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

在中国史学传统的断代史研究格局中，辽金史素以冷僻著称。若与西夏史相比较，毕竟辽金史还有两部元人留下的正史，但由于上世纪初发现大量西夏文献资料，随着近十余年来这些资料的陆续刊布，包括西夏史在内的西夏学近年已有渐成显学之势，相形之下，辽金史亦不免为之逊色。

辽金史的冷僻，使得不少学者望而却步，不过这对治辽金史的人来说，倒也未必全是坏事。众所周知，做辽金史研究的一大难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缺少材料并不意味着缺少机遇。同样是材料很少的秦汉魏晋史，传世的那点儿史料经过多少代人反复爬梳剔抉，几近题无剩义，而辽金史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我在《辽金史论》一书自序中曾经说到：“正是由于辽金史的冷僻，所以尽管史料非常匮乏，但留给我们这一代学人的活动空间还绰有余裕。至今做辽金史研究，仍不时有一种垦荒的感觉，在中国传统的断代史学已进入精耕细作阶段的今天，这是辽金史研究者独一无二的机遇。”局外人可能难于想象，在材料十分有限的辽金史领域，其实不难找到富有学术价值而又长期无人问津的问题。譬如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辽朝都城制度的讨论。辽朝有五京，人们历来将其中的上京视为首都，但谭其骧先生指出，上京临潢府只是辽朝前期的都城，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以后，事实上的国都是在中京大定府；[1]而杨若薇教授则认为，辽朝根本就没有历代中原王朝那样的都城制度，五京中的任何一个京城都不具备国都的地位和作用，辽朝的政治中心始终是在四时迁徙的斡鲁朵（行宫）中。[2]又如“阻卜”与“鞑靼”是近百年来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中最富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它不仅仅是蒙古史的问题，更是辽金史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讨论中，几乎听不到辽金史研究者的声音。[3]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还有不少，这就是辽金史研究者的机遇所在。

老实说，我对辽金史学界的现状（包括对我自己的研究）一直是不太满意的。十年前，我曾提出过一个颇有争议的说法：“据我看来，直到今天，我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辽金史研究至今仍未走出萧条。”[4]这主要反映了我对辽金史现状的忧虑，同时也不妨说代表了我对该领域总体发展水平的一个基本判断。20世纪上半叶堪称辽金史研究的一个黄金时代，当时国内涌现了傅乐焕、陈述、冯家昇等几位杰出学者，他们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辽史、契丹史领域；国外有以津田左右吉、池内宏、三上次男、外山军治、田村实造、爱宕松男、岛田正郎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学者，他们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辽金元史和满蒙史领域。80年代以后，由于学术环境的改善，国内的辽金史研究开始复苏，学术队伍的扩大，科研成果的增加，研究领域的拓展，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但就目前该领域的整体学术水准而言，无论是与其他断代史相比，还是与前辈学者相比，今天的学术进步都难以令人满意。[5]要知道，20世纪上半叶那一代中国学者从事辽金史研究的条件，在今天看来其实是很恶劣的，譬如当时只有日本学者才能获得第一手的考古材料，而中国学者能够利用的则基本上仅限于传世的文献资料。相比之下，今天的条件比前人要优越得多，我们身处和平年代，有丰富的考古文物材料，有为数不少的契丹、女真文字资料，有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工具，还有越来越方便的网络电子资源等等。要说我们与前辈学者的最大差距，恐怕主要就在于学术功底的厚实程度。

基于辽金史的现状，本文将侧重检讨该领域目前存在的问题。笔者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制约辽金史发展的瓶颈是什么？如何寻求突破的方向？辽金史的出路何在？下文将从三个方面阐述我的点滴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