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点编黔军王天培

北伐军师出湘、鄂途中，声势浩大，指向明确，一些割据的地方武装见大势所趋，纷纷要求加入北伐军，共同北进。武汉攻克后，蒋介石为发展武装，不拒细流，部队的人数反而增加，编制也日趋庞杂。随之，总司令部的事务大大增加，诸如调配、军饷、协调都使他们的工作不堪重负。为此，蒋介石决定扩充总司令部，从第一线抽调既有宏观视野、又有实践经验的中下级军官到总司令部工作。蒋鼎文既有统帅部的参谋工作经历，又熟稔军队的具体运作，因而被蒋介石点名上调，协助蒋介石处理大大小小的战场事务调度。

还有一种说法，蒋介石对蒋鼎文在北伐开拔前失窃军饷之事一直不快，认为失窃的军费必须赔偿归还，因而在武汉攻下后，蒋鼎文返回诸暨老家，变卖家乡田地，又向亲友借款，凑足数额再返军中。蒋介石依然以总司令部事繁为由，将其从战事一线调离，转入参谋工作。

有些地方武装虽也一时顺应潮流，但无疑有自己的盘算。如当时贵州驻湘西首领袁祖铭，靠拢北伐军的态度很诚恳，要求广州政府“恳予收容”。广州国民政府亦任命他为国民军左翼总指挥，其左右手彭汉章、王天培分任第九、第十军军长，但袁部对北伐战事行动迟滞不前，多采取观望态度。

袁祖铭与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是保定同学，王天培的心机似更深一些。王天培，字植之，号东侠，贵州天柱县织云乡人，侗族，出生于当地一个农户家庭。武昌陆军第三中学毕业，参加了武昌起义，随后至保定军官学校深造。后与彭汉章一起拥袁祖铭定黔成功，得任黔军第二师师长，其后又附议参加了孙中山的护国护法运动。

王天培部改为国民军北伐第十军后，与已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的贺龙部发生过一次激烈的冲突。事情是这样的：1926年8月，蒋介石决定以所编第九军、第十军为左翼，先攻取湖北公安、石门，再夺取荆沙、宜昌，以掩护中路军攻取武汉。当武汉、南昌相继被北伐军攻克后，第九、第十军与长江北岸的第八军夹江攻取宜昌。至12月17日，北洋军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弃守宜昌，王天培的第十军与贺龙所在部的第九军进驻宜昌。北洋军卢金山部武器精良，人高马大，不愿束手成为俘虏，于是伺机逃跑，贺龙则乘机解除其武装，装备低劣的贺师一下子成了拥枪15000余支、武器精良的“暴发户”。据12月29日长沙《大公报》报道，宜昌之役，仅贺师第二旅就“夺获敌械步枪3000余支，连枪百余支，机关枪5挺，迫击炮3门，子弹无算，辎重粮秣甚多，并俘虏数千名”。贺师官兵手中的毛瑟枪、九子连等旧式、土造武器全部换上了三八式、汉阳造。

看到贺龙所部如此巧妙地鸟枪换炮，王天培和随后入城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鄂西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师师长何键嫉妒得发慌。王天培怒气冲冲地派代表质问贺龙：“卢部已被十军收编，你们怎么把他们的枪提了！”贺龙也以硬碰硬，凛然回答：“枪是我提了，你们说怎么办！”王天培恼羞成怒，于是指责贺师“惊溃降卒，制造兵变”。随之扣押贺龙师的军饷，并与何键联名向国民政府告状，要求解除贺师武装。

自从贺师缴了北洋军枪械后，身兼宜昌城防司令的王天培就借口整肃军纪，派卫戍部队成天抱着城防司令部的大令上街巡逻，碰上贺部官兵则想方设法找茬子，并以违犯军纪为名抓去关押或拉到城外枪毙。贺龙所部也以牙还牙，以硬碰硬，一时双方大有火并之势。

就在王、何妄图一口吞掉贺师之际，国民党中央委员吴玉章受武汉国民政府委派，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宜昌调查处理此事。这位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辛亥革命人士，知道由共产党员周逸群任师政治部主任的贺龙之师是一支深受中共影响的湘西民军，惜护之心顿起。他严厉批驳王天培、何键解除贺师武装的荒谬要求，提出把贺师调往武汉拱卫革命中心的和解方案，以免贺师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被王、何军队吃掉。

由于王天培长期拥兵西南一隅，已养成自大和投机心理，历来都是占便宜多，此次面对贺龙的强硬，吃亏不说，还受到指责。如此便膨胀了纵掠宜昌的心理，因而抢劫之风在宜昌蔓延。对此，蒋介石甚为震怒。12月26日，他电示邓演达密派干员前往宜昌，调查第九、第十军进入宜昌后劫掠的范围程度；又直接致电王天培，要他查明主使肇事官从严究办。

