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郁达夫·《北斗》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距今已经整整八十五年了。

据现有史料，左联发起人有五十余人之多，55包括了鲁迅、郁达夫和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南国社等文学社团的成员，而对创造社元老郁达夫是否列名发起，当时曾有过不同意见。参与左联筹备小组工作的夏衍在1980年1月所作的《“左联”成立前后》一文中回忆，当他与冯乃超二人受筹备小组委托，将左联纲领和发起人名单初稿送请鲁迅审阅时，鲁迅对发起人名单中没有郁达夫提出了异议：

这次会见是在鲁迅家里，我们说明了筹备会讨论的经过，把两个文件交给了他。鲁迅很仔细地同时也是很吃力地阅读了那份文字简直象从外文翻译过来的纲领，后来慢慢地说：“我没意见，同意这个纲领。”又说：“反正这种性质的文章我是不会做的。”接着他又看了发起人的名单。有些他不认识的人，我们一一作了介绍，他也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最后他提出为什么没有郁达夫参加发起？我们说，郁达夫最近情绪不好，也不经常和一些老朋友来往。鲁迅听了之后，很不以为然地说：“那是一时的情况，我认为郁达夫应当参加，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我们表示同意。不过我们说这还得征求他本人的意见，鲁迅也赞成。56

查鲁迅日记，1930年2月24日云：“午后乃超来。”《鲁迅全集》对此句的注释为“冯乃超来请鲁迅审阅‘左联’纲领草稿”。由此，或可断定，冯乃超、夏衍与鲁迅的这次重要会见，时间为1930年2月24日。只是有一点，鲁迅日记未记沈端先（夏衍当时用名）的名字。

四年之后，夏衍撰长篇自传体回忆录《懒寻旧梦录》，在第四章“左翼十年（上）”之第三节“筹备组织‘左联’”中，写到这次拜访鲁迅时，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左联”成立前后》中的上引这段话，但有一个关键的改动，即把“我们说，郁达夫最近情绪不好……”改为“乃超说，郁达夫最近情绪不好……”，57“我们说”变成“乃超说”，这可以理解为对郁达夫列名左联发起人，至少冯乃超开始是持有不同意见的。58

到了1985年，为纪念郁达夫遇害四十周年，夏衍写了充满感情的《忆达夫》，文中在忆及郁达夫与左联关系时，又是这样回忆的：

关于达夫和“左联”的关系，我看到过的有关文史资料和回忆文章中，也有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记载。1930年2月下旬，“左联”筹备组草拟发起人名单时，对郁达夫应否列名的问题，确曾有过不同意见，有人（郑伯奇、钱杏邨）赞成，也有人反对，当时我不了解文艺界内情，也没有坚持。后来冯乃超和我拿了这个名单向鲁迅征求意见，鲁迅就问：你们问过郁达夫没有？为什么不列他的名字？于是我们就在发起人名单上加上了达夫的名字，并决定由我去征求他的同意。大概在2月下旬的一个雨天，我和陶晶孙一起去看他，他病卧在床上，我简单地把筹备成立“左联”的事告诉了他，并让他看了发起人名单。他就说：你们要我参加，就参加吧，不过我正在“冬眠”，什么事情也做不了。59

这个回忆又恢复了“我们说”，对整个事情来龙去脉的回忆则更为完整。如果1930年2月24日冯乃超、夏衍拜访鲁迅这个日期确实无误，那么，夏衍与陶晶孙拜访郁达夫征求同意列名左联发起人的日期就应该在1930年2月25日至3月1日之间，因为3月2日左联就召开成立会了。但已经刊行的郁达夫1930年2月—3月日记是摘录，不是全部，60所以夏、陶到底哪一天拜访郁达夫，还是个悬案，有待将来郁达夫日记的全部公开。

不管怎样，郁达夫列名左联发起人曾有过不同意见，在鲁迅建议下方得以列名，却已是不容置疑的了。令人惊讶的是，郁达夫列名左联发起人之后不到九个月，又被左联“请他退出”。有关情形，左联首任常务委员郑伯奇在十五年之后所写的《怀念郁达夫》中首次作了披露：

不久，文坛起了波动，新的运动发生了。达夫对于新运动早有共鸣，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参加。也许是达夫在文坛的地位和他的社会关系妨碍了他，大家总觉得他不甚积极。但是当团体成立的时候，他当然参加了。不知由那里传出来的话，据说他曾对徐志摩先生说：“I am a writer, not a fighter”。这句话引起青年朋友们的不满。在我主持的一次大会席上，通过了请他退出的决议案。这是我终身引为遗憾的一件事。其实，“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一句话，严格地解释起来，固然有点不妥，而解决的办法，至今思之，究嫌过火。我在当时不能制止，自然应该负责。这句话若在以后几年间说出来，决不会引起这样的波澜。61

