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穷尽史料：从“粗放式耕作”走向“精耕细作”

史学研究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方法，创造新理论。对于今日之历史学来说，材料和方法哪个更重要？这自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传统史学无疑重材料更甚于重方法，而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尤其是引入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及其工具、手段，则是当下历史学的新潮流。但就辽金史目前的状况而言，在资料极度匮乏且现有材料又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穷尽史料”理应是当务之急。

辽金史的困窘和萧条，最根本的症结就在于史料太少。据笔者粗略估计，现存的所有辽金史文献资料，充其量不过一千万字左右（其中辽史约占三分之一，金史约占三分之二），[6]对于这两个前后长达三百余年的北族王朝来说，这点儿史料着实少得可怜。须知历史学主要靠材料说话，中国史学传统讲究的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阐释和发挥的空间远不如哲学和文学那么大，因此对于材料在量的要求上尤为苛刻。在印刷术已经普及的辽金时代，一千万字是什么概念？不妨与前后约略同时的宋代做一横向比较。同样是三百余年的两宋，其传世文献据保守估计约有三、四亿字之多，也就是说，辽金史史料仅及宋代文献资料的三、四十分之一。

尽管材料如此匮乏，但在今天的辽金史学界，传世文献资料仍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利用，传统史学方法也还远远没有被发挥到极致。在我看来，迄今为止，从材料的发掘与解读状况，到问题的细致与深入程度，辽金史研究基本上仍处于“粗放式耕作”阶段。在传统的断代史研究中，明清以后因资料极其丰富，深入的余地还非常之大，而元代以上各断代史研究，目前大多已经达到相当深入和精细的地步，如汉唐史研究素以其史料发掘之彻底、史料解读之精辟为人称道，这一点非常值得辽金史学界效法。

既然史料匮乏是辽金史研究的最大难题，那么首先就应在史料的发掘上下足功夫。要想改变辽金史学的面貌，提升辽金史的学术品质，必须明确提出“穷尽史料”的要求（同时还应该穷尽有价值的研究文献——由于学术体制的固有弊端，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产出大量毫无价值的学术垃圾，“涸泽而渔”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其实对于辽金史研究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学术标准。穷尽史料是传统史学所强调的一种专业素养，在汉唐史研究者来说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基本功，当然对于宋史还是有相当的难度，对于明清史则是一个不太现实的要求。就辽金史的史料状况而言，照理说“穷尽史料”本应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在今天的辽金史学界，这却是一个需要专门提出来加以申说的问题。[7]

目前的辽金史研究，最为学界所诟病的，恐怕莫过于“就《辽史》论辽史、《金史》论金史的状况”。[8]欲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就必须具备比较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比较扎实的文献功底，将辽金史研究的史料范围扩大到五代十国、两宋、西夏乃至元、明、清等历代文献，并旁及高丽、日本等域外文献；尤其是宋、元时代的传世文献，其中有关辽金史的史料仍有很大的发掘利用空间。除此之外，还应特别强调民族语文资料的重要性，这个问题留待下文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