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赣东“围剿”方志敏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宁粤双方均暂停了军事行动，然中央军“围剿”红军的主力部队并没有调离江西前线。蔡廷锴、蒋鼎文两军在兴国相会后，蔡奉令放弃兴国，南下赣州驻防；蒋鼎文则奉命由富田直接转向吉安整训待命。

蒋鼎文所没有想到的是，正当他此前全副身心投入“围剿”红军之时，蒋介石因政治之需，一度打算让他回故乡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并把其所率军队也同时调入浙江。

事情是这样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感到“粤变”之事盘根错节，处理之难出乎想象。他没有预料到，扣留胡汉民会导致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空前的大联合，且这次联合反蒋是在革命发源地的广东引发，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4个中央监察委员以“弹劾”通电的合法形式首先提出。这样，蒋介石不能施以武力镇压，而只能用和平谈判的手段去解决，俾使宁粤对峙平息。蒋介石还有一种打算，如在和平谈判中粤方能提出完整的接收政府计划，他的进退也是可以考虑的。

以退为进是蒋介石从跟随孙中山后一直操弄的政治策略，凭他炉火纯青的手法屡试不爽，且每退一次，后劲加足，复出后，权力更进一步。他唯一不肯放手的是对军队和重要将领的控制，他离职之前总是对重要将领作出妥善的安排。这次“粤变”危机日趋严峻，蒋介石也是这样考虑的：

如为革命计，有辞职之必要，则当立辞……对各军则略与安置，勿使失所。顾（祝同）长苏，蒋（鼎文）长浙，朱（培德）长闽，熊（式辉）长赣，鲁（涤平）长沪。四军团移浙，二军团移苏，一军团移汕，三军团移闽；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廿三、第五十三、第廿六、第四十七、第五十四、第七十七、第廿八各师暂驻江西。

对于粤方的发难，宁方内部或战或和也莫衷一是。蒋介石面对难测风云，又一时难决。然当粤方举起武力大旗之时，蒋的和平动议便戛然中止。适逢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下野后的人事安排计划也随之取消。

回来再叙，自蒋鼎文的第九师驻防吉安以后，对所部进行整训改编。鉴于独立旅被中央红军击溃，乃取消旅的编制，缩编成独立团，由张琼出任团长。另外，旅团长也有升有降，原二十六旅旅长刘戡被调至第十师任师长，该旅旅长由五十四团团长郑作民升任；五十三团副团长吴斌调升为五十四团团长；免去刘铸军四十九团团长一职，所缺由刘国钧递升；陈沛仍任二十五旅旅长一职，李楚瀛、谢辅三、李向荣、周开勋等依然为第五十团、五十一团、五十二团、五十三团团长之职。

蒋介石在与粤方周旋和谈、商讨共御日军的同时，对中央红军的“围剿”还是没有完全放弃，他一方面调派部队增援京沪，一方面对留赣之中央军又作出“围剿”部署。

10月上旬，蒋介石命蔡廷锴部离赣调至京沪。

同月，蒋介石命蒋鼎文率部从吉安开赴江西东北部。蒋鼎文此次指挥的部队有第九师、第七十九师、第五十五师，第五十三师之一百六十七旅，第四师之第十旅、独立三旅，各部均向上饶地区集中，由此开始了长达4个月的赣东北“围剿”战役。这次军事行动实是第三次“围剿”的延伸，可谓征战余波，动漾不息。

蒋鼎文此次“围剿”的是方志敏、邵式平、刘畴西等率领的红色武装。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的红军在赣东地区从事武装斗争多年，再加领导人系当地人士，群众基础好，鱼水相融，根据地的发展如火如荼，蔚然有色。

其时，赣东北的红军主要有红十军、赣东纵队、人民自卫军等，约有5万人左右。当时占领的地方主要是河口以西、余干以东、资溪以北、乐平以南地区，且日益扩大，逐渐有与赣南苏区中央主力红军连成一片的态势。这种发展速度是蒋介石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他令蒋鼎文部对赣东红军根据地采用“梳篦”式“进剿”，这种搜索式攻击，实也是蒋鼎文在“围剿”时总结出来的。

原先，国民党中央军力图在短时间内“剿灭”红军，因而所到之处是“蜻蜓点水”，大军路过一地，即算攻占，而红军正是利用蒋军这一“浮夸”，回马一枪，复又再来，重新取得革命根据地，使国民党军的成果“得而复失”。

鉴此，蒋鼎文总结“剿共”得失，采用军事和政治并举的“剿共”手法。他令上饶区行政督察专员王泽民组织一批政工人员，跟随其部队出发，他率军在前面武装“进剿”，安营扎寨，修碉筑堡，王泽民的政工人员随之接收，巩固地方政权，并以三民主义宣导安抚当地民众。蒋鼎文挟武力之优势，将所部分成左中右3个纵队，由东向西，作全方位的搜索式攻击。

