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旁通”之道：一条可能的出路

现代学术的专业化发展趋势，使得学者的个人研究领域越来越趋于逼仄。钱穆先生早就指出：“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9]就中国古代史而言，毋庸讳言的是，断代史学的自成体系同时也造成了断代史壁垒不断强化的结果，于是就出现了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情形：大多数历史学家只能终身厮守某一断代史，对其他断代史甚至会生出一种隔行的感觉来。近几十年形成的中国独有的学科体系更加剧了这种状况，今天通行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都是按学科（指二级学科，如中国古代史）、方向（指某一断代史或专门史）划分其专业领域的，照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堪称中规中矩的“专家”。《魔鬼辞典》对“专家”的解释是：所谓专家，就是指在他的专业领域之外一无所知的人。不幸的是，现代学术体制造就了大批这种类型的“专家”。

这种状况对于辽金史来说尤为不利。在资料贫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如果非要死守住辽金史的楚河汉界，那显然是没有学术前途的。依我之见，除了具备穷尽史料的专业素养之外，辽金史研究者还应尽可能“旁通”。其实学界对这一点是早有共识的。金毓黻先生论及宋辽金在国史上的地位时说，“盖治本期史，惟有三史兼治，乃能相得益彰”。[10]宋德金先生也极力倡导辽金史研究者应“纵横比较，三史兼治”。[11]王曾瑜先生则直言“不少辽金史研究者的缺陷是不愿兼治宋史”，认为“研究宋史的不少课题无需求助于辽金史方面的知识，而研究辽金史，却必需求助于唐、五代、元，特别是宋史方面的知识”。[12]可谓智者所见略同。

当然，仅仅三史兼治还是远远不够的。这里所谓的“旁通”之道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突破断代史的藩篱。首先，辽金史研究者应该兼治辽史和金史、契丹史和女真史，个中道理似乎不必多说，辽、金虽是两个异姓王朝，契丹、女真虽出自不同的民族谱系，但它们有许多共性的东西，更不用说彼此之间还有各种无法剥离的瓜葛与纠结；其次，辽金史研究者最好能够兼治宋史，或兼治蒙元史，或兼治民族史——兼治宋史对于扩大辽金史的史料范围最为有利，兼治蒙元史或民族史则可拓展学术视野，以收触类旁通之功。前辈学者在这方面不乏成功的范例，如田村实造、蔡美彪先生之兼治辽金元史，王曾瑜先生之兼治宋辽金史，贾敬颜先生之兼治辽金元史与民族史，都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老实说，这种治学路数也一直是笔者的学术理想与学术追求，可惜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

“旁通”之道的第二层含义是指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可谓今日学术之时代潮流，如果说这种取向对史学的其他领域来说主要是一种学术自觉的话，那么对辽金史而言可能更具有“学术突围”的意味，因而也更显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今天的辽金史研究，尤其需要跨越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屏障——不仅仅是吸取这些学科的材料及其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各个学科不同的研究方法，那才真正称得上“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