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个飞将军血火碰撞

对于中央红军，蒋介石开始并不那么重视，他认为派几个师就可以“剿灭”,3至5个月内即可大功告竣。当时，蒋介石对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的缉拿悬赏额也仅仅5万大洋，远远低于收买阎、冯将领的价码，更不用说花费在游说东北军上面之费用了。他第一次“围剿”时，派遣的部队总兵力不足10万，主要作战部队是以鲁涤平为总指挥的第9路军张辉瓒和谭道源两个师，所采取的战役方针是“分进合击、长驱直入”，大有一举全歼之势。中央红军见其轻傲侮慢，乃将计就计，诱其深入，将张、谭两师在兴国、吉安一带全部歼灭，战斗是在1930年12月末至次年1月初进行的，仅10多天时间，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即告失败。

对此，毛泽东以军事家的口吻，潇洒地说：蒋的“进剿军不过十万人，且均非蒋之嫡系，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

“围剿”中央红军的部队这么快就失败，是蒋介石没有想到的，这进一步引起了他的警惕，乃命何应钦以湘鄂赣闽四省“剿匪”总司令的名义，调兵增将，除原准备参加“围剿”的第十九路蔡廷锴部外，又调配了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重组了朱绍良的第六路军，加入了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香翰屏的第六十二师及五十六师、四十九师等部，共计15个师，兵力增至20万人，比第一次翻了一番。何应钦将参战各部在闽西建宁至赣江布下了一道弧形战阵，将作战方针调整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围剿”苏区红军的战役于4月1日再次开打。

对于第二次“围剿”，毛泽东依然认为：“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八路军为最强，其余均较弱。”中央红军采取大迂回的战役方式，与国民党的中央军周旋，并利用地形熟悉的优势，玩起捉迷藏战术，然后突然奇袭。至5月下旬，红军又一次粉碎了蒋介石、何应钦的第二次“围剿”计划。

接二连三的失败使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感到朱毛红军这个劲敌的可怕。为此，他准备拿出起家部队，动用主力资本，对赣南红军作一次彻底的“进剿”，这就是对中央红军的第三次“围剿”。

蒋介石对第三次“围剿”可谓重视备至。

首先，他让陈诚等重要将领深入江西，调查总结前两次“围剿”失败的原因，并写出总结报告，供中枢参阅；

其次，他在6月6日发出“告全国将士书”，表明自己将亲率精锐之师，在最短时间内清除“共祸”；

其三，为历经失败的将领鼓励打气。6月7日，他致电朱绍良、孙连仲：“中定旬日后来赣督师……中来赣与诸兄共生死，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部队调遣与增减，一听中正之命令，必能转危为安，请勿过虑可也。”

因蒋鼎文的第二军各部散据在陇海一线，故蒋介石令其先率主力第九师迅速南来。

第三次“进剿”红军的作战序列和调集部队如下：

6月20日起，蒋介石坐镇南昌，接连召开由各重要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并作出具体部署，规定这次对红军的作战方针为：“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

蒋同时重点申述这次作战将严格遵循黄埔建军时制定的“连坐法”，把将帅官兵放在同一辆战车上，大家同生共死。

这次调集的30万兵力中，蒋之嫡系主力军10万多人。分左右两路，以钳形方式攻击中央红军，而攻击的重点是蒋介石自己亲自指挥的左翼。7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下达第三次“围剿”攻击命令：

（一）以第二路进击军陈诚部之第十一师及第十四师分由南城、黎川向宁都攻击前进。（二）以第一路进击军赵观涛部之第六师及预备军第十师卫立煌部由南城、新丰向广昌地区之头陂攻击前进。（三）以第三军团朱绍良部之第八师及第二十四师分由南丰、新丰向黄陂攻击前进。（四）以第四军团蒋鼎文部为左翼集团军预备队，于临川、南城间集结相机策应第一线作战。

当时左翼第四军团实际上只有蒋鼎文第九师，其他部队还来不及配置。其“进剿”红军的线路先期自北向南，即南城、南丰、广昌、宁都，以向红军活动区域搜索式攻击前进，沿途仅有小规模的接触，红军左躲右避，不与其正面对抗。

蒋介石于7月6日在南城，7月8日在南丰，并在南丰停留至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康都下后即攻广昌，广昌下后即攻宁都、兴国，赣匪不足平矣”。