恰恰在此时，赣东北的方志敏、邵式平、周建平等与中共中央派来主持工作的曾洪易、万永诚等领导，在对付蒋军“清剿”战略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方、邵、周主张向皖、浙边界发展，认为那里的蒋军布防薄弱，且多山陵，回旋余地大，可以不打或少打堡垒战，用游击战术来拖垮并寻机打击蒋军；在皖浙赣边区取得根据地以后，再经过仙霞岭打通闽北，进而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而曾、万则认为，中央苏区在西南，就必须向西南发展，只有粉碎敌人的堡垒政策，才能消灭敌人；只有与蒋军作硬碰硬的对抗，才能消灭敌军有生力量，才能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并指责方、邵在敌堡垒政策面前胆小退却，就是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曾、万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代表，方、邵、周部不得不听从中央的意见。

最后，赣东北的红军武装按照曾、万的指导方针迎接蒋鼎文部的“围剿”，蒋军围寨筑堡到哪里，红军就到哪里去开打，几乎是针锋相对。“红十军的干部战士表现出无比的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他们在敌人的堡垒前血流遍地。光是攻打贵溪夏家岭的一个堡垒，就连续组织了四次进攻，伤亡一千八百人……贵溪县委书记花春山，83团团长龙志光也牺牲在这里。红十军遭到前所未有的灾难性损失”。

蒋鼎文部在10月下旬已将“追剿”红军的部队推进到万年、余江、金溪一线，并且占领了横峰、弋阳、贵溪、余江各县及迤南地区。至11月上旬，第九师第四十九团刘国钧部进驻余干，第五十三团周开勋部进驻珠山桥，第五十四团吴斌部进驻大桥。在这当中，方志敏的红十军所部与第九师二十五旅在余江、珠山桥分别打了几场规模不小的战斗，双方都有数百人伤亡，唯蒋军因碉堡战术，工事坚固，兵力优势，红军战法未能实际奏效。

对于这次赣东北的“清剿战果”，国民党方面是这样记述的：“赣东清剿，历时4个月（1931年10月—1932年1月），破其巢穴，断其粮食，军政配合，地方秩序逐渐恢复，匪势实力蹙，无法立足。厥后匪首方志敏、刘畴西，卒被我友军擒获，赣东之匪于是肃清”。

上述战果或有些夸大，但确也有些实情，共产党方面的史书也认为，“在曾洪易‘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赣东北苏区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也未能打通与中央根据地的联系。”“曾洪易自称‘百分之百正确’的战略，在敌人堡垒面前碰壁”。此时的蒋鼎文所部“进犯赣东北方志敏的红十军频频得手”。“红十军历经半年多的苦战，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根据地大部分被敌人占领”。

蒋鼎文这种扎实的“进剿”方式使他声誉鹊起，在国民党内赢得了“高级将领深入匪区者第一人”之称谓。蒋鼎文对“剿共”经验有总结、有建言，他抨击陈诚“剿共”策略失误，并向蒋介石请缨，让他率3个精锐师，按照他所采用的战术，足可荡平“共匪”。

蒋鼎文是如此总结的：

我们进入赤区，老百姓不敢和我们多讲话，并不是老百姓不欢迎我们……国军是流动的，不能永远驻下来保护老百姓，老百姓不能冒身家性命的危险来和国军合作……至于说到共匪军事上的战略战术，不外是“短打突击”，在整个战局上应是居于劣势，但是在部分战役中他们会争取胜利，他们仰仗地形熟、情报灵活、训练士兵能急行军、能耐疲劳，在最短期内迅速结集优于国军某一部分几倍以上的兵力，很快地解决国军的小部队然后脱离战场，四散奔逃，使国军找不到还手的主力。这多次的小胜利挽救整个局面的劣势，他们利用这种战术使国军吃亏不少。我针对共匪战术，训练部队要能坚守到底，就地作战决不撤退，苦守待援。在庐山训练时，委员长找我去谈话，我把我剿匪的意见报告了委员长并且说：“有装备好训练好的三个师兵力，采用我的战术，是足以剿平共匪的。”民国二十三年（二十二）二、三月间，陈辞修率领六十一（五十一）、六十二（五十二）、六十三（五十九）三个师在江西进剿，没有多久便全部断送了，就是因为他不懂匪军战术之故。

在这里，蒋鼎文之所以抨击“陈诚不懂‘匪军’战术之故”而导致失败，很大程度上是他一手创立、赖以成名的李延年第九师也在陈诚的一度指挥下遭受重创。也或之故，蒋鼎文把痛惜之情发泄到陈诚身上。

蒋鼎文所提出的“步步为营，步步推进”的“剿共”战略，深得蒋介石的赞许和推广。其后就全面推广，实际运用到对付中央红军的“围剿”上来。

然军事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战术又仅是军事的一个细胞，纵使局部战术对路，可要以此“剿平共匪”，也只不过是军人的线性思维，否则星星之火怎可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