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大宪章》是现代宪法之祖[16]

对于现代宪法的渊源，人们通常都会追溯到《自由大宪章》（以下简称《大宪章》）。1215年，英王约翰与贵族们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大宪章》。《大宪章》在人类政治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可以说是后来一切宪法的始祖，无论是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国联邦宪法，还是法国的人权宣言，乃至后世一切宪法性文件，无不受到大宪章的影响。美国不少人认为，美国宪法的制定和发展，一直在不停地重新诠释《大宪章》的精神。《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主席、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曾于1948年坚称这份宣言的精神来自《大宪章》，并将成为“世界上所有人的国际《大宪章》”。

在欧洲历史上，有不少与《大宪章》相类似的文件，但只有《大宪章》的精神延续至今，成为了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块奠基石。根本原因在于，《大宪章》宣示了国家权力要受约束的理念。《大宪章》的目标是限制王权，也就是限制国家的权力。这份文件的大部分内容涉及的是封建税赋的安排（农役租佃、租地权、免服兵役税）、关于土地和畜牧业的古老措施和规定（小邑和农耕工具），以及有关地产侵占和继承的琐细措施（新近侵占之诉和收回继承地之诉）。从表面上看，《大宪章》是对几百年来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封建契约关系的全面“记述”，但从精神实质的角度审视《大宪章》，可以看出，《大宪章》关于私人财产保护、人身自由保障、税收法定、限制王权、程序正义等精神，对英国的法治乃至于西方的法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英国普通法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我看来，《大宪章》最重要的精神有以下几点：

一是限制王权。《大宪章》的制定本身是国王与贵族之间斗争的产物，它的许多条款都旨在限制王权。它首次把过去的一些成规集中在一个统一的文件中，要求国王明确接受，并保证实行。在《大宪章》草案拟定后，为了防止国王反悔，贵族们在《大宪章》中规定了第61条，该条款规定：由贵族推举25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以监督《大宪章》的执行。如果该委员会中的4人发现国王或政府大臣有违反《大宪章》的行为，应立即请求国王改正，如40天后仍未见纠正，该4人应报告给25人委员会，经委员会多数同意后，可联合全国人民，采取一切手段，包括采用武力夺取国王城堡、土地和财产，强迫国王改正错误。虽然在后来的《大宪章》新文本中删掉了这一条款，但它所开创的思路与经验均被大贵族集团继承下来。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梅特兰所言：“国王不在任何人之下，但却低于上帝和法律，是法律造就了国王，国王应当遵守法律”[17]；“《自由大宪章》……之签署本身，就意味着将会有法治产生”。在签署了《大宪章》之后，含糊其辞的承诺不再管用，国王的权力及其所受的限制被白纸黑字地确定下来。《大宪章》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其为权力设置了制衡机制，确立了约束任性的公权力的精神。

二是税收法定。《大宪章》确立了征税必须获得人民同意的观念，并最终成为现代“税收法定”原则的基石。税收法定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均源于英国的《大宪章》。《大宪章》第12条规定：“未经王国之普遍同意（common consent of the realm），不得在王国内征收免服兵役税或贡金。”这被认为是税收法定原则的起源。之后，随着议会的崛起，“王国之普遍同意”逐渐被理解为由议会通过法律作出决定。1674年，英国议会下议院通过了《遏制非法征税法案》，规定未经议会投票表决，国王不得征收任何赋税或王室特别津贴。在1689年的《权利法案》中，更进一步地限制了国王的征税特权。从比较法上来看，税收法定作为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得到各国普遍认可。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在2015年通过修改《立法法》最终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而国家征税必须通过议会来决定，正是八百年前大宪章精神的体现。

三是通过正当程序保障人身自由。《大宪章》首次开启了以正当程序保障公民人身权利的先河，这也可以说是现代法治的起源。《大宪章》第39条规定：“任何自由民，如未经同侪的合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这至今依然是法治原则的底线要求。第40条规定：“国王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在英国，虽然对于人身保护令和大宪章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认识，但是《大宪章》保护个人的人身自由以及与此相关的众多个人权利的理念，确实是英国人身保护令制度的重要基础。

四是保障个人财产自由。《大宪章》确立的税收法定本身就是保护个人财产的重要举措，因为征税本身就是政府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如果征税权不受法律的约束，则私有财产就随时都可能被政府通过征税的方式侵害，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也会被任意剥夺。《大宪章》除税收法定之外，还有多个条款规定了对个人财产的保护，其第60条规定：“凡英国人，无论其为僧侣或俗人，均应依照国王对其直属封臣所遵守的约束，对各自的家臣和奴仆同样遵守前述之习惯与自由。”斯塔布斯认为，这一条款的目的在于“保证臣民的权利不受领主的侵犯”，他写道：“领主们自己为法律的公正与平等拟定了第60条文。……这样，贵族们在追求自己的权利不受国王侵犯的同时，也规范和约束了他们自己对其下一级封臣的行为。平民的权利和贵族的权利同样得到了保证，自由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商人的货物安全和维兰的农具也受到《大宪章》条文的保护。”[18]《大宪章》关于财产保护的规定并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而是经常被商人们援引来维护其自身的权利，这也是保障英国社会几百年来不断发展的制度基础。一般认为，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主要是因为蒸汽机的发明，但新近的观点则认为，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并不是蒸汽机的发明，而是制度保障的结果。美国学者诺斯等人认为，英国在17世纪就已经形成的相对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是关键因素。英国完善的产权保障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大宪章》正是该制度的起源和基础。

《大宪章》的主旨在于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社会成员的权利。《大宪章》从形成到最终签署，到其中规定的权利真正得到落实，这一过程历经三百多年，在这期间，国王曾经反悔，贵族也曾经抗争。正如施米特所指出，《大宪章》只是中世纪君主与封建主订立的众多协议之一，是一种政治契约。这个契约经过了议会与王权的斗争，最终在1689年的革命之后，确立了国王的权力来自议会，这样才使得对国王权力的限制落到了实处。

八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大宪章》中获得启发。对于当下中国，《大宪章》所宣示的理念，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个国家的宪法制度首要的任务，是确立对个人的财产和人身的严格保护。没有个人财产和人身的安全和免受侵扰，国家是不可能实现安宁和富足的。宪法不仅要宣示对个人财产和人身以及其他基本权利的保护，更要以完善的制度设计去落实这种保护。《大宪章》为后世宪法确立了一些基本典范，就在于它用税收法定的理念来约束国家的征税权，保障个人的财产不被国家随意侵夺。同时，《大宪章》对于个人人身自由的保护，为后世宪法将人身自由作为最重要的人权予以突出保护作出了表率。无论基本权利体系如何变化，财产与人身这两项权利永远是其中最重要的。我相信，财产和人身的安全永远是法律制度建构的核心。任何国家的法律体系，都应该将财产和人身的保护作为首要的任务。为此，应当在宪法之下，通过各个部门法的协同，共同构筑对财产和人身自由保护的规范体系。

法治的进程，是人类社会走向制度文明、弘扬人权精神的历程，而社会发展的未来，无疑也将是法治理念继续发扬光大的进程。在我国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宪法的一项核心理念和治国方略之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的重要任务。实现法治理想，限制公权，保障私权，实现社会平等与正义，是全体中国法律人21世纪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