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古老的中华法系曾被公认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世界法制文明的前列。在我国古代法制发展过程中，法家的思想对我国古代法制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家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为先秦诸子中的重要一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申不害、商鞅、韩非等人，其核心观点认为，以法治国是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法律的主要作用在于“定分止争”和“兴功惧暴”。法家提出了重刑主义等一系列主张。法家的思想对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人们的法律观念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今天，我们在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过程中，也应当积极吸取法家合理的思想内核，做到“古为今用”。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过程中，法家的哪些思想值得我们借鉴呢？
（一）重视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
法家先驱管仲在《管子》中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威不二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子·明法》）。商鞅主张“缘法而治”（又称“垂法而治”“任法而治”），管仲主张“以法治国”，韩非主张“以法为本”“唯法为治”等，都有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的目的，虽然这些主张和我们今天的“依法治国”的内涵并不相同，但在重视法律的作用方面则是相同的。
在法家看来，法律主要具有如下功能：一是定分止争。定分止争是稳定社会秩序的前提和基础，而法律才是定分止争的工具，更是定分止争的公器。财产“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商君书·定分》名分一定，则能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天下才能大治。二是兴功惧暴。“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管子·七臣七主》），“兴功”可以鼓励人们立战功，积极为国家效力，而“惧暴”则可以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以刑制暴，以警愚顽，从而有效阻遏不法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实际上是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实现富国强兵、振兴国家的目的。所以，法家认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定分》）。三是保障国家稳定。法家认为，人治虽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保障国家的稳定，但其具有不确定性，而以法治国则能有效保障国家的稳定。如韩非子认为，通过人治治理国家，则“千世乱而一世治”，而以法治国则能实现“千世治而一世乱”（《韩非子·难势》）。而且即便是像尧、舜那样的圣贤治国，也无法完全依靠个人的品格、才能治理国家，而必须依靠法律。如韩非子认为，“释法术而任心治（即人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韩非子·用人》）。
（二）君臣贵贱上下皆从法
法家主张，“法不阿贵”“刑无等级”（《商君书·刑赏》），即认为法具有统一性，只有上下都遵守，这才叫法。据《史记》记载，秦国的太子犯了法，商鞅认为，法律是所有人都要遵守的，即使是太子犯法，也要受到刑罚制裁。“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黔其师公孙贾”（《史记·商君列传》）。虽然最后处罚了太子的老师，但也体现了“法不阿贵”的思想。“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韩非子认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这种思想与我们现在所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具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法家将法律作为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其强调“君臣贵贱上下皆从法”只是为了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所谓“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管子·任法》），当然，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并不可能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三）重视法律的公平价值
管仲将法的概念界定为：“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管子·七法》）。“法律政令，吏民规矩绳墨也”（《管子·七臣七主》），管仲将法比喻为尺寸、绳墨、规矩、衡石、斗斛、角量等，其实都是为了强调法应当是一种公平客观的评价标准。管仲又说，“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具命也”（《管子·禁藏》）。《韩非子·饰邪》说：“自夫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商鞅进一步阐释了这种思想，他认为，“法者，国之权衡也”（《商君书》）。这与人们常说的“法平如水”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法家看来，之所以强调法应当体现公平价值，是因为这有利于法的有效执行。“法平则吏无奸”（《商君书·勒令》）。“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韩非子·外储说下》）。意思是说，国家太平强盛得力于法治，国家纷乱贫弱是由于执法的不公正所致，因此需要以法治保公平。
（四）重视法律的公开性，而且法律要让民众容易理解
