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

事物的外表和外在风格可以承载深远的意义。在宗教改革期间，由身着华美服饰、吟诵拉丁祭文的男性神职人员在富丽堂皇的教堂中主持的礼拜仪式遭到了另一种礼拜仪式的抨击。马丁·路德身处的德意志是一个黑与白的世界。在紧要关头，路德会有意识地将严肃的黑色布道文印制在雪白的纸张上。早期的印刷工匠会用煤灰和蛋液调制墨水，那些刺状的黑色字母就是用这种墨水印制的。经由这种途径，路德的声音化作成千上万份布道文传递到北欧民众的手中。对目不识丁的人来说，粗糙的黑白两色印刷品传达的正是改革者的消息——与之前五颜六色的祭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的服饰都是质朴的白色、深色和黑色。他们的语言都是德意志地区的方言俚语。从早期的肖像画观察，他们面庞上都是严肃、冷峻的神情。

北德意志正在反抗南德意志。在南方，光耀夺目的教皇仪制，以及多姿多彩的教堂和镀金的圣母像代表了一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会传统。马丁·路德身材魁梧、个性固执，喜欢自吹自擂。他站在对抗教皇和皇帝的第一线，成为德意志英雄一点也不令人惊奇。正如他自己形容的那样，他站在了“贝希摩斯怪兽口中的巨齿之间”。在路德之前，德意志的历史就是一部统治者、骑士、皇帝、主教和神话传说的历史。从很多方面观察，他都算是第一位现代德意志人。在那幅著名的肖像画中，路德双臂弯曲，面无惧色，凝视着我们。他为人质朴，但并不是农民。他的父亲在萨克森的煤矿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后来成了中产阶级，迎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还拥有一座迷人的石砌房子。他把路德送入一间好学校接受教育，尽管那里的制度很严酷。和许多社会地位日益上升的父母一样，路德的父亲也希望儿子能成为一名律师。从很早的时候开始，马丁·路德就展现了善于质疑的个性，他对知识的渴求永远无法得到满足。

我们必须设想这样一个世界：地狱真实存在，并且近在咫尺；魔鬼和巫师在森林和小路上作祟；唯有依靠耶稣的帮助才能逃离。在马丁·路德的时代，德意志并不是一个舒适、安全的地方。除了饱受瘟疫之苦，在坏年景忍饥挨饿之外，德意志的政治也软弱不堪。在东方，条顿骑士团已经屈服于波兰人。在北方，丹麦人占领了荷尔斯泰因。在西方，瑞士联邦赢得了独立地位。更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军队正在威胁整个欧洲，这种威胁终马丁·路德一生都没能化解。因此，宗教改革的早期阶段与奥斯曼帝国的严峻威胁如影随形：1521年，奥斯曼人攻陷了贝尔格莱德；1522年，占领了罗德岛；1526年，击溃了匈牙利人。三年后，奥斯曼人又将维也纳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还深入波兰的腹地，跨越地中海进攻马耳他岛，与威尼斯人的战争一直呈胶着状态。尽管南方的天主教政权在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中最终击败了奥斯曼海军，马耳他和维也纳也化解了围攻之势，但很多基督教徒都相信他们正经历基督教王国的末世，注定是文明的最后一代人。

德意志是“宗教和伪古典神话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一片领土和语言区，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存在。在公国、诸侯领地、主教辖区和自由城市之间，还有大约300个半自治的封邑，他们都有自己的法律、货币和家族封地。战争和瘟疫使德意志的人口锐减。一种可怕的新疾病梅毒更是在全欧洲肆虐，“幽灵村”随处可见。德意志的南部和西部爆发了一系列残酷的农民战争，尽管没有达到路德成年后那种造成至少10万人丧生的战争规模。

