”等科相并列，那时的人们仅凭书法好就可以入朝为官。当人们向这些善书者讨教书法技巧时，他们虽然不会诲人不倦、真心指教，但也不太可能信口雌黄、黑白颠倒。这点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当时的读书人没有一个不是在书法上下过苦功的，胡说八道忽悠人，肯定会招人鄙视。一般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可能会在不得不回答的场合，用夸诞甚或戏谑的口吻、模棱两可地抛出一两句禅意十足的话语，然后全看求教者的领悟能力了。
例如，不少名家都提起过一条重要的笔法原则：运笔时不可“平铺直过”。这里用的是排除法，他们只是告诉你这样的运笔是不对的，却没有告诉你如何才是正确的运笔。今天仍有不少人在运笔时手腕故作颤抖，刻意作蹒跚状，进而积非成是，积重难返。
再比如，宋代米芾曾用夸张的口吻说过大致这样的话：唐人只得一面，我老米却是四面（一说是八面）出锋。对于这类玩笑话，其实只需要领悟他要表达的意思就可以了。米芾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本来是清楚的，但在老米身后数百年来，不少人对什么是“八面锋”做了过度的解读，最终当然都不得要领。
《庄子·天道篇》有一则轮扁斫轮的寓言。文章想说明的是，思想和技能，是很难通过语言文字传授的。轮扁的斫轮技巧是某种“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的东西，“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故而其技能的习得，必定是师父口授指麾、弟子通过练习不断领悟的过程。
读过武侠小说的人大概都能明白，武术高手会把整套武术动作分解开，为每一个特定的动作规定一个名称，比如“野马分鬃”“亢龙有悔”“见龙在田”等。师父一提起某个动作名称，徒弟能不假思索地做出相应动作—这便是这套方法所期望达到的效果。如果这套武术动作的名称为外人获得，他们想要通过这些名称的词义来循名责实，还原出这套动作，必定是白费功夫的。
同理，古来讨论笔法的书论和典籍繁多，光使用的名词就有数十种之多[2]，不少字词异常生僻，甚至今天的普通字典都没有收录。但在师徒相授时这并不是问题，因为这特定名称与规定动作的一一对应关系，在他们师徒之间是明白易晓、默契于心的。但就外人来说，想要通过这些术语的字义来探求笔法的秘密，基本上是缘木求鱼。
一般认为，中唐以前，书法的师徒授受关系有着一条清晰明白的脉络（注意他们中大多是父子和娘舅的嫡亲关系）。但经过唐末和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那条起于东汉蔡邕、杜操和崔瑗，经过魏晋二王以至中唐颜柳的笔法传承发生中断，以至于北宋的朱长文在整理唐代张怀瓘《玉堂禁经》时表达过这样的感叹：
张怀瓘书，于唐无闻焉。至其论议，识法详密如此，盖唐之盛时，书学大盛，师师相承，皆有考据而不出于凿也。呜呼！使予得见彼时诸公，则岂不可企及耶？今虽阅其遗文，犹病缪戾而使人难晓也。
朱长文的意思是，如果自己有幸见到唐代大师并得到他们指教的话，自己是没有理由读不懂张怀瓘的《玉堂禁经》的。但由于师承中绝，张怀瓘的《玉堂禁经》对他而言，已经变得难以理解了。因此，宋代在书法史上是个重要的转捩点，晋唐笔法从此失传，书法从此在整体上开始进入持续的衰退期。好在宋时还有大量前朝遗墨可得而欣赏揣摩，一些天分特别高迈的文士于是脱颖而出，引领新一代的书风。
在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中，苏和黄的笔法明显不同于晋唐，并且缺点明显，颇受诟病。但苏黄天资敏慧，其书意气纵横，超迈时代，以至于清代梁巘把有宋一代书风称为“尚意”的一代。[3]苏黄书法的可贵之处在于其中饱溢的天真烂漫的文人意气，但由于他们在笔法上缺点明显，所以后代很少有人是主要通过学习苏黄笔法而成为书法高手的。米芾和蔡襄的笔法则最接近晋唐，因而后世众多学米蔡者中代有高手。
现代书法家沈尹默，笔法又是一变。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有人评价沈书，认为他是米芾之后的第一人。就笔法的变化而言，这个评价深中肯綮，因为沈尹默特有的提按用笔是前无古人的。
既然如此，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元代赵孟頫所说的“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这个命题呢？从书法的笔法技巧中，知道和了解哪些是千古不变的内核，哪些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因人而异、有所变化的东西，这正是笔者想要在本书中加以探讨的问题。
