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树青先生二三事

史树青先生是著名的文物鉴定家、考古学家，也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位敦厚长者。

关于史先生晚年在文物鉴定方面的一些争议，我不想多谈，因为我既非文物收藏与鉴定方面的内行，对此又没有深入的了解，是非曲直，无从判断，更不想介入对史先生的评价。因此，只能就我所知谈谈我印象中的史树青先生。

第一次见到史先生是在1976年，说来也是机缘巧合。

1976年1月25日，是我和内子结婚的日子。彼时哪里有什么婚礼可言，不过是选择个日子，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热闹热闹就算是结婚了。当时家里只有两间屋子，父母住一间，另外一间就算是我们的新房了。不过，来的客人却很多，家里就准备了简单的自助餐，无非是沙拉、红烩小泥肠、面包和罗宋汤等几样，虽然简单，但是管够，大家到厨房里去自取。我记得那天的费用包括中华烟和啤酒也不超过一百五十元，而来的客人却有四五十人，两间屋子挤得满满的。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同辈的年轻人，同学、发小、亲戚里的同辈人。老一辈中来的很少，前来贺喜的只有岳父的老友，石油经济管理专家邹明夫妇、孙孚凌黄植夫妇和我的姨公许宝骙钱同夫妇。下午正是热闹的时候，来了一位个子不高、圆头圆脑，谁都不认识的老头（那个时代人显老，其实史先生那时才五十三岁），他在楼道就看到我家里挺热闹，有些不知所措，敲门进来更是发懵。最后还是我父亲迎了出来，把他让进了屋里。

史树青先生比我父亲大几岁，和我母亲同年，他们都毕业于辅仁大学，我父母和史先生都认识。尤其是先君1971年恢复负责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后，可能与史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那日史先生就是来访父亲的。恰巧赶上我结婚，史先生显得有些尴尬。父亲把我介绍给史先生，史先生也是在“文革”中恢复工作较早的，他正好随同王冶秋访问日本归来，手里还拿着一本日本正仓院的图册，于是就说：择日不如撞日，无以为贺，就把这本日本正仓院的画册题字作为贺礼送给你们吧。这是我们结婚收到的一份很奇特的贺礼，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史树青先生。

1985年，我从医院调入出版社工作，开始筹办《收藏家》刊物（这本刊物因刊号问题一直未能创办，我当时只好暂时负责《燕都》杂志，直到后来《燕都》停刊，才使用《燕都》的刊号于1993年创办了《收藏家》，彼时我已经担任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继而由海波先生负责，而《收藏家》也分离出出版社）。当时，文物还没有正式进入流通市场，更没有拍卖公司的出现。

在筹办这本刊物之时，我曾做了一个办刊的详细规划，并就我的知见和了解，开列了一个近百人的文物收藏家、鉴定家的名单，史树青先生理所当然列于其中。那一段时间，我也曾拜访了京、津、沪三地许多健在的收藏界人物，而史树青先生从参加工作以来就和夏鼐、宿白等老先生一起，见证了解放以后国内重要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管鉴定工作，因此，史先生是要拜访的第一批文物界权威之一。

我记得当时史先生还住在东城的东堂子胡同路北的一个小四合院中，元配夫人去世不久，还没有和夏玫云老师结婚。他的书斋名“竹影书屋”，那日我们两人在他杂乱的书房中整整谈了一个下午。史先生对创办《收藏家》刊物十分支持，谈了很多中肯的建言，使我受益匪浅。史先生对我在创办宗旨中提到的《收藏家》刊物应该包括“古今收藏、中外收藏和公私收藏”的观点特别赞同，他觉得这样才能体现收藏活动的完整性。由于他和我的父母曾是同窗，所以说话也就很随便，没有那么多的拘束。他在谈完了关于《收藏家》的一些建议之余，和我聊到许多旧时收藏界的轶事和旧闻，例如北京的琉璃厂古玩行、郭葆昌、周肇祥、张伯驹，天津的张叔诚、韩慎先、周叔弢，上海的谭敬等。史先生非常健谈，加上我对收藏界略知一二，能和他对上话，他更是高兴，所以不知不觉竟聊了三个多小时。