7月19日，蒋介石电令蒋鼎文等：“第九师除留一旅守南丰外，其余两旅速向宁都前进，而康都、傅坊防务，即由第十师派水南或白水部队之两团接防。第九师派宁都部队，务于22日以前到达。”蒋鼎文部在宁都稍作停留后，再北向瑞金区域，其后向东南于都、兴国前进，所部到达兴国，驻扎待命。

为应对蒋介石这次“围剿”，朱毛红军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红军总部深感蒋介石此次行动之迅速，投入兵力之强劲，作战方针之突出，大异以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如此追述：“江西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的战役，都从容不迫的对付敌人。惟独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们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七月一日蒋介石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

毛泽东又重点叙述道：“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这次“‘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个师，四万人。次是孙连仲二万人。”他们的“‘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

由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初期作战进展顺利，他乃于7月23日公开宣称：本军“十九日遂攻克赤匪据为总巢之宁都……赤匪屡经我军跟踪猛击，其漏网残余者，本已不及万人，其向会昌汀州狼狈逃窜时，又被沿途民团袭击截堵，所剩更属无几，预计本月以内，必可全部歼灭”。

红军方面，在第二次反“围剿”后，由于时间紧迫，尚未来得及补充休整，而主力部队在收缩之中，又陷入了国民党大军的重重包围。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中央红军在敌人隙缝中多次穿梭进出，在往来进出之中将主力秘密地收拢于苏区中心，以找准机会反攻。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我军在兴国高兴圩“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

正当毛泽东继续采取“诱敌深入，寻机歼敌”，以期改变战局被动走向之时，多情的历史对蒋介石报以嫣然一笑。

原来，蒋介石早已为这次“围剿”失败埋下祸根。

1931年1月，蒋介石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发生了“约法”之争，至2月28日，蒋把胡扣留于南京汤山。胡在两广有深厚的基础，他的带职被扣引起了连锁反应。5月上旬，手握重兵的陈济棠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先后发表讨蒋通电。

5月27日，国民党中的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和两广实力派联合在广州召开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并于次日成立“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委员由汪兆铭、古应芬、邹鲁、李宗仁、伍朝枢等17人组成，蒋鼎文的恩师和军事上的引导人蒋尊簋也是政府委员之一。

两广开府之时，他们又积极策动北方阎锡山、冯玉祥，特别是策动反复无常的石友三再举倒蒋之旗。石友三其时依附于张学良的东北军，野心勃勃的他，仅把依附作为栖身之所。而与石友三关系密切的韩复榘反映出的态度也捉摸不定。韩、石两人有深厚的渊源，关系非同一般，为防韩助石，蒋介石急电中央派驻韩部代表蒋伯诚转告：“中可保证东北绝无攻击汉章（石）之理，请向方（韩）兄属其安心。”以图一电两劝，表明心迹。

说变就变的石友三岂能为一纸电文所左右，他在7月18日正式就任广州政府所委派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同月下旬，在河北石家庄、保定等地向张学良的东北军武力开战。蒋、张急调刘峙、顾祝同、于学忠、王树常等部，沿着平汉路北上追击石友三，至8月上旬，终将石友三部击溃。石率残部退到山东依附于老友韩复榘。对此情况，蒋伯诚于8月9日报告蒋介石：“石残部到鲁者实不足万人”。

伺机而动者不仅是石友三，对于当时的困境，蒋介石在8月16日日记中有心情复杂的记述：“阎回晋后北方尚在酝酿中，江西赤匪未平，豫南吉（鸿昌）部谋反，两广逆军思逞，湖南态度不明，此五者应研究而熟虑之。”

也就在9月4日这一天，蒋鼎文、蔡廷锴、陈诚所部奉令移师至命令中所述之区域，准备武力阻击粤桂军北进的同时，南下入境讨伐。蔡廷锴对此记述道：

接南昌行营来电：“西南政府竟出兵北上，粤军前头队已抵乐昌，桂军亦抵黄沙河，着本军韩德勤师接防兴国，其余主力即向泰和集中……以西南兴兵，使剿赤之师将前功尽弃，稍有良心的军人与政客，莫不痛心疾首。但吾人既身厕军籍，惟有服从命令。”

