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鲁迅致郁达夫佚简考

鲁迅和郁达夫深厚的文字交，凡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当不会感到陌生。单以两人的通信为例，鲁迅日记中有明确记载的鲁迅致郁达夫函，据笔者统计，就有二十七通之多。但《鲁迅全集》所收入的鲁迅致郁达夫函，1981年版为四通，132005年版增加了一通，14总共只有五通而已。从鲁迅1928年6月26日致郁达夫第一通函至今，八十五年过去了，沧海桑田，还有可能发现新的鲁迅致郁达夫书简吗？

2013年10月，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黄世中先生编著的《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王映霞致黄世中书简（165封）笺注》。打开此书，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三通鲁迅致郁达夫函手迹照片（一通仅存最后一页），不禁又惊又喜。经核对，这三通书简2005年版《鲁迅全集》均未收入，是最新披露的鲁迅致郁达夫的佚简。

这三通鲁迅佚简的来历，编者在是书附录三《新发现的鲁迅致郁达夫书简（三封）》的最后有一句说明：“美国伊利诺州吴怀家收藏并提供。”15再从书中附录四《新发现的郁达夫、王映霞书简》的“黄按”：“这些信件是郁达夫1938年离开福州南下新加坡前，交给陈仪的秘书蒋受谦，16蒋转交给吴怀家先生的父亲收藏。吴父去世以后，这些书信就由吴怀家先生收藏保存了”，17应可推断这三通鲁迅佚简也是循此同一路径，即郁达夫——蒋授谦——吴怀家父亲——吴怀家传承的，当可视作流传有绪。由于经过鲁迅研究界长期不懈的努力，鲁迅佚文佚简的发掘工作已几近于穷尽，这三通鲁迅致郁达夫佚简的公布，是2005年版《鲁迅全集》出版以来，鲁迅佚文佚简发掘工作的一个突破，也无疑是鲁迅研究和郁达夫研究在史料层面的重要收获。

但是，根据手迹可知，这三通鲁迅佚简均未署写作年份。编者在是书附录三《新发现的鲁迅致郁达夫书简（三封）》中考定，这三通鲁迅佚简分别写于1928年9月8日、10月2日和10月11日，而依据的理由仅短短几句话：“黄按：1928年6月20日，鲁迅与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创刊，第二年12月即停刊。据鲁迅‘五期希即集稿’云云，新发现致郁达夫三函，当为1928年所作。”18史实果真如此么？

查鲁迅日记，1928年9月和10月整整两个月中，只有9月12日有这样一句：“寄小峰信，附寄达夫函。”除此之外，均无致函郁达夫的记载。而这唯一的一次寄函达夫，与第一通佚简落款“九月八日夜”也相差了四天，不可能是鲁迅笔误，或鲁迅写了四天之后才托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转交。虽然鲁迅已写信而日记未记之个案并非没有，如已收入《鲁迅全集》的1936年10月2日致郑振铎函，日记就只有间接记载。但是接连三通佚简，日记中竟然全无记载，未免过于巧合，令人无法置信。也因此，是书编者断定这三通佚简均写于1928年，实在是过于轻率了。

从鲁迅日记可知，鲁迅1927年10月定居上海以后，他与郁达夫的交往日趋密切。达夫频频造访鲁迅，赠书借书，宴聚畅叙，特别是两人1928年6月合作创办《奔流》文艺月刊之后，讨论、交接稿件等更是经常，同年8月一个月里，两人见面就达七次之多。但1928年一年里，鲁迅致郁达夫函总共只有6月26日、9月12日、12月12日三通，而且，其中12月12日致达夫函已经收入《鲁迅全集》。而次年即1929年一年里，鲁迅致达夫函增至十四通，这也是两人交往史上鲁迅致函郁达夫最多的一年，占已知鲁迅致达夫函总数一半以上。因此，查考这三通佚简的写作年份和月份，显然1929年的可能性最大，下面就略作考证。

第一通佚简全文是：

达夫先生：

昨得小峰来信，其中有云：“《奔流》的稿费，拟于十六号奉上，五期希即集稿为盼。”

这也许是有些可靠的，所以现拟“集稿”。第五本是“翻译的增大号”，不知道先生可能给与一篇译文，不拘种类及字数，期限至迟可以到九月底。

密斯王并此致候。

迅上　九月八夜

鲁迅1929年9月8日日记并无致函郁达夫的记载。但9月9日有“上午……寄达夫信”，应理解为“九月八夜”写，9日上午付邮。信中首句“昨得小峰来信”，鲁迅9月7日日记中果真有“得小峰信并书报等”句，完全吻合。此信告诉达夫，因出版《奔流》的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答应支付稿费，《奔流》“五期”将续编“集稿”，这“第五本是‘翻译的增大号’”，请达夫提供“一篇译文”。《奔流》共出二卷，1928年10月第一卷第五期并非翻译专号，1929年12月第二卷第五期也即终刊号才是“译文专号”，郁达夫也超额交稿，发表了德国Felix Poppenberg的论文《阿河的艺术》和芬兰Juhanni Aho的小说《一个败残的废人》两篇译文。鲁迅1929年11月20日所作的该期《编辑后记》中，开头就说：“现在总算得了一笔款，所以就尽其所有，来出一本译文的增刊”，19也正可与此信所述互相发明。因此，这通佚简的写作时间应为1929年9月8日。

