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中國”：《三國史記》中的“中國”觀念(1)
陳俊達
成書於1145年的《三國史記》，是朝鮮半島現存成書最早的史書，其記事上起公元前一世紀，下至王氏高麗建立的公元九世紀初，包括立國於朝鮮半島南部的新羅、百濟，以及疆域涵蓋朝鮮半島北部的高句麗的大部分歷史，同時書中還有金富軾（1075—1151）對三國歷史的認識。因此，研究《三國史記》中的“中國”觀念，即研究新羅、高句麗、百濟在與中國各政權交往時使用“中國”一詞的依據，以及金富軾對“中國”一詞又是如何理解和認識的等問題，進而可以通過“他者”的視角幫助我們理解歷史上的“中國”。到目前爲止，學界尚無專文論述《三國史記》中的“中國”觀念。筆者擬在先賢研究的基礎上，就相關問題做一系統研究，權爲引玉之磚，以求正于方家。
一
《三國史記》中，“中國”一詞共出現41次，除去中國各王朝自稱“中國”13次外，餘下28次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使用“中國”一詞，共13次；另一類是金富軾對“中國”一詞的理解和認識，共15次。《三國史記》中“中國”一詞的含義可以分爲四種。
首先，指唐朝，共9次，其中新羅使用3次、高句麗使用2次、金富軾使用4次。“古人所説的‘中國’，最初指一國之中心，並引申爲天下之中心，那時居住在所謂的‘天下中心’地區的居民主要是華夏族，於是，‘中國’一詞又引申爲‘華夏’之意，又引申爲華夏人建立的政權”(2)。新羅、高句麗即沿襲這種“漢族政權爲中國”的傳統觀念，認爲唐朝是“中國”。如新羅文武王認爲：“强首文章自任，能以書翰致意於中國及麗、濟二邦，故能結好成功。我先王請兵于唐以平麗、濟者，雖曰武功，亦由文章之助焉。則强首之功，豈可忽也！”(3)高句麗人蓋蘇文對寶臧王説：“聞中國三教並行，而國家道教尚缺，請遣使于唐求之”(4)。由上下文可知，此兩處的“中國”，都是指唐朝。同樣金富軾認爲“臣屬天子之邦者，固不可以私名年。若新羅以一意事中國，使航貢篚相望於道，而法興自稱年號，惑矣！厥後承愆襲繆，多歷年所，聞太宗之誚讓，猶且因循至是，然後奉行唐號。雖出於不得已，而抑可謂過而能改者矣”(5)。此處的“中國”同樣指唐朝。金富軾認爲新羅作爲藩屬國，應奉宗主國唐朝正朔，不可私設年號。故認爲新羅法興王“二十三年（536），始稱年號，云建元元年”(6)的行爲是錯誤的，而真德王“四年（650），是歲，始行中國（唐高宗）永徽年號”(7)的行爲屬於知錯能改。
其次，作爲文化概念使用，僅金富軾使用1次。金富軾以漢族建立的政權爲正統、稱爲“中國”的根本原因在於以儒家文化爲核心的漢族政權一直是東亞文化圈的核心。金富軾在總結新羅的歷史經驗時曾説：“（新羅）以至誠事中國，梯航朝聘之使，相續不絶，常遣子弟，造朝而宿衛，入學而講習，于以襲聖賢之風化，革鴻荒之俗，爲禮義之邦”(8)。這裏的“中國”，既是指唐朝，也是一個文化概念，即“在天下中心的基礎上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義”(9)。“中國與夷、蠻、戎、狄四夷由於生活方式不同，存在著文化差異”。“‘中國’文化水平最高，懂文明，知禮義，有教養，最爲高貴”(10)。金富軾沿襲了這種“文化中心爲中國”的觀念，認爲新羅在與唐朝交往的過程中，“襲聖賢之風化，革鴻荒之俗”，最終成爲“禮義之邦”。同時認爲中國是文化最發達、禮儀最健全的地區，文化與中國不同的地區，則爲“外國”。如金富軾認爲：“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是故，魯公之取於吴，晉侯之有四姬，陳司敗、鄭子産深譏之。若新羅，則不止取同姓而已，兄弟子、姑、姨、從姊妹，皆聘爲妻。雖外國各異俗，責之以中國之禮，則大悖矣。若匈奴之烝母報子，則又甚於此矣。”(11)認爲新羅的婚姻制度比“中國”落後，但比匈奴等戎狄的婚姻制度先進。此外，“古人認爲，中國與四夷的文化差異最突出的表現是是否懂‘禮’，所行合乎‘禮’的要求即是‘中國’，不符合‘禮’的要求，即是夷狄”(12)。故金富軾説：“新羅之初，衣服之制，不可考也。至第二十三葉法興王，始定六部人服色尊卑之制，猶是夷俗。至真德在位二年，金春秋入唐，請襲唐儀，玄宗皇帝詔可之，兼賜衣帶。遂還來施行，以夷易華。文武王在位四年，又革婦人之服，自此已後，衣冠同於中國。”(13)此處既是指新羅的服制與唐朝相同，更是指新羅的服制符合中國禮制。正是由於新羅處處學習中國的禮儀制度，才出現了唐玄宗認爲“新羅號爲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國”(14)的現象。
