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及其文坛友人
鲁迅的《狂人日记》与钱玄同日记
杨天石先生花费二十多年时间主编的三卷本《钱玄同日记》整理本2014年8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研究中国近现代经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文字学、书法学、碑帖学等，都可从这部内容丰富的日记中得到有价值的线索。笔者就从新文学的角度，对日记所反映的钱玄同与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在《新青年》时期的关系略作梳理。
钱玄同1918年1月起接编《新青年》，同年2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是他责编的。他1918年1月2日日记云：“午后至独秀处检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本月五日须齐稿，十五日须寄出也。”1但他当晚在宿舍“略检青年诸稿”，却发现中意的并不多，有的“胡说乱道”，更有一篇“论近世文学”的，令他极为不满，在日记中狠狠嘲笑了一通：此文“文理不通，别字满纸，这种文章也要登《新青年》，那么《新青年》竟成了毛厕外面的墙头，可以随便给什么人来贴招纸的了，哈哈！这真可笑极了。”他只选录了“尹默、半农诸人的白话诗数首”。次日日记又云：“携《新青年》四卷二号之稿至家中检阅，计可用者不及五十page， ；尚须促孟和、独秀多撰，始可敷用。”正因为钱玄同认为《新青年》的许多来稿不符合他的要求，所以他身为编者，就一定要另辟途径，寻找新的作者。
钱玄同了不起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他想到了可能的《新青年》作者，周氏兄弟应是不可或缺的人选。他和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时就一起师从章太炎学文字学。当时，鲁迅已在教育部任佥事，钱玄同则和周作人在北大文科执教，他们一直有所往还。钱玄同日记1915年1月31日云：“今日尹默、幼渔、我、坚士、逖先、旭初、季茀、预（豫）才八人公宴炎师于其家，谈宴甚欢。”这是被北洋政府幽禁的章太炎住所“门警撤去”后在京章门弟子的第一次聚会，而是日鲁迅日记只记了简单的一句：“午前同季巿往章先生寓，晚归。”2两相对照，显然钱玄同日记详细得多。同年2月14日钱玄同日记又云：“晚餐本师宴，同座者为尹默、逖先、季茀、豫才、仰曾、夷初、幼渔诸人。”可见当时在京章门弟子经常宴师欢谈。
但是，从钱玄同和周氏兄弟三方的日记看，他们在1915年至1917年上半年交往并不频繁，整个1916年，钱玄同和鲁迅日记均无相关记载。钱玄同首次出现在周氏兄弟寓所，是在1917年8月，可惜这个月的钱玄同日记缺失。但8月9日鲁迅日记云：“下午钱中季来谈，至夜分去”，同日周作人日记更详细：“钱玄同君来访不值，仍服规那丸。下午钱君又来，留饭，□谈至晚十一时去。”8月17日鲁迅日记云：“晚钱中季来。”同日周作人日记则云：“晚钱君来谈，至十一时去。”8月27日鲁迅日记又云：“晚钱中季来。夜大风雨。”周作人日记又记得较详细：“晚玄同来，谈至十一点半去。夜风雨。”是夜钱玄同应是冒雨而归，但三人一定谈得很尽兴。同年9月24日钱玄同日记云：晚“八时顷访豫才兄弟”，这是现存钱玄同日记中造访周氏兄弟的首次记载。是日鲁迅日记云：“夜钱中季来。”周作人日记则云：“晚玄同来谈，至十一时半去。”3可见双方谈兴甚浓，谈至夜深方散。六天后是中秋节，钱玄同日记云：午后“四时偕蓬仙同访豫才、启明。蓬仙先归，我即在绍兴馆吃夜饭。谈到十一时才回寄宿舍。”此日鲁迅日记更有趣：“朱蓬仙、钱玄同来……旧中秋也，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颇佳。”可见是晚钱玄同与周氏兄弟共度中秋，而且谈得颇为融洽，鲁迅在日记中还顺便抒了一下情。这一天钱玄同与周氏兄弟一起欢度中秋佳节，他们的关系应该也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鲁迅在1922年12月写的《〈呐喊〉自序》中有一段常被引用的有名的话，交代他开始写小说的缘由：
“S会馆”即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周氏兄弟当时正居住于此。“金心异”就是钱玄同（林纾小说《荆生》中有一影射钱玄同的人物“金心异”，故而鲁迅移用）。两年半以后，鲁迅在为俄译本《阿Q正传》所作《著者自叙传略》中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就直接提到了钱玄同的名字：
由此可见，鲁迅踏上新文学之路与钱玄同的非同寻常的关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钱玄同“偶或来谈”的“那时”大致是什么时候呢？钱玄同日记1918年3月2日云：“晚访周氏兄弟。”甚为可惜的是，该年4月至年底的钱玄同日记不存（1918年1月至3月1日的日记也有许多漏记），幸好鲁迅和周作人日记均存，可作补充。
