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宋道教转型的动因机制

初创于汉代的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受到儒学、玄学和佛教等多种文化的滋养，在理论上逐渐走向成熟。进入唐代以后，道教又因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扶植而成为“皇族宗教”。有学者甚至认为，“在唐皇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中，道教始终得到扶植和崇奉，道教的地位处于儒教和佛教之上，居三教之首”。在统治者的支持下，道教思想也进入了多向度的繁荣发展期，所结出的累累硕果为唐宋道教的转型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础。正如傅斯年所说：“岂知汉唐两代民族颇殊，精神顿异，汉与周秦甚近，而与唐世甚远，唐与宋世甚近，而与南朝甚远，此非以年代言也，以历朝所以立国，所以成俗之精神，察之然后知其不可强合。今吾断言曰，自陈以上为‘第一中国’，纯粹汉族之中国也；自隋至宋亡为‘第二中国’，汉族为胡人所挟，变其精神，别成统系，不蒙前代者也。……就统绪相承以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然唐宋之间，既有相接不能相隔之势，斯惟有取而合之。”最能代表中华文化气象的汉唐两朝因民族文化的差异而精神风气相距甚远，而唐宋之间统绪相承，有“第二中国”之称，但若仔细分辨，却可见唐宋之间的风俗政教存有殊别。这种殊别若落实到道教，那就值得研究，即：唐代道教有怎样的新发展，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这种发展与挑战为唐宋道教的转型提供了怎样的动因机制。换言之，唐代道教是如何在前代取得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在回应各种挑战的过程中，通过对各种不同思想的融合与吸收来进行理论创新，从而继往开来并转型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