蒋介石南下讨伐粤军的具体部署是：以蒋鼎文担任左路军总指挥，以顾祝同担任中路军总指挥，以何键担任右路总指挥。

蒋鼎文与红军首仗接触正是从兴国开往泰和的路途中。不期然之间，昔日同一条战壕的战友，今日国共两党的飞将军开始以军人的方式攻击对方。

中原大战后，蒋鼎文的第九师经过近半年的休整补充，人员粮弹充足，下辖3个旅10个团，计一万五六千官兵。其中第二十五陈沛旅、第二十六刘戡旅为第九师主力，陈琪的独立旅系收编唐生智部后整编而成，故又称“补充旅”，战力稍逊。第九师虽走南闯北，久历战阵，但与红军开仗还是第一次。

第九师自6月进入江西，与红军主力并无大规模的接战。为对付这次“围剿”，朱毛红军采取的是“坚壁清野，大步退却，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毛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我们“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毛泽东所讲的上述状况，在蒋鼎文和蔡廷锴的记述中也得到了印证。蔡廷锴说：“我军不停追剿，日夜奔驰，官兵极度劳苦，且食盐不济，各官兵都面带土色。”蒋鼎文说：

这一年赣南天气亢热，士官兵长途行军，对赣南水土不服，加以进入匪区之后，共匪实行坚壁清野政策，把粮食运走藏匿或焚毁，把壮丁带走，老弱妇孺留下，我们进入匪区后几乎完全仰赖后方补给，有时补给中断，士兵们便营养不良。匪区中由于经过长年封锁，食盐最感缺乏，这是我们行军中一项大困扰。另外医药卫生器材缺乏，疟疾猖獗，光是我第九师的病患就有三千多人，随军的医护人员根本没有办法来医护这样多的病患。匪区中一切情况不明，自不能留下病患。所以，在行军途中构成一项严重负担。那时我们的空军有限，陈嘉尚虽然用小型飞机来接济我们奎宁丸一类的医品，但是为数太少，实在无济于事。

红军是在游击战中成长壮大的，当碰到蒋军挟如此强盛之势时，决不正面与之接战，而是避其锋芒，让其优势兵力无用武之地，然后以大踏步的迂回，牵着彼方鼻子转，把所有“追剿”之师拖得筋疲力尽，致使蒋军非战斗减员大大增加，且士兵的身心处于极度紧张之中。

蒋鼎文继续叙述道：

由于种种原因，行军宿营途中时常发生啸营。啸营是一种非常可怕之事，由于紧张和疲劳而产生，睡眠中全营惊叫，是一种集体的歇斯底里症，我就曾亲眼看见我的士兵在夜间啸营。有一夜行军之后，我睡在楼上，半夜没有入睡，看见一只小猫从熟睡的士兵身旁经过，这个士兵蒙眬恍惚中一声惊叫，全屋士兵皆在睡中随之惊叫，怕人的很，我在楼上用手杖狂击地板才寂静下来。

蒋鼎文与蔡廷锴两人早年在广东之时已彼此相熟；中原之战中，两人又碰过面，商讨过战法。但自第九师入赣“剿共”以后，两人还未曾谋面。当接到南下讨粤电令后，蒋鼎文亟欲与蔡廷锴相约会师，他一方面要了解一些原与蔡同处于陈铭枢手下的陈济棠粤军的情况；一方面也要了解苏区红军的情况，因为蔡已经参加过对红军的两次“围剿”，连同这次，蔡已是第三次对红军作战，所积累的战斗经验实可供借鉴。因而蒋鼎文认为“有很多事要与他当面解决”。

蒋、蔡二人通电相约，在兴国西北的高兴墟见面；蒋部从兴国县东北方向行进，蔡部从兴国之北的崇贤、方太之间南进。当蒋鼎文按指定时间到达高兴墟后，蔡部却不知何故还未赶到。因粤方军情紧急，蒋鼎文不能久等，只有率军先往泰和方向集结。

兴国至泰和间，山势险峻，林深茂密，羊肠小道，山路迂回，辎重运输殊为困难，大部队行军见首不见尾，联络亦十分不易。尤以黄土坳到老营盘的20多里路为险，盘曲绵延，两山夹峙中的深谷仅有一小径可通，若有部队在山上设伏，居高临下俯击，则行军的队伍有覆没之可能。当年曾国藩的湘军就在这里吃了太平军设伏袭击的大亏。因而身履如此险境，蒋鼎文不是没有准备，他派出侦探打听，回来报告后都说，没有发现红军大部队集结的现象。

