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新注》序言
我的故乡是天津，天津这地方和小说（也可包括今之所谓“曲艺”）的关系似乎有点儿引人瞩目。从古至今，小说界的人才辈出，而且其所涉及范围及方面，堪称广阔丰盈，无论创作与研著，都有可观可述之美。比如连《老残游记》的产生，就也与天津密不可分，别的更不必在此处枚举了。我想，天津产生和扶植文艺人才，是这个地方的一个非常可贵的文化传统，一种别有意致的民风土俗。
但有一现象，不知其理何在——天津之地，长篇小说颇为富有，而短篇小说却不多觏。出现过一部《醉茶志怪》，可以稍偿此憾（此书近年津门又有排印本了）。至于研究短篇小说的，似乎更是稀逢。旧日有俗语：“京油子，卫嘴子。”天津卫的人嘴头儿不笨，擅能“捭阖”（土音读如“摆画”），说笑话，讲故事，也很能绘影绘形，有声有色——那么何以短篇小说并不发达？难道是因为天津人有“能说不能行”的特色？这个尚待研究，好在原非本文的解答任务或讨论主题。我如今想说的则是：我们天津现在却有一部研究短篇小说的专著问世了——其名曰《聊斋志异新注》，我因此感到高兴。著者嘱为弁言，自然是乐为之序。
《聊斋志异》是《醉茶志怪》的“祖辈”先河。这部书，风行三百多年，总是“畅销书”，无待多加介绍。此书出在山东。俗语又云：“山东出圣人。”他可不说“山东出‘小说人’”。为什么？小说在旧日难登大雅之堂，绝不像今时今世，小说作者竟能成为头等名人，风头十足，所以山东人士不能像我这天津人，反以“小说”来标榜我乡的“地方色彩”。但人们都说作《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是山东人，那部书里写“炕桌”，炕到鲁东南就少见了，可知写的是北方景状。但《词话》里以“多”代“都”，却是地道的南方口音的铁证。如不是后人刊刻妄改之故，那么此“生”是否山东人？还有可疑之点。这也势难详及。如今还说《聊斋》，这可是真实的山东作家的大手笔。我给蒲松龄纪念馆题过一首七律，指出山东出了一位蒲松龄，河北出了一位曹雪芹，鲁冀两大小说家，辉映千古，实乃艺苑奇珍，亦为中华文化之光。——但《聊斋》和天津，到底难拉“关系”，心以为憾（因为“红学”与天津关系是太重要了）。如今好了，本书的问世，正好为这一文化因缘缔结了崭新的纽带。
谁都知道，小说者，源出于里巷之传述，好事者加之润色，著之篇章，那么它原是古人的“通俗读物”，不同于“四库”、“五车”，高文典册，何待讲解注释？像《聊斋》这样的书，据传那是在“豆棚瓜架雨如丝”的情景下，农乡父老，口讲指画，描摹人间事相；大抵不出日常琐务，非有山海之奇荒、星河之异境之可比；又何劳注家词费？殊不知，时有古今之隔，笔有文野之分，凡在中华文化土壤诞生的文学作者，没有（不可能是）丝毫不考究文字的，而这种考究又是十分之高级的文化表现。所谓考究“文字”，实际就包括着对中华汉字语文的掌握精通，创造运用，遣词铸句，选字协声，摛藻流馨，传神写照，在在都非一般的“书写活动”，而是极其高级的文化表现。尤其重要的是要想到：古代文人，学养至富至厚，腹中书册，可以惊人——他们不像今天的某些“作家”，凭一部“现代汉语词典”就能名列“小说家辞典”的。加之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其文化积累，已达七八千年（少说是如此）之久，历代无数大师巨匠的实践、继承、创造、发展，为后人储存的这一份语文宝库，具有无比丰富而神妙的表达功能和魅力；他们确实是在不断创造，但“创造”这个词语往往给人以错觉：以为就是空中筑起楼阁，天上掉下活龙——其实一点儿也不是那么简单浅薄的一回事，创造是酝酿、充盈、冶炼、熔铸，其“来”无不有“自”。更何况，中华的才人哲匠，最善于翰墨文辞，其考究精能的程度，超越世俗常人者不知几十百倍。因此，虽是“小说”，其说不小，内中常是蕴涵着大量的文化财富的菁华，运用着千品万目的美谈佳话与典籍史册的嘉言懿行。这么一来，则尽管还是“小说”，那可也不是“张开口直说大白话”，其间“埋伏”着多少的典故和“来历”。至于蒲柳泉，那运笔之妙，腹笥之丰，就不待烦言了。所以，《聊斋》虽然像是“闲聊”的口吻，可绝不是“纯出自造”、“羌无故实”。今日的读者，由于所接受的教育教材，接触的学识范围，都与昔时大大不同了，旧日凡是识字读书者的起码知识和基本读物，如五经四书，却已成为十分之陌生、深奥甚至是“神秘”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想看看《聊斋》这样的“闲书”，领略领略“鬼狐传”的意味，一般人是件难事了。因此，《聊斋》要有注释本，在今日来说，更不同于像我七十多岁的这一代人，其需要的程度，十倍迫切，此言当非张皇夸大。
