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师未捷起波澜

国民党中央于1926年7月4日发表了《北伐宣言》,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就任北伐总司令之职，并在东校场举行隆重的誓师大会和阅兵仪式，由此拉开讨伐北洋军阀的帷幕。

黄埔军校成立以后，国民党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实力虽然还比较弱小，但其核心作用已不可小觑。近两年来，广州国民政府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铲除境内大大小小的军阀，完成了“两广”的统一。

对北伐，广州国民政府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了步调。蒋介石通过三二〇事件的“高妙”操作，虽险象环生，终峰回路转，又顺势逼迫当时国民党的核心人物汪精卫、胡汉民远走他乡；而苏联顾问也前倨后恭，事事顺从，极力满足蒋介石的尊荣心理。其时的蒋介石已是国民政府中最具实权的人物。6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决议，次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继之又任国民党中常委主席。不仅军权独揽，且又成为国民党内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威权之势已超过孙中山担任大元帅之时。

讨伐推翻北洋军阀，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诚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和宏愿，蒋介石作为新晋的领袖，需要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去施展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当时全国实力最强的三个军阀集团分布如下：直系军阀吴佩孚盘踞湖北、湖南、河南及陕西、直隶一部分，控制京汉线及粤汉线北段，拥兵20余万；另一支直系军阀孙传芳控制着江苏、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及津浦线南段，自封为“五省联军总司令”，拥兵20万左右；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北京中央政府和东北、山东、直隶一部、京津地区和铁路津浦线北段，兵力最为强盛，达35万之多。

国民政府北伐军的序列为：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党代表缪斌；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副党代表李富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党代表朱克靖；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由副军长陈可钰代理），党代表廖乾吾；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副党代表李朗如；第六军军长程潜，副党代表林伯渠；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党代表黄绍竑；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党代表刘文岛，共计8个军，10万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总参谋长李济深留守广州，其职权由总参谋次长白崇禧代行，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总顾问为鲍罗廷，加伦为军事顾问。

北伐军第一期战斗部署如下：

第四、第七、第八军约5万人担任湖南战场正面进攻。第四、七军组成右路军，第八军为左路军。第四军进抵安仁后向攸县集中，第七军向永丰集中，两军集中完毕后，协同第八军进击敌军。第八军自衡山出发，俟第四、七军集中完毕，协同歼敌。以上三军均以攻占长沙为战斗目标。

第二、第三、第六军和第五军之一部进入湘东、湘南一带，警戒江西之敌。第二军向桂阳、酃县前进，一方面监视赣南敌军，一方面掩护主力集中。第三军集中茶陵，第六军集中安仁，除监视江西方面敌人外，并策应正面进攻。第五军第十六师之四十六团集中桂阳，除监视赣南敌军外，保持与第二军后方联络。

第一军集中衡阳，作各方策应。为保证广东安全，总参谋长兼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坐镇广州，统筹一切。

以上计划下达各军，在粤待发之部队即按第四、第三、第二、第一、第六各军和第五军第十六师第四十六团次序，由粤汉铁路广韶段开始运输，至8月5日均到达指定地点集中完毕。

蒋鼎文所在第一军的兵力分布是这样的：

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率第三、十四两师留守广潮梅地区，既护卫广东东部边境，又防福建之敌。

第一师、第二师（师长刘峙）由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王柏龄率领。

蒋鼎文时任第二师第五团团长，其他两个团的团长分别为陈继承和惠东升。

然而蒋鼎文的第五团尚未出师即遭到意想不到的“损失”，原来他全团的军饷在广州天字号码头被小偷扒走。管理饷银的军需官黄湘水是蒋鼎文翊忠学堂的结盟兄弟。黄湘水，字竹虚，又名卓恕，在8个结义兄弟中排行老大，浙江诸暨璜山楼下畈人，为人诚实，精明能干，最早追随蒋鼎文到广东投身革命，凡交他所办之事，总是井井有条，因而蒋、黄公私两谊，非常融洽，黄为深得蒋鼎文信任的得力助手。

天字号码头坐落在日夜奔流的珠江边，临车水马龙的沿江路，熙来攘往，各色人等在此集聚，自是小偷扒手的乐园。那天黄湘水身揣银票、路过码头之时，不知不觉间被小偷下了手，回到军营，他恐慌万状地向蒋鼎文报告军饷遭窃。蒋鼎文知道闯下大祸，急趋蒋介石总司令部面禀，遭致一顿大骂，然蒋毕竟是蒋介石的亲信嫡系，即令军需处先全数补发，并告诉蒋鼎文，战斗结束后，他本人和失职者必须赔偿归还这笔军费。