这段文字尽管有点隐晦，意思还是明确的。“新的运动”指左翼文艺运动，“大家”希望郁达夫“参加”，他当然也参加了的“团体”是指左联。时光荏苒，又过去了一十七年，进入晚年的郑伯奇撰写了《“左联”回忆散记》，再次旧事重提，表述也更为清晰完整：

因为政治环境恶劣，“左联”很少开会员大会，但在初期，却召开过几次人数较多的会，地址好像都在北四川路附近。记得在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一所小学里开过一次会，是临时召集的。会上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郁达夫对新月社的徐志摩说：“我是作家，不是战士。”向“左联”的敌人公然这样表示，等于自己取消资格，应该请他退出。一时群情激动，纷纷表示赞成。我主持会议，未经深思，遂付表决。达夫因此和“左联”一时疏远，并对我深致不满。以后，我担任良友图书公司编辑，彼此才逐渐恢复交情。62

归纳郑伯奇先后两次回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左联初期，在一次“临时召集”的“大会”上，表决通过了请郁达夫“退出”左联的决议，这次“大会”正是由郑伯奇主持的，而之所以非请达夫“退出”不可的依据，是他对左联的“敌人”徐志摩说了“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句话。郁达夫与徐志摩是中学同学，两人关系一直很好，当时的徐志摩是否就是左联的“敌人”，是大可怀疑的。徐志摩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当然与左翼作家不同，但他却没有把左翼作家视为“敌人”，而很愿意与之交朋友。63

郁达夫生前对此事也有过两次直接的公开表态。一次是1933年5月在杭州答记者问，他是这样说的：

左翼作家大同盟，不错，我是发起人中的一个。可是，共产党方面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当然免不了。……

后来，共产党方面要派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这一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了。所以在左翼作家联盟中，最近我已经自动的把“郁达夫”这名字除掉了。64

另一次是他1939年在有名的《回忆鲁迅》中提到此事：

当时在上海负责在做秘密工作的几位同志，大抵都是在我静安寺路的寓居里进出的人；左翼作家联盟，和鲁迅的结合，实际上是我做的媒介。不过，左翼成立之后，我却并不愿意参加，原因是因为我的个性是不适合于这些工作的，我对我自己，认识得很清，决不愿担负一个空名，而不去做实际的事务；所以，左联成立之后，我就在一月之内，对他们公然的宣布了辞职。65

郁达夫这两次回忆显然对左联成立后的一些过左的“实际工作”，如“分传单”、飞行集会等表示不满，但回忆也存在若干偏差，如他说的“一月之内”就向左联“宣布了辞职”，按常理视之，时间上不可能那么快。而且，“宣布了辞职”是什么意思呢？1930年12月间确实有关于郁达夫“脱离”左联的公开报道，值得注意：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郁达夫亦有名字在里面，不过听说达夫在左联并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左联的会议，他从未参加过。近来达夫在林语堂、徐志摩等宴会上，曾当众表示：“自己是一个文人，不是一个战士。”同时，他又写信给左联，说他自己因为不能过斗争生活，要求脱离关系云。66

这则报道或可证实那句“我是作家，不是战士”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郁达夫在某次与徐志摩、林语堂等的宴席上所说的。想必由某位在场者传了开去，才引发左联大会上“请他退出”的表决。但是，这次宴会到底是什么时候举行的，有哪些人参加？郁达夫“又写信给左联”的“同时”到底是何时？仍都是个谜。