《聊斋》有注，不自今日始。已出版的就有“选注本”、“会注本”。那么，为何又用再出这部“新注本”呢？原因在于：旧注产生的年代，决定了它的注释对象与范围。如上文所言，譬如五经四书，士子必习必诵（连小注都须背诵如流才行呢），那么注者当然认为这些都“不在话下”，假使注了，不但无功，翻显词费。而于今则恰好相反，倘若无注，则作者之文心匠意，故事之口角声容，都将不为读者尽数理解，遂尔造成很大的隔阂与损失。
我用注诗比喻这个道理：诗圣杜甫的名篇《丹青引》有云：“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你查旧日流行最广的《杜诗镜诠》，此二句全然无注，而今日萧涤非先生的《杜甫诗选注》于此却注明了“……词句则是化用《论语》的‘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镜诠》若连这个也注了，不但不讨好，还要遭讥笑；而萧注则正相反，不注将成为一大失误或漏洞了。此义耐人思索。
本书辑注者刘兴之，有鉴于此，引为恨事，于是立下决心，发一宏愿，要为《聊斋》作出更新的更全的注本。他为此下了极大的功夫，多年以来，辛勤披览搜录网罗，勒为一编，可说是蒲叟此一奇书的功臣，为今日读者的益友。
例如，《婴宁》篇中，写上元佳节的盛况，说是“游女如云”。如果你认为形容游女之多而比为“如云”，是蒲叟自铸伟词，那就错了，应当知道“出其东门，游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这出自《诗经》。《凤阳士人》篇中的“良人”一词，也是如此。馀可类推。
作注，是一门专科学问，在我中华，这个文化传统的表现是极其了不起的，经典不必说，即史子集名著，莫不有注，而且其用力之勤，质量之高，令人惊讶，叹服得时有“五体投地”之感！比如，《史记》、《庄子》、《淮南子》、《世说新语》……古今人之注疏，可谓奇观，可谓至宝。说到文学，那么《文选》的李善、六臣注，是必读之书。再若千家注杜，百家注韩，施顾注苏……那简直是汪洋之书海，学识之太仓，无可比喻！所以我常呼唤：我们应该建立一门笺注学，从这个特殊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的高深广博。可惜无人响应——大约是其事至不易言，没有几个人敢说敢做吧？即如《聊斋》一书，在其作者落笔，那已是十分平易浅近的文体了，他很有“普及意识”，绝非有意追求艰深古奥之作，原不待注。但若细究起来，那问题可就多而且大了。我再举《娇娜》篇，文章开端，很快就读到——
一日，大雪崩腾，寂无行旅。
这两句，并不难懂，似不烦注释。可是再一想时，你就会自问：什么叫“崩腾”呀？为何用它来形容大雪？这就得找“注文”了。记得我早年就是如此。找了一个“评注”、“选本”，一查，“崩腾”根本无注，可谓“置于不论之地”。是认为不需注？还是注不出？——打个“马虎眼”，混过去就是？不免心生疑问。后读东坡诗，在卷二《凌虚台》篇中，就看见这样四句——
青山虽云远，似亦识公颜；崩腾赴幽赏，披豁露天悭。……
再一看古注，方知六朝大诗人谢灵运就写过“崩腾永嘉末，逼迫太元始”的句子。又读李白诗，也见有“想象晋末时，崩腾胡尘起”的话。我这才恍然有悟：原来这个形容词，经过大艺术家的驱使运掉，实包有纷乱、动荡、奔赴、汹涌……等等意义和情境。那么，我也才明白，蒲留仙说“大雪崩腾”，乃是极言雪大——纷纷扬扬，自天洒落，其势“汹涌”、“奔赴”而下！
所以，作注之事，实不易言，引经据典，纤细不遗，已是大难；而文学上对汉字语文这个奇特而美妙的人类文化奇迹的使用和多层次的发展创造，更是一件至为复杂的事情，注者的学力识力，于此见之。
我见兴之在这些方面，做得都见功夫，成就跨超了流行的注本，心中感到欣慰。天津人对《聊斋》作出新贡献，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兴之本名承舜，我与他生于同一乡里，早有世交，称之世讲。少年时都酷爱民族音乐，时相过从。记得有一年大年除夕，他忽来邀我到他府上作一次广东乐曲的合奏，家兄祜昌与舍侄大惠也乘兴同往。大惠抱着他心爱的笙，我提着一把南弦——那是全身紫檀木，黄杨轴，市上罕见这样名贵的良琴（那是用我自孩童时所积“压岁钱”银元买的）……如今回忆，恍如梦中，我那把南弦子（还有许多乐器）已不知被哪个人攮为己有了。想不到兴之能为文学贡力，而我又为他撰序，也是意想不到的缘分了。附书于此，盖“欢喜赞叹”，常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固非“干巴巴”的“官样文章”所能表其万一也。
周汝昌
己巳（一九八九）腊中呵冻写记于北京红庙
（刘兴之辑注，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