再次，指代中原，引申爲指代中原政權，共9次。新羅、高句麗、百濟使用7次，金富軾使用2次。“中國歷史上‘中國’一詞的一個重要含義就是指中原地區，主要的是一區域地理概念，並由此引申爲中原地區所建立的政權及其所控制的區域”(15)。杜榮坤認爲，歷史上“‘中國’一詞泛指中原王朝所直接管轄的地區”(16)。葛劍雄亦認爲“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範圍都是‘中國’”(17)。如新羅人衛頭入前秦貢方物時，“苻堅問衛頭曰：‘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耶？’答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今焉得同？’”(18)此處將海東作爲一個地域概念與“中國”對舉，“中國”一詞也應是一個地域概念。同時，海東即指代整個朝鮮半島，這句話强調的是海東地區與中原地區一樣，發生了改朝换代的大事。因此，此處“中國”一詞應指代整個中原地區，並引申爲中原王朝。又如高句麗人右輔松屋句在面對漢遼東太守來討伐時，對大武神王説：“臣聞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今中國荒儉，盜賊蜂起，而兵出無名，此非君臣定策，必是邊將規利，擅侵吾邦。逆天違人，師必無功，憑險出奇，破之必矣”(19)。此處的“中國”與高句麗大臣得來見東川王“侵叛中國，數諫，王不從。得來嘆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20)；中川王王后椽氏對中川王説：“昔我先王（指東川王）不致禮於中國，被兵出奔，殆喪社稷”(21)二句中“中國”一詞的含義相同，都是指中原地區，引申爲中原王朝。前者引申爲漢朝，後二者引申爲曹魏(22)。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如“前此，中國之人苦秦亂，東來者衆”(23)；“中國大亂，漢人避亂來投者甚多，是漢獻帝建安二年也”(24)等，皆指中原。再如金富軾認爲：“高勾麗自秦漢之後，介在中國東北隅，其北鄰皆天子有司，亂世則英雄特起，僭竊名位者也，可謂居多懼之地，而無謙巽之意，侵其封埸以讎之，入其郡縣以居之，是故兵連禍結，略無寧歲”(25)。此處金富軾認爲高句麗位於中原地區的東北面，引申爲中原王朝的東北部，與中原郡縣相連。正如唐温彦博所説，高句麗“近在提封之内”(26)。
最後，作爲有相互遞嬗關係的各個政權的統稱，共9次，其中新羅使用1次、金富軾使用8次。“中國古代用‘中國’一詞指稱政權的他稱主要有三種情況，一種是幾個政權並立之時，地處中原之外的政權常常依據中原即中國的地理觀念稱佔據中原地區的政權爲‘中國’”；“第二種是後來的政權對以前某一個政權的稱呼或後來的政權在追述本朝歷史、議論以前各個朝代時，對歷史上以中原地區爲主且有相互遞嬗關係或没有遞嬗關係但爲自己政權所繼承的多個政權的通稱”；“第三種情況是當時和後來的‘域外’政權對中國歷史上某一個政權或有相互遞嬗關係的各個政權的通稱”(27)。新羅和王氏高麗時期的金富軾稱中國爲“中國”，顯然屬於第三種情況。如新羅人崔致遠在《上太師侍中狀》中寫道：“高麗、百濟全盛之時，强兵百萬，南侵吴越，北撓幽燕齊魯，爲中國巨蠧”。此處的“中國”即包括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等政權在内(28)，崔致遠認爲正是由於高句麗、百濟損害了中國各王朝的利益，因此最終被唐朝滅亡。“高宗皇帝顯慶五年（660），勅蘇定方統十道强兵，樓船萬隻，大破百濟，乃於其地置扶餘都督府，……總章元年（668），命英公徐勣破高勾麗，置安東都督府”(29)。又如金富軾在敘述高句麗、百濟祀禮時，因“高勾麗、百濟祀禮不明”，故“考古記及中國史書所載者，以記云爾”。由其下列舉的《後漢書》、《北史》、《梁書》、《唐書》、《册府元龜》(30)等史書可知，此處的“中國”，就是將包括漢朝、北魏、唐朝在内的各政權統稱爲“中國”。
