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柏林的快乐小伙

哪种人可以最好地诠释20世纪初期的历史？不是军人，尽管当时爆发了多场战争。不是职业革命家，不是科学家，也不是福特或爱迪生。上面这些都不对。从在印度工作的英国人到法国的殖民地官员，再到列宁的苏俄和奉行资本主义的美国，那个时代最有特点的声音是钢笔在纸上书写时所发出的沙沙声和打字机发出的噼噼啪啪声。因此，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官僚。在这个时代，专职的行政人员每天乘坐无轨电车上班，成摞的公文正在等着他们。在办公室里，他们挂上大衣，点燃一支香烟，之后坐在桌子旁，核算税收收入，计算逮捕了多少位革命人士，或撰写一份关于伤寒病的报告。无论是在加尔各答的纱窗后工作，还是在莫斯科结冰的窗户旁工作，他们最希望得到的就是升职。

中国的官僚系统曾以两件事闻名，一是一丝不苟的文书，二是公正又似乎有些无情的管理。但到了19世纪晚期，经济发达的西方已经赶上了中国。国家的实力正在快速增强。在英国，戴维·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计划创建国家退休金和国家保险。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大臣推动现代化和教育快速发展。在服务于现代化方面，没有哪个国家的官僚机构比得上德国，柏林的行政系统不但完善，而且非常专业。通过战争和扩大有利于贸易的关税同盟，首相俾斯麦统一了德国。之后，他又将这个国家改造成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福利国家。德国官场非常有名，其中总弥漫着一股浓郁的军事气息。但官场与军队也存在差别：强悍的普鲁士军团基本上是由贵族主导的；而官僚机构不同，即使是平民也可以在铺着木地板的德国办公机构里平步青云。

阿图尔·齐默尔曼是最完美的新派人士之一。他是一个热诚而令人感到亲切的人，谦逊、做事有效率、不知疲倦。1916年，美国驻柏林大使将齐默尔曼描述成“一个非常快乐的高个儿德国人”。《纽约时报》将齐默尔曼升任德国外交大臣视为“平民”的胜利。他进入了一个原先由容克贵族阶层控制的世界，这些贵族的名字里都会有“冯”这个字。齐默尔曼来自中产阶级，他是“一个高大，面色红润，拥有一张四方脸的快乐单身汉，58岁的年纪，长着一对蓝眼睛，略带红色的金发和浓密的胡须”。齐默尔曼在普鲁士出生，但现在，他出生的地方已经归属波兰。在任职于柏林的领事部门之前，他曾经学习法律，希望成为一名律师。他曾经在中国看到过政府镇压起义。凭借着努力工作、办事效率和服从精神，齐默尔曼从基层做起，一步步成为高官。尽管身居高位，但他看上去仍然爽快、直率、做事懂得变通。他经常炫耀在决斗时留下的伤疤，每一个雄心勃勃的德国男人都会这么做。1902年，他进入德国驻外事务处，之后继续高升。他总是笔耕不辍，他的建议总是非常合理。

然而，在他那代人中，齐默尔曼也是破坏性最大的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负责将美国拖入战争。在战争结束后，他又试图破坏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主导的和平条约。他煽动爱尔兰发起“复活节起义”，这场起义导致了大量的伤亡。他还试图利用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圣战”运动牵制英国，但幸运的是，他没有成功。在齐默尔曼的谋划下，德国决定将革命领袖列宁送上开往俄国的火车，德国希望他的革命活动能够削弱俄国。这项计划无疑是成功了。但在列宁到达俄国之前，没人相信他会带领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威胁到刚刚在二月革命中推翻沙皇独裁统治的俄国临时政府，并建立一个苏维埃国家。

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认为，“在贵族主宰的外交部里，齐默尔曼是个凭借自身努力而取得成功的人”，“与德国皇帝相比，霍亨索伦家族对他的影响更大。因为他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渴望获得正统地位。借助统治精英的力量进入贵族圈子似乎更加容易”。塔奇曼的观点是正确的。处于边缘的人努力地向中心挤，因此他们变得非常圆滑，这在公共机构中很常见，从各国政府到国际银行无一例外。齐默尔曼升任德国外交大臣的时候，正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关键节点。当时，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德国正在进行一场豪赌。此时，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贵族化的军事独裁政权。齐默尔曼之所以平步青云，不是因为他是个民主人士或有思想的人，而是因为他能够控制住内部的局势。

