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讲 边塞向往
这一讲我们来谈一下唐代文人的边塞向往和边塞生活。边塞诗的创作是唐代诗人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以至于在盛唐还形成了非常著名的边塞诗派。那么唐代文人对边塞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初唐的情况。初唐文人的边塞观实际上是历史的一种延续。早在秦汉时期，社会上就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这样的谚语流传。这里的山东、山西，又叫关东、关西，实际上是以崤、函为界而区分的。崤山在今河南三门峡市和灵宝市之间，函谷关即在崤山之上，自战国时起就是秦国和山东诸侯的分界处。山西为什么多出将才呢？《汉书·赵充国传赞》里对这一点作过解释，说山西出将是因为其“地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这是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那是一个战争频仍的地方，戎马倥偬，烽烟迭起，如果不身环介胄，就很难在兵刀剑火中生存下去。因为战争频繁，人民大都久隶军戎，自然崇尚弓刀骑射，娴习攻战。时间长了，就乐于披坚执锐，冲锋陷阵。这样一来，从军效力就成为传统，成为一种地域精神。隋末，以李渊为首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乘时而起，在马背上夺取了天下。与这样一个行动相应，政府对军功加大了尊崇褒奖的力度，军功大臣往往以此矜功自傲，普通民众受其影响，形成以从军博取功名的习尚，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并由此成为唐代前期人们普遍认同的一种观念。
图35 清倪田《昭君出塞图》
初唐时期的西北和东北都不时有烽烟燃起。贞观十八年（644），太宗攻高丽，取辽东之地；到了高宗显庆二年（657），唐大破西突厥，把它的地盘分成了两个督护府。咸亨元年（670），吐蕃与唐军大战，结果唐军落败，使得贞观二十二年安置的安西四镇被废除；到了仪凤四年（679），再伐突厥，这次把突厥给打败了。到了武后的万岁年间，开始讨契丹，其中小规模的边境冲突是接连不断的。所有这些战争都要进行全国性的征募活动，那么，当时的人们对这些征募表现了一种什么态度呢？据《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其情形是“人人投募，争欲征行”，有的不用官家来提供物品，自备物品也要从军，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形成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盛况。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当年征高丽的时候，“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招十个人，会有一百人来报名，招一百就会来一千，那些不得从军的人，都很失落。《册府元龟》也记载说：当时的从征者，无不勇于征敌，身体非常好的那些年轻人，夸耀自己的本领，这样的一些人不可胜数，甚至有的人拿佩刀刺骨，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那么，当时的人们为什么会这样踊跃地应征？还是《旧唐书·刘仁轨传》作了回答：太宗征高丽的时候作过规定，凡是渡辽海者，“得一转勋官”，可以升他的官，勋官就是酬功。唐代曾经规定，勋官“与公卿齐班”，就是与公卿同一等级，而且持有勋官者，可以免除徭役，同时还可以用给他的告身来免除刑罚。据史书记载，当年那些征战亡殁者，都得到了朝廷的追赠，给他们追赠官职，死了之后，他的官爵还可以传授给他的子弟，以光耀门楣。由于朝廷有这样一种激励政策，所以老百姓们从征从战的热情就极大提高了。
