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贫穷实可怜

贫穷实可怜，
饥寒肚露地，
户役一概差①，
不辨（办）棒下死②。
宁可出头坐（走），
谁肯被鞭耻（笞）③；
何为（拋）宅走？
良由不得止（已）④。

〔考释〕

①“户役一概差”

“户役”，按户派的赋役。唐时，户分九等，按等分派赋役名为“户役”。

《唐会要》卷八十五：

“武德九年（625），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有差科，先从高等。”

《唐律疏议》第十三：

“依令：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

但实际上，定户等第是不均平的。开元时，地主及富商大多与官府交结（考释见本类第七篇《富饶田舍儿》），被定为下等户；而贫户反而成为赋役的主要负担者。

《唐会要》卷八十五：

“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敕：‘天下户，等第未平，升降须实。比来，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下等。’”

由此可知，唐玄宗时，户口籍帐不实，富人定下等，而穷人却定高等。因此，虽然诗作者已贫穷到“饥寒肚露地”的地步，但仍要担负“户役一概差”。

②“不办棒下死”

“办”为“承办”、“承担”。“不办棒下死”，意为“如不能承担户役一概差，则免不了死于官府的大棒之下”。

“棒”即“杆棒”、“棍”，古时称作“殳”，汉时又名“金吾”（两端有铜箍的杆棒），原是兵器之一种。

《诗经·伯兮》：

“伯也执殳，为王前驱。”传：“殳长丈二而无刃。”（案：古之丈二约合于今之七尺二寸。）

《说文解字》：

“殳，以杸殊人也。……建于兵车，车旅贲以先驱。”

崔豹《古今注舆服》：

“汉朝执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铜为之，黄金涂两末，谓之金吾。”

《三国志》钟会传：

“会已作大坑、白棓数千，欲悉呼外兵入……以次棒杀。”

《周书》王罴传：

“（王罴）镇华州。（齐神武派人袭城，罴不觉，闻外有声）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

《抱朴子》：

“昔吴遣贺将军讨山贼……乃多作劲木白棒，选异力精卒五千人……”

《新唐书》李嗣业传：

“人及驼马塞路，不克过。嗣业持大棒前驱，击之，人马应手俱毙。……嗣业每持大棒冲击，贼众披靡，所向无敌。”

《宋史》张威传：

“（威）临阵战酣，则精采愈奋，两眼皆赤，时号‘张红眼’。……每战不操他兵（器），有木棒号‘紫大虫’，圜而不刃，长不六尺，挥之掠阵，敌皆靡。”

由此可知，古之“棒”乃是兵器，并非“刑具”。但从魏晋之后，各朝统治阶级本于“乱世用严刑”，往往用军用棒拷打人民。隋初，文帝曾下诏禁止官府使用“棒罚”。唐太宗所制定的“五刑”为“笞、杖、徒、流、死”，其中并无“棒刑”。虽然如此，但自则天朝之后，贪官酷吏仍常常使用“大棒”拷打人民。

《三国志》武帝纪注：

“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

《隋书》刑法志：

“军国多事，政刑不一，决狱定罪，罕依律文，相承谓之变法从事。……文宣于是令守宰各设棒，以诛属请之使。后都官郎中宋轨奏曰：‘昔曹操悬棒，威于乱时，今施之太平，未见其可！’”

“自前代相承，有司讯考，皆以法外，或有用大棒……之属，楚毒备至，多所诬伏。……至是尽除苛惨之法。”

《唐律疏议》卷一：

“五刑：笞、杖、徒、流、死。”（案：笞刑，古用竹，唐时用荊条；杖刑，即汉时之鞭刑，隋唐时改用荊木。）

卷二十九

“诸决罚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即杖粗细长短不依法者，罪亦如之”。“〔疏〕议曰：……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杖长短粗细不依令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

《朝野佥载》：

“周侍御史侯思止，凡推勘，杀戮甚众，……横遭苦楚非命者不可胜数。”

由此可知，所谓“棒打”乃是“法外酷刑”；诗所说“棒下死”，意为“非刑拷打致死”。

据“大唐律令”，“户役课税之物违限不克者”，“户主笞四十”。“笞刑”是“五刑”中最轻的刑；“笞四十”是“笞刑五等”中的第四等。

《唐律疏议》卷十三：

“输课税之物，违期不充者，以十分论，一分笞四十，一分加一等。〔疏〕议曰：‘输课税之物’谓租、调及庸，地租，杂税之类。物有头数，输有期限，而违不充者，以十分论，一分笞四十。假有当里之内，征百石物，十斛不充笞四十，每十斛加一等，全违期不入者徒二年。”

