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报副刊》的诞生及其他

一

《京报副刊》是五四时期四大文学副刊之一，另外三家副刊是《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和《民国日报·觉悟》，正好北京、上海各占一半。78但是，这个“四大副刊”的说法起于何时？却一直未有定论。

新文学界最初提到五四时期有影响力的文学副刊，其实只有三家，《京报副刊》并不包括在内。朱自清在1929年写的清华大学国文系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介绍“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副刊时，就是这样表述的：“日报的附张——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79

迄今所见到的最早把《京报副刊》归入“四大副刊”的提法源自沈从文。1946年10月17日，沈从文在北京写下了他接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的《编者言》，文中有如下一段话：

在中国报业史上，副刊原有它的光荣时代，即从五四到北伐。北京的《晨副》和《京副》，上海的《觉悟》和《学灯》，当时用一个综合性方式和读者见面，实支配了全国知识分子兴味和信仰。80

这是首次把《京副》即《京报副刊》和《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相提并论，并且对它们的历史作用作了很高的评价，虽然并未直接提出“四大副刊”这个说法。

九年之后，曹聚仁在香港写他“一个人的文学史”《文坛五十年》。书中专设两章，即第廿五章“觉悟与学灯”和第廿六章“北晨与京报”，讨论五四运动以后有代表性的副刊。曹聚仁认为孙伏园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那是新文学运动在北方的堡垒”，“到了一九二五年十月间，由徐志摩主编，也还是继承着文学革命的任务。孙伏园走出了《晨副》，接编北京《京报副刊》，也就是《晨报》那一副精神”。81可见曹聚仁实际上也认同“四大副刊”的说法。

到了1979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该书介绍《晨报副刊》时，如下一段话值得特别注意：

自《晨报》（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改革第七版之后，不少报纸也随之改进了副刊。上海的《民国日报》从一九一九年六月取消了常刊载黄色材料的《国民闲话》和《民国小说》两副刊，改出《觉悟》，开始宣传新文化和介绍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材料，在一九二五年以前，长期起过进步作用。上海《时事新报》（也是研究系的报纸），自一九一八年三月便创办《学灯》副刊。《晨报》副刊改革后，也实行革新，传播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哲学文艺思想。这些副刊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的《京报副刊》一起，被称为五四时期中的“四大副刊”。82

这是目前所看到的首次明确把《京报副刊》与《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归并在一起，正式提出了“四大副刊”之说。因此，在新的史料尚未出现之前，五四时期“四大副刊”的提法只能定为起始于1970年代末。当然，《京报副刊》列为“四大副刊”之一，无论就其当时的成就和后来的文学史地位，都是当之无愧的。

二

《京报副刊》作为邵飘萍主办的《京报》的副刊，1924年12月5日创刊于北京，孙伏园主编。孙伏园原为《晨报副刊》编辑，如果他不离开《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就不会诞生。因此，要厘清《京报副刊》的创刊过程，就必须追溯孙伏园何以离开《晨报副刊》，对此，已有不少研究者作过颇有价值的梳理。83不过，仍可以再作进一步查考，尽可能发掘尚未被研究者注意而几近湮没的历史细节。

1921年10月21日，北京《晨报》第七版“文艺栏”改版为单张四版的《晨报副刊》，由原协助李大钊编辑“文艺栏”的孙伏园担任编辑。在孙伏园的精心主持下，在周氏兄弟等的倾力支持下，《晨报副刊》办得风生水起，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新文艺的重要的公共空间。谁知到了1924年10月，因鲁迅打油诗《我的失恋》无法在《晨报副刊》刊出，已经陆续刊登的周作人等人的《徐文长的故事》也被晨报社方叫停，孙伏园愤而辞职了。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被广泛引用的是孙伏园1950年代的回忆：

一九二四年十月，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了《晨报副刊》。稿已经发排，在见报的头天晚上，我到报馆看大样时，鲁迅先生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抽去这稿，我已经按捺不住火气，再加上刘勉己又跑来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但吞吞吐吐地又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理由来，于是我气极了，就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还追着大骂他一顿。第二天我气忿忿地跑到鲁迅先生的寓所，告诉他“我辞职了”。鲁迅先生认为这事和他有关，心里有些不安，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事情虽是从鲁迅先生的文章开始，但实际上却是民主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斗争。84