这样一种激情，也影响到了一些读书的士子，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太学生，就“不以举荐为意”，而专心于“今古用兵成败之事”。当时的一些人，有的就是到边塞立功而当上了高官。比如裴行俭，在贞观年间明经登第，但是他喜欢用兵之术，诸如安营扎寨、前进后退、布敌料阵等等，这些他都很熟悉，最后，两次率军大破突厥，立功塞外。还有一个叫窦威的，早年“耽玩文史”。后来，他有几个兄弟，都不喜文墨，都是“以军功致仕”而得以“通显”的。这几个兄长对窦威讲：当年孔子“积学成圣”，学问很好，被人称为圣人，可是，在他生活的时期，却非常狼狈。孔子这样的圣人都这样的生活困顿、狼狈，那么，像你这样的人，即使精通了圣道，又想达到什么目的，又能够达到什么目的呢？所以，“名位不达，固其宜矣”。意思是说，活该你没有名位。这就说明当时人对读书并不完全看好。与此情形相似，盛唐的李白也写了一首有名的诗，诗题叫《嘲鲁儒》，就是嘲讽鲁地的那些儒生。其中有几句这么讲：“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鲁地的儒生读儒书，读得非常刻苦，以至于老死于章句之中。这些人好像是满肚子学问，但是一问他经国安民之策，他就像坠入云雾之中一样，什么都不知道。李白嘲讽的表面上是鲁儒，实际上是整个死读经书的知识群体。
由于在从初唐到盛唐这段时间里，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这样一些变化，整个时代兴起了一种对从军边塞的期待和向往，所以不能不对大批文人发生影响，使得他们在写诗的时候，往往都要关注有关边塞的题材。连那个自隋入唐，写惯了宫体诗的虞世南也写过《出塞诗》，称赞“山西多勇气，塞北有游魂”。从“山西多勇气”看，诗人对尚武风气的来源确实有一种自觉的体认。当然了，初唐的诗人向往边塞，大多还只是把这种向往落在纸面上，付诸实施的还是少数。譬如杨炯，作为“初唐四杰”之一，他写了不少有关边塞的诗作，有《出塞》《从军行》等，比较著名的就是这首《从军行》：
“百夫长”就是管一百个人的长官，宁做那样一个下层军官，也胜过做一个书生。杨炯是在显庆五年待制弘文馆的，上元三年（676）给他补了一个校书郎的官。对这样一些文职，他是有所不满的。这个时候正是吐蕃与唐军大战的时期，唐军以失利告终。就在这年，骆宾王因罪谪戍西边，他就把从军的诗作写在了被迫赴边的征途上。
与骆宾王相比，陈子昂的从军是主动的、自愿的，他的《感遇》诗就有这样的句子：“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在他的另一首题名《送魏大从军》的诗中，开头就写道：“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这是送行之作，先说匈奴未灭，于是就展示出其友魏大从戎赴边的意义，使全诗充满一种激昂的情调。这个陈子昂，他和一般的文人有所不同。一般的文人只是比较空洞地描写边塞的情况，或是有一种对边塞热切期望的情意，却没有多少实际的关于军事的知识和才能，而陈子昂是非常了解军事和边塞情形的。在武后当政的时期，他曾经连续上了多篇有关安边制敌的奏疏，如《上蜀川安危事》《上蜀川军事》等等这样一些表章，条陈军国大计，而且非常有见识。陈子昂又是亲自到边塞去过的人。在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的九月，他把自己从军的愿望化为行动，跟随建安王武攸宜讨伐契丹，在军中的幕府做了一个参谋。武攸宜这个主将，轻率无能，可以说是一个庸才，屡战屡败。陈子昂就非常不满，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主动献计献策，却被武攸宜谢绝。子昂失意之余，便登上当年燕昭王为招揽贤才而建造的那座黄金台，仰天长吁，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图36 唐阎立本《步辇图》
总的来说，在整个社会重视军功的氛围之下，初唐诗人产生了强烈的立功沙场的愿望，但多数人却没有从军征战的实际经历。到了盛唐，这种情况就有了比较大的改变。
盛唐国力强盛，社会上弥漫着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特别是在一些大诗人的笔下，表现出了一种非常积极的英雄主义情怀。比如张说写有《破阵乐》：“少年胆气凌云，共许骁雄出群。匹马城西挑战，单刀蓟北从军。”李颀写有《塞下曲》：“少年学骑射，勇冠并州儿。直爱出身早，边功沙漠垂。”李白亦有《塞下曲》：“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些都是直抒胸怀之作，表现的既是对从军边塞、立功沙漠的向往，也是一种英雄主义豪情。其中值得强调的，是早在高适、岑参等著名边塞诗人走向边塞之前，王维就创作了一批表现边塞豪情、描写边塞场景的诗作。
王维的边塞作品有不少是近体诗，有气概，也很有境界。如其《少年行》：“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出塞作》：“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大都骨力劲健，格调高亢，很富有感染力。他常为人称道的是这首《使至塞上》：