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德意志帝国的第一场赌博以失败告终。1914年，德国迅速攻入法国，但未能拿下巴黎。德国人觉得非常焦急，因为他们离目标只有43英里。在此时此地，战争其实已经终结了。另一方面，一支规模不大的英国远征军与孤注一掷的法国军队和比利时军队站在了一起，他们抵挡住了德军的进攻。到了1915年，交战双方沿着一条长长的堑壕形成了僵持，这条堑壕从北海一直延伸到瑞士。很明显，包括巨炮、机枪、毒气和铁丝网在内的战争新模式更有利于防守，而不是进攻。没人能突破对方的防线。尽管德军在东线战场上给予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俄军一次次沉重的打击，但德国却遭到了协约国的海上封锁。事实上，德国不可能永无休止地抵抗下去。

尽管如此，德国还有一个能战胜人力资源丰富、工业发达的大英帝国的方法，那就是切断能源、食品和原材料的供给，从而困死英国。这个方案完全可行。虽然海战不如陆战那么具有决定性，但德国的 U 型潜艇编队却发挥了令人惊叹的作用，它们击沉了很多商船，确实有机会逼英国求和。此时，英国皇家海军对潜艇战束手无策，大西洋成了船舶的墓地。但德国也面临着问题：为了达到完全封锁英国的目的，他们的 U 型潜艇要击沉每一艘开往英国港口或法国港口的船，其中也包括来自中立国的船。在这些中立船只中，相当一部分是美国商船。直到此时，美国一直避免卷入战争。但“无限制”潜艇战激怒了美国民众，坚决反对战争的威尔逊总统对德宣战。然而，如果德国的 U 型潜艇能在足够短的时间里击沉足够多的船只，那么英国或许在美国施以援手之前就已经崩溃了，战争也会随之结束。这种竞赛就是这场博弈的本质。

齐默尔曼想出了一条妙计。如果美国对德宣战，那么为什么不游说墨西哥从南面进攻美国呢？倘若能使日本持反美立场，那么华盛顿将会更加忧心忡忡。尽管日本已经加入了协约国，但德国可以劝说日本改变立场。在珍珠港事件前的几十年，日本和美国已经成了太平洋上的竞争对手，美国舆论经常对“黄祸”表示担忧。到了1915年和1916年，美国确实担心德日两国将通过签订新条约的方式“走到一起”，这两个国家的联合将对民主国家构成威胁。1913年，日本曾向墨西哥独裁者韦尔塔将军出售武器。1914年4月，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为争夺一条德国军火船，美墨两国在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港展开激战，结果导致约200人死亡。美国在上一个世纪占领了大片的墨西哥领土，这引发了人们的愤怒。尽管政治斗争撕裂了墨西哥，但由愤怒引发的爱国之情却将墨西哥人团结在了一起，国内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柏林看到了这点，这种反美情绪仿佛就是一堆干柴。

齐默尔曼开始行动了。1917年1月，他向德国驻华盛顿大使冯·伯恩斯托夫伯爵多次拍发密信，告诉他德国将于2月1日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并让他通过德国驻墨西哥城大使海因里希·冯·埃克哈特向墨西哥传递一条更加激动人心的消息。这条消息的部分内容如下：“我们一同发动战争，一同缔造和平。德国将给予墨西哥慷慨的财政援助和理解，帮助墨西哥收复之前失去的领土，包括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德国进一步劝说日本对抗美国，并告诉日本，德国潜艇“将在几个月内迫使英国求和”。

但柏林不知道的是，英国海军情报局早已破译了德国的外交密码。在德国大使读到这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之前，伦敦就已经获悉了密电的内容。威尔逊总统仍在极力避免参战，但当他和美国民众得知德国的图谋后，要求参战的呼声变得难以抑制。英国情报机关用复杂的方法证实了消息的真实性，之后将“齐默尔曼电报”转给了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外交官，随后外交官又将其发给了白宫。

在美国，全国上下一下子闹翻了天。威尔逊首先将这些消息告诉了参议员和众议员，之后又透露给了媒体。德裔美国人和持反战立场的政党被惊得哑口无言，但他们很快做出反应，认为德国、墨西哥、日本联合攻击美国的阴谋听起来太匪夷所思了，这一定是英国人捏造的。许多上岁数的美国政客和作家对大英帝国一点好感都没有，他们宣称这一定是假消息，并对伦敦的伎俩冷嘲热讽。即便到了大战末期这个阶段，美国人仍然顾虑重重，不愿迅速介入战争。但他们没有料到齐默尔曼的阴谋。两天后，在柏林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为了减少不良影响，一位暗中受雇于德国的美国记者向齐默尔曼提问。“当然，阁下将会否认这件事。”记者说。“我不会否认，”齐默尔曼回答，“这是真的。”

