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家世
前文已述，唐代攀附先世體系中最重要之四人爲老子、李信、李廣、李暠，那麽，在西魏北周構建關隴姓族體系時，李虎一族將先世追溯到哪些人？《李寶艷墓誌》云：
“秦收趙北，便號將門”無疑指李信，而“漢置河西，即爲冠族”指李廣，以下則概説隴西狄道李氏世出名臣，接着便叙述李寶艷父祖官職，筆者認爲，“二京”指兩漢長安、雒陽，而非北魏平城、洛陽[685]，换言之，李虎家族在西魏周隋時期並未將先世攀附到西凉皇室李暠、李寶、李冲這支隴西狄道李氏，遑論文化名人老子，這並不難理解——李虎地位再高，亦不過一介武夫鄙臣，得攀附古代名將已是幸甚，或在武官眼中這已是最高榮譽，唐朝建立後，皇帝需要標榜自己的皇族血脈與文化正統，於是將先世攀附到老子與西凉皇室，在李唐皇室之前，李氏攀附老子者多有其人，但其歷史意義顯然不可同日而語，李唐皇室對老子的攀附，深刻影響了道教在唐代的命運。
《李寶艷墓誌》不僅使後人得以窺見李唐皇室塑造郡望、先世的歷史過程，其最重要的史料價值在於首次確認了史籍記載的李虎官職。
長期以來，學界對李虎其人撲朔迷離的生平多有研究，作爲西魏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唐朝的“始封之君”[686]，李虎的事迹出奇地鮮見於史籍，零星的無足掛齒的戰功使人懷疑其作爲西魏“八柱國”之一身份的真實性，對於這一點，海内外學者有不同解釋，唐長孺先生提出“避諱説”，即唐修史書因避諱而有意隱去李虎事迹，甚至認爲大統三年（537）八月東征十二將中的李遠是因避李虎諱而改[687]，“避諱説”是否符合歷史實際情况尚待進一步考證，但先生認爲李遠年位較低，不應爲十二軍主將之一，理由似顯牽强，若論年歲，李遠尚比侯莫陳崇高；且李遠兄弟的武裝力量是宇文泰賴以平定關中、建立政權的重要依靠，不可謂無足輕重，其人時居宇文泰帳下都督，“若身體之有手臂之用”[688]，職雖不高但位不低，近年盛行於日本的史料批判研究則傾向於質疑傳統史料記載李虎生平的可靠性，認爲李唐皇室敕修前朝史時有意提高李虎地位，前島佳孝先生指出，李虎事迹頗有建構成分，其歷官多係據李世民經歷僞造[689]；山下將司先生則進一步質疑“八柱國”的真實性[690]，受史料批判研究範式影响，孫正軍先生引介二人觀點[691]，仇鹿鳴先生與山下氏同樣就《周書》無《李虎傳》的問題提出質疑[692]。
山下先生的觀點顛覆性極强，但基於兵制系統難以建構之考慮，筆者認爲“八柱國”制應是真實存在的，要而言之，其設置、流變與破壞之過程如下：宇文氏爲制衡諸將而設立了“八柱國”制，該制度因李虎、元欣、元子孝相繼去世，柱國人員遞補而發生變質，最後在北周復興皇權的過程中遭到破壞，筆者另有待刊專文對此進行詳細論證，《周書》無李虎專傳的問題，筆者與仇鹿鳴先生進行過深入討論，竊以爲本朝開國之君不作爲前朝臣子載入本朝修撰的前朝史乃是百世不易之通例，自紀傳體斷代史書出現後諸本皆然[693]，諸史雖非均質性文本，但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此處不再贅論。
至於前島先生認爲李虎歷官係據李世民經歷僞造，隋初所撰《李寶艷墓誌》給出了無聲的反駁：祖柱國、隴右十二州諸/軍事·行臺、左僕射、太尉公、隴西郡開國公諱虎，秉圖上宰，率土具瞻。
隋朝時李虎家族地位有所下降[694]，雖仍是高門，却並非皇族，實無肆意抬高李虎官位之可能，對照《周書》《北史》“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列表可見[695]，正史所載李虎歷官中僅少師不見於《李寶艷墓誌》，則少師似爲李虎贈官；然《册府元龜》言之鑿鑿，少師乃本官，追贈官爵僅唐國公[696]，此處無造僞之必要，筆者推測，墓誌所述皆李虎本官，不言“少師”一官或爲隋人不願提及周制復古之事，誌文下稱李繪爲大將軍，當是追述北周時勳官，若是宇文護濫授，則無足道矣[697]，同理，李虎所受柱國若是周贈柱國，亦不可言爲“上宰”，總之，前島先生指出李虎位居少師，應在“八柱國”中排名第七，這是極其精辟的創見；然限於史料不足，其對文獻記載的李虎歷官作出了過度解讀，由是亦可見《李寶艷墓誌》史料價值之高。
那麽，既然李虎地位在西魏時本就如此崇高，爲何唐修史書百般掩蓋其事迹與戰功？“避諱説”似難成立，正如前島、山下二位先生所指出，《周書》《北史》關於李虎的叙事帶有明顯的唐王朝意識，有意要抬高李虎地位，因而在“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列表中留下了修飾痕迹，《李寶艷墓誌》出土後，我們更加需要追問李唐皇室掩蓋李虎事迹的動機何在，何以連李虎、李昞的生卒年都語焉不詳[698]，筆者推斷，唐朝官方此舉意在通過神秘化的叙事提高李虎在“八柱國”内部的地位，若事迹太詳，則後人皆可明見李虎並非如《周書》記載在八柱國中位居元欣之上、爲領兵六柱國之首，至於保存在《册府元龜·帝王部·帝系》中詳盡的李虎史料是否由唐人據牛弘《周史》等多種史料僞造、潤色或删改，尚未可知，姑置一説，以俟後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