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懷仁與《集王聖教序碑》

要瞭解《集王聖教序碑》的書體特點及其成因，恐怕我們需要從三個方面着手，行書、行書碑、集字。

行書，據傳始於東漢末年，是一種介於正書和草體之間的書體，張懷瓘《書斷》中稱：

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作也，即正書之小譌，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鍾元常善行押書是也，爾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58]

當然關於行書的具體特徵的詳盡論述尚有一定困難，簡而言之，接近楷書，間有楷書者，謂之行楷；書近草書，亦有行書者，稱之行草，張懷瓘有一段贊語：

非草非真，發揮柔翰，星劍光芒，雲虹照爛，鸞鶴嬋娟，風行雨散，劉子濫觴，鍾、胡彌漫，[59]

雖有些玄虚，但也可讓人想象行書的奥妙，王羲之父子使行書書體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他們在世之時就成爲競相模仿的對象，行書最早的用途並非正式場合，而是用於人們的私下交往，鍾繇所善三體中“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60]，行書適合作簡短書信往來，目下傳世的所謂王羲之書帖以此類爲主，行書在書家目中有崇高的地位，“信乎行書之在字學，非富規矩、有來歷不能作此，譬之千里之足，屈伏櫪下，則成虧何在？及其緩轡闊步，争馳蟻封間，於是駑驥遂分，書之有行，亦若是也”，[61]

碑石所用字體唐以前所謂的“銘石之書”，即正書，行書入碑罕見。

最早的行書碑有記録者始於隋朝，李淵《爲子祈疾疏》，行書，大業二年（606）正月，明末清初在鄠縣草堂寺[62]，趙明誠《金石録》第五百三十三條記：《隋高陽郡隆聖道場碑》，虞世南撰，行書，大業九年十二月[63]，趙明誠收集碑石拓本數千件，其説應可信，唐太宗李世民在做秦王時即有《秦王告少林寺主教碑》，行書碑文，武德四年立[64]，不過此碑爲當時所刻還是後世刻尚有疑問。

貞觀年間開始，陸續有一些行書碑問世，虞世南《汝南公主墓誌》，行書，公主，太宗第三女，《宣和書譜》云虞世南書，卒於貞觀十年十一月十六日[65]，楊師道《唐太宗登逍遥樓詩》（貞觀十二年）[66]，另有《唐太宗幸慈德寺御製詩碑》，額云：“大唐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御製，”[67]可能是行書，時間約在貞觀十六年，唐太宗《唐魏鄭公碑》（貞觀十七年）[68]、褚遂良《唐帝京篇》（貞觀十九年）[69]，行書入碑並非唐太宗的發明，貞觀年間已經有着良好的基礎。

集王羲之字是完全出自懷仁的靈機一動，還是傳統自有？其實二王書迹歷代寶之，梁朝大同中，梁武帝敕周興嗣撰《千字文》，大約採用集模的方法：“武帝敕周興嗣撰《千字文》，使殷鐵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賜八王，”[70]梁武帝的主要目標是使其孩子方便學習《千字文》，讓殷鐵石從王羲之書迹中模出一千個完全不相同的字迹，王羲之七世孫智永和尚經常臨習《千字文》，有八百本之巨，分施浙東各寺，所採用的底本，大約就是梁武帝時從王羲之書迹中模出的集字本：

梁周興嗣編次《千字文》，而有王右軍者，人皆不曉，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而賞賜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外，江南諸寺各留一本，[71]

文中先後次序有所顛倒，先由殷鐵石集出王書，再由周興嗣韻編《千字文》，故事性增加許多，日本天平勝寶八年（756）六月二十一日聖武天皇“七七祭日”時所奉天皇生前珍玩的賬單《東大寺獻物賬》載：拓王羲之書二十一種，其中第五十一卷有“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淺黄紙，紺綾褾，綺帶、紫檀軸”，[72]（圖十二）

在傳世碑帖中有一種是所謂的隋代智永《集王羲之字告墓文》，文行楷書，共174字[73]（圖十三），有王字風格，真僞尚不得知，如是，當是最早標明的集王字者。

《晉書》修成時，唐太宗特地親自爲王羲之作傳，以彰對王羲之的敬重，再者貞觀二十年唐太宗用行書親自撰寫《晉祠銘》[74]（圖十四），旨在宣揚李氏自太原興兵，興邦立國的豐功偉績，另，P.4508號敦煌卷子爲《温泉銘》（圖十五），據研究，文中有“朕”，並不諱“民”等字，字體與《晉祠銘》相酹，故以爲是唐太宗親筆所書，依《册府元龜》記載，貞觀二十二年正月太宗曾於温泉宫離宫撰銘，誇示群臣，且許列座之王侯刻其姓名官位於碑陰，宋代《寶刻類編》《金石録》均曾著録，敦煌殘拓，應是唐人剪裱，末有“永徽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圉穀府果毅兒（下闕）”墨書一行，當是在立碑五年後，拓本在此之前槌拓，筆畫無損，是最值得信賴的唐拓[75]，用行書書碑的這些資訊對當時社會有很大的引領作用，素與宫廷交好的弘福寺對這些信息瞭若指掌，所以纔有用集王羲之書《聖教序》的舉動。