因此，路德的世界既动荡不安，又充满变数。每一棵树的背后都掩藏着死亡。马丁·路德告诉我们，1505年的某个夏日，当他还是21岁的学生时，他在乡间的小路上突然遭遇了一场雷暴。在一个闪电劈将下来的时候，他向上帝祈祷，如果能幸免于难，他就会进修道院。之后，路德很快放弃了学业，进入了一家院规严格（但并不极端）的修道院。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马丁·路德都是一个模范的修士。他以超人的毅力勤奋学习，恪尽职守，遍览各种常见的天主教文献，几乎达到精神崩溃的地步。由于表现优异，修道院派遣马丁·路德出使罗马，尽管使命并未达成。随后，他被委派到新建的维滕贝格大学任教。

当时，德意志各地都在创办大学。这些大学可以使采邑和有野心的城镇出名，也可以吸引新式人才。当时的德意志约有20所大学，维滕贝格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这所大学以富有远见和实验精神闻名于世。维滕贝格是一座小镇，规模比带围墙的村庄大不了多少，其统治者是萨克森选帝侯“智者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为人精明、开通，是德意志的七个“选帝侯”之一（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并非世袭，而是由“选帝侯”选举产生的），在北德意志很有政治影响力。后来，在他掀起宗教反叛期间，路德就曾受到弗里德里希的保护。

在维滕贝格，路德关于原罪和救赎的观点挑战了许多传统教义。学者们至今仍在不停讨论其神学观念究竟有多激进——它绝对不是独一无二的。问题的关键是：中世纪早期的学术观点认为，仁慈的上帝会依照律法，将有罪的人送入地狱。但是，这些律法实在太严格，太令人生畏，人们很难严格遵守。马丁·路德的观点是，人类罪孽深重，腐败堕落至极。因此，人们只依靠反复的祈祷和行善是不可能进天堂的。

那么，人怎样才能得救？在宗教氛围十分浓郁的世界里，这是一个急迫的问题。

路德给出这样的答案：对于拥有真正信仰的人，上帝会赦免他们的罪。这些人将会得救，成为上帝的选民。人类的原罪实在太过深重，单凭自身的行动已无法洗刷罪恶。神爱是一种奇迹，唯有神爱才能战胜人类的原罪。耶稣基督的牺牲是为人类赎罪，这意味着奇迹已通过这种方式显现。要想获得救赎，人类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的牺牲获得真正的信仰。路德的观点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即暗示犯罪并不要紧。因为，用通常的方法根本不能战胜罪恶，只有信仰才能在救赎中发挥作用。针对上述质疑，路德的回答是：那些获得救赎的人会心存感恩，不会有再犯罪的念头。正如许多新教徒的后代认为的那样，这似乎太容易了。在《一个清白罪人的忏悔》一书中，苏格兰作家詹姆斯·霍格讽刺了赎罪的轻而易举。他认为，有了这个法子，那些伪君子就可以制作一个罪恶的蛋糕，然后张口吃掉。

路德的思想体现了一位基督教知识分子对理性、精致的古希腊思想的排斥。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思想正是传统基督教神学的基础。在其得出有关原罪的结论后，路德的主要冲动是情感性和个人性的，是对释放和可以交流的喜乐的迫切渴望，与教会的等级制度和宗教仪式无关。他形容自己有“重生”的感觉，这种体验是现代福音派新教主义的核心。

这会导致像路德这样的人——身强体壮的梦想家——不断挑战教会权威。但是，是售卖赎罪券的行为最终把路德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什么是赎罪券？它是用耶稣基督和诸位圣徒累积的善行来赎其他人的罪，而获得赎罪券的人就可以减少在炼狱中受苦的日子。我们可以把炼狱看作今天机场昏暗的候机大厅，只是缺少了免税店。不过，人们通常把炼狱描写成充满火焰的地方。在进入天堂之前，人们要在炼狱接受惩罚，淬炼心灵，清除罪恶。赎罪券不仅使人免于炼狱的折磨，而且还能助人升入天堂。

