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进城

景观上已不是稻桑之地，村庄建筑拥挤不堪，让费孝通可能有些失望的应该还包括，距离他最后一次回访又过去十几年后，“乡土”正因更年轻一代的不同选择而远去。

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年轻人多选择就近打工，村庄周围的纺织工厂吸引了大量村中劳动力，费孝通提出了“兼业”与“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近几年前去开弦弓村采访的同行报道，则透露出一个新现实—20岁到35岁的青年倾向于选择文案策划等更轻松的工作。

与老一辈就近城镇化有所差别，年轻人的就业和活动范围越来越广，他们与乡土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这也非开弦弓村独有，在中西部农民跨地区迁徙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不同代际，诉求各不相同。

让我感同身受的是我老家，一个中国西部地区，黄河边小山村的40年变迁史。

我们村是一个矿业村，20世纪80年代我出生时，即已有煤炭开采，在最初20年，村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即是种地之余，去村庄周围的煤矿打工。

这种情况在2000年前后有了改变。村庄煤炭资源日渐枯竭，无证小煤矿纷纷关停整顿，虽说后来又发现了铝矿，也有诸如中国铝业这种大公司入驻，但由于是大型工程机械露天作业，人力需求有限，同样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靠天吃饭又是山地，种地更不赚钱，迫于收入和生计上的压力，村民们的大规模进城来了，它最为直观的变化，就是村里已“挪窝”三次的小学再次移动，它搬到了我村附近交通相对便利的国有矿区。

这样做的好处是，除了本村越来越少的生源，还可以吸纳矿区和隔壁乡镇的学生——稍微经济条件好点的家庭，举家搬迁到了城里，孩子则会在市区就读。

家庭进城，代际间的差别也出来了。

类似于我奶奶那样，在农村里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人，很难适应城里生活，仍多会选择生活在村中；我父亲这辈的农二代，此时已拖家带口，固然进城了，但更倾向于在家乡附近找机会，考虑到现实，到更远的地方打工，动力和意愿都不强。

“农二代”最为重要的进城诉求，是希望孩子可以有更好的教育，不至于像自己没有文化，不仅在山区做矿工，进了城还要继续干体力活。

受教育程度和拥有的更多技能，则改变了“农三代”的活动轨迹。

2002年，我考上了大学，自此离家16年，一直在全国奔波。童年时的玩伴，如今不少在外读书后，多去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职业也变为了程序员、摄像师等等。

就算是留在家乡小城的同龄人，随城市的扩张，择业空间也在变大。从教师到公务员，再到做建材和装修生意，应有尽有。村内的采矿业，也延伸到了城郊的氧化铝厂，山沟沟里的农民矿工，进了城就成了产业工人。

时至今日，我村（自然村）仅剩下数名老人留守，不要说像我辈再回到农村，已是不可能之事，就算是父辈们，再回村也已难以适应。让人悲伤的事实就在于此，一旦村中老人故去，所谓“回不去的故乡”，就又多了一个。

过去40年的村庄人口外流，亦是绝大多数中国村庄的现实：

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农村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总劳力中所占比例平均为48.6%，不到一半。这意味着目前多数村庄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而是转移到农业外谋生。有4.4%的村庄已经没有农业劳动力了，农业劳动力过半的村庄仅占40.7%。

在城市化、市场化的大潮中，农村进入了一个大流动的时代，大量村庄成为“流动的村庄”，大批农民处于向外流动和不确定性之中。

调查显示，除了6.5%的村庄之外，其余村庄都有不同比例的劳动力向外流动。其中外流劳动力占1%～25%人口的村庄有29.3%，有40.2%的村庄外流劳动力比重为26%～50%，外流劳动力比重为51%～75%的村庄占17.4%，仅有6.5%的村庄外流劳动力超过了75%。

与农村人口不断外流相对应，自然村落也在持续消亡—1985年至2016年，全国行政村从94.1万个减少至52.6万个，减少了44%；自然村则从1990年的377万个减少至2016年的261万个，减少了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