后来，出版社也召集了两次在京收藏界著名人士的会议，我请了朱家溍、王世襄等老先生参加，史先生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位。史先生每次的发言都会较长，有时不得不打断他，把时间留给后面的诸位先生发表意见。史先生是位直率而诚恳的人。

我在负责《燕都》杂志时，也曾去中国历史博物馆找过几次史先生，那时历博的门禁还没有那么严，去他的办公室也很方便，就在历博的办公区域，每次去，他都会拉着我介绍认识他们那里的同人老先生，并介绍他们的专长，为我组稿。因为《收藏家》一时不能创刊，因此一部分属于《收藏家》内容的文章也借《燕都》的园地刊出。后来他们办公室的几位先生都在史先生的热情推荐下为《燕都》写过稿子。

史树青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莫过于他为《琉璃厂杂记》撰写序言，于此，足见史先生为人的厚道。

1990年，出版社发现了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中心所藏之近人周肇祥手订清本《琉璃厂杂记》的一部分，都是从未面世的稿本，颇有价值。后由我与海波先生合作点校，于1995年出版（后来又发现了另外一部分，由宋惕冰先生点校，2017年与此合二为一，一并出版，仍名《琉璃厂杂记》）。在我们点校完成后，想请一位了解周肇祥的学者为之作序，介绍作者与是书，于是想到了史树青先生。

史树青先生毕业于辅仁大学中文系，他用功甚勤，曾受业于许多位前辈老先生，如余嘉锡、余逊父子，周祖谟、柴德赓先生以及周肇祥等，尤其是他一直从事文物事业，更适合给这本书作序。

《琉璃厂杂记》是周肇祥（1880-1954，字嵩灵，号养庵，别号退翁）从民国初年开始，以琉璃厂为中心，搜寻古物、访求金石，兼及游历山川、遍访碑碣的文物随笔。对于周养庵，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比较了解这位“周大胡子”，他与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有过从，尤其是我的外祖父，曾与傅沅叔、周养庵一起考察过上方山，后来出了一本《房山山水记》，前面有傅沅叔和我外祖父的两篇序言。

北京西郊十方普觉寺（卧佛寺）西北的樱桃沟花园，就是周养庵买下原清初孙承泽的退谷而筑的小园，因此也被称为周家花园。他在民初曾一度任湖南省长，后被我的曾伯祖次珊公聘为清史馆提调，再后来任北平古物陈列所所长。日伪时期，周与郭则澐等成立团城国学书院。周解放后一度入狱，1954年潦倒而终。周养庵的学问是极好的，富收藏，也擅书画，在日伪时期前后曾两度赴日本，以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的身份在日本举办中国书画展览。也正因此，他被冠以“附逆”的罪名，似有落水之嫌。

另外，周在人品方面也有不太好的口碑，不要说在同道和厂肆同人中颇有微词，就是在西山的周家花园居住时，和卧佛寺的僧人也关系不睦，都道“周大胡子”吝啬刻薄，连其别墅旁的果树结果都不许僧人摘取。再加上他在日伪时期的政治污点，因此周养庵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有鉴于此，我觉得为是书作序是个很难的事，事先也并没有要求史先生如何来写这篇序言。

时隔不久，就收到了史先生寄来的序言，洋洋洒洒三四千字。首先对琉璃厂进行了概述，接着写周养庵的生平事略，介绍此书的特点；后半部分则重点介绍了周养庵的学术成就，尤其是在金石学方面的建树和书画研究方面的贡献，并列举了周养庵的一系列著作。史先生在序言中以受业弟子的口吻叙述，对周养庵以师尊视之，十分恭敬，通篇没有微词。

