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几点总结和遗留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讨论文学的“当代性”，并非是说文学必须要有当代性，也并不认为所有当代写作的文学作品，其最高标准是“当代性”。当代性只是我们理解文学的一种方式，只是在把握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时所作的一种表述。有些非常优秀的作品，未必就有非常鲜明的当代性；特别是那些古典作品，已经脱离了它所处的时代，在它的那个时代，它或许具有当代性，也可能没有被人认识到，也可能被埋没了，后世发现了其价值。这些发现可能是纯粹艺术形式方面的，或者是其他的认识方面的。有不少非常优秀的作品，我们对它们的阅读和讨论也不一定要用到“当代性”这个概念。我们只是在这个视域中，强调当代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已。“当代性”的内涵无法本质化，试图给出定义也显得十分困难，故而我们有必要对前此的论述再作明确的归结：
其一，当代性是现代性论域中出现的问题。何谓当代？为什么会产生关于“当代”的论说？这都是现代性对自身的反思和超越的行为。
其二，当代性在现代性激进化的历史进程中被凸显出来，因为时间的紧迫感，因为要建构“当前”在政治与审美方面的合法性，故而“当代性”会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论域。例如，在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性进程中，“当前”“当代”“当下”等时间性的范畴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从来没有超越“当前”紧急历史境遇中的普遍性和超越性的价值，即使有，也是立足于当下实践构想出来的。
其三，“当代性”成为一个论题，这本身表明“当代”是一个矛盾聚焦的时间场域，也表明它的承压和要求超越的动力。因而“当代性”是一种文化的境遇意识——它总是明白自己身处特定的境遇中，在时间无穷无尽的流逝中，它陷于此刻此地，被命运包围，被无数的事件裹胁。
其四，当代性是主体意识到的历史深度，确实包含了一种主客体的关系，但是，归根结蒂，它是主体建构起来的一组叙事关系。
其五，当代性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同一时代在不同的作品中具有不同的当代性；在不同的文学史叙事中，当代性的意义并不相同。当代性具有不同的时效性，曾经被认为具有深刻的当代性的某些作品，时过境迁可能会被认为是应景之作，而另一些被认为世界观落后的作品，却可能体现了那时的当代性。
其六，在今天中国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强调“当代性”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我们如此倡导文学与现实、与时代的关系的时候，强调“当代性”是要以更为真实的态度，以面对现实的勇气去写出当代中国的复杂性，去触及历史深度，去揭示中国民族的当代境遇。很显然，当今中国文学不只是表现出中国民族的生存境遇，而且也以它自身的矛盾性显现出一种文化的历史境遇，尤其它以语言形式传承的传统性，它经受着的世界文学的挑战，它承受着的当下汇集的矛盾和压力，中国文学在今天何去何从，它想怎么做，它能做什么——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它处于一种历史境遇中，它只有意识到这个境遇，深刻领悟了现实的命运和未来的召唤，才能走出自己的道路；道路从境遇中生长，在当下艰难开掘，向未来坚韧延展，中国文学因此才有力量，才能超越“当代性”。
多年前，昌耀在诗里写道：
这首题为《邂逅》的诗，读后不只是让人感奋，而是使我们意识到一种命定的机缘，文学邂逅“当代性”，不也是一种意外之喜吗？用诗人欧阳江河的话来说，有一种“侥幸之美”。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今天的文学来说，对于身处于一种历史之中的中国文学来说，它能与当代性相遇就是说它们共同处于一种境遇之中。它能体验到“当代性”的唯一法则就是超越它、穿过它，如同穿过“墓冢”。昌耀穿过的历史曾经何其沉重，但他还是忽略了“墓冢”，他跨过那么多命运的障碍，还是向往着如鹰、如奔马的人生，只有向前，向着五月的未来进发。这与其说是昌耀的誓言，不如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心灵渴望，是它的当代精神的证词。
（2017年4月28日写于北大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