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集王聖教序碑》的緣起

高僧玄奘經歷千辛萬苦西行求法，回程時就受到唐太宗的高度關注，玄奘到達沙州（今甘肅敦煌）時就上表太宗報告行程，這時，太宗尚在洛陽，收到上表後知玄奘漸近，便命西京長安留守房玄齡遣有司準備迎接，玄奘知後“承上欲問罪遼濱，恐稽緩不及，乃倍途而進，奄至漕上”[18]，玄奘被安置在長安弘福寺，應該是朝廷商議的結果，或許就是唐太宗自己的主意，貞觀十九年（645）春正月，沿事先規劃好的路綫从朱雀大街到弘福寺門數十里，百姓官員夾道相迎，送玄奘至弘福寺。

不過，玄奘對於駐錫弘福寺並不滿意，玄奘在長安並未久留，即趕赴洛陽拜謁唐太宗，二月己亥也就是二月初一日，太宗在洛陽宫儀鸞殿接見玄奘，《三藏法師傳》用了相當篇幅詳盡地記載了這次活動，尤其是兩人之間的詢問、對答，太宗在詢及西域山川地理後，即勸玄奘還俗，玄奘謝絶，之後，又希望玄奘能隨大軍征遼東，殺戮當然更非佛家所願，表面上雖然太宗聽從了玄奘的解釋[19]，但實際對玄奘的禮遇並不能代表太宗就全力支持佛教運動，太宗對於佛教採取實用主義的做法，湯用彤早年指出，所修功德，多别有用心[20]，只不過顧忌到佛教是一個影響很大的宗教勢力集團，疏離這股勢力恐有不必要的麻煩，唐建立後，唐高祖完全校正了隋朝庇佑佛教的政策，給佛教以嚴厲制裁，太宗即位後則匡正這類做法，給佛教更爲寬鬆的空間，但他控制佛教勢力的决心並未改變，他明確地告訴佞佛大臣蕭瑀，他本人並不信佛，“至於佛教，非意所遵”[21]，太宗欣賞玄奘才學，執意要將此人留在身邊。

當玄奘希望能在嵩山少林寺翻譯佛經時，被太宗當場拒絶，明確告訴他：“不須在山，師西方去後，朕奉爲穆太后於西京造弘福寺，寺有禪院甚虚静，法師可就翻譯，”玄奘只好以百姓可能圍觀，請派守門以防[22]，三月玄奘回到長安，即居弘福寺。

弘福寺位於長安貞安坊之西北隅（圖十·1、2、3），貞安坊神龍元年（705）改爲修德坊，坊内有德明興聖廟、右神策軍營[23]，以及後來所築夾城[24]，不過，坊内最有名的建築就是弘福寺，在坊的西北隅。

弘福寺原本是左領軍大將軍彭國公王君廓宅邸，王君廓，唐初功臣，《舊唐書》本傳稱：

在職多縱逸，長史李玄道數以朝憲脅之，懼爲所奏，殊不自安，後追入朝，行至渭南，殺驛吏而遁，將奔突厥，爲野人所殺，追削其封邑，[25]

《新唐書》本傳稱：

太宗顧前功，爲收葬，待其家如初，御史大夫温顔博奏：“君廓叛臣，不宜食封邑，有司失所宜言，”乃貶爲庶人，[26]

王君廓私宅大約在此時充公，《兩京新記》云：“貞觀八年，太宗爲穆皇后竇氏追福立，制度華麗，爲京城之壯觀，”[27]許多高僧應詔駐錫弘福寺，慧斌曾爲弘福寺寺主，“貞觀十九年十月六日遘疾終於寺，時年七十二”[28]，弘福寺建立之初應詔入寺的還有釋靈潤[29]、釋玄賢[30]、釋慧云[31]，貞觀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太宗在母親忌日訪問弘福寺，這時天氣大熱，而寺院房宇窄狹，太宗覺得“若爲居住，今有施物可造後房，使僧等寬展行道”[32]，玄奘居住時，弘福寺已經過改造擴建。

長安城中各里坊面積，因所處的位置不同大小各異，依目前所知大體上可以分爲五類，其中以皇城東西兩側的十二坊最大，宫城東西兩側十二坊次之，貞安（修德）坊在宫城西側，按《長安志》記載範圍，此類坊南北各四百步，東西寬六百五十步，折合現代計量單位約爲588米×955.5米，約0.56平方公里[33]，有人估算的面積則超過這一數字，南北長838米，東西寬1115米[34]，其具體位置，皇城之西第一街，街西向北第一坊即是貞安（修德）坊，唐代長安城皇城與宫城都在北端，以朱雀大街爲界，西側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一坊便是貞安坊。