但是，孙伏园在事发仅一年之后所作《京副一周年》中的回忆却是这样的：

鲁迅先生做好这诗以后，就寄给我以备登入《晨报副刊》。那时我的编辑时间也与现在一样，自上午九点至下午两点。两点以后，我发完稿便走了，直到晚上八点才回馆看大样。去年十月的某天，就是发出鲁迅先生《我的失恋》一诗的那天，我照例于八点到馆看大样去了。大样上没有别的特别处理，只少了一篇鲁迅先生的诗，和多了一篇什么人的评论。少登一篇稿子是常事，本已给校对者以范围内的自由，遇稿过多时，有几篇本来不妨不登的。但去年十月某日的事，却不能与平日相提并论，不是因为稿多而被校对抽去的，因为校对报告我：这篇诗稿是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先生抽去了。“抽去！”这是何等重大的事！但我究竟已经不是青年了，听完话只是按捺着气，依然伏在案头上看大样。我正想看他补进的是一篇什么东西，这时候刘勉己先生来了，慌慌忙忙的，连说鲁迅的那首诗实在要不得，所以由他代为抽去了。但他只是吞吞吐吐的，也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缘故来。这时我的少年火气，实在有些按捺不住了，一举手就要打他的嘴巴。（这是我生平未有的耻辱。如果还有一点人气，对于这种耻辱当然非昭雪不可的。）但是那时他不知怎样一躲闪，便抽身走了。我在后面紧追着，一直追到编辑部。别的同事硬把我拦住，使我不得动手，我遂只得大骂他一顿。同事把我拉出编辑部，劝进我的住室，第二天我便辞去《晨报副刊》的编辑了。……我今天提到这件事，并不因为这也是我的生活史上重要的一页，而是因为有了这件事才有今日的《京报副刊》周年纪念日。《京报》自然在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出它的副刊，但倘没有这件事，《京副》与“伏园”或者不发生什么关系，“十二月五日”与“《京报副刊》周年纪念”或者也不发生什么关系。不但此也，因为我的“晨副事件”而人人（姑且学说大话）感到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之不可少，于是第一个就是《语丝》周刊出版。《语丝》第五十四期里，周岂明先生已经提起这件旧事。所谓“这件旧事”者，关于上面所讲鲁迅先生《我的失恋》一诗还只能算作大半件，那小半件是关于岂明先生的《徐文长的故事》，岂明先生所说一点儿也不错的。不过讨厌《我的失恋》的是刘勉己先生，讨厌《徐文长的故事》的是刘崧先生罢了。85

两相对照，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伏园与《晨报》代总编辑刘勉己发生冲突并且决裂的原因，他最初提供的也是最可信的说法有两个，主要原因也即导火线是鲁迅《我的失恋》“抽去”不能发表，次要原因是周作人等人的《徐文长的故事》被叫停。86有必要补充的是这个次要原因披露时间还早于主要原因，周作人《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当初你在编辑《晨报副刊》，登载我的《徐文长故事》，不知怎地触犯了《晨报》主人的忌讳，命令禁止续载，其后不久你的瓷饭碗也敲破了事。”87此文比孙伏园《京副一周年》早发表十四天，正可互相映证。但是，到了1950年代以后，次要原因却消失得无影无踪，鲁迅《我的失恋》不能发表成了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唯一的原因。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应该澄清。

按照孙伏园在《京报一周年》中所说，与刘勉己冲突的第二天，他就辞去了《晨报副刊》编辑职务。周作人日记1924年10月24日云：“伏园来，云已出晨报社，在川岛处住一宿。”鲁迅日记1924年10月25日也云：“午后伏园来。”这两条日记提供了重要的时间节点，由此应可推测，在辞去《晨报副刊》编辑后，孙伏园立即先后走访周作人和鲁迅报告此事。那么，孙伏园为鲁迅《我的失恋》与刘勉己当面冲突的日期往前推算，就当为1924年10月23日，也即10月23日晚，孙刘发生冲突，24日孙向刘提出辞呈后离开晨报社，即赴周作人寓通报，25日又赴鲁迅寓通报。至于此事向文坛公开，则要等到一周以后了，《晨报副刊》1924年10月31日第四版刊出了《孙伏园启事》：“我已辞去《晨报》编辑职务，此后本刊稿件请直寄《晨报》编辑部。”

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之后，频繁拜访周氏兄弟等，酝酿创办新的能够“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很快，1924年11月2日周作人日记云：“下午……又至开成北楼，同玄同、伏园、小峰、矛尘、绍原、颉刚诸人议刊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板。”第2天鲁迅日记云：“上午……孙伏园来。”这应是孙伏园向鲁迅汇报昨天的《语丝》筹备会。该年11月17日，《语丝》周刊果然按计划在北京应运而生，孙伏园全力投入《语丝》的编辑。然而，历史又向他提供了一个新的主编副刊的机会。