各种情况显示，王天培部军纪涣散，冗兵冗员太多，蒋介石感到必须对其进行整编，乃下达命令，派朱霁青出任点编委员长，蒋鼎文为点编委员，即刻起程赴宜昌对王天培部就地点编整治。

朱霁青是资深的国民党人，辽宁省北镇人，与孙中山友善，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东北发展组织，辛亥革命爆发，任民军督府总参谋长。继又返回奉天活动，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并出任师长，高举反袁旗帜。1921年赴苏俄考察，两年后回国，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委，并随北伐军出征。由这位老资格的政军两界人士出任点编委员长，再配之以年富力强、精通军事、深得蒋介石信任的蒋鼎文，足可压阵。即使黔军再懒散骄矜，点编任务也可完成。

朱、蒋一行到达宜昌时正碰上除夕之时，过年的气氛已十分浓郁。王天培见点编大员抵达，自是不敢怠慢，因为其部队的规模、个人的前途，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朱、蒋手中。他马上盛情邀请朱、蒋聚餐，为他们洗尘接风。

王天培宴请客人有别样的隆重，凡他所请客人入席后，即派手下几位高大魁梧的卫士持枪在宴席间穿行，卫士的眼光不时在客人之间扫来扫去。这种奇怪的请客方式在云贵一带军人之间已不见怪，但出此范围，用这种“炫耀”式请客以示隆重，客人很不自在，不但不领情，反而极易增加莫名的反感。

朱霁青是一位正直人士，他推掉了王天培的宴请，还约束蒋鼎文等年轻军官不准上街，不准购买土特产。对于这段点编经历，蒋鼎文是如此回忆的：

我们乃由武汉前往沙市、宜昌点编王天培的部队。朱老先生早期便参加了同盟会，是一位耿介之士，听说以后加入了改组派，我当时也曾听到他说出了很多对委员长不满意的话。我此次随他去沙市、宜昌后，以后就很少听到他的消息，听说并不得意。我们一行点编委员在靠近阴历除夕抵达宜昌，宜昌已经腊鼓催年，忙着过年，好像饭馆都要歇业了。王天培对我们的招待隆重得很，发下请帖请我们吃饭，朱先生严辞拒绝，说接受点编的部队长招待是反革命的行为。那时是军事时期，我们只有服从命令，但是心中暗暗埋怨，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宜昌与下江不同，我们想出去看一下，顺便买点土特产，朱老先生都不准出去，怕我们行为不轨，同时还说革命成功要废除旧历，有什么好看的。

革命成功，就要废除千年的传统过年方式？这位党国元老确有点“左”得可爱。朱霁青其时对蒋介石已啧有烦言，颇为不满。朱后于1928年11月追随汪精卫派系主要人物陈公博，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主张和活动以反蒋和反南京政府为目的，但未及一年，便被蒋取缔，朱等一干人物被永远开除出国民党，这些是后话。

当时，王天培所部驻扎在宜昌、沙市的第十军，名义上号称有6个师，实际上真正兵力只有两个师，且这两个师也是老弱病残，兵力虚夸，枪支缺少，实际战斗力与北伐其他军队相差甚远。王部滥兵之所以这样多，是因为贫瘠的贵州山区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当兵即就业，故尔冒领军饷、虚报人数的事自然就发生了。

蒋鼎文他们点编王天培的部队，王天培内心当然有抵触，但又不敢当面发作。一则他的实力亮了底，再不能冒领军饷；二则整编后，他的部队要调防，就无法在宜昌收取地方税收了；三则贺龙师取得了北洋军卢金山部的枪械弹药，壮大了队伍，而他一无所获，还受到武汉政府的批评整训。因而他怨愤四起，时不时向同辈同僚发泄。王天培这种无端的发泄不知是否为其以后被蒋介石枪杀埋下伏笔。

当时同被点编整顿的万耀煌对此有如此回忆：

总司令部派点验委员朱霁青、蒋鼎文等来点验部队，他们对王天培的第十军下的评语是“滥”，部队年龄从十三四岁到五十余岁不等，有的弯腰驼背，有的人枪两支，即步枪一支，鸦片枪一支；对何键的三十五军评语是“骄”，该军人员、武器都整齐；对于本师的评语是：确实认真，虚心求进，武器装备不足，政治训练第一，尤其本团的政治训练为各团之冠。

宜昌的点编工作尚未完全告竣，蒋鼎文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紧急命令，让其马上停下手中的工作，火速赶赴南昌总司令部限时报到，另有重要工作安排。蒋鼎文的前程峰回路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