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 漫游中的干谒
唐代文人在漫游的过程中，除了题壁之外，更重要的一个目的在于干谒。
干谒就是有求于人，特别是向达官贵人、在上位者请求，让他们关照自己，为自己延揽声誉。下边我们来看一看唐人干谒的一些情况。
唐代文人的干谒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无官者要求授官，一种是有官者要求更高的职位。从干谒的手段来看，也是两种：一种是用物质，一种是用笔墨。用物质就是给别人送一些东西，送一些钱物，希望别人来关照自己，这个就显得比较俗气。我们重点谈的是文人在漫游活动中的后一种干谒方式，就是写文章、写诗向对方求情，并借以展示才华。
据考察，唐代文人的干谒文字在唐文中占有相当的比例，由于时代不同，上书的数量也就不同。台湾学者罗联添曾经有一篇文章叫《论唐人上书与行卷》，他统计的大致情形是：初唐54篇，盛唐26篇，中唐145篇，晚唐281篇。由此可见，中唐的干谒文已大幅增长，晚唐就更多了。所以从初、盛到中、晚，干谒的文章呈逐渐增多的一种态势。
干谒所用的文体比较多的是骈文，以早期的骆宾王为例，他就写了不少干谒文字，诸如《上兖州刺史启》《上兖州崔长史启》，这种上某某长官的书或者启，一般都有干谒的内容。如骆宾王给崔长史的启中写道：“所冀曲逮恩波，时留咳唾。倘能分其斗水，济濡沫之枯鳞；惠以余光，照霜栖之寒女……则捐躯匪吝，碎首无辞。”意思是说，我希望您能够稍微给我一些关照，给我一些恩泽，对我时时加以留意。假如您能够把一斗中的水分一点，来沾濡我这样一个失水之枯鱼，把您的余光也分一些，来照我这位有如寒女的贫士，那么我就非常满意了。在这里，他把自己比成失水之鱼、孤寒之女，自降身价，而把对方抬得很高。最后说，如果你能够关照我，那么我会感恩报德的，哪怕捐躯碎首都在所不辞。话说得很雅奥，意思实际上很俗，就是请对方一施援手，给自己一个进身的机会。当然，干谒文也有写得通俗的，态度也有不卑不亢的，但无论哪种情形，其最终目的都是希望对方来援助自己，都是有求于人，这是一个惯例。
与骆宾王相比，李白的干谒更具特点。他的干谒文章，既赞美干求对象，又极尽自我夸耀之能事，表现出一种豪迈不羁的狂士风采。李白在漫游的时候，写过不少干谒文字，其中最有名、最被人熟知的就是《与韩荆州书》。韩荆州就是韩朝宗，当时镇守荆州。在这封书信里，李白毛遂自荐，一上来先对韩朝宗的道德文章给予很高的赞颂：
这几句话，把韩朝宗说成天下士子都想拜识的贤人，而且用周公思贤若渴的风采来形容他，想来韩朝宗读了这样的文章开头，心中会非常受用，下边的话也就容易看进去了。同时，韩朝宗既被比成周公，那么，自然应该荐举贤才，如果连李白这样的才能之士都不举荐，似乎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李白这样做可以说是一箭双雕，既抬高了对方，同时又为下文展示才能做了伏笔；既使对方对自己有了好感，又将对方置于一个不举荐自己就不好下台的地步。所以接下去，李白就开始自我介绍：
把自己少壮时候带有传奇性的经历，介绍给韩朝宗。“好剑术”，是说自己不只是个文弱书生；“成文章”，是说自己除了侠气外还文采斐然。至于“遍干”“历抵”“心雄万夫”“许与气义”，都极写其漫游中的豪举，以及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介绍完自己，转而再说对方的德行和文章，为下边的自我标榜作铺垫：