鲁迅日记1918年2月9日“晚钱玄同来”；15日“夜钱玄同来”；23日“钱玄同来”；28日“夜钱玄同来”。3月2日“夜钱玄同来”；18日“夜钱玄同来”；28日“夜钱玄同来”。4月5日“晚钱玄同、刘半农来”；21日“夜钱玄同来”；26日“晚钱玄同来”。周作人日记记得更具体，1918年2月9日下午“玄同来谈，十二时去”；15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后去”；23日晚“玄同来谈，至一时去”；28日“晚玄同来谈”。3月2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去”；18日晚“玄同来谈”；28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去”。4月5日“玄同半农来谈，至十二时去”；17日“以译文交予玄同”；21日“晚玄同来谈，至十二时半去”；26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半去”。
短短三个月之内，钱玄同造访周氏兄弟竟有十次之多，且均在晚间，均谈至深夜十二时以后，足见谈得多么投契和深入！而且，正因为均是晚间造访，夜深巷静，犬吠不止，以至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会说金心异“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尽管如此，“怕狗”的钱玄同仍不断造访。可以想见，钱玄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定要说服鲁迅为《新青年》撰文。因此，这个时间段应该就是鲁迅《〈呐喊〉自序》中所说的金心异频频造访，打断了他埋头抄写古碑的兴致，“终于答应他（指钱玄同——笔者注）也做文章了”的“那时”。而周作人4月17日“交予玄同”的“译文”，应该就是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的《贞操论》（与谢野晶子作）。
同期《新青年》上发表了鲁迅“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6的小说《狂人日记》，这既是钱玄同不断催逼的可喜结果，更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影响极为深远。从此以后，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7《狂人日记》落款“一九一八年四月”，但小说更为具体的写作和发表经过，鲁迅哪一天完稿，哪一天交予钱玄同，钱玄同日记失记，鲁迅日记也无明确记载。不过，《狂人日记》文前“题记”末尾署“七年四月二日识”，如果小说确实于1918年4月2日杀青，那么，钱玄同1918年4月5日晚与刘半农同访周氏兄弟时，得到这篇小说稿的可能性应为最大吧？
关于《狂人日记》的诞生，周作人后来在《金心异》8中有过较为具体的回忆，与本文的推测大致吻合：
《新青年》第四期第五号在刊出《狂人日记》的同时，还刊出了鲁迅以“唐俟”笔名所作的新诗《梦》《爱之神》和《桃花》三首，鲁迅后来在5月29日致许寿裳信中说：“《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真是无法。”9“拙作少许”即指《狂人日记》和这三首新诗，而鲁迅之所以开始白话诗文的创作，实际上也是对当时销路并不理想的《新青年》编者钱玄同他们的有力支持。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新青年》第四期第五号是钱玄同编辑的。该期还发表了吴敬恒（吴稚晖）的《致钱玄同先生论注音字母书》，文前有钱玄同的按语，称吴敬恒此信“精义尤多，实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因此再把全信录登于此，以供研究注音字母者之参考”，即为一个明证。《狂人日记》因钱玄同而诞生，由钱玄同经手而发表，钱玄同功不可没，正如钱玄同自己在鲁迅逝世后所写的纪念文中回忆的：
1923年8月，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初版，书中所收十四篇小说，单是《新青年》发表的就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和《故乡》五篇，超过了三分之一。同月22日鲁迅日记云：“晚伏园持《呐喊》二十册来。”8月24日鲁迅日记又云：“以《呐喊》各一册赠钱玄同、许季巿”，显然有感谢钱玄同之意在。同日钱玄同日记当然也有记载：“鲁迅送我一本《呐喊》。”有意思的是，这是“鲁迅”这个名字第一次在钱玄同日记中出现。
两年以后，《京报副刊》发起“青年必读书”和“青年爱读书”大讨论，鲁迅在1925年2月21日《京报副刊》撰文“略说自己的经验”，主张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11从而引起轩然大波。3月22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借与黎劭西（黎锦熙）谈话，认同鲁迅的看法：“晤黎劭西，他说日前遇鲁迅，谓汉字革命之提倡实有必要。他主张别读中国书，是同样的意思。纵使过高，亦是讨价还价也。此说甚是。”钱玄同还别出心裁，以青年人而非专家的身份在3月31日《京报副刊》的“青年爱读书特刊（三）”发表了自己的一份“爱读书”书单，共十部作品，当代作品仅“《呐喊》（鲁迅）”一部，而且特地加了一条“附记”：“《呐喊》中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和《风波》这几篇，一个月中我至少要读它一次”，12其中《狂人日记》等三篇正好都发表于《新青年》。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对孙伏园催生了鲁迅的《阿Q正传》津津乐道，那么，钱玄同催生鲁迅《狂人日记》的深远意义更不容低估，更必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书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