綜上所述，《三國史記》中的“中國”一詞大致有四種含義，即以漢族建立的政權爲正統，稱唐朝爲“中國”；將“中國”一詞視爲一個文化概念；將“中國”一詞作爲一個地域概念使用，指稱中原地區，並引申爲整個中原王朝控制區；用“中國”一詞指代中國歷史上某一政權或有相互遞嬗關係的各個政權。新羅、高句麗、百濟，以及金富軾根據自己的需要，在不同時期取“中國”一詞的不同含義，形成了自己的“中國”意識和觀念。
二
前文已述，金富軾共有8次將“中國”一詞作爲有相互遞嬗關係的各個政權的統稱使用，其中6次用於統稱“中國”的史書。如“《左》、《漢》，中國史書也，猶存楚語‘穀於菟’、匈奴語‘撑犁孤塗’等”(31)；“高勾麗、百濟祀禮不明，但考古記及中國史書所載者，以記云爾”(32)；“右見中國歷代史”(33)等。整理其列舉的“中國”史書，包括《左傳》、《漢書》、《後漢書》、《北史》、《梁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册府元龜》、《通典》等(34)。由此可知，金富軾將包括先秦各國、漢朝、北朝（包括北魏、西魏、東魏、北周、北齊）、南朝（梁）、隋朝、唐朝、宋朝在内的各政權皆統稱爲“中國”。其中將北朝納入“中國”的含義範疇之内，與傳統上僅以漢族建立的政權爲“中國”的觀點相比(35)，金富軾的“中國觀”明顯更爲進步。
金富軾之所以將北朝納入“中國”的含義範疇之内，一方面，金富軾在編纂《三國史記》時，清楚地認識到北朝與海東三國(36)的政治關係遠比南朝密切，其中高句麗與北魏的政治互動更是遠遠高於南朝任何一個政權。統計《三國史記》中高句麗、百濟、新羅朝貢南北朝的次數，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特點：
表1 《三國史記》中高句麗、百濟、新羅朝貢南北朝次數表
北朝(37)（北魏、西魏、北齊、北周） 南朝（宋、齊、梁、陳） >總計
高句麗 94 21 115
百濟 3 13 16
新羅 2 7 9
總計 99 41 140
資料來源：（高麗）金富軾著，楊軍校勘《三國史記》，吉林大學出版社，2015年。
由表1可知，《三國史記》中高句麗、百濟、新羅共朝貢南北朝140次，其中高句麗朝貢北朝多達94次，占總數的67.14％。高句麗朝貢北魏自長壽王十三年（425）(38)首次見於《三國史記》記載，至安原王三年（533）(39)最後一次見於《三國史記》記載，108年間，共朝貢74次（詳見表2），平均一年0.69次。
表2 《三國史記》中高句麗朝貢北魏統計表
資料來源：（高麗）金富軾著，楊軍校勘《三國史記》，吉林大學出版社，2015年。
由表2可知，高句麗不僅頻繁向北魏朝貢，同時已經出現某些規律化傾向。如據《三國史記》記載，“（長壽王）六十年（472）春二月，遣使入魏朝貢。秋七月，遣使入魏朝貢。自此已後，貢獻倍前，其報賜亦稍加焉”(40)。由上表可知，472年前，高句麗有朝貢北魏記載的年份，朝貢次數皆爲一年一次，472年至479年，除478年《三國史記》中不見高句麗朝貢北魏的記載，其餘年份，朝貢次數皆爲一年兩次，476年更是達到了一年三次。
同時，據《三國史記》記載，北魏世祖于435年封長壽王爲“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勾麗王”。長壽王去世後，北魏孝文帝又贈其“車騎大將軍、太傅”(41)。文咨明王繼位後，北魏孝文帝封其爲“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勾麗王”。去世後，魏靈太后“遣使策贈車騎大將軍”(42)。北魏還封安臧王爲“安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勾麗王”(43)；封安原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勾麗王”(44)。在當時北魏人的心中，高句麗的地位僅次於南朝齊政權。“時，魏人謂我方强，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我（指高句麗）使者次之”(45)。