三

讨论《京报副刊》的创办，除了孙伏园和周氏兄弟，还不能遗漏一个人，那就是当时与《京报》有关系的文学青年荆有麟。荆有麟1940年代出版了一部《鲁迅回忆》，书中有专章回忆《京报副刊》的创刊。在“《京报》的崛起”这一章中，荆有麟回忆在世界语专门学校听鲁迅讲课时得悉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就与一起编《劳动文艺周刊》（《京报》代为发行）的胡崇轩、项亦愚商议，拟请孙伏园为《京报》新编副刊：

我们当时对于《京报》很关心，时时向《京报》主人邵飘萍先生，提供改革意见。这一次，听见孙伏园离开《晨报》了，很想要《京报》创刊一个副刊，请孙伏园作编辑，三个人谈论的结果，觉得这办法很好，但有问题的，是《京报》请不请孙伏园呢？假使《京报》愿请孙伏园，而孙伏园又肯不肯干呢？两方面都没有把握。因为我们晓得：《京报》本来有副刊，不过它的副刊专登些赏花或捧女戏子的文章，而编此副刊者，又系与邵飘萍很有交情，且在《京报》服务多年的徐凌霄。那么，邵飘萍肯不肯停了徐凌霄所编的副刊，而另请孙伏园呢？而且伏园本人，我们都不认识他，万一邵飘萍答应请他，谁又有方法也使他答应呢？但即就是有这些困难吧，我终于大胆地找邵飘萍去。

我对邵飘萍述说了孙伏园向晨报馆辞职的经过，并告诉他《京报》应该借此机会，请伏园代办一种副刊，意外地，邵飘萍马上首肯了。而且他还说：

“我想：除请孙伏园先生编副刊外，《京报》还可仿照上海《民国日报》办法，再出七种附刊，每天一种，周而复始。这样，可以供给一般学术团体，发表他们平素所研究的专门学问。”

“能这样，当然更好。”

“那么，我们就这样决定：本报副刊，就请贵友孙伏园先生担任编辑。另外，七种附刊，请你设法相帮找一两个，我这里也有几个团体接过头。本报也预备出一种图书周刊，大约七种附刊，不会成问题。”

这真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京报》愿担负起倡提新文化的使命。但伏园，在当时，不特不是“我的朋友”，是连一面之缘都没有，这却不能不使我恐慌起来了。

我抱着这种矛盾的心情，走出京报馆的门，看时间，已是夜里九点钟了。想着：鲁迅先生还未到睡觉期间，还是找他商议罢。

这件事，也是出乎鲁迅先生意外的，所以在我讲完了见邵飘萍的经过，并说明我根本不认识孙伏园时，鲁迅先生这样说：

“不要紧，我代你们介绍。我想：伏园大概没有问题罢？他现在除筹办《语丝》外，也还没有其他工作。我明天去找他来。你明天晚上到这里吃晚饭”。

我这一次，却是抱着愉快的心情走回去。第二天，也将这经过，告诉了胡也频与项亦愚，自然在吃晚饭前，赶到了鲁迅先生家里，会我久已仰慕的孙伏园先生。

要解决的事情，鲁迅先生早已同伏园说过，所以我也不必再重复，吃饭时，伏园就首先告诉我，他已同意。我说：

“那么，我明天告诉邵飘萍，再同他约好时间，你们先见见面”。

“那又何必呢”？鲁迅先生放下酒杯，突然插言，“邵飘萍是新闻记者，一天到晚，跑来跑去的，你我他，还得找伏园。有多麻烦？我看吃完饭，你们俩去看他，一下就决定了”。

伏园看着鲁迅先生这样力成其事，他当然也不好表示异意，所以他接着说：

“这样也好，那又要烦劳你跑一趟了”。

其实，不必说跑一趟，就是跑十趟，我也是愿意的。因为事情能成功，我们就可以看到一般学者及文人的高论与出色的创作。而我们一般青年，也可以有发言的地方了。于是一吃完饭，我就同伏园赶到了京报馆。邵飘萍刚好正在馆。

飘萍热烈地欢迎伏园进京报馆，在谈过办法，薪俸，稿费等条件后，飘萍还说：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筹备罢。下一星期出版”。88