在夸耀对方的同时，又把自己的才能作了一个尽情的展现，“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其中充满了高度的自信。这番话说得不卑不亢、磊落激昂，信笔写来，洋洋可观。由此展现出李白那种过人的豪气。李白之所以为李白，恐怕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李白的干谒文虽然豪气干云，但还有所节制，话也是点到为止。相比之下，初唐的员半千干脆撕下了文人的假面，赤裸裸地直接向皇帝要官。员半千原名余庆，年轻的时候曾经拜王义方为师。王义方对他说：“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把他比作五百年一遇的贤人。而五百是一千之半，于是他欣然接受了老师的赞誉，索性改名“半千”。三十多岁的时候，他直接上书给高宗皇帝，向皇帝要官做。于是就有了那篇旷世奇文《陈情表》。在这封上书里，他先是说自己如何如何贫寒，自己的志节如何如何坚贞，接着话题一转，进行自我介绍。在介绍的时候，他以退为进，先说自己有几件事不如人。哪几件事呢？“若使臣平章军国，燮理阴阳，臣不如稷契；若使臣十载成赋，一代称美，臣不如左太冲；若使臣荷戈出战，除凶去逆，臣不如李广。”这里举出的这三类人，都是古时极负盛名的人物：稷、契是尧舜时的臣子，名声很大；左思写有《三都赋》，当时洛阳为之纸贵；李广征战杀敌，勇冠三军。员半千说自己不如此三人，看似自谦，实际上是为自己其他方面的优长预作伏笔，而且由于他所比较的对象都是第一流的人物，所以即使不如，也绝不代表自己不行。说完了三个“不如”，下边他笔锋一转，用非常恣肆酣畅的文情，烘托出了一个绝顶狂傲的才士形象：
图34 章太炎篆书左思《三都赋》（节录）
写诗作文是员半千的长项，所以他拿曹植、枚皋作比，说自己可以七步成文、飞书走檄，而且“一定无改”，“援笔立成”。既然我有这么高的才能，身为皇帝的你干嘛吝惜阶前的方寸之地，而不让我发挥呢？如果你不信我有此才能，那么，就请你召集天下才子三五千人，把要写的字数定下来，同堂比试。在这些人中，倘若有一个人比我强，就请你把我的头砍掉、骨头砸碎，以向天下才子告罪。如果你相信我的话，那么，就请你录用我，给我官，我也会把所有好主意、好谋略都尽情无隐地贡献于陛下之前。如果你不用我，那么就对不起了，我就跟你拜拜，到山洞里边躲起来。我这一走不打紧，后果却严重得很。因为像我这样的人，你都不能用，都走掉了，那么谁还会到你这儿来呢？这就是员半千，一介寒士，敢于向最高统治者直接自荐，而且说出如此飞扬跋扈的话来。如果不是大唐帝国国力强盛、政治开明，士人的主体意识极大地强化，这样的事恐怕是匪夷所思的。
从员半千到李白，从《陈情表》到《与韩荆州书》，虽然辞盛气傲，难免大言欺人，却反映了初、盛唐诗人那种积极向上、无所畏惧的精神风采。盛唐以后，随着国力中衰，士人心性由极度张扬转向内敛、客观，其干谒的文字也就失去了员半千、李白这样的豪放气概和震人心魄的力量，代之而来的是一种逐渐趋于和缓、平静、内敛、客观的言辞。比如在中唐的时候，像白居易、韩愈，都写过干谒的文字。白居易有一篇《与陈给事书》，写得虽然也是不卑不亢，非常客观，但是豪气已经没有了。韩愈的《三上宰相书》就写得更加凄惨，向宰相一次、两次、三次上书，把自己描绘得宛如丧家之犬，没有一点心傲气浮的慷慨豪情了。所以后来的宋人对韩愈的《三上宰相书》还提出了一些批评。这实际上不仅仅是韩愈本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的风气、气象发生了改变。
除了以文章来干谒，还有一些诗人用诗歌来进行干谒，而诗歌要求言简意约，所以写的干谒内容就比较含蓄。比如我们前面曾经说到过的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就是一首干谒之作。其中说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实际上就是对丞相直接进行干谒的，但是说得委婉、曲折。杜甫也写过干谒的诗作，但是与文章的直露相比，这些诗作也都是属于比较含蓄的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