另一方面，與金富軾所處的時代背景相關。金富軾生於高麗文宗二十九年（1075，北宋熙寧八年，遼大康元年），卒于高麗毅宗五年（1151，南宋紹興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高麗肅宗元年（1096，北宋紹聖三年，遼壽昌二年）科舉及第，步入仕途。後分别于高麗睿宗十一年（1116，北宋政和六年，遼天慶六年，金收國二年）、高麗仁宗四年（1126，北宋靖康元年，金天會四年）、仁宗五年（1127，南宋建炎元年，金天會五年）三次出使宋朝(46)。將金富軾的生平置於中朝關係史的大背景下，可以發現此時高麗正從傳統的以臣屬關係爲前提的對中原漢族王朝的朝貢，演變爲對中國北族王朝（遼金）朝貢的時代特點(47)，對金富軾的“中國觀”産生了深刻影響。
金富軾生平的前半段，正是高麗與遼朝間的封貢關係實現制度化(48)，而與北宋的關係僅限於經濟文化交流(49)，在政治臣屬關係上明確劃清界限的時期。據劉迎勝先生考證，《高麗史》中仁宗元年（1123）“秋七月辛酉，宋使路允迪等還，王附表以謝”(50)，高麗仁宗在路允迪所率使團歸國前，請使團帶回國的“附表”，即是金富軾撰寫的《謝遣使吊慰表》(51)。然而，路允迪此次出使高麗的目的，是希望高麗仁宗遣使北宋請求册封，進而恢復北宋與高麗的宗藩關係。據《高麗史》記載：“路允迪等告王曰：‘帝聞先國王薨逝，嗣王傳業，故遣使致奠。弔慰詔書祭文，皆御制親札。在元豐閒，祭弔止是常例，今恩禮甚異。大觀年閒，所降詔書内，特去‘權’字，以示真王之禮。今此御札，亦示殊恩。但先王爲已受遼册命，故避諱耳。今遼命已絶，可以請命朝廷’”。但是仁宗委婉地謝絶了北宋的“好意”：“弊邦自祖宗以來，樂慕華風。况我先考，以禮事大，以忠述職，雖在海外，心常在於王室，故天子灼見，屢加寵澤。今又親製祭文，特示異恩，於臣職銜，又去‘權’字，雖先考嘗蒙此禮，小子何足以當之？所謂册命，天子所以褒賞諸侯之大典也。今憂制未終，而遽求大典，於義未安，實增惶愧。冀於明年遣使謝恩，並達微誠。惟公等善爲敷奏”(52)。在金富軾撰寫的表文中，只是感謝北宋遣使吊慰去世的高麗睿宗(53)，隻字不提册封一事。相反，卻于同年八月派遣河則寶赴遼(54)，“在陸路交通斷絶的情況下，仍試圖謀求通過海路與遼聯絡”(55)，次年遣使北宋時仍未向宋廷請求册命(56)。可見在當時高麗人心中，遼朝才是正統。
金富軾生平的後半段，又經歷了金朝連續滅亡遼朝、北宋，進而高麗奉金正朔，成爲金朝藩屬國的時代變革。據《高麗史》記載，金富軾第三次出使北宋時，仁宗五年（1127）“五月辛丑，金富軾等至宋明州，會金兵入汴，道梗不得入。癸卯乃還”(57)。金富軾在明州雖然只停留了三天，卻親眼目睹宋朝大敗的事實，而這一情報，對高麗隨後的外交政策産生了決定性影響。
金宋交戰時，高麗國内流言四起，導致高麗朝廷不知道應該支持哪一方。據《高麗史》記載：“金兵入汴，邊報妄傳金人敗北，宋師乘勝深入，金人不能拒。鄭知常、金安等奏曰：‘時不可失，請出師應宋，以成大功，使主上功業載中國史，傳之萬世’。時王在西京，遣近臣馳問。仁存對曰：‘傳聞之事，恒多失實，不宜聽浮言，興師旅，以怒强敵。且金富軾入宋將還，姑待之’。”等到金富軾返回高麗，證明邊報果然失實(58)。此後，高麗不僅没有派兵助宋，相反以金富軾、崔洪宰爲代表的高麗官員，又拒絶了南宋試圖運兵至高麗，借道進入金朝統治區尋找北宋徽、欽二帝的提議(59)。隨後，高麗又于金天會七年（1129）十一月，遣“盧令琚、洪若伊如金進誓表”(60)。金朝於天會十四年（1136）正月，正式“頒曆於高麗”(61)。並於皇統二年（1142）正月，“詔加高麗國王王楷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62)。高麗亦於是年七月，“始行金皇統年號，命有司告於大廟及十二陵”(63)，正式成爲金朝的藩屬國。從金富軾的人生經歷可以看出，金富軾所處的時代，正是高麗由向中原漢族政權朝貢轉變爲向北方少數民族政權朝貢的時代，同時金富軾親身經歷高麗與遼朝間制度化的封貢關係，和北宋間僅限於經濟文化的交往，以及新興的金朝滅亡遼朝、北宋，高麗加入金朝構建的、以金朝爲核心的封貢體系中的全過程，這對其修史及其“中國觀”不能没有影響。