当蒋鼎文自忧转喜回到团里时，这边却传来噩耗，原来军需官黄湘水知道这一失误非同小可，不但可能影响盟弟蒋鼎文的前程，更重要的是部队不能按时开拔，影响北伐军事部署，他羞愧难当，自责过甚，一向自尊心、责任心极强的他竟急火攻心，重病而死。出师之前就损财折将，而且这不利消息迅速在各部传播开来，引起指指点点，窃窃私议，这不吉之兆使蒋鼎文悲伤郁闷到了极点。

他暗自思忖，唯有在战斗中冲锋陷阵，多杀敌军，才能回报蒋总司令如此“宽恕”，也才能告慰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盟兄之灵。

湖南是北伐军的必经之地，军事进展较为顺利。北伐先遣部队分别从桂、粤挺进湖南，配合原在湖南境内的唐生智第八军先后攻克衡山、醴陵、长沙等城市。湖南省政府成立后，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任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厅长，从而标志着北伐第一期作战胜利结束。

8月上旬，蒋介石在长沙决定，继续坚持出师前制定的先肃清湖南其他之敌，再会师武汉与国民军联合，彻底打垮北洋军阀、统一全国的总方略。眼下先以北伐主力攻取吴佩孚部所盘踞的武汉重镇，对孙传芳所占的江西暂取守势。

北伐军发动第二期作战自8月18日始，陈可钰所率第四军、李宗仁所率第七军和唐生智所率第八军担任正面进攻，而蒋鼎文所在的刘峙第二师作预备队使用，经过多日血战，北伐军连克汀泗桥、贺胜桥等战略要冲，于8月底直逼武昌城下。

武昌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重要的军事要地，又是华中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对于武昌的防守，吴佩孚颇为重视，他深知这或许是他政治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役，因而精心部署，以期全面打退北伐军的进攻。

9月1日，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攻城总指挥，陈可钰为副总指挥。蒋介石认为第一军有攻取惠州城的经验，决定由第一军第二师带头冲锋攻城，其他各军依次跟上。3日凌晨，刘峙、蒋鼎文的第二师开始进攻武昌，并占领了紫金山至忠孝门防地一角，然武昌守军吴佩孚部居高临下，用机枪密集扫射，攻击部队虽伤亡惨重，却无大的进展，蒋见此不得不鸣金收兵。蒋介石又于5日再次组织攻城，但徒添伤亡，对坚固的武昌城依然莫可奈何。

鉴于两次攻城受挫，蒋介石在6日下午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取严密封锁包围策略，禁止一切人员物资进出。武昌城已被北伐军团团围住，成了一座孤城，枪弹、粮食、医药奇缺，民怨沸腾，兵士伤亡惨重，重要守将意志动摇，终至10月10日，在攻守双方的殊死搏斗后被北伐军攻占。对于这场武昌攻坚战，蒋鼎文有个回忆：

北伐的军队经过汀泗桥和贺胜桥之役，到了九月上旬已直薄武昌城下。北伐军由韶关横扫湖南，气势是非常旺盛的，所以对于武汉之战有必胜的决心。进攻武昌时，唐生智任前敌总指挥，我仍担任第一军第二师的团长，这时叶挺在第四军担任独立团团长。进攻武昌是第二师担任右翼，第七军的李宗仁和第四军的陈可钰为中间和右翼（确实的位置已不复记忆），这是进攻武昌的主力，还有几架简陋的飞机。敌方的守备部队是吴佩孚的武昌守备军总司令刘玉春的第八师和第三师，以及武昌防御总司令陈嘉谟的二十五师，都是一些精锐部队。因为在吴佩孚看，武昌绝不能失，武昌一失，吴佩孚身后有奉张，连退都无地可退，因而下令死守。晚间我们以炽烈炮火攻城，城上的守军猛烈还击，我们士兵冲锋爬城，城上的守军用火把照亮城堞射击。我们屡攻不下，改用坑道作业，一面加紧围困，复用飞机轰炸。这样一直打到十月中旬，敌人近乎弹尽援绝才投降。我们俘虏了刘玉春和陈嘉谟，光复了武昌和汉口，吴佩孚落荒地向河南退走，广东的国民政府中一部分人也就到了汉口。

先前蒋介石见武昌久攻不下，乃将攻击重心转至江西南昌，同时将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亦调至江西战场，以作主力攻坚部队。有不少书籍提到，蒋鼎文也参加了南昌之役，并且在战斗中负了伤。这些回忆文章或而有误，文献记载上似乎没有依据支持这一说法，蒋鼎文在接受台湾学者的访谈中也没谈到参与其事，其访谈是这样叙述的：

至于江西的光复，主要功劳是担任右翼的朱培德，他出力最大。敌方主力为孙传芳部队的邓如琢和陈调元，当然陈调元的响应革命军也是江西能够早日光复的原因之一……我在武汉光复后，便调到总司令部工作。

这一不期然的调离使蒋鼎文暂时离开了战事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