由此看来，“不办”“户役一概差”也并不是犯了什么大罪。然而本诗却说“户役一概差，不办棒下死”。

据“大唐律令”，州县官员断罪皆须遵循律令正文，“违者笞三十”；如“因公事捶人致死”，则从“过失杀人罪”。此外，“大唐律”明文规定，严禁“用棒拷打”人犯，官员违者“杖一百”；“致人死者，徒二年”。

《唐律疏议》卷二十九：

“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

“〔疏〕议曰：‘临统案验之官，情不挟私，因公事……自以杖捶人致死’，……各依过失杀人法，各征铜一百二十斤入死家。”

“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以故致死者，徒二年。〔疏〕议曰：‘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谓拷囚于法杖（笞与杖）之外，或以绳悬缚，或用棒拷打……犯者合杖一百……致死者，徒二年。”

不难看出，虽然“大唐律”中规定的条文很严格，文字明确并无“但书”，但当时官僚却并未受到约束。本篇民歌反映了这点：当时官僚并不“遵循律令格式正文断罪”，该处“笞刑”的，却施用“非刑拷打”；该处轻刑“笞四十”的，却用“棒拷打致死”，“擅自捶杀人命”。

由此可知，本篇民歌揭露了唐封建社会法律的伪善，可供那些称赞“大唐律”的“法学家”参考。

③“谁肯被鞭笞”

“笞”是唐时“五刑”之一。

唐前期“税制”是与“授田制”结合并行的。这就是“有丁即有田，有丁口即有户籍，有户籍即有赋役”，但到玄宗即位前后，由于土地兼并，情况大变。

《新唐书》食货志二：

“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

由此可知，自开元以后，富升贫降，贫苦农民失去田地，但由于“户籍久未更造”，因此户籍“籍帐”上仍挂有丁名，仍须向官家交纳“庸调”。

《文献通考》卷三：

“（唐）中叶以后，法制隳弛，田亩之在人者，不能禁其买易。官授田之法尽废，则向之所谓输庸、调者，多无田之人矣。……按籍（户籍计帐）而征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

籍帐有名而无地的农民无法完纳赋税，于是从武则天朝之后，官府便以鞭笞酷刑“比限催科”。

《新唐书》狄仁杰传：

“调发烦重，伤破家产，剔屋卖田。……又官吏侵渔，州县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

《全唐文》卷二百六十八：

“自数年已来，公私俱竭，户口减耗，……猛吏淫威奋其毒，暴征急政破其资。……或起为奸盗，或竞为流亡。

《旧唐书》食货志上：

“杨崇礼（开元中）为太府卿，清严善勾剥，分寸锱铢，躬亲不厌。转输纳欠，折沽渍损，必令征送。天下州县征财帛，四时不止。”

本篇所写的便是一个贫穷农民，他没有生产资料（田地），但户籍计帐上却有名，因此不得不负担“户役一概差”。他无力应付，便要“被鞭笞”，甚至“棒下死”。于是，“宁可出头走”，他不得不“拋宅”逃亡。所谓“抛宅走”，也正说明他已无田地，只有“宅”可抛了。

不论贫富和有无田地，只根据户籍计帐上的丁额征派赋役，是开元、天宝时的暴政之一。杜甫《咏怀五百字》中所说的“鞭挞有夫家，聚敛贡城阙”，也正是指没有田产只挂丁名（有夫家）的贫穷人而言。

天宝之后，唐朝廷不得不改变税法，废除以“户籍”、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税法，改行田亩所得税（两税制）：“人无（不论）丁中（壮丁、中男），以贫富为差。”

④“何为拋宅走，良由不得已”

武后朝后期，人民已经不断逃亡。到玄宗即位之后，逃亡日益严重，“禁逃亡”和“招逃户”成为当时官府的主要工作，并将这一工作作为官员考课的主要项目。

《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二：

“开元后，赋役繁重，豪猾兼并，……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杂于居人间，十一二矣（十分之一、二）：盖汉魏以来浮户流人之类也。（天宝时）……客户倍于往时。”

据史载，开元十二年前后，全国户数为七百零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户，其中逃户有八十余万户。这说明，当时近八分之一的人在逃亡。从当时人柳芳的记述中看来，开元十二年以来，逃亡不是减少，而是逐渐增加。

本诗所反映的正是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