此外，金富軾在使用“中國”一詞時包括北朝各政權的原因，還有北朝各政權佔據中原，符合“中國”一詞指代中原，進而引申爲中原王朝的含義。
綜上可知，金富軾在編纂《三國史記》時，深刻地意識到北朝與高句麗、百濟、新羅政權的政治互動，以及相互之間緊密的政治關係。同時由於金富軾經歷了高麗由向中原漢族政權朝貢轉變爲向北方少數民族政權朝貢的全過程。故金富軾在編纂《三國史記》時，深刻意識到北朝對朝鮮半島地區的影響不容忽視，於是將以北魏爲代表的北朝，統稱進“中國”的範疇之内。但是，金富軾的這種“中國觀”還是有局限性，金富軾只是將北朝放在“中國”一詞中有相互遞嬗關係的各個政權的統稱的含義内，並没有直接稱北朝爲“中國”。
三
綜上所述，《三國史記》中的“中國”觀念不僅反映出新羅、高句麗、百濟人的“中國觀”，同時也反映出金富軾的“中國觀”。《三國史記》中的“中國”觀念在朝鮮半島歷史上具有承前啓後的作用。後世高麗人的“中國觀”同樣也是以漢族建立的政權爲正統，稱爲“中國”；將“中國”一詞視爲一個文化概念；將“中國”一詞作爲一個地域概念使用，指稱中原地區，並引申爲整個中原王朝控制區；用“中國”一詞指代中國歷史上某一政權或有相互遞嬗關係的各個政權(64)。金富軾取“中國”指代有相互遞嬗關係的各個政權的統稱的含義，將北朝稱作“中國”的觀念同樣被後世的高麗人所繼承，如高麗元宗八年（1267），“蒙古遣兵部侍郎黑的等，令招諭日本”，高麗人李藏用上書黑的：“日本阻海萬里，雖或與中國相通，未嘗歲修職貢，故中國亦不以爲意。來則撫之，去則絶之，以爲得之無益於王化，弃之無損於皇威也”(65)。此處的中國就是指包括唐、宋、元在内的各政權。同時元朝以遼、宋、金三朝的繼承者自居，元人分别撰寫《遼史》、《宋史》和《金史》，“先是，諸儒論三國正統，久不決，至是，脱脱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66)。因此，高麗人在將“中國”一詞作爲統稱概念使用時，在包括宋、元的同時，亦包括有相互遞嬗關係的遼、金等。
同時，金富軾“中國觀”的局限性爲没有將少數民族建立的北朝直接稱爲“中國”，僅包含在“中國”一詞的統稱含義内，然而後世的高麗人卻將元朝直接稱爲“中國”(67)。由此可知，高麗人是否以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爲“正統”、爲“中國”，取決於雙方的政治關係層次。首先，金富軾在編纂《三國史記》時，根據高句麗與北朝在政治上的密切關係，將北朝包含進“中國”一詞的統稱範疇中。但此時高句麗一方面向北朝朝貢，同時也向南朝朝貢；接受北朝册封的同時，也接受南朝册封。百濟、新羅亦是如此(68)。故高句麗、新羅、百濟與北朝的政治關係，只是一種低層次的朝貢活動。因此無論是高句麗、新羅、百濟，還是金富軾，都没有直接稱北朝爲“中國”。其次，高麗與遼金的政治關係遠比和之前任何一個政權密切，應爲一種中層次的政治互動。雖然高麗前期以遼金爲夷狄，但後期奉遼金正朔，以遼金爲“正統”，雙方關係步入制度化封貢體系之内(69)。但是由於南方有漢族建立的宋朝，故高麗此時仍没有明確稱遼金爲“中國”，而是取“中國”一詞的文化含義，將宋朝稱爲中國，仍將遼金置於有相互遞嬗關係的各個政權的統稱中。最後，高麗與元朝的政治互動達到了最高層級。元朝不僅在高麗設置達魯花赤，一度設置征東行省，甚至高麗國王也成爲元朝皇帝的女婿(70)。同時元朝實現了大一統，境内没有與之對抗的漢族政權，故高麗明確將元朝稱爲“中國”。據此，從朝鮮半島這一“他者”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看到，高麗人將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稱爲“中國”，同時將北魏、遼、金等北朝視作有相互遞嬗關係的各個中國政權，反映出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歷史上的“中國”不僅包括中原地區的政權暨漢族建立的政權，同時包括有相互遞嬗關係的各個政權，不論這個政權是漢族建立的，亦或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皆爲歷史上的“中國”。