使蒋、蔡想不到的是，朱、毛、彭、黄红军不但侦知了蒋、蔡之部的行军线路、部队番号、会合时间，而且还了解到部队调至泰和集中的真正用意是去阻截粤军北上攻击。

见战机来到，朱毛下令：

由黄公略指挥红三军及肖克独立五师在老营盘与黄土坳一线袭击蒋鼎文第九师；

由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及红四军一部在高兴墟将蒋、蔡二部截开，不使其联接，分头歼击。

鉴于独立旅战斗力相对较弱，蒋鼎文让独立旅旅长陈琪掩护3000多伤病号先行，自己率领主力断后，以防止红军尾追。9月6日，陈琪的独立旅到达老营盘、黄土坳一线的高明山、牛轭岭、野猪窝之三角地带。

黄公略看到敌军已大部进入设伏范围，乃下令发起猛烈攻击。陈琪部的4个营刚好通过一座独木桥，其时因雨势猛烈，导致山洪暴发，独木桥不堪兵马重负，突然之间被冲断。陈琪无奈，亲率其余5个营绕道行进。黄公略见天赐良机，乃急冲而下，乘势将该旅围成数截，同时以一部占据高地对独立旅点射攻击。

蒋鼎文顿感事出意料，急命刘戡的第二十六旅会合增援，然红军早有准备，又从山上冲下一支队伍，死命将其两旅用火力隔离，绝不使两部会合。对此，蒋鼎文是如此记述当时情形的：

我也曾派斥候探听匪情，都回报说并没有大量结集匪军的迹象，这时哪里来这样多的匪军，我拿望远镜两边估计一下，足有三个师以上的兵力，敌人的力量足足的三倍于我。友军在山外自然没有办法打进山区来支援我，同时事急势迫，根本来不及支援，两边的山上树上都张贴了“活捉蒋介石走狗蒋鼎文”、“消灭第九师”和许多劝降的标语。这时我们已被围在绝地里了，在狭窄的小路上挤满了骡马辎重，想动一下都没有办法。我想到兵法上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我把心一横，下令就地作战，自寻掩避，不准离开自己所在地一步，命令二十六旅增援、二十五旅担任后卫。山上的匪蜂拥而下，杀声震天，高级幕僚及旅长之流，都因为处于绝境和优势的敌方兵力而寒了胆，有一个团长向我报告说：“总指挥！我们冲出去吧！”我坚决地命令说：“绝对就地应战，不能突围。”这样的恶劣地形，敌人居高临下，我只要稍一动摇下令突围，阵势必乱，正好成了居于高地的敌人活靶，我这一师的士兵阶层非常健全，训练好、听指挥，对我有很大的信心，听说我下令就地坚守，每人都能目不见掩蔽，沉着应战，打死不退。这样的恶战一直打到第二天，匪军看着没有办法消灭我们，才向四面八方退去。匪军的爬山本领好、地形熟、能吃苦、长于急行军，所以易于集结，也易于疏散。等到国军整顿好再进击时，很难捕捉到匪军主力。

这一仗，陈琪的独立旅伤亡惨重，第一团团长刘铭被红军俘获，第三团团长郑述礼被红军击杀。红军的战报是该旅被歼灭，击杀俘获2000多人，缴获枪支2000多；而国民党军的报道说是“第九师沉着应战，毙匪三四千，将匪击退，掳获枪械文件多种”。双方说法不一，是黄公略获胜，还是蒋鼎文报捷？

综合档案史料分析，这一仗第九师独立旅实是被击溃。在9月6日蒋部遭袭时，蒋鼎文即向蒋介石电告两军正在激战之中；至后，蒋鼎文又报告：独立旅“主力激战至晚损失十之八九，廿六旅之两团与赤匪反复冲击肉搏七八次者，死伤亦多，赤匪之死伤尤倍于我方，骸骨狼藉遍山皆是”;9月8日，蒋介石特电报询问蒋鼎文此次遭袭的损失，未见问其战果如何。