楷書發展到唐朝達到一個空前的高峰，它發達的基礎是不但有衆多傑出書法家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倡導，更重要的是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從漢隸時代起，人們就有一種將文字寫得清晰的普遍需要，只要在正式場合，民衆所需的是將字迹可辨識的程度提高，公文、典籍等促進楷體字的進步，採用流行並便宜的楷書鐫碑是一個正常的思維，鳩集行草書製造出一篇完整的碑文，却是一頗有難度的新選擇，既然要創造一種新興的書法模式，就必須超越字迹數目不夠的巨大障礙。

書法的流傳並非一概是去蕪存菁的結果，很大程度上决定於後人能夠看到什麽，哪些字流行，哪些書家被遺棄，完全由當時，甚至某一地區的良窳標準判定，如唐代敦煌地區人們心目中字最好的，當然是崔寔[76]，而在初唐時王羲之的書法盛行，則完全是憑藉唐太宗獨特品味拍板定案的結果，雖然説，王羲之書體的流行，並不一定完全是藉助皇權推廣，但書風大體相似的王獻之，却人爲地遭遇唐太宗的打壓，弘福寺僧圓定、懷仁顯然已經正確地捕捉到關於王羲之的信息，採取集字的舉措來書寫太宗的文章。

經過太宗的精心搜集，初唐時所謂王羲之法帖已經達到二千多卷，其中行草佔居大半，因此集字只能以行書爲主，兼用部分楷書、草書，雖然宫廷收藏豐富，但要從卷帙浩繁的手卷中找出每一個可能採用的字迹，並組成一篇宏文巨製，是件相當有難度的事，並非一人力所能及，懷仁集書所用王帖後人有一些比對，清人翁方綱以褚模本《蘭亭序》爲底本指出有三十七字與《集王聖教序碑》相同[77]，與定武本《蘭亭序》有七字，兩本通者十四字，今人喻蘅所持標準較爲寬鬆，所列有八十八字與前者相關或相同[78]，曹寶麟的搜集範圍除傳世《蘭亭序》外，廣及《何如》《奉槁》《得示》等十餘王字帖[79]，增十多字，王家葵等通過對一本傳爲唐趙模《千字文》比較，指出《集王聖教序碑》中見於《千字文》的字有四百零二字之多，並稱尚有一些字迹是利用《千字文》拼湊起來的[80]，當然這是後人能利用的所謂王字。

煞費苦心地仔細搜尋，並不能保證每個字都是來自王羲之的筆迹，王羲之的書法在本人在世的年代即有人臨摹，有時候連他自己也難以分辨，梁代虞龢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羲之常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後答之，羲之初不覺，更詳看，乃嘆曰：“小人幾欲亂真，”[81]

更何况有些字王羲之本人根本不曾寫過，一般認爲“正”“曠”二字在王書中根本没有，因爲王羲之要避諱[82]，經過懷仁不動聲色地拼合，一般人看不出“曠”是由二字拼合而成，這個發現明顯來自推測，以現存字體分析或許直接出自他人之手。

將全部字揀選出來，懷仁等接下來要面對的困難，就是如何將形體、大小各異的字體，擺佈到同一篇章中去，如果他完全按照相同的作品，如果要得到字體大小相同的篇章，肯定要犧牲原迹比例，因此，集字上石時不得不按照一定比例縮放，在視覺上有大小適度的協調，整個集字活動肯定費時耗力曠日持久，但《三藏法師傳》中並没有所費時間的記録，僅云懷仁等人集王書“勒於碑石焉”，關於懷仁，《宣和書譜》云：

釋懷仁，不載於傳記，而書家或能言之，積年學王羲之書，其合處幾得意味；若語淵源，固未足以昇羲之之堂也，然點畫富於法度，非初學所能到者，[83]

作爲一名弘福寺僧人，懷仁在佛學上並無任何貢獻，所以《宣和書譜》作者纔稱其事迹不載傳記，只是書法家或能知道一些情况，懷仁學王字出身，經過長期的學習，當然也有得幾分意味，雖然還未能登王字之堂，但點畫頗合法度，非一般初學者所能達到，懷仁最善長者當然是集字，除了《集王聖教序》外，他還集晉司馬孫綽的《蘭亭詩後序》（圖十六），録文收在桑世昌《蘭亭考》[84]，書帖收入董其昌所編《戲鴻堂法帖》：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以其渟之則清[85]，淆之/則濁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閑步於/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已遠矣；近詠/臺尚[86]，顾探增懷[87]，聊於曖/昧之中，期乎莹拂之/道[88]，暮春之始，禊於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怏然/兀矣[89]，焉復覺鵬鷃二物哉[90]，耀靈促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復陳矣[91]，原詩人/之致興[92]，諒詠歌之有由，/文多不載，大略如此，諸/诗亦裁而綴之[93]，如前四言/五言焉，乾封[94]二年十月廿七日弘[95]/福寺沙門懷仁集寫/晉王右軍書，[96]内容與傳世歐陽詢《藝文類聚》所載孫綽《蘭亭詩後序》不同[97]，《戲鴻堂法帖》所收《集王蘭亭詩後序》，字體並不精良[98]，原刻帖爲棗木版，後董宅遭焚，原板同焚，流行爲拓片上石，再行翻刻，走樣難勉，不過《集王蘭亭詩後序》後款識云：“乾封二年十月廿七日弘福寺沙門懷仁集寫晉王右軍書，”[99]這件款識如果不誤的話，依然提供一些重要資訊，一是乾封二年（667）十月二十七日所集《蘭亭詩後序》，時間上要早於《集王聖教序碑》咸亨三年十二月八日（673）五年時間，第二，標明是“弘福寺沙門懷仁集寫晉王右軍書”，“集寫”的方式也透露出《集王聖教序碑》的集字模式，應當也是由懷仁集寫，懷仁所集《聖教序》的原本或許在北宋時仍保留在宫廷内府之中，《宣和書譜》載懷仁書迹：