按照法家的观点，法律应当做到明白易知，家喻户晓。法家先驱子产曾“铸刑书”，公布成文法，目的就是为了使民众了解法律的内容。韩非子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予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韩非子·难三》）。商鞅也认为，法的公开，使“万民皆知所避就”，“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商君书·定分》），法律的对象是民众，如果法律太“微妙”，民众连看都看不懂，则很难遵守法律，因此，“圣人为法，必使明白易知”（《商君书·定分》）。韩非子则对法律提出了“三易”的标准，即“易见”（即使人容易看到）、“易知”（即使人容易懂得）和“易为”（即容易使人执行、遵守）。其目的都是为了强调法律的内容应当为民众所知晓。重视法律的公开性，一是为了“使万民知所避就”，从而将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便于法律遵守；二是为了监督官吏公开断案，防止罪犯法外求情。此外，为了保障民众准确理解法律的内容，法家还主张由官吏宣讲、解释法律，使天下的人都“知法”，即“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商君书·定分》）。
（五）强调法律的严格执行
两千多年前，秦国商鞅变法时，秦孝公向商鞅提出了一个问题：“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商君书·定分》）即法律制定出来以后，怎样才能尽快使全天下的所有官员和百姓们知法、守法？商鞅回应了秦孝公的问题，主张应当通过严格执法保障法律的实施，即“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其不几亦明矣”（《商君书·定分》）。法家强调，法律一经制定，必须严格执行，禁止官员随意篡改法律或者“释法就私”、“以私害法”。“不以私害法，则治”（《商君书·修权》）。慎到认为，“法之功，莫大于使私不行”，“立法而行私，其害也甚于无法”，“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饰邪》），都是强调法律必须要严格遵守、严格执行。
（六）立法应当顺应天理、民情，保持稳定
法家认为，立法应当“循天道、随时变、量可能”，即立法要符合自然规律，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实际，考虑实行的客观可能性。一是符合天道。如管仲认为，“法天合德，象地无亲，日月之明无私”（《管子·明法解》）。也就是说，立法应当符合天道，要做到从公而无私。二是因时而治。法家认为，“治民无常，唯法为治。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心度》）。“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慎子·逸文》）。三是符合客观规律，即应当“量可能”，法家认为，立法应当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四是顺应民情。“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韩非子·八经》），商鞅认为：“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商君书·错法》）。管仲也认为：“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管子·形势解》），所谓“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汉书·薛宣朱博传》），这实际上是要求法律应当符合人们的民间习俗、社会观念等。
此外，法家还主张，应当保持法的稳定性，即要实现“一法”“一尊”“法莫如一而固”。此处的“一”指的就是“法”的内容不能“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固”则指保持法的稳定性，“朝令夕改”只会是亡国之道。法律的内容应当保持统一，并且在一定期间内应当保持相对稳定。
在今天看来，法家许多合理的思想内核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从历史上看，商鞅变法推行法家思想，厉行法制，“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变法图强极大地振兴了秦国，最终使秦国一扫六合，统一中国。虽然自汉代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中国历代社会治理仍然注重运用法家的思想，许多学者也据此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实际上采取的是“儒表法里”的治国模式。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我们在借鉴法家的上述合理思想时，也应当看到法家思想的不足：一是过度夸大法律的作用，而忽略了道德教化的作用。法律能治“行”，但不能治“心”，“法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盐铁论·申韩》）。所以，要从根本治“心”，还必须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在这方面，儒家的观点更具合理性。二是，法家的“轻罪重罚”“以刑去刑”的重刑思想过于严酷，造成徒刑遍地，也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例如，法家主张，“生杀，法也。循度以断，天之节也”（《鹖冠子·天则第四》）。“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慎子》）。这种把法等同于刑法的思想，和现代法治理念也是不相符合的。重刑在发挥威慑作用的同时，更容易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正如老子所指出的那样“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所以，商鞅的法家思想虽使秦国统一天下，但仅历经二世而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家思想的局限性。三是，法家认为，法是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管子·任法》），法是治民不治君，并没有真正将法治作为一种目的，更遑论对法治的信仰。我们在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过程中，既要积极吸收法家思想的合理成分，也要摒弃其弊端和不足。荀子说：“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荀子·王霸》）。今天对于法家的合理思想，也应该采取“明用”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