蒋鼎文这位国军“飞将军”没有想到的是，这场奇袭作战的战场最高指挥官，正是被毛泽东誉为红军“飞将军”的黄公略。5年之前，黄公略与蒋鼎文所部同生共死，不畏猛烈的炮火，协力攻占武昌城。5年之后，这两位飞将军刀枪相向，直欲置对方绝地而后快。

黄公略，原名汉魂，湖南湘乡人。1898年1月出生，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在湘军任连长。北伐时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因黄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少校团附。1927年1月，黄进入黄埔军校第三期高级班学习。后参加广州起义，加入共产党，其后又应彭德怀之邀到湖南独立五师任营长一职，旋与彭德怀一起成立工农红军第五军，并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后出任红三军军长。因黄在作战中显露出色的军事才华，屡获胜仗，在苏区中享有崇高威望，时与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并称为“朱、毛、彭、黄”。其所率红三军，与林彪红四军、彭德怀红五军，并称为红军三大主力。黄公略在第一、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均以主力部队的身份参与了重要的战役。

毛泽东曾三次将黄公略写入其诗句，这在将星如云的共产党将领中绝无仅有。

而蔡廷锴之所以无法及时赶到高兴墟与第九师会合，实是被红军强力阻截。当蔡六十师和六十一师靠近高兴墟时，蒋鼎文的第九师已到了老营盘一线，两军始终无法会合。

蔡廷锴是这样回忆高兴墟一战的：

晨即令张炎率六十一师向高兴东北地区前进，我则率第六十师正向高兴墟，以邓志才旅为前卫搜索前进……接邓旅长报告：“今晨第九师已由此间向老营盘。现高兴以北地区发现大部赤敌，刻向我前进，准备迎击。”我令张师（六十一师）设法向高兴靠近。惟当时高兴已被敌人包围，交通线均被截断，传令兵无法达到任务，而敌人已蜂拥而来，愈接愈近，只得即令卫士队散开，向敌迎击。不久，沈师部及刘占雄旅赶到，即令其向当面之敌猛攻，敌势始稍杀。黄昏时，敌复来攻，战斗激烈，时我之无线电站已与各站联络，六十一师张代师长来电报告，谓：“第九师今午在老营盘附近为赤敌邀击，先头旅损失约两团，刻已与该师取得联络。惟赤敌主力现已向南（高兴墟）移动，职部在激战中。”我接电后，知欲六十一师之来增援已属无望，只得率沈部（缺邓旅）及区师之云团、谢琼生之补充团共四团，集结于墟内外与敌决战。入夜，赤敌不断向我作猛烈冲击，双方均用刺刀肉搏不下数十次，杀至天明，战事更为激烈……激战至午后三时，敌以其最强悍之部队及彭德怀之军官队向我猛冲。我军突受此强力压逼，全线略为动摇，六十师沈师长及师部不明前线情况，又不沉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竟受溃兵之影响，擅自向兴国方面退去十余里，甚至总部人员及我之随从亦有逃跑，颇为紊乱，无线电亦放出紧急电。当时我见此情景，危殆万分，愤欲自杀以殉，惟念横竖一死，未到敌将我俘虏之时，先死殊不值，即决心与敌再拼一个你死我活……七时许，敌方火力已薄弱，我料敌屡冲不逞，必退却无疑，即令刘旅长占雄派团长刘汉忠，集结兵力两营，向敌出击。九时，距墟二十米达已无敌踪，枪声亦不闻，我出击队追出约一里许地方严密警戒，一场恶战方告停息。是时不沉着的沈师长及各官兵，亦已陆续归来。我即令沈师邓旅向高兴墟靠拢，六十一师向邓旅接近，切实联络，并嘱其将高兴墟情形通告蒋师长鼎文。

当蒋、蔡两部终于会合时，蒋鼎文说：“我的两眼充血”，而蔡廷锴则说：“经此恶战，我3天内不曾合眼。”