诗的场景非常壮阔，特别是颈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以简洁的笔法和构图，把大漠的风光逼真地呈现出来，气雄境阔，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可以说，整个盛唐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是边塞诗人用他们的诗篇所奏响的一个蓬勃向上、富于英雄主义精神的时代。
比较著名的还有曾经到过西部边塞的王昌龄，曾创作出大量的边塞诗作。他的《少年行》说：“气高轻赴边，谁顾燕山铭。”《出塞》说：“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至于他那首被誉为“唐绝第一”的同名之作，更将历史和现实熔为一炉，发唱惊庭：“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赴边、骑马、征战、流血，在诗人的笔下展示得那样痛快淋漓，而对边关的歌咏，对名将的呼唤，也充满一种内在的强力和激情。这在一个国力不振、精神萎弱的时代里，是难以想象的。
图37 唐佚名《游骑图》
还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王翰，他写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首诗中最令人感慨的就是“醉卧沙场君莫笑”一句，把一个旁人视之为畏途的、生死攸关的沙场，当作勇士们表现自己理想、最后捐躯的所在，而且其精神情怀是那么的高昂，那么的爽朗，那么的自信。这实实在在是盛唐诗人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盛唐诗人不仅大量创作边塞诗，频频表述其立功边塞的愿望，而且还有一些人付诸行动，进入幕府，亲历了边塞生活。关于盛唐文人入幕的情况，友人戴伟华教授曾在他的《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中作了若干统计，从统计可以看出，真正到边塞去的诗人不是很多，起码不像以前的人所认为的那样多。但尽管如此，这样一种文人赴边的行为也不容忽视，因为它反映了时代的新气象，反映了文人的新追求。文人从军边塞，大多是进入使府。使府又称方镇，是唐代缘边而设的军事机构，其最高长官称节度使。盛唐的时候有若干方镇，这些方镇都是缘边而设的。到了中唐以后，方镇逐渐向内地扩展，但盛唐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边关。比较重要的方镇，比如安西、北庭、河西、范阳、平卢、朔方、陇右、河东、剑南，都在较边远的一些地区。而其中的陇右、安西和北庭，都在今甘肃、新疆境内，更是文人多去之地，盛唐著名诗人高适、岑参，有不少边塞之作就是在那里写成的。
盛唐之后，写边塞诗的人还有一些，但是，格调、气象比起盛唐时已经逊色许多，不少作品走向衰弱、悲凉一路。在中唐时期，值得重点提及的，大概只有一位李益。
李益是中唐为数不多的从军边塞的一个著名诗人。李益从军和高适、岑参又有不同，他从军的时间长度远远超过了他们。李益一生曾五次赴边，久习战阵，用他在《从军诗序》中的话说，就是：“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故其为文，咸多军旅之思。”如果从他的出身情况看，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他的军旅情结。李益是凉州人，后来随父母迁徙到了东都。他说自己是西汉飞将军李广的后裔，可见是有家族传统的。在他生活的年代，他的家乡已经被吐蕃给占领了，所以，他的从军既是为了续家风，也是为了报家仇。这恐怕成为李益从军边塞的一个原动力。
李益写了不少优秀的边塞之作，如他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诗歌选择征人望月思乡的典型细节，借着“芦管”之声烘托征人的怀归心理。同时，围绕“望”的动作，先用“一夜”写望时之久，继以“尽”写望者之多。简单一句诗，看似平平道来，却力透纸背，传达出一种沉重的苍凉情调，极富艺术感染力。
他的另一首《从军北征》也是如此：“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写横笛在吹，吹的什么呢，吹的是乐府旧曲《行路难》。听了这样一支表现世路艰难、充满离别悲伤之意的曲子后，三十万征人竟然一时回首向明月望去。这是刹那间形成的一个场面，这场面以其人数之众多和地域之广阔而展示出悲壮的气氛，将三十万人的动作和心态予以定格，营造出一种整体的、巨大的悲凉感。诗写得很精美，艺术性也很强，但是从格调和气象上看，已经失去盛唐诗人那种昂扬的豪气和壮阔的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