如何获得赎罪券？祈祷和行善可以使你获得一张赎罪券，参观和触摸圣徒的遗物也能使你获得一张赎罪券——拥有圣徒遗物的教堂或城镇可以从中获利（维滕贝格拥有世界顶级的收藏品，如木头的碎屑、骨骸、荆棘和毛发）。除了祈祷、行善和圣物，人们还有一种更可靠的途径：花钱购买。长久以来，神职人员一直建议获得赎罪券的人能“慷慨解囊”，对教会表示感谢。最后，这就变成了赤裸裸的交易。作为耶稣基督在尘世的代理人，教皇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售赎罪券。赎罪券因此变成了他的货币，纸面上还标记出不同的面额。赎罪券不仅能帮助购买者缩短在炼狱受苦的日子，还能帮助他们去世的亲属尽早步入天堂。炼狱中的灵魂也许正在大声呼喊，要他们的子孙赶快掏钱。从意大利到荷兰，从法国到瑞士，有改革意识的教士都在抗议赎罪券的商业化，路德更是掀起了一场大风暴。

教皇职位为历史提供了许多反派角色，而且数量之多令人印象深刻，路德的对手利奥十世就是其中之一。利奥十世来自美第奇家族，其父是佛罗伦萨的著名统治者“伟大的洛伦佐”。他的成长伴随着战争、艺术表现欲和政治倾轧。他13岁时成为枢机主教，但他对宗教兴趣不大。当意大利政治将时年27岁的美第奇推上教皇宝座的时候，利奥十世曾表示，既然上帝将教皇职位交给他，“那就应该好好享受”。利奥十世很胖，爱出汗，为人热情，他使教廷的生活变成永无休止的嘉年华，戏剧、斗牛表演、舞蹈、宴会和运动会层出不穷。他花钱如流水，拿出大量黄金资助各种事业，满足个人的消费欲望。

利奥十世的最大花销是修建圣彼得大教堂。4世纪30年代，圣君士坦丁在有可能是圣彼得埋骨处修建了一座教堂，就是圣彼得大教堂的前身。15世纪末16世纪初，由于这座教堂年久失修，当时的教皇决定在原址上修建一座宏伟的新教堂，希望这座新教堂的规模和华丽使世界产生敬畏。但到了1517年，工程遇到了经济困难，教堂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建筑工地。巨大的花销日益削弱教皇的权威。利奥十世募集资金的方法是出售更多、更贵的赎罪券。在德意志地区，有一个野心极大的主教，除了充当利奥十世的代理人之外，还出于个人目的疯狂敛财。德意志人民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盘剥。

在路德生活的萨克森地区，以出售赎罪券闻名的约翰·特策尔是主要的盘剥者。从开始登台布道起，特策尔就是一个自吹自擂的福音传播者。他会跟随身着长袍、表情严肃的神职人员及其追随者步入城镇，手里举着教皇的标志和利奥十世的诏书（教皇的公告，挂有一块圆形印章，以表明是真迹）。人们会打开橡木或铁制成的收纳金钱的箱子，支起一座棚子。这时，特策尔就开始工作了。他发出的信息直截了当。如果你不想在炼狱中受苦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那么掏钱吧；如果你想让亲爱的母亲或父亲摆脱痛苦，那么掏钱吧；根据自己的财力和能力，能掏多少就掏多少。如果你觉得这几句听上去很像特策尔风格的讽刺诗，那么我告诉你，他那两句带有韵律的名言才能真正体现出“特策尔风格”：

随着银币落入盒子的铿锵一声

炼狱的灵魂就升天堂了

在路德看来，兜售赎罪券与其说是为了在意大利修建一座奢华的新教堂，还不如说是在掠夺诚实的德意志人。出售赎罪券就等于宣布，那些购买赎罪券的无辜之人应该受到地狱之火的煎熬。这是一项可怕的罪恶，因为这意味着，购买者将不会忏悔，或面对他们的罪行也不会去求耶稣基督的宽恕。关于信仰和惩罚最深奥的内容变成了现金交易。最终，兜售赎罪券的行为耗尽了路德的耐心。全世界都知道，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大步走向维滕贝格的城堡教堂，在教堂的橡木门上钉上了《九十五条论纲》，这份《论纲》阐述了他的观点——这是一种挑战教皇的行为。路德或许就是在挑战教皇。当时的木门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金属复制品。