对于赴日本举办中国书画展一事，史先生写道：“为了沟通中国和日本两国的文化，养庵先生以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身份，广泛与日本绘画界往来，并在中国和日本分别举办‘中日绘画展览会’多次。先生为了筹办画展，开展民间文化交流，曾两度赴日本访问，撰《东游日记》以记其事。”云云。这样的春秋笔法，就将周养庵在日伪时期赴日举办展览一事写成了纯粹的民间交流，与政治无涉。而对周所主持的《艺林旬刊》也给予很公正客观的评价。这份刊物于1941年停刊，也是因为资金的问题，说明周养庵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日伪方面的资助。

应该说，史先生的这篇序言，既没有为周养庵辩解，也没有过度誉美，只是在字里行间以比较隐晦的笔法阐述了周在日伪时期的文化交流活动完全是民间的行为。尤其对周养庵的学术成就和贡献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论述，应该说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我在看到史先生的序言时，第一个感觉就是史先生对于师长的尊敬，为人的厚道。最近出版的《琉璃厂杂记》不但增补了原来稿本的一半以上的内容，也同时保留了史先生原来的序言，我想，这不但体现了对原作完整性及其学术价值的尊重，也是对史先生的纪念。

史先生搬到魏公村以后，我们之间的来往少了，但是仍能在许多活动中见到他。史先生没有架子，乐于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几乎是每请必到。他虽然是位好好先生，在多年的历史博物馆展陈和文物保管工作中却是极其负责和敬业的，尤其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筹建中付出了极大的心血，这也是历史博物馆同人的共识。

史树青先生是河北乐亭人，并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八岁时随父亲来到北京，此后负笈辅仁大学，受业于前辈学人，为他后来从事文物鉴定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严格说，史先生本人并非是一位收藏家，更没有也不可能有那种一掷千金购买文玩的豪举，但是在工作之余和经济上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喜欢购买些小文玩。他并不在乎其经济价值，而在其能体现他慧眼识金的鉴赏力。他少年时代花两毛钱在地摊上买了一张丘逢甲画作的轶事，后来被演绎得神乎其神，这也是当年史先生自己说到的一件小事，竟被夸大其词。史先生当年就对我说过，他对文物鉴定的知识和经验主要来自于实践，看得多了，追随前辈先贤时间长了，才会有所进步和积累。近年来，史树青先生被誉为“鉴定国宝的国宝”，未免不够客观。谁是“国宝”？我总记得启功先生的一句戏言“我不是国宝，大熊猫才是国宝呢”，虽然诙谐，倒是很实事求是的话。

史先生晚年也曾被“国宝”所累，关于“通县张家湾曹雪芹墓”、“越王勾践剑”的两桩“公案”，其观点就是我这样的门外人也不敢苟同。可以说，史先生当时所发表的看法真是匪夷所思。加上在他去世之后爆出的“金缕玉衣”一案，我也更为史先生惋惜。

史先生是位很执拗的人，也是位书生气的学者，他喜欢发表些与众不同的观点，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如果说前两桩“公案”源自他的执拗和粗疏，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更何况他于此没有丝毫的私利可言，那把“越王勾践剑”是他个人出资，打算捐献给国家的，哪里是自谋私利？至于晚年发生的“金缕玉衣”一案，也是他在当下不良社会风气中被利用，不够慎重随口而说。我想，绝对不会是他和他人做局所为。

人老了，又被追捧在五里雾中，言不由衷下判断也是难免的。以史先生的为人，为了区区小利而放弃治学做人的底线，是不太可能的，史先生不是那种蝇营狗苟的人。史树青先生在我的心里，永远是一位平实、敬业、敦厚的长者。

最后一次见到史先生是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齐白石作品展上。那天展场的人不多，史先生独自坐在一辆轮椅上，也许是陪他的人因故离开，旁边甚至没有人照顾他。我见到他时，他显得很衰老，握着我的手时也显得颤颤巍巍，说话也有些迟钝，完全不像前几年我在《收藏家》创办一百期招待会上见到的样子，让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久，就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