雖然弘福寺位於貞安坊的西北隅，但具體位置並不清楚，1982年3月，西安市蓮湖區豐禾路的電瓶車廠門前出土一塊石碑，石碑是施工時挖出，由西安市文物處徵集，石碑青石質，首行題“大唐弘福寺故上座首律師高德頌”，禮部尚書皇太子賓客高陽公許敬宗撰文，右屯衛大將軍兼太子左衛率上柱國郜國公郭廣敬書，大將軍張士貴立碑，智首法師原出安定皇甫世家，後出家，精研律學，著《五部區分鈔》二十卷，太宗追思母親立弘福寺後，詔爲弘福寺上座，只是僅僅一年後，於貞觀九年（635）四月二十二日便因病去世，六十九歲[35]，他去世後“慕義門學共立高碑，勒於弘福寺門，許敬宗爲文”[36]，立於弘福寺門前的應是《弘福寺上座首律師高德頌碑》（圖十一）。

貞安坊的具體範圍在今西安蓮湖區豐禾路張新村[37]，《弘福寺智首碑》的出土大體上表明弘福寺大約在今豐禾路與勞動北路交界東北隅，弘福寺，會昌滅佛中被毁，後來所重建寺廟亦無此寺，可能會昌滅佛後，寺中較重要的碑石移往他處，如《集王聖教序碑》《金剛經碑》《半截碑》等，一般碑像《弘福寺上座首律師高德頌碑》之類或被就地掩埋，也給我們提供了弘福寺的準確位置，宿白將唐代長安佛寺劃分爲四個等級，第一等盡一坊之地，第二等二分之一坊或略强，第三等四分之一坊，第四等十六分之一坊左右，弘福寺、千福寺均由私宅擴建而成，面積不可能太大，屬第四個等級[38]。

長安城内寺院的規模一般都很大，全城在天寶年間以前約有近百座寺廟[39]，“佛像、經樓等莊嚴如法，盡是名工所作，一箇佛堂院，敵外州大寺”[40]，弘福寺寺北有果園，又有萬花池二處，寺西北有禪院，即太宗所説僻静禪院，玄奘居此禪院翻譯佛經，很快成績卓著，弘福寺神龍中改爲興福寺，張讀《宣室志》記載：

長安興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極壯麗，云是隋所制，貞觀中，寺僧以其年祀綿遠，慮有摧圮，即經費計工，且欲新其土木，及將毁撤，既啓户，見有蛇萬數，連貫其地，蟠繞如積，摇首呿喙，若蠺噬之狀，寺僧大懼，以爲天憫重勞，故假靈變，[41]

興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北壁有畫十光佛堂者，筆勢甚妙，爲天下之奇冠，有識者云，此國手蔡生之迹也，蔡生，隋朝以善畫聞，初構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畫者，得蔡生，既畫，謂人曰：“吾平生所畫多矣，獨今日下筆，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繇是長安中盡傳其名，貞觀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慮一旦有摧圮，遂召數工計土木之費，且欲新其製，忽一日，群僧齋於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來，列於席，食畢偕起，入佛堂中，群僧亦繼其後，俄而十人忽亡所見，群僧相顧驚嘆者久之，因視北壁中十光佛，見其風度與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毁其堂，且用旌十光之異也，[42]

據統計，玄奘在弘福寺翻經院共翻譯佛經十部，約二百餘卷[43]，貞觀二十二年，應玄奘的請求，爲一萬七千多人舉行正式受具足戒儀式，實際上，在當時每座寺廟中有五僧人舉行受度儀式，因此，當時共有三千四百多座寺院，基本上相當於當時史料所提供的數目，就該年的具體情况而言，有三千七百一十八座寺院[44]，雖然玄奘聲望甚隆，並且佛教成爲民衆追捧的對象，但唐朝初年所確立的宗教政策，並未獲得實質性的改善，有一則故事，正好爲道教與李唐王朝建立聯繫：

武德三年（620）五月，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一老叟，乘白馬朱鬣，儀容甚偉，曰：“謂吾語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賊後，子孫享國千歲，”高祖異之，乃立廟於其地，[45]