不仅如此，夏衍在《怀达夫》里对左联的这次表决也表示了怀疑：

谈到达夫和“左联”的关系，还有一个直到现在还弄不清楚的问题，那就是郑伯奇1962年9月间写的《左联回忆散记》中所记的“左联”通过了把郁达夫除名的决议。……这篇回忆中对于“左联”在会员大会上通过“请他（郁达夫）退出”的情况叙述得很详细，但这件事发生于哪年哪月，却没有具体说明，而只说是在“左联”成立之后的“初期”。“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初期”，那应该是在1930年或1931年之间，当时我是“左联”的执行委员，说我对这样一件大事毫无印象，是不大可能的。更使我不解的是“左联”成立初期的党团书记是冯乃超，不久后接替乃超的是冯雪峰，以及当时和达夫经常有来往的阿英，乃至郑伯奇本人，在“文革”以前的二十多年中，都没有和我谈起过这件事。“左联”初期（到1933年达夫迁居杭州之前），我和他不时见面，他迁居杭州后，每次到上海，也常常来找我，而他也从来没有提到这个问题。现在，乃超、雪峰、伯奇都不在了，已经没有核对的可能。近几个月来，我问过几位研究“左联”史实的朋友，据说冯雪峰在60年代也曾讲过，说“左联”会员大会通过这个决议时只有他和柔石等四人反对。柔石是在1931年2月殉难的，那么这件事应该是在1930年的5月之后，因为5月以前“左联”召开的三次会员大会，我都参加了的，我还自信我的记忆力不会坏到连这样一件大事也会忘记到一干二净的程度。当然，考虑到当时的历史的环境，发生这样的事也是有可能的。67

夏衍的疑问，确实事出有因。夏衍提出左联“初期”三次会员大会，即1930年3月2日成立大会、4月29日第二次盟员大会和5月29日第三次全体大会，68他都出席，却对除名郁达夫的表决“毫无印象”，这该怎么解释呢？因此，郑伯奇的两次回忆是否属实，必须寻找新的证据。

值得庆幸的是，左联关于郁达夫的表决留下了文字记载，白纸黑字，证据确凿，可惜夏衍生前未及看到。这个表决恰恰是在夏衍没有参加的左联第四次全体大会上作出的。1930年11月22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刊出了一篇《左翼作家联盟第四次全体大会补志》，摘录如下：

本月十六日下午六时左翼（联）在会所开第四次全体大会，到会人数除联盟会员三十余人外，还有日本战旗社及中准会文化总同盟等代表多人参加。

首由主席作政治报告……

嗣战旗代表报告……

旋由常委报告；大都是极严重的自我批评，例如过去脱开群众坐在亭子间创作和不参加组织生活，忽视经常的训练……等（此处的省略号为原文所有——笔者注），因此文化斗争不能起实际作用，所以过去的工作，那是没有什么好成绩。报告毕，开始讨论各提案，主要议决如下：（一）派代表参加广暴代表大会并加紧广暴工作——如印发传单，公开宣传集会等。（二）全体动员参加群众实际工作。（三）扩大工农兵通讯运动。（四）争取公开出版运动。（五）建立农村通信机关。（六）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并当场表决开除郁达夫。此外还有实际行动，决议多条不载录。……至十时始散会。69

这篇报道清楚地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左联第四次全体大会1930年11月16日下午6时在上海某“会所”举行，历时四个小时之久。在众多议程中，“常委”关于左联工作“自我批评”的报告颇为详细，而最后“议决”了六条决议，第六条是“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并当场表决开除郁达夫”。而与郑伯奇的两次回忆比对，不仅在大的方面，在具体细节上，也大致吻合。由此足以证明，郑伯奇的回忆是可靠的。左联就郁达夫会员资格进行正式表决确有其事，而且还不是表决“请他退出”，而是“开除”！

有必要指出的是，鲁迅并未参加是次大会，1930年11月16日鲁迅日记云：“星期。晴。午后往内山书店买书一本，二元五角。下午蒋径三来。”左联“初期”四次会员大会，鲁迅总共只参加了二次，即1930年3月2日的成立大会和5月29日的第三次全体大会。70如果鲁迅出席了第四次全体大会，也许“开除”郁达夫不会付诸表决，或者是另一种表决结果？一切皆有可能，但历史不容假设。夏衍的质疑终于得以澄清。但夏衍披露的冯雪峰1960年的回忆仍然十分值得重视，左联第四次全体大会表决“开除”郁达夫时，并非意见一致，冯雪峰、柔石等四位左翼作家投了反对票。

通过以上辨析，1930年11月16日左联第四次全体大会表决“开除”郁达夫已无可怀疑。左联成立之初，左联成员中，郁达夫的文坛声名仅次于鲁迅，因此，“开除”郁达夫决非一件小事。而冯雪峰等反对这种轻率的关门主义做法，也为此后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发表郁达夫作品，以实际行动纠正这个错误决议埋下了伏笔。

《北斗》月刊创刊于1931年9月，距左联“开除”郁达夫十个月。主编丁玲，郑伯奇、张天翼参与编务。71《北斗》共出版了二卷八期，不像在它之前出版的《艺术月刊》《文艺讲座》《沙仑月刊》《世界文化》等左联刊物，仅出了一期就无以为继。它比出版了六期的《萌芽月刊》时间还要长，实际期数与《前哨·文学导报》相等，72正如郑伯奇所说的：“《北斗》是‘左联’刊物中出版时期较长的一个。”73