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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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爲2013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朝鮮半島古代史研究”（13ZD105）成果之一。2015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的‘中國’認同與中華民族形成研究”（15ZDB027）階段性成果。2015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中國古代的‘中國’觀與中國疆域形成研究”（15BZS002）階段性成果。2016年度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委托項目（16JZDW005）階段性成果。
(2) 趙永春、賈淑榮《中國古代的“國號”與歷史上的“中國”》，《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頁3。
(3) （高麗）金富軾著，楊軍校勘《三國史記》卷四六《强首傳》，吉林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653。
(4) 《三國史記》卷四九《蓋蘇文傳》，頁683。
(5) 《三國史記》卷五《真德王本紀》，頁67。
(6) 《三國史記》卷四《法興王本紀》，頁48。
(7) 《三國史記》卷五《真德王本紀》，頁67。
(8) 《三國史記》卷一二《敬順王本紀》，頁171。
(9) 趙永春、賈淑榮《中國古代的“國號”與歷史上的“中國”》，頁3。
(10) 趙永春、賈淑榮《中國古代的“國號”與歷史上的“中國”》，頁4。
(11) 《三國史記》卷三《奈勿尼師今本紀》，頁32。
(12) 趙永春、賈淑榮《中國古代的“國號”與歷史上的“中國”》，頁4。
(13) 《三國史記》卷三三《色服》，頁452。
(14) 《三國史記》卷九《孝成王本紀》，頁122。
(15) 趙永春、賈淑榮《中國古代的“國號”與歷史上的“中國”》，頁3。
(16) 杜榮坤《試論我國歷史上統一與分裂、戰争與民族英雄》，《歷史教學》1982年第1期，頁11。
(17) 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啓示》，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25。
(18) 《三國史記》卷三《奈勿尼師今本紀》，頁33。
(19) 《三國史記》卷一四《大武神王本紀》，頁186。
(20) 《三國史記》卷一七《東川王本紀》，頁210。
(21) 《三國史記》卷一七《中川王本紀》，頁211。
(22) 在當時人的心中，由於曹魏佔據了中原地位，故認爲曹魏是“中國”，是正統。詳見王明蓀《三國時代的國家與“中國”觀》，《史學集刊》2013年第2期，頁47-58。同時由於東川王“遣將襲破遼東西安平”，且下文毌丘儉征伐高句麗時，“令諸軍不壞其（指得來）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三國史記》卷一七《東川王本紀》，頁209-210）。可知由於東川王侵擾曹魏政權，遭到毌丘儉征伐，故此兩處“中國”皆指曹魏。
(23) 《三國史記》卷一《始祖赫居世居西干本紀》，頁3。
(24) 《三國史記》卷一六《故國川王本紀》，頁203。
(25) 《三國史記》卷二二《寶臧王本紀下》，頁272。
(26) 《舊唐書》卷六一《温彦博傳》、卷一九九上《高麗傳》，頁2360、5320。
(27) 趙永春、賈淑榮《中國古代的“國號”與歷史上的“中國”》，頁5-6。