路德不是一个谦逊的人，但他本人从未提过在大门钉上《论纲》这件事。这个故事可能是晚出的。在路德的时代，教堂的大门通常被当作信息板，人们在上面发布各种信息。因此，这位以学术见长的著名修士有可能将他的宗教观点钉在了门上，尽管他没有非这样做不可的理由。路德并不想发动一场革命，甚至也不想直接挑战教皇制度。这份措辞强烈的《论纲》用教会拉丁语写成，上面罗列了存在争议的观点。在此之前，维滕贝格大学的学生都听过路德阐述这些观点。路德仍然是天主教徒，他说的很多话也符合天主教的正统教义。

那么，路德的论点为何传播得如此之快？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将目光转向德意志西北部的一座小镇，即莱茵河畔的美因茨。在路德出生的15年之前，发明欧洲第一台印刷机的约翰内斯·古腾堡就葬在了这座城镇。早在公元3世纪，中国人就开始使用木版印刷，甚至是雕版印刷。在古腾堡发明印刷机之前很久，欧洲也已出现了木刻印版。古腾堡做的工作是将单个的金属活字排列在一起，组合成词，然后涂上墨水，把文字印到纸上或用动物皮制成的纸上。

我们对古腾堡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擅长金属加工和宝石切割。他是一位有抱负的实业家，希望借钱创办自己的事业。德意志城市地区有煤矿和铁矿石储备，也有制造铠甲、武器和钟表的长期传统，但那里并没有出现工业革命。尽管如此，德意志城市地区的工业不断发展壮大，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不断上升。野心不断膨胀。他们会将自己的手艺代代相传。

古腾堡从意大利购买纸张，尝试用合金制成的活字和复合油墨进行印刷。他一共有6台印刷机，雇用了至少18位帮工。他打算印刷《圣经》，希望这些印刷《圣经》看上去和手抄本相近。这就如同早期的电视剧会模仿剧院里的戏剧，早期的博客会模仿网络上的报纸。古腾堡计划首先印刷180本《圣经》，每本共1282页。他这样做要冒很大风险。1454年，他不得不到欧洲各处筹钱。古腾堡用了6个月时间铸造金属活字，又用了2年时间排版和印刷。之后，他又为《圣经》手工着色和绘制插图，以便使它们看上去更“真实”，接近同时代手抄本的效果。我们可以将其比作当时黑白混杂的布料或纺织品，所以我们有了“正文”（有编织的意思）这个词。整个印刷过程大约持续了3年，这和抄写员用手抄录一本《圣经》的时间大致相当。不同的是，在3年的时间里，抄写员只能抄录一本，而古腾堡可以印刷180本。

印刷术仿佛一夜之间流行起来。古腾堡的《圣经》在德意志、低地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大受欢迎。他的印刷机又接了其他的印刷工作，如学童使用的语法书、攻击土耳其人的小册子和各种日历。最重要的是，赎罪券也成了类似支票的印刷品，只有时间、日期和签名需要用手填写。

很快，德意志地区就出现了大量印刷品。在数以万计的小册子中，有一些内容是关于医学和科学的，而另一些则粗俗不堪。在就婚姻问题发表讲话时，路德曾经抱怨说，在书商沿街叫卖的小册子中，“除了妇女的堕落之外，就没有其他内容了”。