《北斗》“出版时间较长”的原因，当然会有很多，但有一点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很可能还是决定性的，那就是《北斗》与以往的左联刊物不同，《北斗》彰显了文学性，突出了作者的多样性。以往大部分左联刊物以发表宣言、声明、报告、决议等左翼文件为主，而《北斗》改为发表文学作品为主，而且在主要发表左翼作家作品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刊登不少非左翼的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这是以前的左联刊物从未有过的文学新气象。

且举创刊号为例。创刊号发表的丁玲的小说《水》、蓬子的小说《一幅剪影》、白薇的剧本《假洋人》、隋洛文（鲁迅）的译文《肥料》（里琪亚·绥甫林娜作）、朱璟（茅盾）的评论《关于“创作”》、李易水（冯乃超）的书评《新人张天翼的作品》、寒生（阳翰笙）的书评《南北极》、董龙（瞿秋白）的杂文《哑吧文学》和《画狗吧》等，作者都是左联作家，乃至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同时也发表了冰心的诗《我劝你》、林徽音的诗《激昂》、徐志摩的诗《雁儿们》、陈衡哲的“小品”《老柏与野蔷薇》、叶圣陶的“速写”《牵牛花》和西谛（郑振铎）的评论《论元刻全相平话五种》。冰心、林徽音、徐志摩、陈衡哲、叶圣陶、郑振铎当时均在文坛上享有盛名，却又都不是左翼作家，徐志摩还曾被左联视为“敌人”，然而都在左联刊物的《北斗》上亮相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令人意想不到。

不仅如此，1931年10月《北斗》第一卷第二期发表凌叔华的小说《晶子》，同年11月《北斗》第一卷第三期以头条位置发表沈从文的小说《黔小景》，都延续了创刊号的办刊思路，即注意刊登非左翼的文学名家的新作。到了同年12月，郁达夫的名字终于出现在《北斗》第一卷第四期上，他发表了“杂感”《忏余独白》，这是又一个令人注目的新讯号。

左联成立之后，郁达夫作为“发起人”之一，并非一事不做，至少他在左联刊物上发表过两篇作品，即刊于《大众文艺》1930年5月第二卷第四期“新兴文学专号”（下）的《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和刊于同刊1930年6月第二卷第五、六期合刊的《我的文艺生活》。《大众文艺》本是郁达夫创办的，自1929年11月第二卷起，郁达夫将该刊交由他创造社时期的同人陶晶孙接办。陶晶孙也是左联“发起人”之一，左联成立，《大众文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左联的刊物。从已经公开的郁达夫日记可知，郁达夫当时与陶晶孙关系颇好，来往甚多，他还引领陶晶孙拜访鲁迅。74左联成立前夕，筹备小组特意委派陶晶孙和夏衍去征求郁达夫列名“发起人”的意见，显然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郁达夫能为已成为左联刊物的《大众文艺》撰稿，恐也与此不无关系。

然而，为左联机关刊物撰稿，且以已被“开除”出左联的敏感身份为之撰稿，毕竟大不相同。郁达夫在《忏余独白》中说得很清楚：“沈默了这许多年，本来早就想不再干这种于世无补，于己无益的空勾当了。然而《北斗》说定要我写一点关于创作的经验，我也落得在饿死之前，再作一次忏悔。”也就是说，他为《北斗》写这篇《忏余独白》，并非是主动投稿，而是《北斗》的热情约稿。左联的机关刊物主动向已被“开除”出左联的作家约稿，这在左联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除此之外，1932年1月出版的《北斗》第二卷第一期特大号发表一组“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征文，郁达夫又在被征之列，而且最快交稿，刊于征文首篇。鲁迅也写了有名的《答北斗杂志社问》。应征撰稿者除了茅盾、郑伯奇、陶晶孙、张天翼、沈起予、杨骚、寒生（阳翰笙）、建南（楼适夷）、华蒂（叶以群）、穆木天、蓬子等左联作家，还有叶圣陶、方光焘、徐调孚、邵洵美、周予同等非左翼作家和学者，丁玲则以主编的身份作了总结。其中戴望舒和陈衡哲发表的意见有点特别，戴望舒在《一点意见》的末尾说：“我觉得中国的文艺创作如果要‘踏入正常轨道’，必须要经过这两条路：生活，技术的修养。再者，我希望批评者先生们不要向任何人都要求在某一方面是正确的意识，这是不可能的事，也是徒然的事。”陈衡哲则在复丁玲的信中，一方面表示“我很惭愧不能有什么有价值的意见贡献给《北斗》”，另一方面又提问“你为什么不请陈通伯（陈西滢）写一点批评的文章呢？他是很好的。”显然都有所指，都有弦外之音。

