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苗子先生

2012年元月8日的中午，苗子先生走了。得到消息是在几小时之后，而看到黄大刚兄弟的“致各界朋友们的公开信”，则是在第二天了。我了解苗子先生的心愿和家属的想法，所以也不要求去吊唁和告别，免去了这些繁文缛节。此前，我曾去朝阳医院看过他几次，他的开朗和欢快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为逝去的人送别，总是怕逝者走得孤寂，而对于苗子先生来说，是大可不必的，他做完了想做的事，没有留下什么遗憾，他带走了快乐，也留下了快乐。

认识苗子先生是在十几年前，那时我的《老饕漫笔》刚出版，他对这本不入流的小书颇感兴味。那年的春节前夕，在三联一年一度的茶话会上，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孙晓林介绍我与苗子先生认识。那天苗子先生、郁风师母和我聊得很高兴。后来，丁聪先生和沈峻阿姨也加入进来，沈峻阿姨突然提到，我在《老饕漫笔》中的《镜泊鱼米》一文中提到那日在镜泊湖没有吃到正宗的“响水大米”，不免留下了些遗憾。她说，要送给我一大包人家送给她的正宗镜泊湖响水大米。沈峻阿姨是个认真的人，不久，她就把大米交给了三联的孙晓林，让她转交给我。

后来才知道，沈峻阿姨与我的三姨王婷是外文局的老同事。我的三姨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在外文局和对外文委时很爱运动，还得过单位的乒乓球冠军；沈阿姨也爱运动，她们经常在一起打乒乓球，所以很投契，一直有来往。2004年春天，有天我的三姨给我打来电话，说沈峻很想和丁聪先生到我家来吃顿饭，我自然是慨然应允了。订好了日子，事先沈阿姨给我打了两个电话，先是说苗子先生和郁风师母，还有吴祖光先生也要同来，问我是否可以，我当然表示欢迎。第二个电话沈阿姨又道：“苗子先生问，‘来吃饭要不要写字啊’？”我说当然不要，就仅是吃饭而已。大概是沈峻阿姨转告了苗子先生，他觉得很释然。这也是我和苗子先生真正接触的开始。

那天我是先去紫竹院接的丁聪先生和沈阿姨，再去中纺街接苗子先生夫妇。有意思的是，苗子先生特地拎了个大西瓜，上楼时还执意要亲自拎上来。那日，本来还有吴祖光先生，那时他住在东大桥附近，离我家也不算远，但临时因身体不适没有来。饭前，我们在楼上聊得非常高兴，我说起上世纪60年代郁师母为唱片设计封套的事，郁师母却全然没有印象，倒是苗子先生记忆力惊人地好，能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郁风阿姨才猛然想起确有此事。那天谈到设计唱片的事以后，苗子先生还风趣地对郁风阿姨道：“你仔细想想，还有哪些干过的事没有交待？”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记得那日给他们做了“干贝萝卜球”、“清炒鳝丝”、“干炸响铃”、“蟹粉狮子头”、“金钱虾饼”、“奶汁烤杂拌”、“南乳方肉”等，他们都吃得很高兴。当时苗子先生是九十二岁，郁师母和丁聪先生同龄，都是八十八岁。苗子先生和丁聪先生都爱吃肉，每人竟吃了两大块“南乳方肉”，郁师母和沈阿姨一再阻拦，最后还是依了他们。不想后来的几年中他们几位都先后作古，最先离世的是郁风师母，接着是丁聪先生、苗子先生，最后是沈峻阿姨。抚今追昔，恍如昨日。

我的一本随笔集《彀外谭屑》是承苗子先生题字的，用的是“爨宝子”书体，遒劲有力，古风浑然，让我爱慕不已，更为小书增色。后来，他在三联出版的那套取名“苗老汉聊天”的随笔，也都认真题字送给我。此外，像他的《艺林一枝》、《画坛师友录》诸多著作，也由亚雄带给我。

苗子先生是广东中山人，对广东早茶情有独钟，我曾向他推荐大北窑附近一家能吃早茶的港式广东馆子，后来居然有两三次在那里相遇。每逢春节，我也都会将家中制作的“核桃酪”、“八宝饭”等给苗子先生和郁师母送去，虽然知道他是糖尿病，不能多吃，只是为了让他高兴而已。

再后来，认识了苗子先生的高足王亚雄。王亚雄曾求学于日本七年，出国前即拜在苗子先生门下，他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更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工艺美术家。他也经常来我家，因此后来与苗子先生的往还多是由亚雄中转。先生后来的大型画册和随笔文集竟无一遗漏地委托亚雄赐下。有一年的中秋，先生的大瓦当铭经由亚雄镌制，也都是由先生亲自题写相赠，还有“月是故乡明”和“卧猫鱼缸”图赐下。苗子先生小名“猫仔”，这是广东人常用的昵称，后来先生去其两字的偏旁，就成了“苗子”。前时去朝阳医院看望苗子先生，告诉他所赐的卧猫鱼缸图因小儿乳名亦为“猫”，故装裱后挂在他的家中，苗子先生听了异常高兴，还说将来病好后要再给他画一幅猫呢。

2011年6月，我的新书《老饕续笔》交稿，先生正在病中，本来不想麻烦他，但先生得知后，欣然题就，命亚雄送来。虽然看得出是衰老之笔，却也是苍劲拙朴，别有风格，令我感动莫名。就在苗子先生离去的前几日，我才托亚雄将新书呈上，他总算看到了小书付梓。