之所以如此具体地引录荆有麟的回忆，因为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京报副刊》创刊的唯一详细而完整的追述。据荆有麟在《鲁迅回忆·题记》中所忆，他写这部回忆录，正是听孙伏园所说“关于先生（指鲁迅——笔者注）什么，应该写一点出来”89而得到启发。《鲁迅回忆》印行过两版，孙伏园应有机会读到，如荆有麟关于《京报副刊》创刊过程的回忆与事实有所出入，孙伏园不会不表示异议。由此可见，荆有麟的回忆基本是可靠的，可信的。而且，他的回忆从鲁迅日记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1924年11月间的鲁迅日记有多条荆有麟、孙伏园到访的记载，但有两条引人注目，即11月24日，“午后荆有麟来……夜孙伏园来”；11月25日，“晚伏园来。荆有麟来。”荆有麟的回忆不是说他当时与邵飘萍谈妥后即访鲁迅，鲁迅对请孙伏园出山主编《京报副刊》表示支持，即约孙、荆两人次日晚饭商议吗？鲁迅日记这两个时间节点正与荆的回忆大致吻合，唯一不同的是荆有麟回忆前一天晚访鲁迅，而鲁迅日记所记是前一天“午后”荆有麟来访。不过，这可能是荆有麟记误。前一天晚上孙伏园正好访鲁迅，鲁迅正可与其先谈荆有麟下午来访的提议，然后次日晚孙、荆在鲁迅处首次见面商定，当晚孙、荆立即再访邵飘萍，这样不是更为合乎情理吗？何况整个11月间，鲁迅日记中孙、荆晚上同访鲁迅仅此一次，11月25日晚到12月5日《京报副刊》诞生又时间相距最近。因此，可以推断1924年11月25日晚对《京报副刊》的诞生是个关键时刻。

总之，创办《京报副刊》的动议出之于荆有麟等文学青年，得到了《京报》主人邵飘萍的首肯，又得到了鲁迅的支持，孙伏园本人也乐于重操旧业。于是，在荆有麟的奔走下，在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孙伏园主编的第二个“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京报副刊》终于水到渠成，横空出世。

四

新创刊的《京报副刊》为16开本，日出一号，每号八版，单独装订，随《京报》赠阅。每月一册合订本则独立出售。1924年12月5日创刊号上，孙伏园以“记者”笔名发表了《理想中的日报附张》，在简要回顾民国初期报纸副刊的得失之后，就以五四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为例，强调“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也即副刊应该做到：

一、“宗教，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兼收并蓄”，力求“避去教科书或讲义式的艰深沉闷的弊病”，对“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引人研究之趣味的，或至少艰深的学术而能用平易有趣之笔表述的”，也表示欢迎。

二、副刊的“正当作用就是供给人以娱乐”，所以“文学艺术这一类的作品”，理应是副刊的“主要部分，比学术思想的作品尤为重要”。当然，“文学艺术的文字与学术思想的文字能够打通是最好的”，而就“文艺论文艺，那么，文艺与人生是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的”。

三、副刊的另一“主要部分，就是短篇的批评”。因为“无论对于社会，对于学术，对于思想，对于文学艺术，对于出版书籍”，副刊“本就负有批评的责任”，这是必须提倡和坚持的。

四、就文艺作品而言，副刊对于“不成形的小说，伸长了的短诗，不能演的短剧，描写风景人情的游记，和饶有文艺趣味的散文”等，也应给予关注，“多多征求并登载”。而副刊也“不能全是短篇”，只要“内容不与日常生活相离太远”，那么，“一月登完的作品并不算长”。90

孙伏园提出的编辑《京报副刊》的这四条“理想”，不妨称之为他编辑副刊的四项基本原则。显而易见，他要通过贯彻这四项原则，搭建一个至少与他以前所编的《晨报副刊》一样，甚至更为宽广更具特色的平台，也就是把《京报副刊》办成更大更好的“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这是孙伏园的雄心壮志。综观一年又四个月，总共四百七十七号《京报副刊》，他预设的目标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

《京报副刊》的作者阵容强大，自梁启超、蔡元培以降，《新青年》同人中的鲁迅、周作人、胡适、钱玄同、刘半农，《语丝》同人中的林语堂、川岛、江绍原、顾颉刚、孙福熙、李小峰等，还有吴稚晖、许寿裳、马幼渔、沈兼士、钱稻孙等，五四培养的一代新文学作家王统照、鲁彦、汪静之、许钦文、蹇先艾、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高长虹、石评梅、陈学昭、黎锦明、焦菊隐、朱大枬、向培良、章衣萍、吴曙天、冯文炳（废名）、尚钺、毕树棠、金满成、杨丙辰、荆有麟、胡崇轩（胡也频）等，后来在学术研究上卓有建树的丁文江、王森然、马寅初、俞平伯、张竞生、张东荪、张申府、容肇祖、吴承仕、邓以蛰、董作宾、魏建功、钟敬文、刘大杰、冯沅君、简又文、罗庸等，以及新月社和与新月社关系密切的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饶孟侃、余上沅、子潜（孙大雨）、丁西林、彭基相等，《京报》主人邵飘萍自不必说，都在《京副》上亮过相。当时北京学界文坛的精英和后起之秀很大部分成为《京副》的作者，这无疑说明《京副》不囿于门户，不党同伐异，而是一视同仁，完全开放的。