蒋、蔡合议，欲再找红军作战，而其时红军的主力已迅速撤出，不知去向了，蒋、蔡只能徒唤奈何。

此仗亦是天赐良机，因天降大雨，蒋、蔡两部在高兴墟会合未成，兵力分散，致使红军寻找到分袭其两军的战机。实际上，蒋率兵在白天离开之时，蔡部即在晚间抵达高兴墟外围。然为时已晚，黄公略部这边，将第九师设伏袭击，而红三军团这边，则将第十九路军围住阻击。按照国民党军的说法，此战“若非第九师将士用命，遇此强敌，断难支持。当九师苦战之际，亦正蔡军危急之时，假如九师后方之高兴墟无十九路军之到达，则九师必受重大损害，倘九师不幸而失利，则十九路军亦难幸存也”。

自此后，蒋、蔡两人成了生死患难之交，此后他们有过并肩赴沪抗击日军的合作，同时又有福建干戈相向的殊死搏斗。对这，下文再述。

其后，南昌行营电告蔡廷锴，将原由第十九路军指挥的韩德勤第五十二师直接归入蒋鼎文指挥，第五十二师随第九师改道富田向吉安前进。

蒋军的这一调动又被中央红军侦知，红军有针对性地作出部署。

蒋鼎文知道，韩德勤的五十二师虽然参加了第二次“围剿”，然其战斗力薄弱，不足以担当对红军的正面作战，尤在眼下之际，中央红军已集中主力，随时可寻求机会歼击一部，刚刚发生的老营盘、黄土坳、高兴墟之战就是明证。于是，蒋鼎文有针对性地作出安排，令韩德勤的五十二师跟随第九师之后，掩护辎重和伤患行进。殊不知，红军也随之应变。

至9月13日，蒋的第九师、韩的第五十二师间隔一定距离，向方石岭行进，傍晚，两军抵达方石岭宿营。

14日，蒋率第九师先行通过方石岭，红军并未开打，而至下午3时蒋鼎文到达九村岭时，设伏的红军迅速用一部兵力，强行将第九师和第五十二师分开两截，并用重兵拼死堵住方石岭隘口，一方面阻击第九师返回援救，一方面以大部兵力围歼韩之五十二师。

打此次伏击的战场指挥官依然是红军擅战之师黄公略为主的第三军和罗炳辉的第十二军。

蒋鼎文接到韩德勤急报，知事起突然，有些出乎意料，乃一边急电蒋介石请求速派飞机支援，一边急令陈沛之主力旅迅速回救。尽管陈旅火力强劲，攻势凶猛，终被红军顽强阻挡，几次反复冲锋，始终无法与韩师会合。红军见敌来援强劲，乃再度集中火力将韩德勤师击溃，韩师之旅长张宗黻、团长甘达朝被击毙，韩德勤失踪，后化装成伙夫得以逃回。黄公略见歼敌一部目的已经达到，即令所部迅速撤出战场。蒋鼎文急令所部趁势追击黄公略军。

这时候，蒋鼎文请求调派的飞机赶到作火力增援，并无所顾忌地低空盘旋搜索，见红军成队撤离，便用机关枪不间断地俯射。黄公略不顾安危地站立起身，大声指挥部队就地隐蔽避弹，突然被一阵猛烈的机关枪弹击中腹部，贯穿内脏，经抢救无效而身亡，血洒疆场，年仅33岁。

中央红军取胜的关键当然是战略战术的得当，而如此精准的奇袭打击，则是靠情报的准确侦知和掌握。令蒋鼎文、陈琪他们没有想到的，侦悉他们军旅行踪的却是他们的小同乡，由冯文彬所领导的红军无线电大队。

还是在本年之初，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时全歼了张辉瓒的十八师，同时俘虏了该师无线电台台长王诤等10多人。经过朱德、毛泽东的启发劝导，王诤等人加入了红军；其后，黄公略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在歼灭公秉藩师时又缴获该师的电台和一部100瓦大功率的发报机。红一方面军总部乃于同年5月建立无线电大队，由冯文彬出任政委，王诤出任队长，至6月，又正式建立无线电侦察队。

冯文彬，浙江诸暨湄池镇湖西村人，1911年出生于一贫苦家庭。参加过五卅运动，后当选为上海工会联合会常委，1929年在闽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四军、红一军、交通大队政治委员等职，尤以善做政治工作著称。冯文彬在领导无线电大队时，充分发挥王诤等技术人员的特长。王诤他们对国民党军的电台呼号非常熟悉，他们还知道，国民党军轻视红军人员的知识构成，对无线电台的管理松懈，为图方便，电台之间的联系乃至部队调度他们常常用明码通话。这样大大咧咧，疏于保密，就极大地方便了红军的侦听，故而国民党的不少军事情报，其接受对象尚未来得及消化实施，红军总部就已经知道其动向，从而可以从容地部署奇袭伏击、阻击后撤出等等。红军总司令朱德对侦听工作非常重视，几乎每日过问，给电台技术人员的待遇优厚有加，当时无线电台台长王诤的工资是每月40块大洋，而其时总司令朱德的待遇则为每月5块大洋。