(28) 關於高句麗的對外戰争，詳見楊秀祖《高句麗軍隊與戰争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10年。
(29) 《三國史記》卷四六《崔致遠傳》，頁655。
(30) 《三國史記》卷三二《祭祀》，頁443-444。
(31) 《三國史記》卷四《智證麻立干本紀》，頁44。
(32) 《三國史記》卷三二《祭祀》，頁443。
(33) 《三國史記》卷四〇《職官下》，頁598。
(34) 除此之外，金富軾在撰寫《三國史記》時，參考的中國史書還有《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太平御覽》、《資治通鑒》等。詳見（日）田中俊明《〈三國史記〉引用中國史書的再探討》，姜維公、高福順譯著《中朝關係史譯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頁173-237。
(35) 如東晉十六國時期，晉人不承認北方的十六國爲“中國”；南北朝時期，南朝不承認北朝是“中國”等。詳見趙永春、賈淑榮《中國古代的“國號”與歷史上的“中國”》，頁5。
(36) 雖然金富軾在《三國史記》中，將高句麗與百濟、新羅同列爲“海東”三國，進行平行載述，但這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所造成的，是勢之必然，在情理之中。但根據其《高句麗本紀》最後的論贊可知，在金富軾心中，高句麗是中國的割據政權。詳見苗威《從金富軾的高句麗觀看高句麗政權的性質及其歷史歸屬》，《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頁76-82。
(37) 北魏分裂爲東、西魏後，由於高句麗與東魏接壤，所以與東魏關係較爲密切，一直保持著每年向東魏朝貢一次的頻率。而西魏由於地理位置較遠，又有東魏相隔，故《三國史記》中不見高句麗向西魏朝貢的記載。
(38) 《三國史記》卷一八《長壽王本紀》，頁225。
(39) 《三國史記》卷一九《安原王本紀》，頁236。
(40) 《三國史記》卷一八《長壽王本紀》，頁227。
(41) 《三國史記》卷一八《長壽王本紀》，頁225、229。
(42) 《三國史記》卷一九《文咨明王本紀》，頁231、234。
(43) 《三國史記》卷一九《安臧王本紀》，頁234-235。
(44) 《三國史記》卷一九《安原王本紀》，頁235。
(45) 《三國史記》卷一八《長壽王本紀》，頁228。
(46) 劉迎勝《金富軾浮海使宋與宋麗交往研究》，《海交史研究》2015年第1期，頁1-10。
(47) 魏志江《遼宋麗三角關係與東亞地區秩序》，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編《韓國研究論叢》第四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323。
(48) 詳見楊軍《東亞封貢體系確立的時間——以遼金與高麗的關係爲中心》，《貴州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頁117-124；陳俊達《高麗遣使遼朝研究》，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陳俊達《高麗使遼使者類型及其派遣考論》，《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頁79-86。
(49) 高麗自太平十年（1030）後“絶不通中國者（指北宋）四十三年”（《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頁14045）。恢復遣使後，高麗對北宋僅限於經濟文化交流，是典型的實利外交。故蘇軾斥責高麗“名爲慕義來朝，其實爲利”（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八一，哲宗元祐八年（1093）二月，中華書局，2004年，頁11438；馬端臨亦認爲“高麗之臣事中朝也，蓋欲慕華風而利歲賜耳”（宋）馬端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卷三二五《四夷考二》，中華書局，2011年，頁8962。