因此，路德的《论纲》——无论是否钉在了门上——也被很快印刷出来，广为流传。他将《论纲》中的观点融入了一篇布道文。在两年的时间里，这篇布道文重印了25次。与此同时，路德将他的笔名从“埃莱乌泰里乌斯”（这是一个希腊名字，意思是“解放者”）变成了“卢特尔”（在德意志地区，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之后又变成了“路德”。教士和世俗人士已经就赎罪券问题、正确的原罪观和教皇权威展开讨论，路德的论点引起他们强烈的兴趣。据估算，在高峰时期，路德平均每两个星期就能写出一本小册子。他的追随者们——如曾经当过鞋匠的作家“汉斯·萨克斯”——和天主教敌人们则贡献了更多小册子。过去，维滕贝格的统治者有收集圣徒遗骸的兴趣，这些收藏为小镇带来不少收入。现在，大量的印刷工作使维滕贝格成为一座繁荣的市镇。为什么那里会有这么多印刷工作？原因很简单，因为路德住在那里。

路德的观点很快传到了罗马，双方开始了交锋。首先，路德与海德堡的奥古斯丁修会修士展开了较量——这场较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次，在奥格斯堡，他接受了一位枢机主教的挑战，这个人是利奥十世手下最出色的枢机主教之一。随后，他又在莱比锡与一位聪明的神学家展开辩论。在那里，有人诱骗这位神学家支持捷克改革家扬·胡斯，后者因异端的罪名被烧死。在一份教皇诏书中，路德被指责为异端，这意味着他立刻会被烧死在维滕贝格。现在，他的斗志占了上风。路德连续发表了三本攻击性的著作：《关于教会特权制的改革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信》是写给贵族的，《论教会的巴比伦之囚》是写给神职人员的，《论基督徒的自由》是写给所有人的。在这三本书中，路德驳倒了罗马教廷的许多基本观点。这些观点涉及神父的特殊职责、神职人员的组织，以及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

路德坚决而大胆地面对困难。在两年的时间里，上述三本书总共出了36版，而且被翻译成荷兰语、英语、西班牙语、捷克语和拉丁语。如果没有印刷机，这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全欧洲都吵得不可开交。在遥远的英格兰，亨利八世要求他的主教想出批驳路德的理由。1521年4月，刚登基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年轻的查理五世——在沃尔姆斯召见路德。当时，“帝国议会”正在那里开会。当着自己的书，路德被要求放弃自己的观点，但他拒绝了。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尽管这句话已经成为路德的名言，但没有证据表明，他真的说过这句话。直到路德死后，一位编者才将这句话写入他的言论集。但这句话实在是说得太好、太掷地有声了，因此很难被删除。这种对抗具有潜在的危险性。路德或许已经做好了被绑在火刑柱上受刑的准备了，但最后他还是平安地离开了沃尔姆斯。

离开沃尔姆斯后，出于保护路德的考虑，弗里德里希迅速而神秘地将他带走，安置在德意志的瓦特堡。这个地方非常隐秘。在瓦特堡，为掩盖身份，路德留起了胡子，并使用了假名。在那里，路德又做出惊人之举，他开始将《圣经》翻译成犀利、辛辣的通俗德语。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完成了《新约》的翻译。之后，又用了几年的时间完成了整部《圣经》的翻译。他曾吹嘘说，他的语言风格不是来自拉丁语，而是来自街上：“如果有拿不准的地方，就问问家中的主妇、大街小巷里的孩子，以及市场中的普通人，看他们会说些什么。”他创造了许多新词，其中一部分新词仍然保留在现代德语中，例如“Herzenslust”表示“心里想的事”，“Morgenland”表示“东方”。路德说，他想“让摩西看上去非常像日耳曼人，以至于没人会把他当成犹太人”。人们称他的翻译为“德语演进过程中的核心文献”。

在著名的莱比锡书展上，人们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买到路德翻译的《圣经》，它的价格大致相当于一头小牛的价格，或者一名教师两个星期的工资。据估算，到路德去世时，市面上大约有50万本德语《圣经》流通。翻译成其他欧洲语言和方言的《圣经》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国王詹姆斯钦定版的《圣经》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某些方面，路德对德语的影响要大于莎士比亚对英语的影响。历史学家韦奇伍德对此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她表示，对路德来说，德语的表达实在太顺畅了，“眼前闪现出许多日常生活中的景象，粗俗、朴实、形象……在我读过的《圣经》译本中，路德的译本是最令人惊讶，最高度个人化的”。