第二通佚简全文是：

达夫先生：

十一信当天收到。Tieck似乎中国也没有介绍过。倘你可以允许我分两期登完，那么，有二万字也不要紧的。

昨天小峰又有信来，嘱集稿，但那“拟于十六”，改为“十五以后”了。虽然从本月十六起到地球末日，都可以算作“十五以后”，然而，也许不至于怎样辽远罢。

迅上　十一下午

这通佚简与上一通在写作时间和内容上都是衔接的。写作时间应为1929年9月11日。信中说：“昨天小峰又有信来，嘱‘集稿’”，9月10日鲁迅日记明确记载：“晚得小峰信并《奔流》第四期”，可见《奔流》第二卷第四期已经出版，李小峰再次恳请鲁迅编选第二卷第五期即后来的“译文专号”稿，鲁迅在此信中也再次通知达夫。9月11日鲁迅日记明确记载：“下午得达夫信，即复”，此信第一句又谓“十一信当天收到”，两相对照，更是考定此信写于1929年9月11日的确证。大概郁达夫接到鲁迅9月8日信后，拟翻译德国作家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的作品，供《奔流》第二卷第五期“译文专号”之用，回信征询鲁迅意见，鲁迅才如此答复达夫，但此事后未能实现。

第三通佚简存文是：

商量。出一类似《奔流》之杂志，而稍稍驳杂一点，似于读者不无小补。因为《奔流》即使能出，亦必断断续续，毫无生气，至多不过出完第二卷也。

北新版税，第一期已履行；第二期是期票，须在十天之后，但当并非空票，所以归根结蒂，至延期十天而已。

迅启上　十月二夜

这是一通残简，仅存最后一页。鲁迅1929年10月2日日记云：“晚得达夫信”，1929年9月29日，郁达夫自上海坐船到安庆安徽大学任教，据已公开的郁达夫这一时期日记片段，鲁迅收到的这封信，是郁达夫9月30日在安庆付邮的。2010月3日鲁迅日记又云：“晨复达夫信”，应即此信。此信虽落款“十月二夜”，因鲁迅经常当天深夜工作到次日凌晨，“十月二夜”也可理解为10月3日“晨”。信中关于“北新版权”的一段话更强有力地证实了此信写于1929年10月2日。是年8月，鲁迅与北新书局因著作版税事发生严重纠纷，聘请律师提起法律诉讼，李小峰为此急电时在杭州的郁达夫赶到上海调解。8月25日，在郁达夫等人见证下，鲁迅与北新达成和解协议，鲁迅撤诉，北新则当年先分四期偿还拖欠鲁迅的版税，当日鲁迅日记有所记载。所以，鲁迅在此信中向调解人郁达夫报告北新偿还欠款的进度。鲁迅1929年9月21日日记云：“午杨律师来，交还诉讼费一百五十，并交北新书局版税二千二百元”，即为信中所说的“已履行”的“第一期”支付欠款；是年10月14日日记又云：“午杨律师来，交北新书局第二期板税泉二千二百”，也正是信中所述将“延期十天”才支付的“第二期”欠款。至于起首残句鲁迅说“商量。出一类似《奔流》之杂志”，也许郁达夫当时又起意另起炉灶，创办新的文学杂志也未可知，但不会是《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编者所认为的指达夫与夏莱蒂合编的《大众文艺》，因为《大众文艺》早在1928年9月就已经创刊，鲁迅也已为创刊号赐稿，21似不必再“商量”也。

综上所述，这三通新见鲁迅致郁达夫佚简的写作时间应可确定为1929年9月8日、9月11日和10月2日，而决不可能是《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编者所说的1928年9月8日、10月2日和11日。纠正编者这一错误的判断，考定鲁迅这三通佚简的确切写作年份，将有助于正确理解这三通佚简的内容和鲁迅与郁达夫的交谊，也有助于正确理解1920年代末上海文坛的文事人事。事实上鲁迅这三通佚简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另一位人物，即鲁迅的学生、出版鲁迅和郁达夫多种著作及所编刊物的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但考察鲁迅、郁达夫和李小峰的关系，是另一篇研究文字的题目了。

（原载2014年1月26日上海《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