(50) （朝）鄭麟趾《高麗史》卷一五《仁宗世家一》，國書刊行會株式會社，昭和五十二年（1977），頁220。
(51) 劉迎勝《金富軾浮海使宋與宋麗交往研究》，頁4-5。
(52) 《高麗史》卷一五《仁宗世家一》，頁219-220。
(53) （高麗）金富軾《謝遣使吊慰表》，《東人之文》四六，卷二《事大表狀》，詳見：http://db.history.go.kr/KOREA/search/searchResult.do？itemIds=muds＆sort=level Id＆dir=ASC＆limit=20＆page=1＆searchKeywordType=BI＆searchKeyword Method=EQ＆searchKeyword=謝遣使吊慰表＆searchKeywordConjunction=AND#searchDetail/muds/muds_002_0010_0140/384313/0/1
(54) 《高麗史》卷一五《仁宗世家》，頁220。
(55) 付百臣《中朝歷代朝貢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35。
(56) 《高麗史》卷一五《仁宗世家一》，頁221。
(57) 《高麗史》卷一五《仁宗世家一》，頁227。
(58) 《高麗史》卷九六《金仁存傳》，頁111。
(59) 《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頁14050-14051。
(60) 《高麗史》卷一六《仁宗世家二》，頁236。
(61) 《金史》卷四《熙宗本紀》，頁71。
(62) 《金史》卷六〇《交聘表上》，頁1401。
(63) 《高麗史》卷一七《仁宗世家三》，頁256。
(64) 陳俊達《試論高麗人的“中國觀”》，《通化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頁42-47。
(65) 《高麗史》卷一〇二《李藏用傳》，頁202。
(66) （元）權衡《庚申外史簽證》卷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44。
(67) 陳俊達《試論高麗人的“中國觀”》，頁45。
(68) 詳見程妮娜等《漢唐東北亞封貢體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四章第二節《高句麗與南北朝的封貢關係》，第六章第二節《百濟與南北朝的封貢關係》、第三節《新羅與十六國、南北朝的封貢關係》。
(69) 詳見楊軍《東亞封貢體系確立的時間——以遼金與高麗的關係爲中心》，頁117-124；王民信《高麗王朝對遼金元初興時的“拒”與“和”》《王民信高麗史研究論文集》，台大出版中心，2010年，頁63-77。陳俊達《高麗遣使遼朝研究》，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陳俊達《高麗使遼使者類型及其派遣考論》，頁79-86。
(70) 詳見宋炯《元代的征東行省》，《廣西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頁207-209；朴延華、朱紅華《試論元麗兩國政治聯姻關係》，《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頁99-103；程尼娜《元代朝鮮半島征東行省研究》，《社會科學戰綫》2006年第6期，頁157-162；薛磊《元代征東行省新論》，《内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8年第3期，頁42-45；朴延華《元朝對高麗控制與干涉——達魯花赤和劄魯忽赤》，中國朝鮮史研究會、延邊大學朝鮮·韓國歷史研究所編《朝鮮·韓國歷史研究》第十輯，延邊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93-109；烏雲高娃《元朝與高麗關係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2012年等。