美国人对“普鲁士的入侵阴谋”感到担忧；美国的报纸警告他们的读者，“一大群墨西哥人正在德国军官的率领下扑向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与此同时，日本将要占领加利福尼亚，并将其“东方化”。在这种情绪的推动下，美国于1917年4月宣布参战。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发挥了致命的作用，确实将英国推到了悬崖边上：在几周之内，英国将用光石油和其他至关重要的物资，其中包括粮食。到了后期，只有“护航制度”才能拯救危局。就在此时，美国将一船船的士兵运到了欧洲。德国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希望能打破“西线战场”的僵局，但它却输掉了这场豪赌。阿图尔·齐默尔曼，这位亲切的中产阶级官员，必须为此事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巴巴拉·塔奇曼认为，美国参与了战争，“但参战的时间已经很晚了，如果我们推迟参战的时间，协约国或许会被迫求和。从某种角度讲，齐默尔曼电报改变了历史进程……在世界事务中，这充其量只是德国大臣制定的一个小阴谋。但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曾经的纯真就会结束”。

如果这就是故事的全部内容，那么齐默尔曼本已经可以对他那个世纪产生非凡的影响了。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内容。作为外交部部长，齐默尔曼还参与了一项针对沙皇俄国的秘密计划，这项计划却导致了军事上的失败，甚至是全面崩溃。一旦俄国求和，东线战场的德军将会被调往西线战场，并在西线战场“孤注一掷”。这是德国的战略方针，也是齐默尔曼希望看到的结果。但这却引来了更大的麻烦，比搞砸了联墨抗美还麻烦。

1917年早春，瑞士的苏黎世挤满了躲避战争的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爱尔兰人和俄国人。这些人中包括著名作曲家布索尼、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斯蒂芬·茨威格和罗曼·罗兰，以及一些立场温和的作乱者和革命家。其中一位革命家来自一个小贵族家庭，他是一个看上去很安静的人，与妻子和一位女助手住在一起。他将相当一部分时间用于在公共图书馆读书，或去瑞士的森林和山区做长距离的散步。他始终没有一份工作, 除了1905年的几个月之外,他一直在俄罗斯之外的国家生活了17年。在此期间，他将主要精力花在辩论上——他就政治议题与左翼思想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展开了激烈辩论。他不听古典音乐，因为古典音乐会使他感到软弱和伤感；他也很少使用文学化的语言，他的写作风格像铅一样沉重。他为自己起了一个革命化的名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与其他共产党领袖一样，列宁对发生在圣彼得堡（当时已被改名为彼得格勒）的“二月革命”感到惊讶。对于沙皇和他的政权而言，这场世界大战是灾难性的。德国军队彻底击败了数量庞大但装备落后的俄国军队。城市中日益严重的食物短缺（包括面包）使普通士兵备受煎熬。沙皇尼古拉二世罢免了多位称职的大臣，失去了军官们的忠诚，对任何一项改革建议都充耳不闻。尽管列宁认为这次战争将带来某种形式的危机，但他还是担心自己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一场真正的革命。因此，当一位年轻的波兰邻居告诉他，有四个团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加入了罢工的工人和抗议的妇女，并掀起了一场全面起义的时候，列宁在感到高兴之余，还感到了惊讶和不安。

列宁必须返回俄国。他一生都在等待这一刻，但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他却身处几千英里之外，而且大战的局势依然胶着。列宁得到了“多数派”或“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布尔什维克是一群俄国共产党员，他们坚持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中选边站。但在德国、法国、英国和俄国，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完全被爱国主义情绪支配了，将对本国政府的敌意抛到了九霄云外。对于列宁来说，这场战争就是穷人在富人驱使下相互攻击，因此这是一场令人厌恶的战争。这场战争威胁着千家万户——作为俄国人，列宁希望看到俄国战败。

列宁认为，战争唯一的好处是严重地动摇了那些“资产阶级”国家和沙皇俄国；在这些国家遭到严重削弱后，将会出现一场真正的战争——工人发动起义反抗资本家。这一切似乎已经近在眼前了。但这场业已爆发的俄国革命并不是由列宁领导的，此时彼得格勒的工人苏维埃中出现了不协调的声音，认为苏维埃应该与由自由主义改革者和温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临时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尽管彼得格勒的部分地区出现了骚乱，出现了无法律、无秩序的状况，但两个政权尚能合作共处。沙皇的退位使伦敦、巴黎和华盛顿弥漫着乐观的情绪，这些国家认为，新组建的政府应该会增强——而不是削弱——俄国继续参战的愿望。