自此后，冯文彬与王诤结成终身知交，直到新中国建立后两人同任高职。冯文彬的家乡与蒋鼎文的盘山村相距约40里，与陈琪的店口村仅相隔10余里而已。

直至事后，蒋鼎文他们才明白红军如此精准设伏的原因：

在这一次剿匪行动中，我率领的这一部分正行军到兴国，陈济棠（伯南）在广东背叛中央，中央预定三路南下讨伐陈济棠，我担任左路，顾祝同担任中路，何键担任右路。我与我的部队连络和与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连络统用无线电通信，这些通信被匪侦破，所以我与蔡廷锴的行动便暴露了。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研究后认为，毛泽东和他的红军总部，“凡国民党军队部队长姓名，所属私人关系之系统，是否属于蒋之嫡系，士气如何，由何路前进，他都有预报。”

蔡廷锴的十九路军是一支能征善战之师，但综合战力比之于蒋介石嫡系主力第九师还是稍逊一筹。前已引述，毛泽东将第三次国民党“围剿”军的军力分成四个等级：第一等为蒋鼎文等5个主力师，第二等为蔡廷锴等3个师，第三等为孙连仲军，其余部队为第四等。而第二次反“围剿”之时，毛泽东把蔡部则列为第一等军力。那么，为什么蒋鼎文损兵折将而蔡廷锴可以与红军打成对峙呢？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蒋鼎文因出任南下讨伐军左路总指挥，他的注意力已集中于如何对付粤桂军，而对红军有所放松。

第二，蒋鼎文第九师在兴国向泰和前进时，与蔡廷锴会师未果，后孤军沿山林小径突进。红军则借助有利地形奇袭，特别是集中优势兵力，对准蒋部相对薄弱处突然出击，先在9月上旬老营盘击其独立旅，次在一星期后，又歼其随同进击的韩德勤第五十二师。但是这两仗蒋鼎文的主力两个旅损失不大。

第三，蒋鼎文的独立旅系从唐生智部改编未久之兵员，多系北方人士，战力一般，适遇夏天，伤病等非战斗性减员十分严重，遇到红军潮水一般的突然攻袭，溃败亦然。

对于蔡廷锴部，红军当时的部署是拦截其与蒋鼎文部会合，并未把他当作歼灭对象。从地形上来说，高兴墟一带相对平坦，不利设伏。红军其时的部队或无足够的优势兵力集中，打到后来，设伏的红军指挥员一时兴起，亦想歼灭蔡军，未果。其后红军在总结这次作战时多次提到，打蔡廷锴之仗，没有集中优势兵力，这是其一。

其二，蔡廷锴军本是一支能打硬仗之部，即或红军几乎突入军指挥部也不退缩，蔡本人依然作殊死抵抗。

第三，蒋介石其时出于对付粤军的需要，百般笼络陈铭枢、蔡廷锴部队，对十九路军枪械弹药、经费拨付特别充足，从而使蔡部的战斗力更上一层。

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就是专拣对方薄弱处打击，从不以主客观原因论胜负。红军对韩德勤部乃至蒋、蔡两部均予以重创，使一时的被动形势暂时转为主动。

红军当然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重要将领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邹平、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曾士莪等英勇牺牲，特别是黄公略之死，使朱、毛、彭倍感痛心。黄公略牺牲3天后即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满腔悲愤，亲笔撰写了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对于此时的战场态势，民国史专家杨奎松是如此评述的：“整个第三次‘围剿’，与前两次相比，国民党方面基本上控制着战场局面……而红军在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之下，却显得极为被动，甚至接连受到挫折。”

继广州政府进逼蒋介石中央军日甚一日之后，复有九一八事变发生，民族矛盾顿时激化，蒋介石乃停止进攻。声势浩大的第三次“围剿”就这样匆匆收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