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函求情”是赤裸的司法干预

深圳市罗湖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原副局长叶军于2014年9月因涉嫌受贿被刑拘，检方指控其收受贿赂64万多元。该案于2015年10月16日在南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时叶军承认全部指控，叶军的辩护律师出示叶军单位出具的“求轻判”证明，希望法院从轻判决。

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之路走得坚定有力。对腐败始终坚持“零容忍”的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官员受贿就是严重的腐败。叶军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然而，对于涉贿官员叶军，其原工作单位却加盖公章出具了其工作勤勉的证明，望法院轻判，这种赤裸裸的对司法的干预，让人难以容忍。按理说，“德、能、勤、绩、廉”是对党员领导干部勤政为民的基本要求，也是其执政能力和个人素质的多方面考量。叶军收受贿赂，所在单位却为其出具了勤勉证明“求轻判”，这种功过相抵的思维，这是一种赤裸裸干预司法。

一直以来，少数单位发公函为贪腐官员、职员求情，要求法院轻判的事情时有发生，给出的理由也大同小异，比如“表现好”“贡献大”“素质高”，出于挽救人才的目的“拉一把”，考虑社会稳定大局，等等。

此前，从陕西省政府办公厅通过发函要求最高法院“改判横山县矿产纠纷”，到重庆某工业园管委会发函“警告法院在审理蛙场主付某的补偿案件时不得一意孤行”，再到晋源区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发函“恳请慎重量刑”，这些看似人情味十足的“公函求情”，是对法治社会的公然践踏。

作为政府机关应该有最起码的法律常识——不能干预司法。但为何“公函求情”现象不断出现呢？除了缺乏法治意识以外，“公函求情”背后可能还有私心作怪，或是利益纠葛，或是“官官相护”的潜规则使然。毕竟，为出事的官员求情，实际上也是在给自己“留后路”。

本来，“函”作为平级机关和不相隶属机关之间的一种常用公文，对方可以不予回应或者采纳，但当地方政府打出“为了维护稳定”这样政治味道十分浓厚的牌子时，收函方难免就会“予以考量”。更何况在现有语境下，地方法院与其他地方政府同为吃财政饭的“兄弟单位”，山不转水转，低头不见抬头见，今天你不给我面子，明天我可能也有机会给你“穿小鞋”。

从“公函求情”，让我们既看到了一些地方政府或官员的强势与傲慢，也看到司法机关所面临的困境与无奈。若任由“公函求情”形成“惯例”，一旦公众对司法产生怀疑，这种怀疑会最终在口口相传中转化成一种确信，并由此进入一个因果反复的恶性循环之中。

《刑事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法律的角度而言，任何人不得干扰司法公正。

在2014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一些领导干部插手具体案件、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的现象进行强烈批评：“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出于个人利益，打招呼、批条子、递材料，或者以其他明示、暗示方式插手干预个案，甚至让执法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的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而“公函求情”这种咄咄怪事依然时有发生，深深伤害司法公正，扰乱社会正常秩序。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其中第五条规定，以组织名义向司法机关发文发函对案件处理提出要求的，或者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亲属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司法人员均应当如实记录并留存相关材料。

按照《规定》要求，对于已记录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的行为，党委政法委按程序报经批准后予以通报，必要时向社会公开。同时，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造成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或者对司法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因此，对“公函求情”，人民法院应予坚决拒绝。同时，相关部门应对此荒唐行径查明责任人，依纪依法进行严肃查处。“公函求情”的恶例不能无休止地出现，否则会让公民失掉对司法公正的信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当是法治社会的常识和底线，什么时候，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成为每一个人的法律信仰，成为职能部门依法办事的行为准则，“公函求情”的荒谬才能成为“过去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