当然，周氏兄弟对《京副》的鼎力支持至关重要。1924年12月5日《京副》创刊号上就有周作人以“开明”笔名发表的《什么字》。12月7日《京副》第三号也发表了鲁迅翻译的荷兰Multatuli作《高尚生活》。从此，周氏兄弟不约而同，成为《京副》的主要作者。据粗略统计，鲁迅在《京副》发表的著译多达五十余篇（包括连载译文在内）；周作人则更多，不断变换笔名发表的各类文字高达八十余篇。而且两人都有同一天在《京副》发表二文的记录。鲁迅有名的《未有天才之前》《青年必读书》《忽然想到》（一至九）和译文《出了象牙之塔》，周作人有名的《论国民文学》《国语文学谈》《与友人论章杨书》等，均刊于《京副》。周作人发表于《京副》的最后一文是1926年4月12日第四百六十五号的《恕陈源》，鲁迅发表于《京副》的最后一文则是同年4月16日第四百六十九号的《大衍发微》，八天之后，《京副》就被迫停刊了。应该可以这样说，周氏兄弟与《京副》的命运共始终。

正如孙伏园所设计的，作为大型的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副刊，《京副》对新文学范畴内的小说、诗歌、散文、剧本、杂文、文艺理论、书评及外国文学翻译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对传统文化范畴内的国学、史学、古典文学、音韵文字学、考古学、佛学、医学等等，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而对包括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逻辑学、新闻学、经济学、伦理学、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艺术学、美学乃至性学，还有不少门类的自然科学，或评述或翻译，同样十分注重。而且，孙伏园力求“各方面的言论都能容纳”，91鼓励文艺学术上的争鸣诘难。特别是孙伏园1925年1月策划了声势浩大的“青年必读书”和“青年爱读书”“二大征求”，七十余位知名专家学者，三百余位青年的应征文字陆续在《京副》刊出。鲁迅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主张，92引起激烈争论，论争文章多达六十余篇，成为当时中国学界的一桩公案，影响深远。而1925年5月至8月由顾颉刚主持的六期“妙香山进香专号”民间风俗信仰调查，1926年1月至3月的《京副》“周年纪念论文”系列等，也都颇具规模，可圈可点。

与此同时，《京副》也敢于直面现实，介入现实，孙伏园就曾严正宣告，“对于国家大事，我们也绝不肯丢在脑后”。93对当时震动全国的“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五卅”惨案等重大事件，《京副》都及时作出强烈反应。针对“五卅”惨案，《京副》先后推出“上海惨剧特刊”“沪汉后援特刊”“救国特刊”和“反抗英日强权特刊”等多期，旗帜鲜明地站在被压迫者这一边，支持爱国救亡，这在“四大副刊”史上颇为难得。

总之，《京副》后来居上，在推动新文学多样化进程，建构当时中国社会文化、政治公共空间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京报》也因《京副》而销路大增，不胫而走，青年人“纷纷退《晨报》而订《京报》”，“于是《京报》风靡北方了，终至发生‘纸贵洛阳’现象，因为它在文化上实在起了重大作用”。94

然而，《京报》包括《京报副刊》的激进批判姿态，引起正在混战的北洋军阀的忌恨。1926年4月24日，《京报》突遭查封，26日《京报》主人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杀害。一夜之间，《京报副刊》在出版了477号之后划上休止符，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1920年代新文学“四大副刊”中，《京报副刊》虽然创刊时间最晚，存在时间也最短，但在当时中国知识界所发挥的作用，所产生的影响，却并不亚于另外三种。近年来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界开始注意到《京报副刊》，意识到可把《京副》视为192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场域整体结构的又一个重要部分来加以考察，以《京副》为对象的硕、博士论文和专题研究已经越来越多，有阐释《京副》的媒介性质及文化角色的，有探讨《京副》在新文学进程中的作用的，也有爬梳《京副》与《语丝》的互动关系的，甚至《京副》的合订本、“刊中刊”现象等等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但是，九十余个春秋过去了，寻找一套完整的《京报副刊》已经不易，影印全套《京报副刊》正逢其时。在笔者看来，《京报副刊》影印本的出版将促进对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学术史、副刊史和知识分子心态史的研究，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原载2016年4月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初版《民国文献资料丛编·京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