今御府所藏二：

行書，《聖教序》；

草書，《臨晉王羲之往還等帖》，[100]

董其昌在《戲鴻堂法帖》中亦收有懷仁《集王聖教序碑》，並且標題作“懷仁聖教序真迹”，或表明是用懷仁書寫的真迹刻帖。

《戲鴻堂法帖》所收《聖教序》並非全文，而只是高宗《述聖記》中的一段（圖十七·1、2、3）：

《懷仁聖教序真迹》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101]八荒；德被黔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説之偈，遂使阿/䅶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奥，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分義，搃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

共144字，每行多爲10字，最多11字，不計最後一行，少者有9字，後有一段董其昌跋文：

古人摹書用硬黄，自運絹素，此卷首有宋徽宗金書縹字，與《内景經》同一黄素，知爲懷仁一筆自書無疑，《書苑》所云，“雜取碑字，右軍刷迹，咸萃其中”，非也，黄長睿書家董孤，亦以《書苑》爲據，恨其不見真迹，來取隨人言下轉耳，[102]

董其昌仔細比較懷仁絹素真迹與所謂陝本拓本之間的區别：

此書視陝本特爲姿媚，唐時稱爲小王書，若非懷仁自運，即不當命之小王書也。

不過，傳世《戲鴻堂法帖》刻工並不高明[103]，完全不能傳達董氏所謂“姿媚”，另外，董氏所稱摹書用硬黄紙，實爲整幅摹帖用所謂硬黄紙，而懷仁的集字似乎不必硬性要求，但從董氏所見懷仁真迹而言，兩幅規模相當，尤其後者孫綽《蘭亭詩後叙》，滿行多爲9字，前者稱書於絹素上，並有宋徽宗金書縹字，按照宋高宗趙構的説法，自宋建隆年間以後，其他政權的秘藏法書名迹都歸秘府，宋徽宗又用賜官賞財的辦法，搜羅民間珍藏，命蔡京、梁師成等人依類編列，秘在内府，“後有内府印，標題品次，皆宸翰也，舍此褾軸，悉非珍藏”[104]，其中有宋徽宗墨迹是標明珍貴程度的方法之一，我們似乎應該相信董其昌的看法，對於這件懷仁集《蘭亭詩後叙》，宋人有記載：

《蘭亭修契前叙》世傳隋僧智永臨寫，《後叙》唐僧懷仁素麻箋所書，凡成一軸。

永嘉太守待制程公見賞嘆，刻之樂石，與天下後世知有蘭亭筆法者共之，虞、褚輩多臨《蘭亭》，而永師實右軍末裔，頗能傳其家法，故此書活動，宛有回鸞返鵠之意，較之世間石本，何啻九牛毛耶，懷仁唐書僧，號能集右軍書者，首尾映帶誠爲尤物，錢塘吴説，[105]

董其昌《戲鴻堂法帖》並未標明其原物書於何種材質上，當是轉刻而來，未依原件，據吴説云，懷仁的《蘭亭詩後叙》是書在素麻箋上，並與《蘭亭序》裱在同一軸上，現存所謂唐模《蘭亭序》中並無懷仁所模寫的《蘭亭詩後叙》，進而使我們瞭解到傳世《蘭亭序》摹本的複雜性，並非流行説法那樣簡單。

懷仁的事迹雖然並不見傳記，但書家却對其字迹有一些推測，在涉及定武本《蘭亭序》的模刻者時，宋人鄭價曾云：

自匣殉之後，獲見硬黄響榻者且爲欣幸，迨於明皇始刊之於學士院，洎顯宋朝又刊於翰林待詔所，考二石，一乃懷仁所臨，前瘦而後肥，[106]

米友仁在定武本跋中也説道：“《樂毅論》正書第一，此固行書第一，定本懷仁模思差拙，此本轉摺精彩，殆王承規橅也，”[107]雖然懷仁模定武蘭亭可備一説，但模刻的並不精彩，書家所能言或至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