作为左联机关刊物，《北斗》采取了与以往左联刊物完全不同的颇为开放的姿态，这是什么原因呢？关于《北斗》，主编丁玲生前未曾留下专门的回忆文字，但她晚年在另两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富于启示的解答。

第一篇是她1981年8月3日在长春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其中有这么一段：

《北斗》是左联的机关刊物，是鲁迅领导下的刊物。我是遵照他的意见办事的。杂志开始比较灰色，但团结了各方面的知名作家，发表他们的作品，这都是按照鲁迅的意见办的。75

第二篇是她1983年5月30日完稿的《我与雪峰的交往》，文中以更多的篇幅较为详细地回顾了她主编《北斗》的过程：

（党组织）要我留在上海，编辑《北斗》。为什么要我来编呢？因为我在左联没有公开活动过，而且看起来我带一点资产阶级的味道，虽说我对旧的社会很不满，要求革命，但我的生活、思想、感情还有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味道。叫我来编辑《北斗》，不是因为我能干，而是左联里的有些人太红了，就叫我这样还不算太红的人来编辑《北斗》。这一时期我是属冯雪峰领导的。《北斗》的编辑方针，也是他跟我谈的，尽量地要把《北斗》办得像是个中立的刊物。因为你一红，马上就会被国民党查封。如左联的《萌芽》等好几个刊物，都封了。于是我就去找沈从文，当时沈从文是“新月派”的，我也找谢冰心、凌叔华、陈衡哲这样一些著名的女作家。这在当时谁也不会相信她们是左派。所以《北斗》开始几期，人家是摸不清的。撰稿人当中有的化名，外人一时也猜不着是谁。瞿秋白在这里发表不少文章就是用的化名。我编《北斗》有没有受到过左的干扰呢？有，我记得有些时候，有的文章，一发出去同我们原来想的好像有抵触。这不是又暴露了吗？我们原来不想暴露《北斗》是左联办的，但这种文章一发出去，就暴露了。结果，原来给我们写文章的一些人就不再给我写文章了。像郑振铎、洪深这一些老作家，本来是参加左联的；郁达夫，第一次左联开会有他，在这个时候，都不晓得到哪里去了。这时候，雪峰提出：还要想办法把这些人的文章找来。于是，我们想出个题目：请你们谈一谈对现在创作的意见——征文，这样有些人的名字又在《北斗》上出现了，显得我们这个刊物还是和很多著名作家有联系。那个时候冯雪峰在左联当书记，后来他调到文委工作，但是他还经常关心过问《北斗》的事。76

丁玲这两段回忆在史实上略有出入。洪深确是左联成员，但郑振铎并未加入左联，郁达夫也未参加左联“第一次开会”（即左联成立大会）。尽管如此，这两段文字仍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从中可知《北斗》的编辑方针自始至终得到了鲁迅和冯雪峰的指导，特别是冯雪峰，当时正担任左联党团书记，77丁玲在他直接领导下编辑《北斗》。主动约请有影响的非左翼作家为《北斗》撰稿，把《北斗》“办得象是个中立的刊物”，其实都是冯雪峰的主意。这固然是应对国民政府高压政策的策略，但显然也有纠正左联内部左的关门主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作家的长远考虑在，显示了《北斗》主办者较为阔大而非狭隘的政治视野和文学眼光。而当初左联“开除”郁达夫，冯雪峰就表示了反对，《北斗》一再发表曾被斥为“投机和反动分子”的郁达夫的作品，其良苦用心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总而言之，在左联出版的所有刊物中，《北斗》办得最有特色，文学性强，包容性也大，可以视为左翼作家建立文学统一战线的最初尝试，应在左联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1930年代上海文学史上也应占有较为显著的一席之地。因此，在纪念左联成立八十五周年之际，重新梳理左联“开除”郁达夫的来龙去脉，重新评估冯雪峰、丁玲等编辑《北斗》的历史功绩，对更全面、客观地审视左联的功过得失，不是没有益处的。

（原载2015年8月《上海鲁迅研究》2015·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