另一方面，齐默尔曼、德国皇帝和德军最高统帅部则对此表示担忧。他们希望俄国出现快速且较为彻底的崩溃。出于其他原因，列宁也希望俄国出现这种局面。柏林帮助列宁返回彼得格勒是个明智之举吗？俄国革命家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和英国保守党成员温斯顿·丘吉尔持相似的观点。李维诺夫认为，德国人需要在美国人到达欧洲前打败俄军：“客观地讲，我们的作用类似于将杆菌传入东方。”他日后说。丘吉尔评论道，德国人（他的朋友齐默尔曼在其中至关重要）带着一丝敬畏感将“那件最可怕的武器瞄准了俄国。他们用密封列车将列宁送回国，就好像是将致病的杆菌从瑞士送到俄国。”当听到这位苏黎世邻居的新闻后，詹姆斯·乔伊斯将列宁比喻成了德国的特洛伊木马。每一位参与此事的人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一位德国将军将列宁比喻成了毒气。

所谓的“密封列车”实际上是一节普通的德国火车。车厢外面做着标记，以便避开海关；此外，还可以制造这样一个借口：这位危险的俄国革命家的脚从未碰到过德国的土地。这列火车的二等车厢里还坐着许多革命者，他们享受着美味的德国食物，坚称只有厕所里才能吸烟。与此同时，列宁和他的助手们一路上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写着什么，他们穿过德国和中立的瑞典之后，到达了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齐默尔曼的外交部和鲁登道夫的最高统帅部对列宁回国寄以厚望，倘若瑞典当局不许列宁过境的话，他们就打算让他从德军前线阵地通过。

列宁没有让他们失望。在火车上，他已经拟定了回国后的计划，其中包括：不与临时政府合作，立刻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苏维埃掌握权力，工兵代表苏维埃当然要由他和布尔什维克领导。其间，除了将列宁领导的革命者送回国之外，德国还为他们提供了一部分资金，但在火车站欢呼的群众并不知道这些。现在，“杆菌”已经运抵目的地了。

那时，在俄国首都，共产党阵营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时代之后才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你不能从不发达的小农经济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经济。所以，当温和派将俄国团结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任务应该是等待，以及教育和发动群众。列宁传来了绝不妥协的信息，这使他们感到震惊。震惊之余，他们发出了讽刺和质疑之声。

俄国已经到达了沸点，列宁力排众议，发动了一场旨在巩固革命成果的内战。伴随着示威和深夜会议，临时政府在经过激烈的辩论后决定继续同德国作战。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是一位温和的社会党领导人，他的父亲曾是列宁就读中学的老师。他是那种可以将彼得格勒的苏维埃和临时政府融合在一起的人。克伦斯基成了政府的总理，他试图团结军队，宣布俄罗斯成为一个共和国，他自己则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但就克伦斯基的口才和精力而言，他领导军队的能力并不比沙皇强。军队已经心灰意冷，军人们不愿再战斗下去。在列宁的领导和魅力感召下，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他们的关键时刻和斗争方式。“十月革命”向人们许诺面包与和平。革命爆发后，俄国与德国签订了和平条约，组建了由列宁领导的中央政府。随后，俄国又爆发了内战，出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

在送列宁回国这件事上，齐默尔曼只是关键人物中的一个——德国皇帝威廉对此事表示同意，军事将领鲁登道夫也介入了此事。我们不知道列宁是否可以找到其他回国的方法，尽管我们看不出还有其他方法；不知道如果他不回彼得格勒，那里将会出现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如果他推迟回国，错过了1917年中的几个重要月份，俄国将会发生什么。或许其他人会推翻临时政府，或者俄国将陷入专制和由其他原因导致的内战。据此，按照苏格兰法律的规定，这件事将以“证据不足”结案。

然而，列宁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自信，有超凡的人格魅力，是个威严、做事专注的领导人。他确实比他的对手更令人钦佩。列宁令人感到敬畏，喜欢辩论，他将少数派的革命者团结在了一起。他很少采用折中方案，从不畏缩。列宁是另一个罗伯斯庇尔，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他建立了“契卡”，目的是肃清反革命分子，斯大林则完善了“契卡”。当然，他们两个人都会雇佣一些工作努力、关心国事的官员。但这些和蔼可亲的官员也关心自己的升迁，平时喜欢喝一杯，希望获得归属感。或许，阿图尔·齐默尔曼就非常符合这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