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杜文

杜文案二审发回重审后，杜文的妻子王伟华找到我，几番恳请，我才介入，并安排王甫律师共同作为辩护人。

会见过杜文很多次，但第一次会见的情景，至今印象深刻。

2014年11月21日，我第一次见到杜文。杜文以前做过律师，中等身高，挺胖，国字脸，戴一副黑框眼镜，走路很稳。他早就知道我，见面后很开心，“徐老师，您终于来了”。

杜文被羁押多年，在看守所学画画，我这个外行看着还不错。有素描、国画、油画，画了岳父、妻子、给妻子的玫瑰、给儿子的狮子，有几幅画是呼市第三看守所，取名《窗外》。我鼓励他将这些独特的观察画出来，“未来可以出书，开画展，画展的主题就叫《高墙》吧。”他笑笑，很平静。

我早已研究过案件，问了近况之后，就直奔主题，特别是下一步的行动策略。杜文的思路清晰，口若悬河，意志坚定，是我所有当事人中自我辩护能力最强的一个。我们就很多问题迅速达成了共识。例如，必须申请进行录音、短信的数据恢复，申请对乌兰特格尔与录音进行声纹比对，申请法庭调取内蒙古区政府的会议纪要，控告检察院以红头文件没收杜文购房款100多万元等违法行为。杜文特别强调，“希望你们找记者，报道事实，希望尽快开庭。”

杜文的画

说到深圳送礼的部分，我单刀直入，盯着杜文的眼睛：“深圳送礼中的80万元，你究竟有没有拿？”杜文否认，但他的回答无法令我确信。

我继续追问：“你说80万元是你父亲看风水赚到的，有何证据？”

他不能提供任何支持性证据，“我父亲精神出现了问题，不见人”。

事实上，两个多月前，杜文的妻子王伟华向我求助时，我也突然问过她这个问题。

我和王甫律师共同为杜文作无罪辩护，但坦诚地说，杜文是否拿了这80万，我们无法确认。在深圳公款送礼的同时，杜文父亲杜凤和的账户上增加了80万元，杜凤和也供述过80万元系杜文的钱，但后来否认。我们都曾怀疑杜文拿了这80万元。

但刑辩律师不是警察，不是检察官，不以探究真相为目标，而是基于证据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真相与证据，有时可能会有矛盾，律师的角色和职业伦理决定了律师只能选择基于证据进行辩护，而不是感觉，甚至要克服反向的感觉。对真相的好奇心会妨碍刑事辩护的效果，真相只属于当事人和上帝。

基于在卷证据，并不能得出杜文贪污这80万元的唯一结论。这是几次开庭时我的辩护意见。认定被告人有罪的结论应当是唯一的，即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而认定80万元为杜文贪污尚有不少合理怀疑：

（1）杜文没有义务证明80万元之来源，控方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杜文拿了这笔钱。无罪推定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中国仅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设定了例外。

（2）检方没有证据证明杜文是公款的最后经手人。杜文供述由他开车，张小送钱；张小称是杜文进去送钱；而常锐证明杜文一直在开车；刘凯证明多次将车辆借给杜文。因此，钱有可能是张小所送，但检察院却不追查张小。

（3）检方远未穷尽调查可能的受贿者。为深圳土地案件行贿，检方并未调查国土部门，深圳市相关领导，甚至案件中显示很可能受贿的人，如深圳市法制办官员，检方也视而不见。

（4）检方未充分调查集体行贿的决策者。作为送礼的实际决策者、执行者和监督者，武志忠夫妇亲自带队到深圳送礼，乌兰特格尔作为公款送礼的主谋，他们都应该知道钱送给了谁。检方未尽充分调查，却简单地归罪于杜文。

（5）检方的指控逻辑是：检方到深圳、广州、长沙等地调查了15人，都说没有受贿，没有收到杜文的钱，所以钱就是被杜文贪污了。这种逻辑何其荒唐？检察院既未查清决策人，亦未追查收礼人，还未排除同时送礼，且更可能实际送礼的张小，凭何指控杜文贪污？检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公款210万元未送出，没有一个证人证明杜文贪污了210万元中的80万元，仅仅以15人说没收到就指控杜文贪污，是不能成立的。没有任何人会说自己收到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送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