苗子先生的书法别具一格，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最初是“取法于金文和大篆”，后来也受到各种书体的影响，博采众长，乃至于汉隶、北碑，无不兼收并蓄。越是到了晚年，他的字写得越是随心所欲，不受束缚，甚至将书与画融为一体，很多法书突破了前人绳范，真正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绘画书法方面，对黄老早年影响最大的，当属广东画家黄般若先生和篆刻家邓尔雅先生；在画学、史学等方面，黄老多受益于般若先生。

说到黄般若先生，这里想多谈几句。黄老生前，也曾多次与我提到他，般若先生长黄老十二岁，应该算是岭南画派中一位佼佼者，晚年居住在香港，可惜今天知道他的人不多。般若先生名鉴波，字般若，号万千。我曾见过他不少工笔和大写意的山水作品，技法变化多端，确实大家风范。据说般若先生尤擅佛像人物，可惜未见其真迹。黄老在病笃之时，般若先生的公子黄大德从广东前来探望，并携般若先生早年所画的十八罗汉册页索黄老为之题跋，可惜当时黄老已经难以小字作题，终未果。黄老去世后不久，王亚雄携这本册页来我家，要我为之作一段题跋，并言及黄老与般若先生的师承关系。前辈大家的作品，我焉敢涂鸦？于是推托再三，但是亚雄道这也是黄老的遗愿和嘱托，只得诚惶诚恐勉强在册页后题了一段，实在有辱前贤作品。这本册页本是十八帧罗汉，不知何故阙失一幅，只有十七帧，但是罗汉形象生动，颇有陈老莲风格而又加变通，皆为白描技法。我不擅书，只能算是对黄老的一点纪念罢了。

后来，亚雄又常携黄老为他的作品或藏品拓片所作的题跋前来，要我再作缀补跋语，不久前还为有黄老题铭的《斗鸡台十三品》全型拓（斗鸡台十三品原物为端方所藏）作了补题。这些都是黄老晚年的法书，虽显然有衰颓无力的征象，但仍可见其风格卓然的意态。

2007年5月，苗子先生和郁风师母两人的艺术展在美术馆举办，题名为“白头偕老之歌”，然而遗憾的是，就在筹备展览前，郁风阿姨离世了。她在生前曾任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为众多艺术家筹办过许多次大展，但是她自己的作品在美术馆展出却是第一次。那天，黄老因为郁风师母的去世受到的打击太大，没有到现场出席开幕式，是大刚代表他来的。这次展出既有他们两人的作品，也有与他们交往多年友朋的翰墨，可谓是盛况空前。尤其是挂在大厅里两人的生活照，栩栩如生，恍如他们就在大家的身边。此后，2011年又在故宫神武门和百雅轩举办过名为“艺缘”的合作艺术展。在百雅轩展出的那次，黄老居然坐着轮椅出席了展览，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外出参加活动。那日的开幕式是在下午，因为路上耽搁，我到那里时开幕式已结束，刚一打开电梯的门，恰巧黄老正要离去。他那时已经有些恍惚，也许是碰到的熟人太多，在电梯门口竟认不出我，是大刚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我是谁，才猛然想起，拉着我的手许久不松。

在“文革”那段日子里，黄老和张光宇先生曾寄居在王畅安先生的芳嘉园15号，彼此建立了此后多年的友谊，我曾多次听到畅老对我提及那段非常时期里难忘的日子。

苗子先生一生的经历非常复杂，这也是历史所造成的，他与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有过十分密切的交集，不但在艺术界有众多的朋友相知，在政界、军界和文化界等其他的圈子里也有过复杂的经历。上海滩的进步文化人圈子、重庆的“二流堂”，都有他的参与。于是在他的身上会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这也是他与一般文化界人士不同的背景。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又经受了众所周知的争议，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不啻是一种残酷。而苗子先生对此既不辩诬，也不回应，这抑或也是接近百岁之年的一种泰然罢。

苗子先生去世不久，在中国出版集团大楼召开过一个追思会，出席的大约有四五十人。那日的发言都是追念黄老的艺术和为人，尤其以韩美林的发言最长，且十分动情，声泪俱下，其他人的发言也是真挚感人。不料在追思会即将结束时，竟又有人提及那段众所周知的争议，沉渣泛起，慷慨激昂，于是会场气氛大为紧张，似有剑拔弩张之势。当时已近中午十二点，我与人民出版社《人物》杂志和《万象》杂志还有两个午餐约会，不便让人家久等，因此准备提前离去。此时坐在我旁边的李辉暗示我，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离会似有“表态”之嫌，觉得他说得有理，只得硬着头皮坐下来，直到会议结束。彼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这个追思会尽快地安静下来，不要搅扰苗子先生在另一个世界的清静。

中国百年的历史是一段很难简单定义和概括的时空，而每一个经历过的人也都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是非曲直还是留给后人评说罢。痛定思痛时，当是在梦醒时分。余生也晚，没有经历过苗子先生青年时期生活的年代，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位开朗、快乐，甚至还略带顽皮的老人。

苗子先生是文化大家，他不但有极高的艺术修养和造诣，也是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不拘前人的见地，更有着他独特的视角。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更基于他对祖国的热爱。苗子先生一生有顺利，也有坎坷，“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惧”，我想，这或许就是苗子先生一生的处世与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