可见，路德对民族的影响和他对宗教的影响一样大。慢慢地，德意志北部地区的贵族和自由城镇一个接一个地站到路德一边。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瑞士、荷兰和丹麦。在这些地区，其他宗教改革家也在忙碌着。路德的宗教改革和新教会的开创与社会挑战——甚至革命——密不可分，这一点很快就表现出来了。亲路德的民众开始破坏宗教艺术品。矿工和农民反抗征税的教士，与路德相似的观点成为他们这样做的依据。造反的教士带头嘲笑他们的老上司和旧秩序。路德——他受到一位贵族的保护，他本身也来自殷实的家庭——开始感到不安，因此强调世俗权力的重要性。

从1524年到1525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席卷了欧洲，从条顿骑士团的领地到匈牙利，从瑞士到德意志中部地区，都受到了冲击。这场可怕的起义为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建立了秩序。托马斯·闵采尔是这场极端运动的领袖，这位具有非凡魅力的教士曾是路德的早期追随者之一。他曾预言，根据一条即将成为现实的启示，尘世间的所有政权都将垮台。他和他的支持者曾在米卢斯建立了一个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上帝选民同盟”，但它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与其他起义一样，闵采尔起义最终被诸侯军队镇压了。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手下有一支久经沙场的军队，这支军队刚刚在意大利挫败了法国人。回国后，他们不但粉碎了农民军，而且实施了可怕的报复。在这一过程中，路德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1525年4月，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最初的名字是《对和平的忠告》（很显然，在德意志的报刊文章中，这是个最糟糕的标题）。路德在书中写道：“让每一个能够杀戮——无论是秘密地还是公开地——的人记住，没有什么比一场叛乱更恶毒、更有害、更邪恶。”

如今，最早的“叛乱者”坚定地站在了德意志诸侯一边，这些诸侯转而拥护了路德教。萨克森、黑森、石勒苏益格、布伦瑞克和勃兰登堡纷纷改变信仰。德意志北部地区的大部分城镇和城市也开始拥护新教。尽管查理五世努力安抚，并想出各种方法使帝国重新团结在一起，但支持路德事业的统治者和有权势的军人实在太多了，上述努力都未能奏效。菲利普·梅兰希通是路德的盟友，也是他进行宗教改革的伙伴。路德曾经对他说：“在教义上达成一致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教皇退位。”路德的神学在社会影响方面变得越来越保守；他极力鼓吹夫权，仇视安逸的婚姻。路德对求婚者很反感，他写道：“如果我抚养一个女儿，我在她身上花费了太多的金钱和精力。我关心她，为她劳心费神，付出了努力和劳动。而且，在这么多年时间里，我将生命、身体和财富作为赌注全都押在她的身上。那么，与一只走进森林的母牛相比，我对女儿的保护难道不会更多一点吗？”此外，他还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犹分子。

1531年，信仰新教的诸侯组成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这使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陷入了不可挽回的分裂。在纷争之余，德意志也得到了一个宝贵的喘息之机。1555年签订的《奥格斯堡和约》使帝国获得了一个重建和发展经济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德意志的文化走向了繁荣，大学也开始闻名于世。其间，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的戏剧和演员也会来到这里博取名声。然而，路德带来的大分裂毒害了欧洲的未来。“三十年战争”正在一步步逼近。这是一场由长矛和燧发枪推动的灾难，充斥着暴行和饥荒，将德意志地区变成炼狱。路德终其一生都害怕炼狱中的刑罚，那些快乐的僧侣们则以兜售赎罪券的方式来使人们避免在炼狱中受罚。但现在，德意志已经变得和炼狱一样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