道教的地位就這樣確立起來，成爲唐的“祖先之法”，不得變更。

不過，唐初天下初定，戰事頻起，太宗從實用的角度出發興修一些佛寺，爲戰亡人設齋行道，在戰場上置伽藍十多寺，每次征戰之後，立佛寺以慰亡靈，遠至征高麗後在幽州立憫忠寺，爲陣亡將士祀福[46]，貞觀初年延波頗設壇譯經，完全出於政治需要，可能要顧念波頗來自西突厥，因獲垂青，貞觀六年太宗改變了對西突厥的策略，明確支持一方[47]，太宗對於佛家因果報應的理論，十分清楚，殺敵後自然有不安的情緒，修建佛寺以求安寧[48]，這些對於太宗在最後幾年漸近佛教有很大關聯[49]。

類似的行事方式，促使太宗對宗教采用實用的態度，對玄奘看重的譯經事業並不以爲然，貞觀二十一年詔玄奘將《老子》翻譯成梵文，這樣，玄奘與道教徒蔡晃、成英往復參議，玄奘也反對以佛教理論比附《老子》本義，而和蔡晃、成英發生齟齬。

得到朝廷甚至皇帝的支持，在玄奘看來是非常重要的，上書皇帝要求頒賜序文也是一種取得支持的重要策略，貞觀二十年七月他上表報告了譯經情况，並借弘福寺造像落成希望皇帝能賜製一序文：“讚揚宗極，冀冲言奥旨與日月齊明，玉字銀鉤將乾坤等固，使百代之下誦詠不窮，千載之外瞻仰無絶，”[50]剛開始請求太宗賜序的請求，並未被理會，接着，借《西域記》修成之際，再次上表請賜，太宗對佛經請序再次拒絶，僅云“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51]，在玉華宫見到玄奘時，又提舊事，勸其還俗，在大臣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的斡旋下，玄奘重提賜序時，這次受到太宗的應允，不久，序文製成時特地舉辦盛大集會，太宗親臨慶福殿，百官侍衛，由弘文館大學士上官儀當衆宣讀太宗這篇賜序，很可能這篇賜序就出自上官儀之手，《舊唐書·上官儀傳》：

太宗聞其名，召授弘文館直學士，累遷祕書郎，時太宗雅好屬文，每遣儀視草，又多令繼和，凡有宴集，儀嘗預焉，[52]

“上官體”追求形式化，格律工整，辭藻艷麗，《舊唐書》稱工於五言，好以綺錯婉媚爲本[53]。

唐代的詔文採用的是當時流行的駢體文，講究對偶、聲律，注重用典，辭藻華麗，連篇累牘，歐陽修曾説：“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54]駢四驪六，可以宣讀時朗朗上口中，《聖教序》明顯有四六偶驪的駢文特點，制敕是所謂“王言”，是中書舍人的專職，其製作也被稱作“大手筆”，房玄齡、薛收、虞世南、來濟、李義府都是這方面的大家[55]。

收到太宗賜序，玄奘上表致謝，太宗作答，太子李治作《述聖記》，玄奘又致謝書，李治回答書，如此往復，使盛况達到空前，佛界沸騰，彦悰描述萬衆歡騰的情景：

自二聖序文出後，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歡詠德音，内外揄揚，未及浹辰而周六合，慈雲再蔭，慧日重明，歸依之徒波回霧委，所謂上之化下，猶風靡草，其斯之謂乎！如來所以法付國王，良爲此也，[56]

翻譯佛經活動，最初是佛教人士内部事情，由佛教徒自主進行，但伴隨着時間推移，隋朝已建立一定規模的佛教譯場，就是説譯經活動納入國家的管理體系，貞觀六年太宗即在興善寺建立譯場，命波頗譯經，玄奘的此舉，不但將譯經活動公開爲佛教徒的“嘉年華”，而且由於皇帝、太子的介入變成一個官方的公共事件。

在得到二序文後，弘福寺寺主圓定，請求將序文鐫刻於金石，藏於寺宇，太宗同意這個要求，“後寺僧懷仁等乃鳩集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勒於碑石焉”[57]。

雖然唐太宗對於佛教態度令人難以琢磨，但弘福寺寺主圓定爲首的長安僧侣們的政治動機却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抓住這一難得的機遇，鐫刻碑文應該是大家的共識，鳩集王羲之書迹成文却是一天才的想法，或許這一靈感的閃現就出自圓定，他將集字工作交給書法家懷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