人类社会走进了当今的信息时代，书法早已从一般读书人赖以安身立业的必备内容中彻底剥离，书法的大部分功利因素也早已不再，已经成为一门纯艺术而为少数人所继续喜爱。因此之故，书法的核心技巧—笔法，已经可以成为同道中人彼此放下心防、诚意探求的东西了。本书就是笔者数十年来探求的心得总结，“缄秘之旨，余无取焉”。
一个必然存在的问题是：既然历史上笔法数度失传，而且掌握了笔法技巧的人也绝不会轻易传授外人，那么，何以见得笔者这里谈论和介绍的笔法就是正确的，哪怕是基本正确的呢？
元代郑杓在《衍极并注》中提到：
法者，天下之公也，奚其秘！……天将启之，人能密之乎？
说到底，笔法是人们在书法实践中提炼总结，并在人与人之间传授习得的技能。笔法最终来源于人们的书法实践。这就是笔法属于“天下之公”所要表达的意思。如果我们采用的思考和分析方法科学得当，并恰当地参研古人法书遗迹，综合融汇千百年来古代书论中尽管晦涩曲折但终究可以窥探得到的一鳞半爪，从而就能够相对完整地回溯笔法技巧的基本要点。这里的关键是，所采用的思考和分析方法要运用得当，唯有这样才能为其结论的可信度提供支撑。
笔者在本书中采用的分析方法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从毛笔本身的特性出发，结合毛笔从古代基本完善以来所伴随的书体的发展变化，来理解笔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其次，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是可以寄托、倾注和传递书写者的情绪和情感的。在这个意义上，书法可以展现不同书写者多样性的风格和艺术追求，并且在这不同类型的艺术追求之间，并不一定存在高低优劣的区分，这属于书法的艺术层面。
在技巧层面上，书法技巧—笔法是从属于特定艺术追求的。笔法不可能脱离具体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而独立不变。人们欣赏晋唐气韵，意味着晋唐书法艺术是自己的追求目标，在此前提下，人们才探求取得这类书法成就的技艺手段—二王笔法。你如果同“现代书法”的写手们谈论二王笔法，岂非对牛弹琴？其中的逻辑链条很清晰，却未必为人们所关注。
在古代，书法艺术的主流是晋唐书法，因此以往所有谈论笔法的理论论述，谈论的都是二王笔法。这也是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这句话暗含的前提。赵孟頫这段话的潜台词应该是：晋唐书法也千古不易。
但自从宋代苏东坡和黄庭坚之后，书法开启了“尚意”的书风，因而其笔法不可能不发生变易。在这股书风的引领下，自元明清迄今，各代一直存在各种有别于晋唐书风的探索，其间因此而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笔法，这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进一步也容易理解：用“正确”或“不正确”这类词语来评价某种笔法技巧，这未必是很合适的用语。
本书探讨的是古代以“永字八法”为核心的二王笔法。只有在明确这一目标的前提下，关于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否有效的讨论和研究才可能是有意义的。
第三，尽管古代书论对于笔法这一核心技巧讳莫如深，但由于笔法问题是书法理论的基础，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所以在一些比较完整的书论著作中，人们或是隐晦曲折，或是设象取譬，又或是点到为止，谈而不透，禅机深藏，莫测高深，但他们最终都会多少透露出笔法的某些特定侧面和轮廓。当谜底翻出时，其与谜面是否契合，基本就能一目了然。
类似地，笔者以自己对笔法问题的理解为基本线索，然后与古代书论的相关阐述两相参照，这样既可以为这些古代书论提供一种全新的解读，又可以对我们的笔法讨论是否可信提供佐证和支持。
“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是所望于书学同好者也。
[1] 于玉安：《中国历代书法论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本书所有涉及古代书论的引言均出自《中国历代书法论著汇编》，将不再一一列明。所有引文的侧重号均为笔者所加。
[2] 黄简在《梅浦草堂笔记》中提到：“我计算过历史上所有提到的用笔法，一共有六十四个术语，其中很多是重复的。经过比对，只有二十多种。”根据笔者的经验，使用这类生僻字词术语越多的书论文章，可读性越低。
[3] 梁巘《评书帖》：“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